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封泥作为封缄方式是战国、秦汉时代的普遍现象。根据近世的研究，当时官方文书、对象递送与储存，多系以封检抑印于泥，作为凭据与标识。送达收受者则有专人记录签署，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今天见到的古代封泥，是当时官署集中弃置并焚烧封检（简）的部分遗存。可以推知：更多的封泥由于自然环境等遗存条件的不同和销毁方式的差异，已经不复存在。据现场观察者告知，有些封泥出土时尚存字迹，瞬间消散。故现存封泥多为经火焚而固化者。据初步统计，目前战国、秦汉封泥已出土总量约在2万枚以上，而同时代的玺印遗存多此数倍。封泥多属官印所抑，这与传世玺印多见私印形成很大的反差。
封泥见于著录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早于《封泥考略》15年的《十钟山房封泥》中我们看到“宦者丞印”、“安台丞印”、“田廥”，“定陶丞印”、“杨氏左田”等品目，均系秦式封泥。可以推理，封泥作为废弃物的掩埋早期出土的机会必然存在，囿于当时金石学的触角尚未及此，相关的信息我们今天无缘获知。故吴式芬、陈介祺的《封泥考略》对于中国古代封泥的收藏、研究风气的引导是不可低估的。
在1936年之前，收录秦封泥（重见与同铭者不计）的谱录，有陈介祺《十钟山房封泥》（1883年）5种，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1898年）13种，罗振玉《郑庵所藏泥封》（1903年） 1种，郭闻庭《齐鲁封泥考存》（1917年）42种、陈宝深《徽秋馆藏古封泥》（1924年）7种、周明泰《续封泥考略》（1928年）26种、周明泰《再续封泥考略》（1928年）5种，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封泥存真》（1934年）1种，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1936年）6种，佚名《封泥拓本》（民国间）3种。累计达109种。这部分秦封泥，均汇录于孙慰祖《古封泥集成》（1994年）。这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存世秦封泥的基本数量。
新中国成立后至相家巷封泥出现之前的考古发掘和博物馆的征集品有17种（详见附表“秦官印封泥总目”繁体字版）。
以《箔清馆金石》为开端，收藏、著录封泥遗物的近百年中，对其时代的鉴别认识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封泥考略》在考释所收封泥中，已断为“古玺”、“汉”、“新莽”三类作为编目，在具体考释文字中利用文献与文字形态相结合，又将一部分封泥订为西汉和秦。如卷四“参川尉印”下曰：“《地理志》河南郡注‘秦三川郡，高帝更名’……此曰‘参川’即三川郡尉之印，印篆‘参’字与石鼓同，字又近，斯当是秦印。”这是十分精当的考鉴之例，反映了作者宽博严谨的学术理念。1928年，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接踵而出。周氏沿循吴、陈的学术体例，对于“秦”的认识已更接近实际，如在“信宫车府”下曰：“印文错综，似是秦印也。”《考略》与《续考略》在秦封泥判断标准上，已注意到文字风格与印面形式的特点，体现了综合的断代方法。
秦封泥与秦印的鉴别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没有先期对秦印的正确界定标准，就没有后来比较及时的对新出秦封泥的判断。王献唐在20世纪30年代所撰《临淄封泥文字叙目》中即已指出：“世传秦官印皆有栏格，”明确地作出了判断秦官印文字的形态标准。王氏在考查临淄故城东门外所出封泥时，注意到该地出土多具“栏格”，断为秦代封泥。这是首次明确寻访到秦封泥具体出土地点的学术记录。对于秦印断代标志的探索，在20世纪50年代后仍持续进行。罗福颐著《古玺印考略》（1977年）中对“秦官印”列为专节，更为完整地提出了秦官印的标志：“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不仅统一政权，更将当时紊乱之书体划一，由传世之秦权量、虎符、石刻及玺上文字完全相同，可证文献记载之不误，此时官印多半是凿款，其大小约当今尺2.3厘米见方，有略长一些，间有小者约2厘米，可见当时制度不尽严格，其特点是方印上多加田字格，钮制多鼻钮，半通长方印上多加日字格，其书法多方中寓圆，整齐而不伤自然风趣。”同时附录了“昌武君印”等9方官印为示例。罗氏指出的这些鉴别标准至今仍是不可更易的断代标尺。据此，罗氏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1987年）一书中，首次对存世秦官印作出了汇辑。考古界、印学界的学者对秦官印的认知形成了基本共识。随后，又有王人聪《秦官印考述》（1990年）、王辉《秦印探述》（1990年）分别对若干秦官印作出考释，明确对秦官印的认识。这些研究成果，在专业领域也包括篆刻界的研究者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
在此认识基础上，孙慰祖编著的封泥资料总集性质的《古封泥集存》（1994年），在序次上明确列为“秦汉魏晋”分卷，该书编例以官制、郡国为经，秦封泥均置于各类职官郡县封泥之首，其余递次为西汉、新莽、东汉，魏晋，改变了统以“汉”为类归的旧例，反映了作者的断代分期研究成果。作者书前论文中列出“秦”、“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东汉前期”、“东汉后期”七个时段的标准品，所揭秦封泥标准品为“参川尉印”“萯阳宫印”、“安台左墍”。秦、汉封泥断代标准的形成，为后来新出秦封泥的判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条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所依赖的资料仍限于传世品为主，缺乏充分的考古资料和具有明确出土地性质的实物参照，部分于史无征的界格官印或封泥被厘为“汉初”，典型者为“苍梧侯丞”、“浙江都水”、“新城丞印”等，认为汉初官印仍沿秦式，是当时学界普遍的困惑。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于资料的突破，这是学术发现的规律。随着1995年西安相家巷封泥的大批出土，人们期待中的突破契机不期而至。遗憾的是，由于相家巷封泥的早期出现并非来自科学发掘，具体地点在一段时间内亦人云亦云，对其真伪及时代的认识也非一蹴而就，致使相当一部分封泥散佚，甚至部分流出境外。
1996年7月孙慰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新见秦汉官印封泥考略》，刊出作者在境外所见新出秦封泥9种。这是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的最早信息披露和断代意见。该文敏锐地作出判断：“文字皆施用界格，印形较小，颇合秦印特征，故疑为近世咸阳所出，亦半个世纪来秦封泥发现之大宗。”次年，西北大学召开相家巷秦封泥专题研讨会，主持人周晓陆等人的论文发表在同年《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会议公布了“西安北郊章台附近”出土大批秦封泥的消息并刊出路东之《秦封泥图例》，发布了孙慰祖已刊9种之外的141种。其后《书法报》、《书法》、《秦陵秦俑研究动态》、《考古与文物》等报刊陆续发表了倪志俊、任隆、周晓陆等人对相家巷新出封泥的报道和资料考释文章，该批封泥的出土地域与规模逐步明确，成为历史上出土数量最大的封泥群，引起了秦史、秦文字和印学研究者的重视。其后文雅堂原拓本《秦官印封泥聚》（1999年）、《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百品》（2000年），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掘报告（2001年）先后印行发表，增出新品146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主持对相家巷遗址发掘出土的秦封泥321枚47个新品，是有史以来最大宗的封泥考古发掘所获，确定了遗址的年代与性质，为该遗址先前和此后大约同一区域出土的其他封泥的鉴定、比对，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2002年傅嘉仪出版《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增出112种，该编封泥系从私人征集，原始搜集者是从大量的封泥中甄选而出，故其形态普遍完整于他家所获。随后，周晓陆、陈晓捷、汤超、李凯、刘瑞、平出秀俊在各自的编著或文章中又刊出113种。2008年以后，马骥《近墨斋封泥缘》新增7种，施谢捷《秦封泥校读详表》增39种，杨广泰《新出封泥汇编》增162种，许雄志《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蓄华》增4种，路东之整理新获成《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封泥集》（待刊）拓出158种。综上所述，已发表的秦封泥品自总计为1017种。其中《新出封泥汇编》收人文雅堂所藏秦封泥2520枚，首次分别汇录了传为六村堡、高陵、河南平舆等地新出秦封泥，品目计为434种，占已发表秦封泥的4000，成为目前收录秦封泥品目数量最为集中的谱录。 以西安相家巷遗址所出为主的秦封泥不仅是封泥发现史上一重大突破，也是秦文字史料的重要大发现。由于封泥文字史料信息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对于秦官制、行政地理乃至于秦政治制度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秦封泥文字与同为近世集中出土的秦简犊，构成传世文献以外秦史研究主要的实物资料，并将陆续刷新这一领域各方面的研究状况。尤其在秦百官制度与郡县制的研究上，极大地拓展了学界的认识视野，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封泥本体的研究。新出秦封泥资料陆续发表后多方面的研究者已就行政地理、职官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秦文字封泥与封检制度等方面展开考释、论述。继孙慰祖《新见秦官印封泥考略》（1996年）后，又有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1997年），黄留珠《秦封泥管窥》（1997年），史党社、田静《新发现秦封泥丛考》（1997年），张愈榕《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与意义》（1997），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1997年），王辉《新出秦封泥选释》（二十则）（1998年），周晓陆、路东之、庞睿《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1998年），王辉、刘瑞《也谈西安北郊出土秦封泥的断代与用途》（1998年），任隆《从秦封泥的发现看秦手工业的发展》（2000年），王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2001年），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2001年），孙慰祖《中国古代封泥》（2002年），马骥《西安新见秦封泥及其断代探讨》（2005年），傅嘉仪《秦封泥汇考》（2007年）等论文或专著接踵发表或出版，迅速推进了新出秦封泥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学术指向明确、多学科介人的研究风气。对这一阶段的论文、报道与专著，拙编《封泥研究资料及相关文献目录》已作了比较完整的统计和辑录。
2010年，在近十余年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西泠印社举办了“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考古界、古文字学界、印学界、书法篆刻界著名学者专家发表最近研究的成果，秦封泥文字研究是此次会议的热点。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考古与秦封泥相关问题》，王辉《秦封泥等出土文字所见内史及其属官》，陈昭容《从封泥谈秦汉“詹事”及其所属“食官”》，孙慰祖《官印封泥中所见秦郡与郡官体系》，张懋镕《试论秦代封泥与汉出封泥的区分》，陈松长《与封泥有关的秦汉简牍文献拾零》，张炜羽《从相家巷秦封泥看摹印篆的文字特征与演变过程》，施谢捷《谈<秦封泥汇考>、<秦封泥集>中的藏所误标问题》等论文，研究指向涉及出土遗址性质与时代、封泥本体、封检制度、秦文字、百官制度等不同方面，研究的方法呈现多学科、专门化的趋势，成为新世纪秦汉封泥文字研究具有标志性的学术推进活动。
相家巷遗址为主体的封泥集中出土，至今仅仅十余年时间，但它们引起的学术反响与形成的学术成果已经充分显现出来。梳理研究以及多学科信息整合与利用将是更为持久的任务。资料的著录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到目前为止，秦封泥特别是新出部分的著录基本上仍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一部分谱录因发行数量有限，研究者难以窥得全豹。这对于学术研究、利用来说是殊为不利的。因此，对存世秦封泥品目作一次梳理汇总、形成一个阶段性的总目，是十分必要的。有鉴于此，作者十余年来悉心留意于新出秦封泥资料披露的动态，在收集各家所藏及各刊物发表的资料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校勘、剔其重复，草成《秦官印封泥总目》（附表）。施谢捷所作《秦封泥校读详表》（待刊）对2010年以前发表的秦封泥品目作出详尽的校勘、订补，蒙作者慨允先予采用、参考，《总目》诸多封泥释文采用了《详表》订正后的读法，在此向著者深表谢忱。本目录较施氏《详表》增出品目328种，但限于学识、囿于所见，疏漏必多，尚待商榷之释文恳请识者不吝赐正。
参考资料
① 罗福颐《古玺印考略》，中华书店，1987年7月。
② 孙慰祖《中国古代封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
③ 刘瑞《1997-2002年间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综述》《秦文化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
④ 王辉《秦封泥的发现及其研究》，《高山鼓乘集—王辉学术文存》，中华书局，2008年11月。
⑤ 施谢捷《秦封泥校读详表》，2010年，（待刊）。
⑥ 孙慰祖《官印封泥中所见秦郡与郡官体系》，《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11月。
封泥见于著录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早于《封泥考略》15年的《十钟山房封泥》中我们看到“宦者丞印”、“安台丞印”、“田廥”，“定陶丞印”、“杨氏左田”等品目，均系秦式封泥。可以推理，封泥作为废弃物的掩埋早期出土的机会必然存在，囿于当时金石学的触角尚未及此，相关的信息我们今天无缘获知。故吴式芬、陈介祺的《封泥考略》对于中国古代封泥的收藏、研究风气的引导是不可低估的。
在1936年之前，收录秦封泥（重见与同铭者不计）的谱录，有陈介祺《十钟山房封泥》（1883年）5种，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1898年）13种，罗振玉《郑庵所藏泥封》（1903年） 1种，郭闻庭《齐鲁封泥考存》（1917年）42种、陈宝深《徽秋馆藏古封泥》（1924年）7种、周明泰《续封泥考略》（1928年）26种、周明泰《再续封泥考略》（1928年）5种，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封泥存真》（1934年）1种，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1936年）6种，佚名《封泥拓本》（民国间）3种。累计达109种。这部分秦封泥，均汇录于孙慰祖《古封泥集成》（1994年）。这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存世秦封泥的基本数量。
新中国成立后至相家巷封泥出现之前的考古发掘和博物馆的征集品有17种（详见附表“秦官印封泥总目”繁体字版）。
以《箔清馆金石》为开端，收藏、著录封泥遗物的近百年中，对其时代的鉴别认识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封泥考略》在考释所收封泥中，已断为“古玺”、“汉”、“新莽”三类作为编目，在具体考释文字中利用文献与文字形态相结合，又将一部分封泥订为西汉和秦。如卷四“参川尉印”下曰：“《地理志》河南郡注‘秦三川郡，高帝更名’……此曰‘参川’即三川郡尉之印，印篆‘参’字与石鼓同，字又近，斯当是秦印。”这是十分精当的考鉴之例，反映了作者宽博严谨的学术理念。1928年，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接踵而出。周氏沿循吴、陈的学术体例，对于“秦”的认识已更接近实际，如在“信宫车府”下曰：“印文错综，似是秦印也。”《考略》与《续考略》在秦封泥判断标准上，已注意到文字风格与印面形式的特点，体现了综合的断代方法。
秦封泥与秦印的鉴别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没有先期对秦印的正确界定标准，就没有后来比较及时的对新出秦封泥的判断。王献唐在20世纪30年代所撰《临淄封泥文字叙目》中即已指出：“世传秦官印皆有栏格，”明确地作出了判断秦官印文字的形态标准。王氏在考查临淄故城东门外所出封泥时，注意到该地出土多具“栏格”，断为秦代封泥。这是首次明确寻访到秦封泥具体出土地点的学术记录。对于秦印断代标志的探索，在20世纪50年代后仍持续进行。罗福颐著《古玺印考略》（1977年）中对“秦官印”列为专节，更为完整地提出了秦官印的标志：“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不仅统一政权，更将当时紊乱之书体划一，由传世之秦权量、虎符、石刻及玺上文字完全相同，可证文献记载之不误，此时官印多半是凿款，其大小约当今尺2.3厘米见方，有略长一些，间有小者约2厘米，可见当时制度不尽严格，其特点是方印上多加田字格，钮制多鼻钮，半通长方印上多加日字格，其书法多方中寓圆，整齐而不伤自然风趣。”同时附录了“昌武君印”等9方官印为示例。罗氏指出的这些鉴别标准至今仍是不可更易的断代标尺。据此，罗氏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1987年）一书中，首次对存世秦官印作出了汇辑。考古界、印学界的学者对秦官印的认知形成了基本共识。随后，又有王人聪《秦官印考述》（1990年）、王辉《秦印探述》（1990年）分别对若干秦官印作出考释，明确对秦官印的认识。这些研究成果，在专业领域也包括篆刻界的研究者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
在此认识基础上，孙慰祖编著的封泥资料总集性质的《古封泥集存》（1994年），在序次上明确列为“秦汉魏晋”分卷，该书编例以官制、郡国为经，秦封泥均置于各类职官郡县封泥之首，其余递次为西汉、新莽、东汉，魏晋，改变了统以“汉”为类归的旧例，反映了作者的断代分期研究成果。作者书前论文中列出“秦”、“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东汉前期”、“东汉后期”七个时段的标准品，所揭秦封泥标准品为“参川尉印”“萯阳宫印”、“安台左墍”。秦、汉封泥断代标准的形成，为后来新出秦封泥的判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条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所依赖的资料仍限于传世品为主，缺乏充分的考古资料和具有明确出土地性质的实物参照，部分于史无征的界格官印或封泥被厘为“汉初”，典型者为“苍梧侯丞”、“浙江都水”、“新城丞印”等，认为汉初官印仍沿秦式，是当时学界普遍的困惑。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于资料的突破，这是学术发现的规律。随着1995年西安相家巷封泥的大批出土，人们期待中的突破契机不期而至。遗憾的是，由于相家巷封泥的早期出现并非来自科学发掘，具体地点在一段时间内亦人云亦云，对其真伪及时代的认识也非一蹴而就，致使相当一部分封泥散佚，甚至部分流出境外。
1996年7月孙慰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新见秦汉官印封泥考略》，刊出作者在境外所见新出秦封泥9种。这是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的最早信息披露和断代意见。该文敏锐地作出判断：“文字皆施用界格，印形较小，颇合秦印特征，故疑为近世咸阳所出，亦半个世纪来秦封泥发现之大宗。”次年，西北大学召开相家巷秦封泥专题研讨会，主持人周晓陆等人的论文发表在同年《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会议公布了“西安北郊章台附近”出土大批秦封泥的消息并刊出路东之《秦封泥图例》，发布了孙慰祖已刊9种之外的141种。其后《书法报》、《书法》、《秦陵秦俑研究动态》、《考古与文物》等报刊陆续发表了倪志俊、任隆、周晓陆等人对相家巷新出封泥的报道和资料考释文章，该批封泥的出土地域与规模逐步明确，成为历史上出土数量最大的封泥群，引起了秦史、秦文字和印学研究者的重视。其后文雅堂原拓本《秦官印封泥聚》（1999年）、《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百品》（2000年），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掘报告（2001年）先后印行发表，增出新品146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主持对相家巷遗址发掘出土的秦封泥321枚47个新品，是有史以来最大宗的封泥考古发掘所获，确定了遗址的年代与性质，为该遗址先前和此后大约同一区域出土的其他封泥的鉴定、比对，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2002年傅嘉仪出版《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增出112种，该编封泥系从私人征集，原始搜集者是从大量的封泥中甄选而出，故其形态普遍完整于他家所获。随后，周晓陆、陈晓捷、汤超、李凯、刘瑞、平出秀俊在各自的编著或文章中又刊出113种。2008年以后，马骥《近墨斋封泥缘》新增7种，施谢捷《秦封泥校读详表》增39种，杨广泰《新出封泥汇编》增162种，许雄志《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蓄华》增4种，路东之整理新获成《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封泥集》（待刊）拓出158种。综上所述，已发表的秦封泥品自总计为1017种。其中《新出封泥汇编》收人文雅堂所藏秦封泥2520枚，首次分别汇录了传为六村堡、高陵、河南平舆等地新出秦封泥，品目计为434种，占已发表秦封泥的4000，成为目前收录秦封泥品目数量最为集中的谱录。 以西安相家巷遗址所出为主的秦封泥不仅是封泥发现史上一重大突破，也是秦文字史料的重要大发现。由于封泥文字史料信息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对于秦官制、行政地理乃至于秦政治制度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秦封泥文字与同为近世集中出土的秦简犊，构成传世文献以外秦史研究主要的实物资料，并将陆续刷新这一领域各方面的研究状况。尤其在秦百官制度与郡县制的研究上，极大地拓展了学界的认识视野，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封泥本体的研究。新出秦封泥资料陆续发表后多方面的研究者已就行政地理、职官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秦文字封泥与封检制度等方面展开考释、论述。继孙慰祖《新见秦官印封泥考略》（1996年）后，又有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1997年），黄留珠《秦封泥管窥》（1997年），史党社、田静《新发现秦封泥丛考》（1997年），张愈榕《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与意义》（1997），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1997年），王辉《新出秦封泥选释》（二十则）（1998年），周晓陆、路东之、庞睿《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1998年），王辉、刘瑞《也谈西安北郊出土秦封泥的断代与用途》（1998年），任隆《从秦封泥的发现看秦手工业的发展》（2000年），王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2001年），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2001年），孙慰祖《中国古代封泥》（2002年），马骥《西安新见秦封泥及其断代探讨》（2005年），傅嘉仪《秦封泥汇考》（2007年）等论文或专著接踵发表或出版，迅速推进了新出秦封泥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学术指向明确、多学科介人的研究风气。对这一阶段的论文、报道与专著，拙编《封泥研究资料及相关文献目录》已作了比较完整的统计和辑录。
2010年，在近十余年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西泠印社举办了“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考古界、古文字学界、印学界、书法篆刻界著名学者专家发表最近研究的成果，秦封泥文字研究是此次会议的热点。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考古与秦封泥相关问题》，王辉《秦封泥等出土文字所见内史及其属官》，陈昭容《从封泥谈秦汉“詹事”及其所属“食官”》，孙慰祖《官印封泥中所见秦郡与郡官体系》，张懋镕《试论秦代封泥与汉出封泥的区分》，陈松长《与封泥有关的秦汉简牍文献拾零》，张炜羽《从相家巷秦封泥看摹印篆的文字特征与演变过程》，施谢捷《谈<秦封泥汇考>、<秦封泥集>中的藏所误标问题》等论文，研究指向涉及出土遗址性质与时代、封泥本体、封检制度、秦文字、百官制度等不同方面，研究的方法呈现多学科、专门化的趋势，成为新世纪秦汉封泥文字研究具有标志性的学术推进活动。
相家巷遗址为主体的封泥集中出土，至今仅仅十余年时间，但它们引起的学术反响与形成的学术成果已经充分显现出来。梳理研究以及多学科信息整合与利用将是更为持久的任务。资料的著录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到目前为止，秦封泥特别是新出部分的著录基本上仍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一部分谱录因发行数量有限，研究者难以窥得全豹。这对于学术研究、利用来说是殊为不利的。因此，对存世秦封泥品目作一次梳理汇总、形成一个阶段性的总目，是十分必要的。有鉴于此，作者十余年来悉心留意于新出秦封泥资料披露的动态，在收集各家所藏及各刊物发表的资料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校勘、剔其重复，草成《秦官印封泥总目》（附表）。施谢捷所作《秦封泥校读详表》（待刊）对2010年以前发表的秦封泥品目作出详尽的校勘、订补，蒙作者慨允先予采用、参考，《总目》诸多封泥释文采用了《详表》订正后的读法，在此向著者深表谢忱。本目录较施氏《详表》增出品目328种，但限于学识、囿于所见，疏漏必多，尚待商榷之释文恳请识者不吝赐正。
参考资料
① 罗福颐《古玺印考略》，中华书店，1987年7月。
② 孙慰祖《中国古代封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
③ 刘瑞《1997-2002年间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综述》《秦文化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
④ 王辉《秦封泥的发现及其研究》，《高山鼓乘集—王辉学术文存》，中华书局，2008年11月。
⑤ 施谢捷《秦封泥校读详表》，2010年，（待刊）。
⑥ 孙慰祖《官印封泥中所见秦郡与郡官体系》，《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