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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军战机轰炸位于上海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导致商务印书馆办公大楼、总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出版物和东方图书馆收藏的几十万册中外图书 （其中不少是珍本和孤本） 全部化为灰烬。
在这场浩劫中，一些留存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印刷所的名家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剧本、文艺评论、随笔、访谈录和译稿等，也一并葬身火海。“一·二八”以后，这些作品命运多舛，有的重见天日；有的杳无声息；有的经过重写，焕发了生机；有的虽经重写，但已不复原韵……
葬身火海的名家作品，大部分刊于 《小说月报》第二十三卷1932年新年号上。新年号已印好，正待从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发往发行所；还有一部分是拟刊发于后几期的作者原稿，存于 《小说月报》 编辑部。其中第二期已经编好，拟于2月15日出版；第三期是“歌德专号”，也已收到了不少稿子。
《小说月报》 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是当年文坛的权威杂志，每期约十二三万字，而新年号可达三四十万字。当时，《小说月报》 主编郑振铎请假赴北平，由徐调孚代理主编新年号。按出版流程，新年号应该在1932年1月10日出版，后来因故脱期，直到1月27日才印完。徐调孚收到第一本杂志样本后，再三叮嘱印刷所，务必在1月份内送发行所发售，“不能挨到二月以后”。不料第二天 （28日） 晚上，成捆装订好的新年号在爆炸声中化为纸屑，飘向了天空。
这期新年号，厚约三四百页，同时刊出了三部连载的中长篇小说：茅盾的 《夕阳》、老舍的 《大明湖》和巴金的 《新生》；还刊登了几部短篇小说，如施蛰存的 《残秋的下弦月》、穆时英的 《夜》、张天翼的 《蜜蜂》、沉樱的 《时间与空间》 和蓬子的《喜剧》 等；同期刊发的，还有戴望舒、田汉、丰子恺、夏丏尊、方光焘、徐霞村、郑振铎、马宗融、傅东华、俞平伯和许地山等人的作品。另外，后几期的未刊稿，作家阵容也非常强大。
据徐调孚回忆，在上述作品中，有的作家留有底稿，有的通过作家续写或重写，后在别的刊物上刊出，起死回生，“没有完全的毁去。”例如，茅盾的 《徐志摩论》 一文，徐调孚已经编辑好，并配好了徐志摩遗像和遗札，准备刊于 《小说月报》第二期头条，“这篇 《徐志摩论》，作者也没有留着原稿，后来重写了发表在 《现代》上，不过内容已经不同了。”（徐调孚 《记〈小说月报〉 第二十三卷新年号》）
然而，还有一些作品，由于种种原因，从此销声隐迹。瞿秋白的译作 《新土地》 即属此例。《新土地》 是苏联作家、苏维埃文学代表人物革拉特珂夫的小说。在当年白色恐怖下，瞿秋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小说译稿。徐调孚说：“译稿已经由茅盾先生送来了，完全的。蝇头细字，横写在有蓝线的稿纸上，也还记得。署一个什么笔名，却忘记了，除了茅盾先生等一二人外，当时怕没有谁知道的罢。我记得准备在登完了陈瑜 （田汉的笔名—— 引者注） 的 《北美三部曲》 后续登本稿，大约要从第四期开始。”《新土地》 译稿被焚毁后，翟秋白因忙于地下工作，无暇重译作品。两年后，他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捕，不久英勇就义。因此，翟秋白的这部译作，也就永远消逝了。
在 《小说月报》 新年号上，最引人关注的，是三部连载的中长篇小说 《夕阳》 《大明湖》 和 《新生》，本期“各登了二万字左右”。
《夕阳》 是茅盾的著名长篇小说 《子夜》 的前身，署名“逃墨馆主”。当年因国民党当局通缉茅盾，茅盾的名字不能在商务印书馆刊物上出现，茅盾便取了这个古奥的笔名。为了避免某些“文坛消息家”索引，徐调孚还特意在要目预告上称，“逃墨馆主”的 《夕阳》 是“一位新的作家的处女作”。
1931年，茅盾经过一年多时间搜集材料、酝酿构思，决定写一部反映中国民族资本家崛起和崩溃的长篇小说。他向“左联”领导人冯雪峰请假，表示要专门从事创作。鲁迅听说茅盾要写长篇小说后非常赞同：“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从当年10月开始，茅盾克服神经衰弱等病痛，断断续续写了几万字，取名 《夕阳》—— 在现存 《子夜》 手稿首页上，标题即为竖写的“夕阳”两字。茅盾的寓意很明显：旧中国日薄西山、暮气沉沉。
茅盾的 《夕阳》 稿子并没有写完，交到 《小说月报》 的只是第一、二期的稿子，又是誊写稿，所以原稿得以幸免于难。茅盾后来说，《子夜》 写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5日脱稿，可见交给 《小说月报》 的字数应该还不算多。1933年1月，《夕阳》 改名 《子夜》，正式用“茅盾”的笔名由开明书店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从此诞生。
值得附记一笔的是，有人曾写文章称，茅盾的 《夕阳》 原稿，是徐调孚冒着生命危险从商务印书馆“一·二八”火场抢救出来的，同时抢出来的还有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 《科尔沁旗草原》。这显然是以讹传讹，有必要进行澄清： 第一，徐调孚自己都没有说过“火线救 《夕阳》 手稿”的情况。他在1933年写道，“《夕阳》 其时还没有写完，交到《小说月报》 社里来的只是首二期的稿子，并且交来的又是经过誊写的副稿……”第二，茅盾晚年在 《我走过的道路》 中回忆，他交到 《小说月报》 的《夕阳》 那部分稿子“被毁了”，“……幸而还有我亲手写的原稿，交去的是德沚 （指茅盾夫人—— 引者注） 抄的副本。”这印证了徐调孚关于“副稿”的说法。第三，端木蕻良在 《我的创作经验》 里自述，他是在1933年突然收到鲁迅回信的。当天，“像一线阳光似的，鲁迅的声音呼叫着我”，“那一天，我找到了稿子和笔，我开始写下了 《科尔沁旗草原》 的第一页……”查1933年8月25日《鲁迅日记》：“得叶之琳小姐 （指端木给鲁迅写信所用的女性化名—— 引者注） 信，夜复。”因此，《科尔沁旗草原》 的写作不会早于1933年8月，不可能与 《夕阳》 同时出现在1932年的“一·二八”大火现场。第四，徐调孚确曾冲进火场抢救过茅盾和端木蕻良的作品，那是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期。其时，《科尔沁旗草原》 经茅盾介绍拟由开明书店出版，日军炮击引发闸北大火，已从商务到开明工作的徐调孚冲进华美印刷厂，将准备排版印刷的 《科尔沁旗草原》 手稿和茅盾的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抢救了出来。据端木蕻良回忆，“八一三”以后，“在我一次去茅盾家时，他高兴地取出一个布包，那里面是两部书稿，一篇是先生的，一部就是 《科尔泌旗草原》。两部书稿是徐调孚先生跑进火场抢出来的……那时，我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 （端木蕻良生于1912年—— 引者注），是这些前辈，以他们发出的光和热，细心维护了我的作品，使它避免了化为灰烬或遣散的恶运。”（端木蕻良 《我的文学创作道路》） 可见，说茅盾的 《夕阳》 手稿被徐调孚从“一·二八”火场救出，是将1932年“一·二八”与1937年“八一三”兩个日子、《夕阳》 与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两部作品混为一谈了。
1930年夏，老舍接受齐鲁大学聘书，到济南教书，成为齐大文学院教授和国学研究所文学部主任。教课之余，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大明湖》，这是他的第五部长篇小说。1931年暑假以后，老舍把 《大明湖》 原稿寄给了上海 《小说月报》 主编郑振铎。
郑振铎与老舍素不相识。1926年8月，《小说月报》 第17卷第7期至第12期连载了老舍的处女作—— 长篇小说 《老张的哲学》，郑振铎对老舍的文笔非常欣赏。1927年6月，郑振铎到欧洲游历，与正在英国的老舍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1930年初，老舍由伦敦转道新加坡回国，途经上海时住进了宝山路郑振铎家里。在郑家的半个多月里，老舍天天埋头写作，完成了童话小说 《小坡的生日》 最后的两万字。
收到老舍的 《大明湖》 后，郑振铎回信说，《小说月报》 刚刚连载完老舍的 《小坡的生日》，《大明湖》 就留着过了年再登吧。1931年底，《小说月报》发了将于1932年1月出版第23卷新年号的预告，《大明湖》 赫然在列。预告写道：“《大明湖》 （长篇创作）心理的刻画，将要代替了行动表态的逼肖，为老舍先生创作之特点，全文约二十万字。”
然而，“一·二八”的大火，让 《大明湖》 原稿和刊登其部分章节的 《小说月报》 新年号化为灰烬。更令人痛心的是，《大明湖》未留底稿，这是老舍一贯的写作方式。他后来在 《我怎样写〈大明湖〉》 一文中写道，“想好就写，写完一大段，看看，如要不得，便扯了另写；如能要，便只略修改几个字，不作更大的更动。所以我的稿子多数是写得很清楚。我雇不起书记给另抄一遍，也不愿旁人代写……无论故事多么长，总是全篇写完才敢寄出去，没胆子写一点发表一点。全篇寄出去，所以要烧也就都烧完，好在也痛快！”正因为如此，老舍的 《大明湖》 一字未留，“覆水难收”。完整读过这部小说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齐鲁大学教授—— 老舍写完 《大明湖》 后，曾给作为同事兼邻居的张西山读过；另一位是 《小说月报》 代理主编、《大明湖》 责任编辑徐调孚。
《大明湖》 被烧以后，有好几位朋友劝老舍重写 《大明湖》，但老舍却说：“我打不起精神来。创作的那点快乐不能在默写中找到。”不过，老舍后来根据 《大明湖》 的部分情节，写成了中篇小说《月牙儿》。老舍说，因为写过 《大明湖》，对故事人物非常熟悉，所以他才敢“大胆的试用近似散文诗的笔法写 《月牙儿》”。《月牙儿》 是老舍的又一代表作，描写了母女俩的悲惨命运：女主角“我”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因无力养家，被迫做了暗娼；后来，“我”长大后，继续以暗娼为业。老舍说，“聚焦小人物时，我只代他们伸冤诉苦，也描写了他们的好品质，可是我没敢说他们应当如何革命。”从 《月牙儿》 中，读者可以一窥 《大明湖》 的基本思路。
有意思的是，1951年8月，老舍在 《〈老舍选集〉自序》 中写道，“《月牙儿》 的前身 《大明湖》 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员，他是 《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 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节否？”在 《月牙儿》 里，继父是个“稍纵即逝”的人物，小说全篇总长43节，继父只出现在短短的3节中。继父对母女俩不错，因为有了他，“我的被子也比从前的厚实暖和了。妈妈也渐渐胖了点，脸上有了红色，手上的那层鳞也慢慢掉净。”但不久，继父突然走了，“他上了哪儿，妈似乎也不晓得……他许多日子没回来，连封信也没有。”正是因为继父的离去，母女俩又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这位继父的身份，《月牙儿》 中一直未作交代，让人疑惑。不知在 《大明湖》 里，老舍是否披露过继父的行踪—— 他究竟干什么去了？后来回来了没有呢？
1933年寒假，老舍从济南到北平探亲，郑振铎邀他和几位友人吃饭。席间，当谈到老舍的早期作品时，老舍说，“《大明湖》 像样一点……”郑振铎对 《大明湖》 被毁表示痛惜和歉意，老舍笑着说：“国难嘛。我想说 《大明湖》 比咱中国值钱，可谁相信！”据参加聚会的吴组缃回忆：“他走了以后，郑先生说：‘老舍非常之有趣。’我们谁都感到那是一种难言的苦趣。”（吴组湘 《〈老舍幽默文集〉 序》）
与老舍的 《大明湖》 一样，巴金的 《新生》 也未留底稿。
1927年，正在法国的巴金写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 《灭亡》。《灭亡》 是有关爱与恨的浪漫故事：男主角杜大心早年曾受爱情挫折，到上海后参加了革命，成为工会领袖，他将爱奉献给了群众。在一次汽车意外事件中，他邂逅了李冷和他的妹妹李静淑，李静淑热烈地爱上了杜大心。后来，杜大心不顾李静淑的劝阻，行刺戒严司令，事败被捕，壮烈牺牲。
《灭亡》 写完后，巴金将书稿寄给他的好友、正在开明书店工作的周索非，嘱他联系出版社，准备自费出版。谁知索非接到书稿，就把它交给了正代理郑振铎主编 《小说月报》 的叶圣陶。后来，《灭亡》 在 《小说月报》 上分四次刊出，“巴金”的名字震动文坛。1928年底，巴金从法国返沪。1929年1月，他入住宝山路宝光里14号。其时，用夏志清的话来说，“他 （指巴金—— 引者注） 有点惊异地发现，自己已是颇负时誉的作家了”（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宝光里，巴金同时写作了两部重要作品，一部是 《激流》 （后来改名为 《家》），另一部就是《新生》。《新生》 是 《灭亡》 的续集：杜大心死了，李冷一度彷徨、苦闷，最后在妹妹李静淑和恋人张文珠的鼓励下，继续起来战斗。他们深入工厂办夜校，出刊物，成为五卅运动的骨干。《新生》 描写的理想不灭、对爱情和革命的热烈追求，部分反映了青年巴金的思想脉络。
1931年8月，《新生》 完成，仍由周索非把它送往 《小说月报》，《小说月报》 决定从1932年新年号开始连载。巴金后来回忆，“我听见一位朋友说杂志已经印好，在装订中，却没有想到‘一·二八’的炮声一响，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厂房全给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和炸弹毁得一干二净。当天的号外上就刊出这样的消息：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巴金 《谈〈新生〉及其它》） 对于 《新生》被焚毁，巴金并不作声，也没有因此感到难过。他后来写道：“我看见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我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
“一·二八”以后，商务印书馆主办的 《东方杂志》 酝酿复刊，主编胡愈之请徐调孚编辑 《文艺》 专栏，徐调孚想到巴金的 《新生》，便催促他把《新生》 再写出来，而巴金也正有意重写 《新生》，“我要来重新造出那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的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爆炸弹所克服。”1932年7月，巴金冒着酷暑一口气完成了 《新生》 第二稿。他在 《〈新生〉自序》中回顾了写稿经历：“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弹忘了饭食，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的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爆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地存在着来证明东方侵略者的暴行。”
1933年，《新生》 第二稿在 《东方杂志》 上连载。徐调孚感慨道：“巴金毕竟是巴金，他終于使《新生》 新生了。”
（选自《档案春秋》2018年第1期）
在这场浩劫中，一些留存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印刷所的名家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剧本、文艺评论、随笔、访谈录和译稿等，也一并葬身火海。“一·二八”以后，这些作品命运多舛，有的重见天日；有的杳无声息；有的经过重写，焕发了生机；有的虽经重写，但已不复原韵……
《新土地》 销声隐迹
葬身火海的名家作品，大部分刊于 《小说月报》第二十三卷1932年新年号上。新年号已印好，正待从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发往发行所；还有一部分是拟刊发于后几期的作者原稿，存于 《小说月报》 编辑部。其中第二期已经编好，拟于2月15日出版；第三期是“歌德专号”，也已收到了不少稿子。
《小说月报》 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是当年文坛的权威杂志，每期约十二三万字，而新年号可达三四十万字。当时，《小说月报》 主编郑振铎请假赴北平，由徐调孚代理主编新年号。按出版流程，新年号应该在1932年1月10日出版，后来因故脱期，直到1月27日才印完。徐调孚收到第一本杂志样本后，再三叮嘱印刷所，务必在1月份内送发行所发售，“不能挨到二月以后”。不料第二天 （28日） 晚上，成捆装订好的新年号在爆炸声中化为纸屑，飘向了天空。
这期新年号，厚约三四百页，同时刊出了三部连载的中长篇小说：茅盾的 《夕阳》、老舍的 《大明湖》和巴金的 《新生》；还刊登了几部短篇小说，如施蛰存的 《残秋的下弦月》、穆时英的 《夜》、张天翼的 《蜜蜂》、沉樱的 《时间与空间》 和蓬子的《喜剧》 等；同期刊发的，还有戴望舒、田汉、丰子恺、夏丏尊、方光焘、徐霞村、郑振铎、马宗融、傅东华、俞平伯和许地山等人的作品。另外，后几期的未刊稿，作家阵容也非常强大。
据徐调孚回忆，在上述作品中，有的作家留有底稿，有的通过作家续写或重写，后在别的刊物上刊出，起死回生，“没有完全的毁去。”例如，茅盾的 《徐志摩论》 一文，徐调孚已经编辑好，并配好了徐志摩遗像和遗札，准备刊于 《小说月报》第二期头条，“这篇 《徐志摩论》，作者也没有留着原稿，后来重写了发表在 《现代》上，不过内容已经不同了。”（徐调孚 《记〈小说月报〉 第二十三卷新年号》）
然而，还有一些作品，由于种种原因，从此销声隐迹。瞿秋白的译作 《新土地》 即属此例。《新土地》 是苏联作家、苏维埃文学代表人物革拉特珂夫的小说。在当年白色恐怖下，瞿秋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小说译稿。徐调孚说：“译稿已经由茅盾先生送来了，完全的。蝇头细字，横写在有蓝线的稿纸上，也还记得。署一个什么笔名，却忘记了，除了茅盾先生等一二人外，当时怕没有谁知道的罢。我记得准备在登完了陈瑜 （田汉的笔名—— 引者注） 的 《北美三部曲》 后续登本稿，大约要从第四期开始。”《新土地》 译稿被焚毁后，翟秋白因忙于地下工作，无暇重译作品。两年后，他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捕，不久英勇就义。因此，翟秋白的这部译作，也就永远消逝了。
《子夜》 前的 《夕阳》
在 《小说月报》 新年号上，最引人关注的，是三部连载的中长篇小说 《夕阳》 《大明湖》 和 《新生》，本期“各登了二万字左右”。
《夕阳》 是茅盾的著名长篇小说 《子夜》 的前身，署名“逃墨馆主”。当年因国民党当局通缉茅盾，茅盾的名字不能在商务印书馆刊物上出现，茅盾便取了这个古奥的笔名。为了避免某些“文坛消息家”索引，徐调孚还特意在要目预告上称，“逃墨馆主”的 《夕阳》 是“一位新的作家的处女作”。
1931年，茅盾经过一年多时间搜集材料、酝酿构思，决定写一部反映中国民族资本家崛起和崩溃的长篇小说。他向“左联”领导人冯雪峰请假，表示要专门从事创作。鲁迅听说茅盾要写长篇小说后非常赞同：“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从当年10月开始，茅盾克服神经衰弱等病痛，断断续续写了几万字，取名 《夕阳》—— 在现存 《子夜》 手稿首页上，标题即为竖写的“夕阳”两字。茅盾的寓意很明显：旧中国日薄西山、暮气沉沉。
茅盾的 《夕阳》 稿子并没有写完，交到 《小说月报》 的只是第一、二期的稿子，又是誊写稿，所以原稿得以幸免于难。茅盾后来说，《子夜》 写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5日脱稿，可见交给 《小说月报》 的字数应该还不算多。1933年1月，《夕阳》 改名 《子夜》，正式用“茅盾”的笔名由开明书店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从此诞生。
值得附记一笔的是，有人曾写文章称，茅盾的 《夕阳》 原稿，是徐调孚冒着生命危险从商务印书馆“一·二八”火场抢救出来的，同时抢出来的还有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 《科尔沁旗草原》。这显然是以讹传讹，有必要进行澄清： 第一，徐调孚自己都没有说过“火线救 《夕阳》 手稿”的情况。他在1933年写道，“《夕阳》 其时还没有写完，交到《小说月报》 社里来的只是首二期的稿子，并且交来的又是经过誊写的副稿……”第二，茅盾晚年在 《我走过的道路》 中回忆，他交到 《小说月报》 的《夕阳》 那部分稿子“被毁了”，“……幸而还有我亲手写的原稿，交去的是德沚 （指茅盾夫人—— 引者注） 抄的副本。”这印证了徐调孚关于“副稿”的说法。第三，端木蕻良在 《我的创作经验》 里自述，他是在1933年突然收到鲁迅回信的。当天，“像一线阳光似的，鲁迅的声音呼叫着我”，“那一天，我找到了稿子和笔，我开始写下了 《科尔沁旗草原》 的第一页……”查1933年8月25日《鲁迅日记》：“得叶之琳小姐 （指端木给鲁迅写信所用的女性化名—— 引者注） 信，夜复。”因此，《科尔沁旗草原》 的写作不会早于1933年8月，不可能与 《夕阳》 同时出现在1932年的“一·二八”大火现场。第四，徐调孚确曾冲进火场抢救过茅盾和端木蕻良的作品，那是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期。其时，《科尔沁旗草原》 经茅盾介绍拟由开明书店出版，日军炮击引发闸北大火，已从商务到开明工作的徐调孚冲进华美印刷厂，将准备排版印刷的 《科尔沁旗草原》 手稿和茅盾的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抢救了出来。据端木蕻良回忆，“八一三”以后，“在我一次去茅盾家时，他高兴地取出一个布包，那里面是两部书稿，一篇是先生的，一部就是 《科尔泌旗草原》。两部书稿是徐调孚先生跑进火场抢出来的……那时，我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 （端木蕻良生于1912年—— 引者注），是这些前辈，以他们发出的光和热，细心维护了我的作品，使它避免了化为灰烬或遣散的恶运。”（端木蕻良 《我的文学创作道路》） 可见，说茅盾的 《夕阳》 手稿被徐调孚从“一·二八”火场救出，是将1932年“一·二八”与1937年“八一三”兩个日子、《夕阳》 与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两部作品混为一谈了。
《大明湖》 “覆水难收”
1930年夏，老舍接受齐鲁大学聘书，到济南教书，成为齐大文学院教授和国学研究所文学部主任。教课之余，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大明湖》，这是他的第五部长篇小说。1931年暑假以后，老舍把 《大明湖》 原稿寄给了上海 《小说月报》 主编郑振铎。
郑振铎与老舍素不相识。1926年8月，《小说月报》 第17卷第7期至第12期连载了老舍的处女作—— 长篇小说 《老张的哲学》，郑振铎对老舍的文笔非常欣赏。1927年6月，郑振铎到欧洲游历，与正在英国的老舍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1930年初，老舍由伦敦转道新加坡回国，途经上海时住进了宝山路郑振铎家里。在郑家的半个多月里，老舍天天埋头写作，完成了童话小说 《小坡的生日》 最后的两万字。
收到老舍的 《大明湖》 后，郑振铎回信说，《小说月报》 刚刚连载完老舍的 《小坡的生日》，《大明湖》 就留着过了年再登吧。1931年底，《小说月报》发了将于1932年1月出版第23卷新年号的预告，《大明湖》 赫然在列。预告写道：“《大明湖》 （长篇创作）心理的刻画，将要代替了行动表态的逼肖，为老舍先生创作之特点，全文约二十万字。”
然而，“一·二八”的大火，让 《大明湖》 原稿和刊登其部分章节的 《小说月报》 新年号化为灰烬。更令人痛心的是，《大明湖》未留底稿，这是老舍一贯的写作方式。他后来在 《我怎样写〈大明湖〉》 一文中写道，“想好就写，写完一大段，看看，如要不得，便扯了另写；如能要，便只略修改几个字，不作更大的更动。所以我的稿子多数是写得很清楚。我雇不起书记给另抄一遍，也不愿旁人代写……无论故事多么长，总是全篇写完才敢寄出去，没胆子写一点发表一点。全篇寄出去，所以要烧也就都烧完，好在也痛快！”正因为如此，老舍的 《大明湖》 一字未留，“覆水难收”。完整读过这部小说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齐鲁大学教授—— 老舍写完 《大明湖》 后，曾给作为同事兼邻居的张西山读过；另一位是 《小说月报》 代理主编、《大明湖》 责任编辑徐调孚。
《大明湖》 被烧以后，有好几位朋友劝老舍重写 《大明湖》，但老舍却说：“我打不起精神来。创作的那点快乐不能在默写中找到。”不过，老舍后来根据 《大明湖》 的部分情节，写成了中篇小说《月牙儿》。老舍说，因为写过 《大明湖》，对故事人物非常熟悉，所以他才敢“大胆的试用近似散文诗的笔法写 《月牙儿》”。《月牙儿》 是老舍的又一代表作，描写了母女俩的悲惨命运：女主角“我”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因无力养家，被迫做了暗娼；后来，“我”长大后，继续以暗娼为业。老舍说，“聚焦小人物时，我只代他们伸冤诉苦，也描写了他们的好品质，可是我没敢说他们应当如何革命。”从 《月牙儿》 中，读者可以一窥 《大明湖》 的基本思路。
有意思的是，1951年8月，老舍在 《〈老舍选集〉自序》 中写道，“《月牙儿》 的前身 《大明湖》 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员，他是 《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 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节否？”在 《月牙儿》 里，继父是个“稍纵即逝”的人物，小说全篇总长43节，继父只出现在短短的3节中。继父对母女俩不错，因为有了他，“我的被子也比从前的厚实暖和了。妈妈也渐渐胖了点，脸上有了红色，手上的那层鳞也慢慢掉净。”但不久，继父突然走了，“他上了哪儿，妈似乎也不晓得……他许多日子没回来，连封信也没有。”正是因为继父的离去，母女俩又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这位继父的身份，《月牙儿》 中一直未作交代，让人疑惑。不知在 《大明湖》 里，老舍是否披露过继父的行踪—— 他究竟干什么去了？后来回来了没有呢？
1933年寒假，老舍从济南到北平探亲，郑振铎邀他和几位友人吃饭。席间，当谈到老舍的早期作品时，老舍说，“《大明湖》 像样一点……”郑振铎对 《大明湖》 被毁表示痛惜和歉意，老舍笑着说：“国难嘛。我想说 《大明湖》 比咱中国值钱，可谁相信！”据参加聚会的吴组缃回忆：“他走了以后，郑先生说：‘老舍非常之有趣。’我们谁都感到那是一种难言的苦趣。”（吴组湘 《〈老舍幽默文集〉 序》）
《新生》 的“新生”
与老舍的 《大明湖》 一样，巴金的 《新生》 也未留底稿。
1927年，正在法国的巴金写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 《灭亡》。《灭亡》 是有关爱与恨的浪漫故事：男主角杜大心早年曾受爱情挫折，到上海后参加了革命，成为工会领袖，他将爱奉献给了群众。在一次汽车意外事件中，他邂逅了李冷和他的妹妹李静淑，李静淑热烈地爱上了杜大心。后来，杜大心不顾李静淑的劝阻，行刺戒严司令，事败被捕，壮烈牺牲。
《灭亡》 写完后，巴金将书稿寄给他的好友、正在开明书店工作的周索非，嘱他联系出版社，准备自费出版。谁知索非接到书稿，就把它交给了正代理郑振铎主编 《小说月报》 的叶圣陶。后来，《灭亡》 在 《小说月报》 上分四次刊出，“巴金”的名字震动文坛。1928年底，巴金从法国返沪。1929年1月，他入住宝山路宝光里14号。其时，用夏志清的话来说，“他 （指巴金—— 引者注） 有点惊异地发现，自己已是颇负时誉的作家了”（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宝光里，巴金同时写作了两部重要作品，一部是 《激流》 （后来改名为 《家》），另一部就是《新生》。《新生》 是 《灭亡》 的续集：杜大心死了，李冷一度彷徨、苦闷，最后在妹妹李静淑和恋人张文珠的鼓励下，继续起来战斗。他们深入工厂办夜校，出刊物，成为五卅运动的骨干。《新生》 描写的理想不灭、对爱情和革命的热烈追求，部分反映了青年巴金的思想脉络。
1931年8月，《新生》 完成，仍由周索非把它送往 《小说月报》，《小说月报》 决定从1932年新年号开始连载。巴金后来回忆，“我听见一位朋友说杂志已经印好，在装订中，却没有想到‘一·二八’的炮声一响，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厂房全给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和炸弹毁得一干二净。当天的号外上就刊出这样的消息：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巴金 《谈〈新生〉及其它》） 对于 《新生》被焚毁，巴金并不作声，也没有因此感到难过。他后来写道：“我看见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我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
“一·二八”以后，商务印书馆主办的 《东方杂志》 酝酿复刊，主编胡愈之请徐调孚编辑 《文艺》 专栏，徐调孚想到巴金的 《新生》，便催促他把《新生》 再写出来，而巴金也正有意重写 《新生》，“我要来重新造出那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的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爆炸弹所克服。”1932年7月，巴金冒着酷暑一口气完成了 《新生》 第二稿。他在 《〈新生〉自序》中回顾了写稿经历：“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弹忘了饭食，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的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爆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地存在着来证明东方侵略者的暴行。”
1933年，《新生》 第二稿在 《东方杂志》 上连载。徐调孚感慨道：“巴金毕竟是巴金，他終于使《新生》 新生了。”
（选自《档案春秋》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