蘧伯玉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道家“无为而治”理念的开创者。孔子到卫国时曾在蘧伯玉家居住。他的弟子子贡向蘧伯玉讨教如何治理国家，蘧伯玉回答：“以不治治之。”这是道家“无为而治”与儒家“德治仁政”思想早期的一次碰撞。
　　后世，西汉名臣汲黯推崇“无为而治”思想，认为“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但是，深入剖析他的“无为”就会发现，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有选择地作为”。
　　在朝中辅政时，汲黯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官员，一有机会就向汉武帝进谏。他多次指责“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的酷吏张汤;还曾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使帝“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史书评价汲黯不畏权贵，敢犯龙颜，为官正直有操守，是最令汉武帝头痛的官员。这非但不是“无为”，而且是“大有作为”。
　　也许正因为如此，汲黯的官越做越小，终被外放郡县。这时，他的做法变成了“治官理民，好清静，不苛小”。在担任东海太守时，他体弱多病，卧内不出。但仅一年多，东海大治。
　　当时淮阳盛行铸伪钱，当地官吏不能禁。于是，汉武帝想起了为官做事爱较真的汲黯，让他去啃这块硬骨头。汲黯以多病为由推辞，汉武帝说：“我很看重你，你就是卧床也要治理淮阳。”《史记》记载，汲黯出任淮阳太守后，如在东海时一般施政，不久，淮阳政清。
　　淮阳“伪钱盛行以至官吏不能禁”，可见其弊政积重难返。“伪钱”流行的受害者是平民百姓，他们的血汗钱越变越少，生计就越来越难。至于“官吏不能禁”，十有八九不是“不能”，而是“不为”，甚至可能有官吏勾结不法之徒牟利。由此可见，汲黯能使“淮阳政清”，必然经历了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过程，绝非汉武帝轻描淡写的一句“卧而治之”能够做到的。汲黯的“无为而治”，精髓在于避轻就重，抓大放小，既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决心，又要有清晰的思路和高超的技巧。
　　历史上更为著名的“无为而治”典故，是汉初的萧规曹随。萧何病故后，曹参接替了丞相的职务。他处理政事一切按照萧何确定的章程，不予变动。有些大臣对曹参的做法很不满，也有大臣急着向他献计献策。曹参自有一套对付他们的办法。只要有人进言，曹参就请他们喝酒，结果客人喝得酩酊大醉回去，根本来不及提出建议。年轻的汉惠帝看到曹参这种表现，很是焦急。曹參找机会对汉惠帝说：“请问皇上，您和先帝相比哪一位更英明？”汉惠帝说：“当然是先帝，我怎么能比得上呢？”曹参又问：“那我和萧何哪一个更能干？”汉惠帝坦率地说：“好像不如萧相国。”曹参说：“确实如此。陛下不如先帝，我不如萧相国。他们平定了天下，又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我们既然无法超越他们，那么就应该按照他们定的制度去治理国家，只要不失职就可以了。”汉惠帝这才明白曹参的用意。
　　《史记》所载萧规曹随的故事，并不意味着身为汉相的曹参可以不理政事。恰恰相反，大政方针如何灵活把握，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帝和前任丞相制定的法令如何继续贯彻落实？曹参要做到“守职，遵而勿失”，并不容易。
　　对于施政为民的官员来说，“无为而治”绝非“无所作为”的挡箭牌，而是意在简政放权，是对“过犹不及”的防范与矫正。管得越多，统得越死，越容易抑制发展的活力;管得过宽，机构过杂，就会催生冗官冗吏，加重民众的负担。因此，“无为而治”的精髓应该是“无过无不及”的精准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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