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留学生活，不只有“打牌”。
　　2020年10月17日凌晨，《胡适留学日记》在华艺国际北京首拍中以1.3915亿元（人民币）成交，创下最贵日记的世界纪录。据报道，《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共十八册，五十余万字，皆为胡适亲笔手稿，并随文附有四百五十多张珍贵照片及中英文剪报。胡适在其中记录了留学美国时期的见闻和思想。这套手稿本是迄今公开发现的最全本，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他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十九岁时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倡导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美国留学的七年，可以说是胡适实现思想蜕变与跨越的重要时期。而胡适的留学故事，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与讨论。
　　留学是“过渡之舟楫”
　　1910年，胡适辞去了华童公学教员一职，来到北京应考留美官费生。据记载，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唯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唯有出洋留学一途。且此次如果被录取，一切费用皆由国家出之。闻官费甚宽，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若非一举两得乎？……如不能被取，则仍回上海觅一事糊口，一面竭力预备，以为明年再举之计。”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背景下，科举考试已经被废止，出国留学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出路;庚子赔款官费生省去了所有开销，留学亦成为“高性价比”的选择。
　　据记载，庚子赔款官费出国的考试科目除了国文、英文外，还有各项科学等。据胡适自己回忆，国文考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而西洋史、动物学、物理学等都是“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的很不得意”。“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最终，胡适通过了筛选，获得了赴美留学的名额。
　　对于留学的意义，胡适有一番深入的思考。他在《非留学篇》中这样写道：“新旧二文明之相隔，乃如汪洋大海，渺不可渡。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乘风而来，张帆而渡，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后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可见，与当时所有有识之士一样，胡适留学同样怀揣着探索救国之路的目标。
　　逆流而行 弃农从文
　　1910年9月初，胡适来到了美国东部纽约州伊萨卡城的康奈尔大学，成为农学院的一名新生。
　　在留学之初，胡适选择了农学专业，希望以农报国。胡适受到了提倡“大农之学”与“森林之学”的二哥的影响;而且当时农学是免费的，官费可以用来补贴家用。在康奈尔大学，胡适认真地投入了专业的学习，做实验、撰写读书报告，他还加入了好友组织的“科学社”，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还共同创办了《科学月报》。气象学教授威尔逊教授曾对他抱有殷切期待。据记载，威尔逊教授曾在班上发言说：“世界气象学上有许多问题所以不能解决，皆由中国气象不发达，缺少气象测候记载，使亚洲大陆之气象至今尚成不解之谜。今见本班有中国学生二人，吾心极喜，盼望他们将来能在气象学上有所作为。”这两位中国学生中其中之一就是胡适。许多年之后，胡适曾经感慨道：“于今二十余年，我与同班王预君皆在此学上无有丝毫贡献，甚愧吾师当年之期望。所可喜者，近年有吾友竺可桢君等的努力，中国气象学已有很好的成绩了。”
　　在农学院的学习中，胡适渐渐感到农学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所学内容与自己的救国理想相去甚远。一次果树学课程的“苹果实验”后，他坚定了转专业的想法。后来胡适回忆道：“这些实验之后，我开始反躬自省：我勉力学农，是否已铸成大错呢？我对这些课程基本上是没有兴趣，而我早年所学，对这些课程也派不到丝毫用场，它与我自信有天份有兴趣的各方面也背道而驰。这门果树学的课——尤其是这个实验——帮助我决定如何面对这个实际问题。我那时很年轻，记忆力又好。考试前夕，努力学习，我对这些苹果还是可以勉强分类和应付考试的，但是我深知考试之后，不出两三天——至多一周，我会把那些当时有四百多种苹果的分类，还是要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们中国实际也没有这么多种苹果。所以我认为农学实在是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对我来说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
　　1912年初，胡适从农学院转入了文学院，主修哲学，副修政治、经济与文学。当时理工实业受追捧，人文科学受轻视，留美的中国学生选实科的“几三倍于文科”。胡适反对这种风气，他说：“即令工程之师遍于中国，遂可以致吾国于富强之城乎？吾国今日政体之得失、军事之预备、政党之纷争、外交之受侮、教育之不兴、民智之不开、民德之污下，凡此种种，可以算学之程式、机械之图型解决之乎？可以汽机轮轨钢铁木石整顿之乎？为重实科之说者，徒见国家之患贫、实业之不兴、物质文明之不进步，而不知一国治乱，盛衰之大原，实业工艺，仅其一端。”胡适呼吁道，“决不可忘本而逐末。须知吾国之需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之急，已不可终日。”
　　在1915年7月22日的札记中，胡适写道：“我所遇欧洲学生，无论其为德人、法人、俄人、巴尔干诸国人，皆深知其国之历史政治，通晓其国之文学。其为学生而懵然于其祖国之文明历史政治者，独有二国之学生耳，中国与美国是已……吾国之学子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韩、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
　　师从约翰·杜威
　　孕育观念火种
　　1914年6月，胡適从康奈尔大学文学院毕业，注册进入康大研究生部，主修哲学，副修英国文学与经济。实际上，他每年都上暑期课程，在1913年夏天便已经修足了毕业所需的学分，只因限于校章的规定，才延迟到1914年2月正式取得学位。在6月1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余虽于去年（1913年）夏季作完所需之功课，惟以大学定例，须八学期之居留，故至今年二月始得学位，今年夏季始与六月卒业者同行毕业式。” 　　胡适认为，“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胡适规定自己“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主客既明，轻重自别，毋反客为主，须擒贼擒王。读书随手作记”。
　　当时康奈尔大学哲学系中“新唯心主义”（New Idealism）学派占主流。“新唯心主义”强调一元本体论，即所谓“绝对意识”或“绝对理性”。康大哲学系教授多持这一学派的思想，反对英国的实验论，以“实验主义”为主要论敌，将当时英国实验主义的理论权威约翰·杜威的理论作为课堂上的批判对象。然而，胡适却被约翰·杜威的理论吸引。他后来回忆道：“在聆听这些批杜的讨论和为着参加康大批杜的讨论而潜心阅读些杜派之书以后，我对杜威和杜派哲学渐渐发生了兴趣，因而我尽可能多读实验主义的书籍。在1915年的暑假，我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去向杜威学习哲学。”
　　1915年9月，胡适转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研究部，拜约翰·杜威为师。当时的哥大哲学系正处于全盛时代，中国留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政坛学坛名流的宋子文、孙科、蒋梦麟、张奚若等人物。胡适曾说：“约翰·杜威在他的慢吞吞的讲演与谈话之中，在思想上四下播种——这些‘观念种子’如落入他的学生们的肥美的思想土壤之内，就会滋长出新的智慧体系。”
　　据记载，1916年胡适考过了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获得了写毕业论文的资格。1917年5月22日，又考过了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即论文最后口试，加上原先他在康奈尔研究院就读的两年，胡适最终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须课程与作业。他将这一天作为自己留学生涯的结点，记在了日记中：“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
　　留学生活
　　不止是“打牌”
　　关于胡适的留学故事，在网络上有一个片段曾广泛流传。据说，胡适在留学期间的日记本上曾有这样的记录：“7月4日，新开这本日记，也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读完手边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