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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下午4点，开了11个小时出租车的杭州的哥林永涛(化名)下班了。回到的哥聚集区、下城区甘长村甘长苑小区的家中，他像往常一样把手袋扔给老婆，就趴倒在床上，像被抽了筋的蛇。老婆取出手袋里的钞票，一边数钱一边问： “今天怎么样?”林永涛没力气说话，只是微弱的摇了摇手。活儿越来越不好拉了，从早上5点半到现在，只拉了不到500块钱，扣除班费和油钱，到手的也就100块左右。他下了床，脱了T恤，趿拉着拖鞋，俯身拿起一张小板凳，拉开家门走了出去。
院子里已经坐了好几个人。这些赤膊的男人和林永涛一样，都是在杭州开出租车的河南人，其中至少有四五个和林永涛沾亲带故。每天下班后、晚饭前跟老乡们聊天，是林永涛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但其实他早就聊烦了。只有荤段子才能让他精神一振，像是平淡的生活撒进了几粒盐。林永涛的弟弟前几天拉了一个小姐，表走了20多块钱，小姐说大哥我这几天生意不好，没钱，你看这么着行不：说着嘴凑上去“叭叭”亲了他两下，下车走了。
今天的话题不一样。有人跟林永涛说，要罢工了，就在明天。他不信，“罢不起来的，要吃饭的呀。”林永涛说着，接过老婆递来的一碗面。
8月1日清晨5点，林永涛开着自己的出租车，离开自己住的小区。出于隐约的担心，他特意比平常早了半小时。上路之后，才两三个小时，他已经拉了100多块钱的活儿——往常生意可没这么好做，今天跑在路上的出租车比以往少得多。
越开越忐忑，林永涛把车开到了汽车北站、和睦新村一带，这是上千名来自河南、东北等地的出租车司机和家属的聚居点。他发现，这两处停在路边的出租车至少有上千辆。
9点多，他接到弟弟的电话，说北站有仍然营运的出租车被停运的哥们拦下来，车被砸了，人也被打了。林永涛有点害怕，赶紧把写着“暂停营运”的黄布袋套在计价器上面，然后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不拉了，回家。”车开进自家小区，林永涛发现，本该行驶在杭州大街小巷的1000多辆出租车，都静静地趴在原地，计价器上罩着黄布袋。的哥们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回到家里，弟弟告诉他，早上5点半，有人开始把住小区前后门，凡是想营运的车辆，都被劝了回去。拦阻者们漏过了提前出门的林永涛。
杭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出租车司机罢工开始了。
“我们已经过不下去了”
31岁的林永涛2003年从河南老家来到杭州至今，已经开了八年出租车。他对自己现在的收入很不满意：一个白班累死累活也就能赚500来块钱，而每天的“份儿钱”220元，油费200元，剩下还不到100元，每月纯收入仅3000元左右。“有个乘客说我还不如当民工，小工每天一百，大工一百五，不比当出租车司机强?”林永涛说。女儿这两天发烧了，看病花了600元，他马上就觉得日子难过了许多。
杭州市政府也觉得委屈。为了让的哥们的收入提高，2003年来，杭州运管取消了多项客运出租汽车的审批与收费项目，并控制出租车数量的增长。官方数据显示，杭州每万人拥有出租车辆大概只有13辆左右，还不足国家对旅游城市规定标准的1／3。
林永涛们的敌人是匮乏的道路资源。杭州主城区早已经进入汽车社会，每百户家庭拥有车辆占比超过16％的国际标准，但直至2009年末，老城区道路里程也不过才1700多公里，这让堵车成为常态。
罢工刚起，杭州市政府下午就有了政策回应：出租车拉一趟活儿补贴1元。但的哥们并不满意。王师傅，一位被甘长村的哥称为“组织者”的中年男人说，的哥们最大的不满是针对《杭州市客运出租汽车单车考核细则》。这项2009年起生效的规定对出租车营运细节提出了80多个细碎的要求，发生其中任何问题都要扣分，比如拒载扣200分，司机胡子剃得不干净、头发太长也要被扣5分。细则规定，在一年里累计被扣满50分或一次性扣了20分的话，出租车司机们就会被暂扣《服务资格证》，重新培训学习。如果一年里连续两次累计扣分超过50分或单次扣分超过20分的，司机们的《服务资格证》干脆会被注销，三年内不得重新办理。
出租车公司对扣分司机的罚款极为严厉，每扣一分，各个公司会对司机罚款50-100元不等。经常是一次违规，的哥会招来交警、运管和公司三重罚款。王师傅说，自己刚开车时不熟悉路况，没有拉对位置，被乘客投诉，结果被罚款5000元，求情送礼后减到了3000元。的哥之间流传的一个纪录是，大众公司一个兄弟被罚过5万元。
今年5月，的哥们对这个细则的不满达到了顶点。为了创建文明城市，迎接即将举行的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杭州市政府每天派出300名暗访员，对出租车行业进行监督，一旦发现违规，暗访人员就会亮明身份，毫不留情地开出罚单。林永涛说，那段时间被暗访扣分的哥非常多，罢工的风声就是从那时候传起来的。
“如果规规矩矩开车，那我只有喝西北风。”林永涛说，赚钱和文明营运是两难。杭州市区经常堵车，一个小时只能拉20元到30元，如果目的地是堵车严重的风景区，一天就算白搭了。要想维持住每天100元左右的利润，只能跑机场等远路或者出市区的小长途。“但哪能天天遇到跑长途的好事?”林永涛说，真正能赚到钱的，是那些“老油条”，他们往往把车停在武林广场、车站旁边，不打表，向乘客漫天要价、拼车、拒载、绕路，“的哥的形象都被这些人败坏了，但我也羡慕他们赚得多。”
林永涛说，从2009年起，越来越多的哥离开了杭州。事实上，从8月1日罢工之前一两个月开始，杭州市将近9000辆出租车中，每天平均有1000辆停运。离开的哥，有的开起了“黄鱼车”，有的开上了货运，“反正都比我们强。”
击穿杭州的哥忍耐极限的，是酷暑里的滚滚热浪。进入7月份之后，按照《细则》规定，不开空调的出租车每次要被扣2分。但在林永涛的账簿里，打开空调后，每天的成本要增加30到40元。“一天赚不到一百，成本一下子增加三四十块，当然没人开车了。”
“司机荒”让坐享高额“份儿钱”的出租车公司也严重受损。组织者王师傅说，一些出租车公司车库里停着300多辆车找不到司机开，每天损失上万元。这一次，的哥们和出租车公司的利益难得地取得了一致。
这就是林永涛被迫休息的由来。在他休息的这几天里，除了提高车费，替他拿主意的“王师傅”们又向政府提出了组建工会、解决养老保险等要求。
“逼上梁山”
8月2日，林永涛闲在家里，吃饭，睡觉，聊天。下午5点多，他从小板凳上起身，跟五六个老乡一起向小区正门走去。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到达正门口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从停运第一天开始，不知谁提议“6点去正门口”，壮 大声势、营造影响，就成为甘长村的哥和家属们的一致行动。
站在正门口的除了村民，还有一群穿着“警察”、“巡查”、“运管”字样制服的公职人员。正门两侧停着两三辆警车。随着人群的壮大，门口穿制服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沿路边站成一线，紧盯着来往车辆。林永涛说，警察来这里是为了把经过的出租车拦回去。昨天下午，有出租车载客经过甘长苑，被停运的哥拦了下来，车被砸了，车里的司机也受了伤。
同样是外地司机聚居的湖州街，也发生了相似的一幕。晚上七点多，街道两旁停满了空空的出租车，站满了操着河南口音的赤膊的哥们，在闷热的夜色里，人群像波浪一般骚动不休。长长的街道上，警察五步一岗，将人们挡在身后。此前一天，好几辆载客经过的出租车被这里的停运司机们砸了，据目击者说，“满脸是血”。在湖州街另一头，一队戴头盔的武警严阵以待。
“我不好说那些营运的司机，”在甘长村，一位戴眼镜的哥说，“但别人停运，他们还开，这不是损害大家的利益吗?”
“该砸!”一位20岁出头的哥大声说，“他们是叛徒!”他停了停，补充说，“我们是逼上梁山!”林永涛接口说：“我们是逼良为娼!”引起一片笑声。
对于林永涛和他的河南老乡来说，杭州是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杭州的河南人大都聚居在甘长村、汽车北站两个地带，除了工作由种地变成开车，他们的生活和在河南时似乎没有多大的分别：平常说河南话，来往的都是河南同乡，晚上吃一碗羊肉烩面，早上喝两碗逍遥镇胡辣汤。他们和杭州的关系建筑在车轮之上，一旦车轮停止转动，林永涛们就被这个城市甩开，跌回到那个属于自己的、说河南话的世界。
就像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一样，林永涛没有上保险，“公司不给交。”但在2009年时，为了让儿子满足在杭州市入学的规定，林永涛按照政府规定的每月580元的最低限额交了一年养老和失业保险，送儿子进了幼儿园后就没有再缴费。之前交的6960元算是打了水漂，“不要了，反正也没有打算在杭州待一辈子。”
事实上，如果不是承包合同明年3月才到期，林永涛说自己现在就已经不在杭州了。2004年，林永涛东拼西借地凑了15万元押金，承包下自己这辆索纳塔出租车。当时的他踌躇满志，打算用十年在杭州赚够50万元，然后回西华县老家盖楼。但直到去年，林永涛才还清银行的10万元贷款和利息，向亲戚朋友借的钱现在还没有还上，用了老婆的彩礼钱，更是让他耿耿于怀。50万元的梦想，遥不可及。为了省钱，林永涛从不抽烟喝酒，和大多数的哥一样，他的生活主题缩减到只剩一个开车。虽然已经对杭州的角角落落十分熟悉，但他从没去灵隐寺、飞来峰。唯一的例外，是儿子去年生日那天全家去了趟动物园。“孩子想去，而且那里票价便宜。”林永涛说。
被迫复运
8月3日，和甘长村的绝大部分的哥一样，林永涛仍没有出车。这算是八年来他第一次给自己放假。
停运让林永涛的底气开始不足。每天300元的损失，他吃不消；另一方面，3号下午，出租公司老板召集司机开会，要求他们明天一定要恢复营运，车子被砸了由公司来承担损失。再说，政府方面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硬、恩威并施——杭州市政府答应给出租车每趟运送多补贴1块钱，承诺在9月举行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3号晚上，杭州交通局领导来到甘长村，要求司机恢复营运，否则就要把汽车拖走。
到了晚上，他狠了狠心，对弟弟说：明天无论如何要出车了。
8月4日早上9点钟，林永涛和两个兄弟恢复了营运。他特意比以往晚了4个小时，看到有人出车后，才把车开出来。大门口没人拦着。他在路上跑得战战兢兢，不时用手机跟自家兄弟互通风声。上午10点钟，他接到堂兄电话，得知昨天东北的哥不但砸车，而且险些闹出人命。他一度心虚地想回家，但又觉得晚上九十点钟再回去更安全。大街上的出租车比前两天多了一些，但林永涛估计，还是有将近一半车没有恢复营运。
虽然没有人宣布这场罢工结束，就像没有人宣布开始一样，但临近6点，停靠在路边的出租车摘掉了计价器上的黄布袋，一辆辆开走了。上午还没有出租车敢经过的湖州街上，一位女士伸手拦车，一辆索纳塔应手而停，司机对开门上车的女士说：“你运气真好。”
8月6日凌晨出车时，林永涛没再进行多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弥补前几天的损失，他还决定出门更早、多跑几趟机场。他的生活曾被这次无头无尾的罢工打断过，但眼下看，却仍未发生改变。
院子里已经坐了好几个人。这些赤膊的男人和林永涛一样，都是在杭州开出租车的河南人，其中至少有四五个和林永涛沾亲带故。每天下班后、晚饭前跟老乡们聊天，是林永涛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但其实他早就聊烦了。只有荤段子才能让他精神一振，像是平淡的生活撒进了几粒盐。林永涛的弟弟前几天拉了一个小姐，表走了20多块钱，小姐说大哥我这几天生意不好，没钱，你看这么着行不：说着嘴凑上去“叭叭”亲了他两下，下车走了。
今天的话题不一样。有人跟林永涛说，要罢工了，就在明天。他不信，“罢不起来的，要吃饭的呀。”林永涛说着，接过老婆递来的一碗面。
8月1日清晨5点，林永涛开着自己的出租车，离开自己住的小区。出于隐约的担心，他特意比平常早了半小时。上路之后，才两三个小时，他已经拉了100多块钱的活儿——往常生意可没这么好做，今天跑在路上的出租车比以往少得多。
越开越忐忑，林永涛把车开到了汽车北站、和睦新村一带，这是上千名来自河南、东北等地的出租车司机和家属的聚居点。他发现，这两处停在路边的出租车至少有上千辆。
9点多，他接到弟弟的电话，说北站有仍然营运的出租车被停运的哥们拦下来，车被砸了，人也被打了。林永涛有点害怕，赶紧把写着“暂停营运”的黄布袋套在计价器上面，然后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不拉了，回家。”车开进自家小区，林永涛发现，本该行驶在杭州大街小巷的1000多辆出租车，都静静地趴在原地，计价器上罩着黄布袋。的哥们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回到家里，弟弟告诉他，早上5点半，有人开始把住小区前后门，凡是想营运的车辆，都被劝了回去。拦阻者们漏过了提前出门的林永涛。
杭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出租车司机罢工开始了。
“我们已经过不下去了”
31岁的林永涛2003年从河南老家来到杭州至今，已经开了八年出租车。他对自己现在的收入很不满意：一个白班累死累活也就能赚500来块钱，而每天的“份儿钱”220元，油费200元，剩下还不到100元，每月纯收入仅3000元左右。“有个乘客说我还不如当民工，小工每天一百，大工一百五，不比当出租车司机强?”林永涛说。女儿这两天发烧了，看病花了600元，他马上就觉得日子难过了许多。
杭州市政府也觉得委屈。为了让的哥们的收入提高，2003年来，杭州运管取消了多项客运出租汽车的审批与收费项目，并控制出租车数量的增长。官方数据显示，杭州每万人拥有出租车辆大概只有13辆左右，还不足国家对旅游城市规定标准的1／3。
林永涛们的敌人是匮乏的道路资源。杭州主城区早已经进入汽车社会，每百户家庭拥有车辆占比超过16％的国际标准，但直至2009年末，老城区道路里程也不过才1700多公里，这让堵车成为常态。
罢工刚起，杭州市政府下午就有了政策回应：出租车拉一趟活儿补贴1元。但的哥们并不满意。王师傅，一位被甘长村的哥称为“组织者”的中年男人说，的哥们最大的不满是针对《杭州市客运出租汽车单车考核细则》。这项2009年起生效的规定对出租车营运细节提出了80多个细碎的要求，发生其中任何问题都要扣分，比如拒载扣200分，司机胡子剃得不干净、头发太长也要被扣5分。细则规定，在一年里累计被扣满50分或一次性扣了20分的话，出租车司机们就会被暂扣《服务资格证》，重新培训学习。如果一年里连续两次累计扣分超过50分或单次扣分超过20分的，司机们的《服务资格证》干脆会被注销，三年内不得重新办理。
出租车公司对扣分司机的罚款极为严厉，每扣一分，各个公司会对司机罚款50-100元不等。经常是一次违规，的哥会招来交警、运管和公司三重罚款。王师傅说，自己刚开车时不熟悉路况，没有拉对位置，被乘客投诉，结果被罚款5000元，求情送礼后减到了3000元。的哥之间流传的一个纪录是，大众公司一个兄弟被罚过5万元。
今年5月，的哥们对这个细则的不满达到了顶点。为了创建文明城市，迎接即将举行的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杭州市政府每天派出300名暗访员，对出租车行业进行监督，一旦发现违规，暗访人员就会亮明身份，毫不留情地开出罚单。林永涛说，那段时间被暗访扣分的哥非常多，罢工的风声就是从那时候传起来的。
“如果规规矩矩开车，那我只有喝西北风。”林永涛说，赚钱和文明营运是两难。杭州市区经常堵车，一个小时只能拉20元到30元，如果目的地是堵车严重的风景区，一天就算白搭了。要想维持住每天100元左右的利润，只能跑机场等远路或者出市区的小长途。“但哪能天天遇到跑长途的好事?”林永涛说，真正能赚到钱的，是那些“老油条”，他们往往把车停在武林广场、车站旁边，不打表，向乘客漫天要价、拼车、拒载、绕路，“的哥的形象都被这些人败坏了，但我也羡慕他们赚得多。”
林永涛说，从2009年起，越来越多的哥离开了杭州。事实上，从8月1日罢工之前一两个月开始，杭州市将近9000辆出租车中，每天平均有1000辆停运。离开的哥，有的开起了“黄鱼车”，有的开上了货运，“反正都比我们强。”
击穿杭州的哥忍耐极限的，是酷暑里的滚滚热浪。进入7月份之后，按照《细则》规定，不开空调的出租车每次要被扣2分。但在林永涛的账簿里，打开空调后，每天的成本要增加30到40元。“一天赚不到一百，成本一下子增加三四十块，当然没人开车了。”
“司机荒”让坐享高额“份儿钱”的出租车公司也严重受损。组织者王师傅说，一些出租车公司车库里停着300多辆车找不到司机开，每天损失上万元。这一次，的哥们和出租车公司的利益难得地取得了一致。
这就是林永涛被迫休息的由来。在他休息的这几天里，除了提高车费，替他拿主意的“王师傅”们又向政府提出了组建工会、解决养老保险等要求。
“逼上梁山”
8月2日，林永涛闲在家里，吃饭，睡觉，聊天。下午5点多，他从小板凳上起身，跟五六个老乡一起向小区正门走去。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到达正门口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从停运第一天开始，不知谁提议“6点去正门口”，壮 大声势、营造影响，就成为甘长村的哥和家属们的一致行动。
站在正门口的除了村民，还有一群穿着“警察”、“巡查”、“运管”字样制服的公职人员。正门两侧停着两三辆警车。随着人群的壮大，门口穿制服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沿路边站成一线，紧盯着来往车辆。林永涛说，警察来这里是为了把经过的出租车拦回去。昨天下午，有出租车载客经过甘长苑，被停运的哥拦了下来，车被砸了，车里的司机也受了伤。
同样是外地司机聚居的湖州街，也发生了相似的一幕。晚上七点多，街道两旁停满了空空的出租车，站满了操着河南口音的赤膊的哥们，在闷热的夜色里，人群像波浪一般骚动不休。长长的街道上，警察五步一岗，将人们挡在身后。此前一天，好几辆载客经过的出租车被这里的停运司机们砸了，据目击者说，“满脸是血”。在湖州街另一头，一队戴头盔的武警严阵以待。
“我不好说那些营运的司机，”在甘长村，一位戴眼镜的哥说，“但别人停运，他们还开，这不是损害大家的利益吗?”
“该砸!”一位20岁出头的哥大声说，“他们是叛徒!”他停了停，补充说，“我们是逼上梁山!”林永涛接口说：“我们是逼良为娼!”引起一片笑声。
对于林永涛和他的河南老乡来说，杭州是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杭州的河南人大都聚居在甘长村、汽车北站两个地带，除了工作由种地变成开车，他们的生活和在河南时似乎没有多大的分别：平常说河南话，来往的都是河南同乡，晚上吃一碗羊肉烩面，早上喝两碗逍遥镇胡辣汤。他们和杭州的关系建筑在车轮之上，一旦车轮停止转动，林永涛们就被这个城市甩开，跌回到那个属于自己的、说河南话的世界。
就像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一样，林永涛没有上保险，“公司不给交。”但在2009年时，为了让儿子满足在杭州市入学的规定，林永涛按照政府规定的每月580元的最低限额交了一年养老和失业保险，送儿子进了幼儿园后就没有再缴费。之前交的6960元算是打了水漂，“不要了，反正也没有打算在杭州待一辈子。”
事实上，如果不是承包合同明年3月才到期，林永涛说自己现在就已经不在杭州了。2004年，林永涛东拼西借地凑了15万元押金，承包下自己这辆索纳塔出租车。当时的他踌躇满志，打算用十年在杭州赚够50万元，然后回西华县老家盖楼。但直到去年，林永涛才还清银行的10万元贷款和利息，向亲戚朋友借的钱现在还没有还上，用了老婆的彩礼钱，更是让他耿耿于怀。50万元的梦想，遥不可及。为了省钱，林永涛从不抽烟喝酒，和大多数的哥一样，他的生活主题缩减到只剩一个开车。虽然已经对杭州的角角落落十分熟悉，但他从没去灵隐寺、飞来峰。唯一的例外，是儿子去年生日那天全家去了趟动物园。“孩子想去，而且那里票价便宜。”林永涛说。
被迫复运
8月3日，和甘长村的绝大部分的哥一样，林永涛仍没有出车。这算是八年来他第一次给自己放假。
停运让林永涛的底气开始不足。每天300元的损失，他吃不消；另一方面，3号下午，出租公司老板召集司机开会，要求他们明天一定要恢复营运，车子被砸了由公司来承担损失。再说，政府方面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硬、恩威并施——杭州市政府答应给出租车每趟运送多补贴1块钱，承诺在9月举行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3号晚上，杭州交通局领导来到甘长村，要求司机恢复营运，否则就要把汽车拖走。
到了晚上，他狠了狠心，对弟弟说：明天无论如何要出车了。
8月4日早上9点钟，林永涛和两个兄弟恢复了营运。他特意比以往晚了4个小时，看到有人出车后，才把车开出来。大门口没人拦着。他在路上跑得战战兢兢，不时用手机跟自家兄弟互通风声。上午10点钟，他接到堂兄电话，得知昨天东北的哥不但砸车，而且险些闹出人命。他一度心虚地想回家，但又觉得晚上九十点钟再回去更安全。大街上的出租车比前两天多了一些，但林永涛估计，还是有将近一半车没有恢复营运。
虽然没有人宣布这场罢工结束，就像没有人宣布开始一样，但临近6点，停靠在路边的出租车摘掉了计价器上的黄布袋，一辆辆开走了。上午还没有出租车敢经过的湖州街上，一位女士伸手拦车，一辆索纳塔应手而停，司机对开门上车的女士说：“你运气真好。”
8月6日凌晨出车时，林永涛没再进行多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弥补前几天的损失，他还决定出门更早、多跑几趟机场。他的生活曾被这次无头无尾的罢工打断过，但眼下看，却仍未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