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1 9 1 7年，邓中夏离开家乡湖南随父进京，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教授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革命的鼓舞影响下，邓中夏开始研究马列主义，并积极投入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
　　1919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带领讲演团的同志到街头演讲，使群众懂得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道理。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同学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邓中夏就和工人有过联系。1920年11月，他到北京洋车和印刷工人中进行过组织工会活动。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高尚德、罗章龙等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在布置工作时被捕。他化名施义，称是给人带信的。虽屡遭严刑毒打，遍体鳞伤，始终没有别的供词。但同时被捕的人叛变出卖，暴露了邓中夏的身份。此时邓中夏知晓已被叛徒出卖了，但他视死如归，把监狱当战场，英勇无畏地向敌人进行斗争。在审问时敌人问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时候，邓中夏正气凛然，响亮地宣称：“邓中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治委员。”
　　在狱中，邓中夏帮助难友学理论，学党史，进行气节教释育。他写信给党组织说：“同志们！我快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正在黎明前的黑夜中，敌人从狱中把邓中夏绑了出来，法官问他：“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还有话说吗？”邓中夏哈哈大笑说：“我一生未做过需要后悔的事。”接着他历数了反动派的种种罪行，法官脸色发白，急忙下令将邓中夏押往刑场杀害。邓中夏牺牲时年仅39岁。

张锡祜：阵中无勇非孝也

　　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的四儿子张锡祜，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因为文武双全，被大家昵称为“南开老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略中国东北，国势危殆，张锡祜毅然弃学离家，投军报国，考入中央航校第三期。毕业后，他任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中队队员，驻防江西。1937年1月10日，张锡祜与未婚妻张乐民在南京订婚，刚刚订婚，他就接到命令要开赴战场。张锡祜作为中国空军飞行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1937年8月14日，淞滬会战期间，张锡祜所在部队奉命从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对日作战。当时气象测报不良，但与敌作战迫在眉睫，张锡祜毅然冒险飞行，终因途中遭遇雷雨，座机失事，以身殉职，时年26岁。

　　1937年8月2日，在奉命出发前夕，张锡祜给父亲张伯苓写了一封家书。这封信仅有薄薄两页笺纸，却句句慷慨深情，记录着一个年轻生命视死如归的爱国热忱：“……昨日报载南开大中两部已均为日人轰炸焚毁！惨哉……儿昨整理行装，发现大人于四川致儿之口谕，其中有‘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于终老，然也不敢为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此次出征，生死早置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若能凯旋而归，自能奉双亲于故乡以享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
　　在收到儿子即将奔赴战场的来信后，张伯苓曾在对南开中学学生讲话中表露心绪：“前几天我接到四儿子的来信……我不因为儿子赴前线作战，凶多吉少而悲伤，我反而觉得非常高兴。这正是中国空军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但愿他们能把这一页写好。”

雷锋：他的精神永放光芒

　　他是苦出身的孩子，却坚持一辈子做好事。他只活了22岁，却成为了全民族的一个精神榜样，他就是雷锋。
　　1940年12月18日，雷锋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现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解放前，他一家亲人相继死去。时年7岁的雷锋成为孤儿。1950年夏，雷锋快满10岁时，乡政府决定送这个孤儿去读小学，学杂费和生活费全部由政府负担。
　　1956年夏天，他小学毕业后在乡政府当了通信员，不久被调到望城县委当公务员，还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
　　1959年，雷锋如愿参军入伍。他身高只有1.54米，有点胖，娃娃脸，眉毛粗，眼睛大，体重不足55公斤，均不符合征兵条件。但因为他政治素质过硬，又有经验技术，最后被破例批准入伍。他参加人民解放军后，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努力钻研技术，后任班长；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去做；他曾多次立功，被评为节约标兵和模范共青团员，1960年11月入党，并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
　　从1961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他出差的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他的身上，体现着时代青年们艰苦创业、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奉献精神，顾全大局、忠于职守、克己奉公、处处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的主人翁态度，相互尊重、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和谐融洽的良好社会风尚。 　　1962年8月15日，雷锋不幸因公牺牲，年仅22岁。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在我们的心中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他那高尚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他那不可磨灭的美好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张海迪：残疾姑娘谱写生命之歌

　　20世纪80年代，一个响亮的名字在祖国的上空回荡。她谱写的高昂生命之歌，震撼了亿万青年的心靈，人们从她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自己的情操变得更加高尚。她就是一个时代的励志典型——张海迪。
　　5岁时，张海迪就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瘤。此后的16年间，她先后动过4次大手术，再也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奔跑跳跃。张海迪的命运是很不幸的，可是她没有沮丧，以顽强的毅力向命运挑战。
　　她克服种种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的基本课程，阅读了1000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的书籍。她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16万字的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的病痛，用自学的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免费治病。她满腔热情地帮助周围的青年学习、工作和进步，鼓舞他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为祖国做出贡献。
　　张海迪从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她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
　　1985年，张海迪拿起笔来义无反顾地投入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的创作之中，这一写就是5年。由于长时间坐在轮椅上，导致她身体多处长了褥疮，长时间用胳膊支撑身体，她的衣袖磨破了一只又一只，肘关节上的老茧掉了一层又一层，右胳膊也因长时间支撑身体导致血管变粗而残疾。她笔耕不辍，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绝顶》、散文集《鸿雁快快飞》《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等。
　　张海迪多年来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她以自己的演讲和书籍鼓舞着无数青少年奋发向上，她也经常去福利院、特教学校、残疾人家庭，给这些特殊群体送去礼物和温暖。她还积极参加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呼吁全社会都来支持残疾人事业，关心帮助残疾人，激励他们自强自立，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苏明娟：“大眼睛女孩”的逆袭人生

　　20世纪90年代，一张“我要上学”的照片让全中国记住了那个手握铅笔头、眼中闪烁着求知渴望的“大眼睛女孩”。
　　大眼睛女孩名叫苏明娟，出生于普通的农家，父母靠打鱼、养蚕、养猪和种田、种板栗为生，一家人过着辛劳拮据、简朴的乡村生活。1991年5月，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到金寨县采访拍摄希望工程，跑了十几个村庄，最后在张湾小学的课堂上发现了苏明娟，一双特别能代表贫困山区孩子渴望读书的“大眼睛”摄入他的镜头。这张照片后来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选为希望工程宣传标识，时年8岁的安徽金寨女孩苏明娟一夜成为了名人。
　　14岁时，苏明娟成为共青团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会后，她被选举为团中央候补委员。2003年，苏明娟考入安徽大学金融管理系；2007年6月23日，她成为北京奥运会安徽赛会志愿者招募形象大使。2010年9月这位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苏明娟已成银行白领，2017年，苏明娟当选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苏明娟的逆袭之路，离不开多方的帮助，所以她很小的时候就许下愿望，希望长大后能将爱心继续传递下去。苏明娟曾说：“我们这批受到希望工程资助的孩子是非常幸运的，所以我们必须感恩，并尽自己的能力回馈社会，多做一些好事，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从上初中开始，苏明娟就将部分爱心捐款转赠给贫困地区的小学生；上大学后她勤工俭学，将国家提供的助学款转赠给贫困大学生。参加工作后，她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捐给了希望工程，之后每年定期捐款，从未间断。此外，她参加的公益慈善活动更是数不胜数，持续通过自己的努力呼吁社会有识之士参与扶贫济困，帮助弱势群体。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无私品格和青春风采。

康瑜：90后女学霸进山教孩子们写诗

　　2015年夏天，康瑜22岁。彼时，这位90后的“美女学霸”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刚刚本科毕业，已经顺利保研。然而，就在毕业前一个月，康瑜做出一个决定：放弃人民大学的保研名额，放弃所谓稳定的生活、光明的前途……所有的放弃，都是为了成全她的梦想——去支教。
　　毕业后，康瑜来到云南保山一个叫漭水的小镇，成了当地初中一名支教老师。山里的生活很艰苦，康瑜每次家访都要翻山越岭走二三十公里，腿上经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这些康瑜都觉得没什么。更让康瑜感到头疼的是，她的学生里，优等生只是少数，更多的孩子因为父母在外务工，缺乏家庭教育，对学习并不感兴趣。
　　2015年秋季的一天，康瑜正在上书法课。外面突然下起雨来，雨点落在窗台上，弹到玻璃上，班上孩子都不约而同往窗外看去。康瑜突然想出一个念头：“既然大家都喜欢下雨，那咱们索性不写字了，听听这雨声，看看这雨点，给它们写一首小诗吧！”
　　那是康瑜的第一堂诗歌课，一个坐在角落的女生，写着写着忽然哭了。康瑜感觉，孩子们的心灵窗户被打开了。从那之后，每逢下雨天，康瑜就会暂停讲课，和学生们一起听雨，写诗，到了支教第二年，她已在校长和其他老师的支持下，开设了固定的“四季诗歌课”。
　　康瑜的诗歌课唤醒了孩子们心中对美、对知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在诗歌课开了一年后，孩子们有了明显的变化，不逃学了，违纪情况少了，后来，这个全校最头痛的问题班级，创造了一个奇迹，成绩第一次超过了尖子班。
　　支教满2年后，康瑜回到城市，准备出国留学。一天，她收到了学生们寄来的信件，其中一个小女孩说：“老师，我想许一个愿望，我希望有更多像我这样的孩子，能够在诗歌里面，找到自己。”
　　康瑜被“找到自己”四个字击中了，她又任性了一次——不留学了！康瑜再次回到山里，成立了一个诗歌教育公益机构“是光”，通过开发课程及教师培训，“是光”为全国偏远地区3—8年级的学生提供诗歌课程。
　　康瑜希望，改变大众对大山孩子的认知，不是“求知的眼睛”，不是“悲惨的命运”，而是“孩子们充满想象力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