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针对我国超过1万名科技工作者的调查数据显示：有24.0%的科技工作者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其中6.4%的科技工作者属于高风险人群;有一定比例的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其中部分科技工作者属于中重度焦虑。
　　这份数据来自中科院心理所最新发布的《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作者之一、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说，在近十年间即2009年、2017年和2019年进行的3次调查中，科技工作者的抑郁水平呈逐渐升高趋势;近两次的调查中，科技工作者的轻、中、重度焦虑问题比例也均在上升。青年科研人员“心病”问题亟待关注。

中级职称科技工作者焦虑程度最高

　　作为青年教师，33岁的李铭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清晰的规划：40岁前一定要拿到教授职称。他自己心里盘算着：“如果以后我想做博士生导师，必须尽早评教授，否则未来很难拿到国家级的项目，或者发核心、典型的C刊。”
　　
　　因此，工作5年来，一到寒暑假，他就把时间利用起来做科研项目。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近的他有些焦虑。
　　在去年副教授职称评定中，这位来自湖北某高校的青年教师“败下阵来”，全校80余名不同学院老师同台竞技，他是学院综合评分第一名，本以为志在必得，却在评委投票环节因未能拿到理想成绩而落选。
　　“时间紧迫，我要尽快在核心期刊发一篇论文，不然就赶不上下半年评职称了。”李铭说。按照学校规定，今年他如果继续参评职称，就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学术成果，不能拿过去的“重复参加”，这让他感到“焦虑”，“正是评职称的关键时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今年4月，他申请了3个项目，博士后导师也催着他赶紧交文章。那时正逢学校组织体检，这位1987年出生的青年科研人员收到了“血糖偏高”的结果。从那以后，他便督促自己每周打篮球，锻炼身体。
　　《报告》显示，一些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焦虑，其中，中级职称的科技工作者焦虑水平最高——有14.5%的人可能有中度焦虑或重度焦虑问题。
　　李铭就是“最高”之一。这些被“爆炒”的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部分来自内部，自我期待;另一部分则来自外部，学校高要求。
　　以李铭所在学校为例，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仅增加了评职称的难度，也提高了年终考核的门槛。以往每年只需一个左右的省级项目即可达到“及格线”，如今要至少拿下两个省级项目才算合格，“而且对核心期刊的要求更加具体，直接划线到了排名的前30%左右”。
　　《报告》对科技工作者工作特征的维度进行细致研究，发现抑郁和焦虑与工作压力呈正相关，工作压力越大，抑郁和焦虑水平也越高，而其他4个方面如技能发展、决策自主、同事支持和上级支持均与抑郁和焦虑呈负相关。

科研起步阶段最难

　　另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刘爽，则面临科研成果的“限时任务”。入校时，学校和她签订了协议，3年期间完成规定任务，才能转为事业编制，否则面临被辞退的风险。
　　“问题在于，起步太难了。”刘爽说。对于青年科研人员，一年到手的科研经费两万元左右，搭建实验平台，买实验设备，随便一个仪器就要三四千元，好一点的动辄上万。她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自己去找靠谱的供货商，市场比价，尽量买最便宜的东西，“这都需要时间”。
　　在她看来，只有平台搭建起来，才有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有些器材没有，你不得不放弃这个课题。就算勉强能完成项目，也做不到很精确。”
　　在办公室里，她偶尔和系里新老师聊天，发现不少同龄人都有类似焦虑。新入职的老师一没平台，二没人手，更多处于单打独斗的状况。
　　陈祉妍说，适度的焦虑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促进有效解决问题，而过度的焦虑则会造成身心的痛苦，给学习和工作带来较大危害，甚至会造成正常社会的功能受损。
　　李铭明白，做科研是一个很苦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等待一瞬间的爆发。外部的环境压力加速着他的成长，“某种程度是推着我往前跑”。
　　不过，他有时候和老教授聊天发现，这似乎是“青椒”“青稞”成长的必然规律，30岁左右博士畢业，中间10年要集中解决房子、配偶、小孩等问题，等这些生存问题解决后，才能真正安稳下来，人才能平静下来。
　　“实际上从30～40岁，对青年科技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煎熬的阶段，打好了基础后，过了40岁，事业慢慢有起色，焦虑、压力可能就自然消失了。”李铭说。
　　《报告》也佐证了他的观点：焦虑水平相对最低的，是正高职称的科技工作者。

科研教学生活角色需要平衡

　　刘爽是刚入职高校的新教师，上完大学第一堂课，她给朋友发了个信息，写着：英语说得嗑嗑巴巴，被督导逮了个正着。接着，她发了一连串的省略号。
　　“现实打了我一耳光。”她心里愧疚，“再多给一点时间，我是能把课讲好的。”
　　她所在的学院正缺人手，新教师还没参加完入职培训，领导就给她布置了任务：下周就得去给留学生上课。加班加点，她做完了PPT，第一次给学生上课紧张，加之英语不熟练，就有了这样的结果。
　　新人有科研考核任务，教学量也大。她曾在学校里碰到一位同事，脸色惨白，一问才知道一个星期每天都有课，而且都是最前沿的课程，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准备，“只能拼命地干，拼命地备课”。
　　除了科研、教学压力，来自家庭生活的压力，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情绪。
　　据北京某研究院王强观察，身边有女同事刚生完孩子不到一年，因工作项目原因，经常去外地出差，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月有3个星期都在外地，“有时候明显感觉她情绪不高，心里装着事儿”。 　　海琴是一位有个1岁多大宝宝的“85后”科技工作者，她最大的压力是来自孩子的教育问题：自己长期在外做科研项目，一个月最多回去一两次，家里老人负责照看孩子，可晚上一关灯小孩又哭又闹，老人管不住，小孩有时到11点多还没睡觉。
　　“孩子从小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導，但我的工作没办法让我常在她的身边。”海琴说。
　　对部分科技工作者而言，繁重科研任务和日常家庭生活的平衡出现了偏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团队对1310名科技工作者进行小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工作对家庭的消极影响，还是家庭对工作的消极影响，都与科技工作者更高的抑郁与焦虑得分正相关。

需加强心理健康素养知识和技能的普及

　　《报告》直观地反映了部分科技工作者的心理援助心声：接近八成的人认为应该定期做心理健康状况监测;58.9%的科技工作者愿意参加心理健康普及活动;71.6%的科技工作者愿意接受心理咨询。
　　博士期间，刘爽留学时了解到，在国外有的大学里采取了三级心理干预方法，如果你来求助，第一层给予心理上的疏导，如果精神上无法帮助你解决问题，他们还会成立调查小组，去所在院系调查，甚至会对领导进行处分。
　　“在国内，我们没有对科研人员成立专门的心理辅导室，或者心理咨询师不甚专业，很多人不会主动去寻求心理咨询。”刘爽观察，身边同事排解压力的方法更多是和朋友倾诉，或者打球运动。
　　陈祉妍说，科技工作者普遍更愿意通过网络平台和绿色通道进行心理咨询，这种形式可以与自己单位保持相对独立，与《报告》发现的科技工作者对心理和情绪问题存在污名化和误解、对使用心理健康服务存在顾虑的结果是一致的。
　　
　　《报告》发现，70.3%的科技工作者感到无法便利获得心理健康服务;40.6%的人认为费用构成使用心理服务的困难;约一半的人害怕看完心理医生之后被同事误解，还有近六成人表示自己“不能判断何时去求助”。
　　刘爽建议，可以在学校或者科研机构与行业权威的心理咨询师合作，利用名气增加被咨询者的信任感，“有抑郁症状的科研人员无法自我排解时，还是会倾向于寻找权威专家的帮助”。

如何为青年科研人员心理“减负”？

　　《报告》提出，要完善心理健康筛查和检测机制：为筛查出的高危个体提供就诊和转诊指导，避免出现延误干预和治疗时机;此外还可以从科研环境来改善，如加强团队支持，对于工作制度、环境客观条件进行改进和调整，营造关爱与支持的环境、氛围。
　　陈祉妍还建议，加强心理健康素养知识和技能的普及。她说，基于科技工作者的服务需要，在“知”的基础上，也要重视“行”的培养。对有助于提升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促进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心理技能，如可以提升自我效能感、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及时缓解压力等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可以开展相关培训，开放学习资源和机会，让科技工作者可以掌握科学的知识和技能，有技“傍身”，从而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
　　（李铭、刘爽、王强、海琴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