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琴俱亡》是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至爱亲情”主题单元中唯一的一篇古文，后面紧跟着的是一篇外文，川端康成的《父母的心》。于此间安排《人琴俱亡》，想来应该是教材编者想以此文作为反映古代“亲情”的典范文章，来让学生感受文中人物浓浓的手足之情，从而来体现单元主题“亲情”。
　　但编者并未提供关于此文及文中人物的相关背景，致使教师与学生在理解上有许多困惑、不解之处，师生交流中甚至会出现牵强附会的说法。笔者认为，要正确、深刻领会这篇小文蕴含的亲情，应对文中人物性格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有相应的了解。
　　《人琴俱亡》选自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第十七篇《伤逝》。《世说新语》主要是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的逸闻轶事，被称为“志人小说”，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魏晋人物，如“竹林七贤”、陆机、左思等文人才子；何晏、王弼、王衍等清谈名家；王导、谢安、桓温等名臣名将，还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顾恺之等书画大家……这些人物在当时一般被誉为名士。名士大多出身豪门，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生活在优雅、闲适的贵族上流社会里。当时，儒学式微，玄风大倡，他们常常以清谈玄论展现风流，把纵酒放诞引为时尚，倾慕简约、绝俗的美，他们喜爱的是任性、自主、轻松的行为方式，推崇的是从容优游的仪态气度。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就是通过《世说新语》中这些人物生动地表现出来的。
　　《人琴俱亡》这篇文章中，主人公王子猷（王徽之）即是魏晋人物中的一员，王羲之的儿子，自然受到上流社会的熏陶，也有着与他们相似的人物性格与生活态度。他在悼念亡弟时的做法颇为反常，首先他在猜到兄弟王子敬（即王献之）已丧时，“了不悲”，“来奔丧，都不哭”，而后面却“恸绝良久”，前后人物情绪表现差异太大，他的“哭”是发自内心的伤痛呢，还是做做样子呢？如果是后者，就偏离了“亲情”的主题。也有人认为，他悲痛的心情需要慢慢积蓄，最终才爆发，是不是这样呢？其次，既然是来奔丧，做法却又与众不同，“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这是悼念死者该有的动作吗？这能体现对兄弟的悲痛悼念吗？这些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从而影响对主题“亲情”及“深厚手足之情”的理解。
　　解决这两个问题，笔者认为要联系王子猷的性格特点来加以分析。通读《世说新语》，书中多次写到王子猷这个人物：
　　《任诞》第四十七条：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任诞》第四十九条：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简傲》第十六条：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从以上三例可见王子猷洒脱从容、率性而为的性格特点，充分表现了他适意任性、无拘无束的生活意趣，在他看来一切只是尽兴而已。率真旷达、崇尚自然之道，主张不为外物所累、随性而为正是魏晋名士们推崇的举止气度。
　　《轻诋》第二十五条对此表述得明白：
　　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
　　再联系《人琴俱亡》这篇文章，可见，前文王子猷“了不悲”，“来奔丧，都不哭”，是因为他知道生死乃人之常态，不必伤感，故而“不悲”“不哭”，正如“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种顺其自然的超脱思想。后面“恸绝良久”，是因为人死，琴亦不调，悲情顿生，伤痛欲绝，故而大哭，很符合王子猷率真的性格。前后都是其性情的真实表露，率性而为、率性之悲，一点也不矫情造作。
　　礼教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王子猷去悼念兄弟，按礼应是跪哭一番，而他却“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在这样一个肃穆的场合，他却“取琴弹”，是不合礼仪的，这又是为何呢？
　　魏晋时期，传统礼教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纵情越礼、毁坏礼制，在魏晋名士生活中是普遍现象，他们不屑于遵守传统秩序规范，常常以极端的言行反抗常识，反抗世间惯有的信条，采取一般人看来过激的言语行为，甩开现实的束缚，洋洋自得于懈怠无为的生活。在《世说新语》中阮籍、刘伶蔑视传统礼法，违背礼俗的言行相当突出。
　　如《任诞》第六：“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如《任诞》第七：“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如《任诞》第八：“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刘伶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举动明显表现了对当时社会传统规范的蔑视和戏弄。阮籍更是处处与礼教规范对抗，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他却偏与邻妇一起饮酒，并醉卧其侧。《礼记·曲礼》明确规定：“嫂叔不通问。”他却定要与嫂子送别。
　　正因为不拘礼法，率性而为成为当时许多士人的一种处世态度，因此，《伤逝》篇中出现了许多与王子猷相似的奇特的悼亡方式。
　　《伤逝》第一条：“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伤逝》第十条：“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着柩中，因恸绝。”
　　《伤逝》第十五条：“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从以上例子来看，魏晋时期，名士们的情感表白很直接，他们常常深情流露、毫无伪饰，其方式的出人意料，其行为的偏离习俗，令人惊异，王子猷作为其中一员，其“弹琴”“掷琴”之举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王子猷反常的情感表达、奇特的悼念方式，既是其真情的流露，又是其洒脱、率真性格的淋漓尽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