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仅从白居易的视角分析《琵琶行》，是单向度的，是不全面的；只有增加琵琶女的视角，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琵琶行》。解读《琵琶行》的文本时，应当并重看待琵琶女与白居易，否则就会造成文本解读的狭隘性。
关键词：文本解读；《琵琶行》；琵琶女
站在白居易的视角解读《琵琶行》，是《琵琶行》鉴赏史上的主流解读方法。在此视角之下，分析者均将白居易的身世遭遇和情感世界作为挖掘的重点，而将琵琶女作为陪衬，比如“满腔迁谪之意，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1]（乾隆语），又如“借叙述琵琶女身世，抒迁谪之恨”[2]（刘学锴语）。这种解读的不足之处在于，将琵琶女与作者互相激发、触动的双向行为，简单处理为琵琶女激发了白居易情感抒发的单向行为。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3]49陈先生非常精当地指出琵琶女与白居易应当并重看待，但我们在教学中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点。
因而，仅从白居易的视角分析《琵琶行》，是单向度的，是不全面的；只有增加琵琶女的视角，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琵琶行》。
从诗人的角度概括故事，其脉络再熟悉不过了：诗人先是为琵琶声所吸引，接着被琵琶女的生活遭遇所打动，联想到自身的生活遭遇，再到琵琶女重弹琵琶，于是，诗人感情再度升华。而从琵琶女的视角审视这个故事，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思考：什么东西触动了琵琶女，使她面对陌生男子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即从犹豫转变为袒露心胸？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深入琵琶女的世界。
这个问题实际分为两个子问题：一是琵琶女为何犹豫，二是琵琶女为何袒露心胸。
琵琶女邂逅白居易，听到邀请时是“琵琶声停欲语迟”，见面后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态度是犹豫不决的。所谓犹豫，就是琵琶女既想与陌生人相见，又不想与他们相见。希望相见的原因是琵琶女孤独寂寞，需要向人倾诉。琵琶女婚姻生活的孤独寂寞，与其丈夫是商人这一职业有关。这可以从两点进行分析。一是常年在外奔波，“重利轻别离”，是商人的职业特点。不只是诗中的茶商如此，一般商人都是如此。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徒，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唐人李隐小说《潇湘录》中的商人郑绍新婚不久即要出门经商，对其妻说：“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盖是常也。虽深承恋恋，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乐者。愿勿以此为嫌！当如期而至。”[4]这对经常享受众星拱月般生活的倡女而言，尤为难以忍受。二是与琵琶女和商人的婚姻关系特点有关。“退役”的倡女嫁给商人，家庭地位不是很高，婚姻关系也不见得牢固，在一夫多妻制之下，倡女可能只是经常行走江湖的茶商诸多姬妾中的一个而已，陈寅恪先生更是断言：“此茶商之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直‘同居’而已。”[3]53如此，倡女不仅是孤独寂寞，而且也为自己的生活稳定性而忧虑。曾经纸醉金迷的琵琶女，面对如此的现实，落差特别大，需要倾诉是可以理解的。
不想相见的原因，首先要考虑的是封建社会男女有别的人际交往准则是否约束了琵琶女。那么琵琶女是否因此而有所顧忌呢？有学者指出，带有鲜卑族血统且发家于陇西胡汉杂居地带的李唐皇族，因受鲜卑族自由的男女关系影响，妇女贞节观念淡薄，唐初直至唐宣宗时，一直“给予妇女社交、婚姻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度”[5]。而《琵琶行》的故事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远早于唐宣宗对妇女行为规范的约束。唐代妇女交往的自由，在诗文中有大量的反映。崔颢《长干曲》：“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是女子主动询问陌生男子。琵琶女并非良家妇女出身，男女大防的禁忌更加淡薄。“此即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视其去留离合，所关至小之证。是知乐天之于此故倡，茶商之于此外妇，皆当日社会舆论所视为无足重轻，不必顾忌者也。”[3]54宋人洪迈在《容斋三笔》中对此现象总结议论：“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非以其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邪？……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6]由此可见，琵琶女内心顾忌不是社交伦理的问题。
琵琶女真正担心的是倾诉对象所托非人。琵琶女虽然技艺高超，但是作为“倡女”，一则地位低下，如果邀请者是一般士绅，不但不会理解琵琶女内心的苦楚，甚至会嘲讽她咎由自取；二则年老色衰，自惭形秽，担心邀请者看到其面目之后自己会受到冷遇。
那么琵琶女在演奏之后，为何顾虑全消，向白居易敞开心扉呢？
首先，白居易精通音乐，能够欣赏琵琶女的演奏。关于白居易的音乐才能，诗中第二段中用了“转”“拨”“弹”“拢”“捻”“抹”“挑”“画”等八个动词描写了琵琶演奏的八种手法，再加上序言所说“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都能说明。翻开白居易的诗集，我们还看到他写过大量有关乐器演奏的诗歌，比如《夜琴》《松下琴赠客》《船夜援琴》《听弹古渌水》《好听琴》《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和令狐仆射小饮听阮咸》《夜筝》《筝》《五弦弹》等，并在《好听琴》中写出了自己对音乐的喜爱：“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晚年还在家中养了一批歌妓，并亲自教导，他在诗中说：“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伊州》）“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小庭亦有月》）白居易“既是文学家、诗人，又是音乐舞蹈鉴赏家”[7]。正因为白居易有如此高的音乐修养，他在欣赏琵琶声时才能投入情感，其情感亦随琵琶声的音律转变而转变，进而在音乐上与琵琶女达成共鸣。这一点也正是琵琶女所看重的，因为沦为商人妇的琵琶女姿色已去，唯有琵琶技术傍身，只能依靠此得到别人的尊重，在江州这样荒僻的地方能够遇到白居易这样具有高超音乐修养的人实属难得。 其次，琵琶女能够从诗人服饰行止中看出诗人的落寞。根据诗歌描述，琵琶女在诗人自我介绍之前，并不知晓诗人的身份，但琵琶女能从细节判断诗人的大致身份。诗人身穿官员装束，颜色是青衫，可以判断为低级官员。“隋唐规定，根据官员的散官品阶，决定官员的不同服饰。因此从官服的颜色、冠的型制、笏版的质料和佩戴的饰物上，就能看出官员品阶的高低。”[8]八品官服装颜色是深青色，九品官是浅青色，八、九品腰带是鍮石（黄铜）带九銙，冠是一梁冠；并且诗人能懂京都音乐，说明曾在京都生活；诗人“醉不成欢惨将别”，神色凄惨。综合上述因素，琵琶女能够判断诗人是被贬谪的落魄之人。
因为有音乐上的共鸣和生活上都是从京城流落偏僻之地的共性，琵琶女才会大胆地将自己的委屈和不幸向一个陌生男子和盘托出。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虽然两人在这特定时刻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但是两人毕竟身份上有本质的不同，其沦落的严重程度也不相同。白居易是士人，琵琶女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歌妓。作为士人，虽然仕途挫折，毕竟还有起复的可能，根据白居易日后的仕途表现，他的官职是扶摇直上的；而琵琶女随着年纪的增大，经济越发不能独立，命运只会越来越黯淡。正因为身份地位的悬殊，白居易对琵琶女的同情也是有限度的，“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虽有对琵琶女的同情之泪，但更多的是为自己而伤感。这是历史局限性，不能苛求白居易。但从琵琶女的角度来看，更可见琵琶女的悲惨，作为被损害、被侮辱、被消费的歌妓，始终得不到真正的同情。
在《琵琶行》的阅读接受和教学上，许多教师无意挖掘琵琶女这个人物，这值得我们深思。其原因恐怕正如文学评论家南帆所指出的：“通常的阅读中，人们总是和叙述者构成了同谋关系。人们将不知不觉地站在叙述者的角度上看待角色。第一人称将制造一种自述的语言气氛，叙述者与角色‘我’的合一将有效地俘获人们的同情之心。”[9]这种现象，在非虚构作品中表现尤甚，读者容易站在作者的角度分析文本，这就造成了文本解读的狭隘性。在教学中，我们应当警惕这种倾向。[[□][◢]]
参考文献：
[1] 韩兆琦.唐诗选注汇评[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646.
[2]刘学锴.唐诗名篇鑒赏[M].合肥：黄山书社，2008：194.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姜革文.商人·商业·唐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19.
[5]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J].文史哲，2000（2）：100.
[6]洪迈.容斋随笔·三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41-1142.
[7]李斌城.唐代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24.
[8]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中国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0.
[9]南帆.文学的维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38.
（责任编辑：方龙云）
关键词：文本解读；《琵琶行》；琵琶女
站在白居易的视角解读《琵琶行》，是《琵琶行》鉴赏史上的主流解读方法。在此视角之下，分析者均将白居易的身世遭遇和情感世界作为挖掘的重点，而将琵琶女作为陪衬，比如“满腔迁谪之意，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1]（乾隆语），又如“借叙述琵琶女身世，抒迁谪之恨”[2]（刘学锴语）。这种解读的不足之处在于，将琵琶女与作者互相激发、触动的双向行为，简单处理为琵琶女激发了白居易情感抒发的单向行为。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3]49陈先生非常精当地指出琵琶女与白居易应当并重看待，但我们在教学中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点。
因而，仅从白居易的视角分析《琵琶行》，是单向度的，是不全面的；只有增加琵琶女的视角，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琵琶行》。
从诗人的角度概括故事，其脉络再熟悉不过了：诗人先是为琵琶声所吸引，接着被琵琶女的生活遭遇所打动，联想到自身的生活遭遇，再到琵琶女重弹琵琶，于是，诗人感情再度升华。而从琵琶女的视角审视这个故事，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思考：什么东西触动了琵琶女，使她面对陌生男子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即从犹豫转变为袒露心胸？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深入琵琶女的世界。
这个问题实际分为两个子问题：一是琵琶女为何犹豫，二是琵琶女为何袒露心胸。
琵琶女邂逅白居易，听到邀请时是“琵琶声停欲语迟”，见面后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态度是犹豫不决的。所谓犹豫，就是琵琶女既想与陌生人相见，又不想与他们相见。希望相见的原因是琵琶女孤独寂寞，需要向人倾诉。琵琶女婚姻生活的孤独寂寞，与其丈夫是商人这一职业有关。这可以从两点进行分析。一是常年在外奔波，“重利轻别离”，是商人的职业特点。不只是诗中的茶商如此，一般商人都是如此。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徒，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唐人李隐小说《潇湘录》中的商人郑绍新婚不久即要出门经商，对其妻说：“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盖是常也。虽深承恋恋，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乐者。愿勿以此为嫌！当如期而至。”[4]这对经常享受众星拱月般生活的倡女而言，尤为难以忍受。二是与琵琶女和商人的婚姻关系特点有关。“退役”的倡女嫁给商人，家庭地位不是很高，婚姻关系也不见得牢固，在一夫多妻制之下，倡女可能只是经常行走江湖的茶商诸多姬妾中的一个而已，陈寅恪先生更是断言：“此茶商之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直‘同居’而已。”[3]53如此，倡女不仅是孤独寂寞，而且也为自己的生活稳定性而忧虑。曾经纸醉金迷的琵琶女，面对如此的现实，落差特别大，需要倾诉是可以理解的。
不想相见的原因，首先要考虑的是封建社会男女有别的人际交往准则是否约束了琵琶女。那么琵琶女是否因此而有所顧忌呢？有学者指出，带有鲜卑族血统且发家于陇西胡汉杂居地带的李唐皇族，因受鲜卑族自由的男女关系影响，妇女贞节观念淡薄，唐初直至唐宣宗时，一直“给予妇女社交、婚姻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度”[5]。而《琵琶行》的故事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远早于唐宣宗对妇女行为规范的约束。唐代妇女交往的自由，在诗文中有大量的反映。崔颢《长干曲》：“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是女子主动询问陌生男子。琵琶女并非良家妇女出身，男女大防的禁忌更加淡薄。“此即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视其去留离合，所关至小之证。是知乐天之于此故倡，茶商之于此外妇，皆当日社会舆论所视为无足重轻，不必顾忌者也。”[3]54宋人洪迈在《容斋三笔》中对此现象总结议论：“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非以其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邪？……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6]由此可见，琵琶女内心顾忌不是社交伦理的问题。
琵琶女真正担心的是倾诉对象所托非人。琵琶女虽然技艺高超，但是作为“倡女”，一则地位低下，如果邀请者是一般士绅，不但不会理解琵琶女内心的苦楚，甚至会嘲讽她咎由自取；二则年老色衰，自惭形秽，担心邀请者看到其面目之后自己会受到冷遇。
那么琵琶女在演奏之后，为何顾虑全消，向白居易敞开心扉呢？
首先，白居易精通音乐，能够欣赏琵琶女的演奏。关于白居易的音乐才能，诗中第二段中用了“转”“拨”“弹”“拢”“捻”“抹”“挑”“画”等八个动词描写了琵琶演奏的八种手法，再加上序言所说“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都能说明。翻开白居易的诗集，我们还看到他写过大量有关乐器演奏的诗歌，比如《夜琴》《松下琴赠客》《船夜援琴》《听弹古渌水》《好听琴》《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和令狐仆射小饮听阮咸》《夜筝》《筝》《五弦弹》等，并在《好听琴》中写出了自己对音乐的喜爱：“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晚年还在家中养了一批歌妓，并亲自教导，他在诗中说：“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伊州》）“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小庭亦有月》）白居易“既是文学家、诗人，又是音乐舞蹈鉴赏家”[7]。正因为白居易有如此高的音乐修养，他在欣赏琵琶声时才能投入情感，其情感亦随琵琶声的音律转变而转变，进而在音乐上与琵琶女达成共鸣。这一点也正是琵琶女所看重的，因为沦为商人妇的琵琶女姿色已去，唯有琵琶技术傍身，只能依靠此得到别人的尊重，在江州这样荒僻的地方能够遇到白居易这样具有高超音乐修养的人实属难得。 其次，琵琶女能够从诗人服饰行止中看出诗人的落寞。根据诗歌描述，琵琶女在诗人自我介绍之前，并不知晓诗人的身份，但琵琶女能从细节判断诗人的大致身份。诗人身穿官员装束，颜色是青衫，可以判断为低级官员。“隋唐规定，根据官员的散官品阶，决定官员的不同服饰。因此从官服的颜色、冠的型制、笏版的质料和佩戴的饰物上，就能看出官员品阶的高低。”[8]八品官服装颜色是深青色，九品官是浅青色，八、九品腰带是鍮石（黄铜）带九銙，冠是一梁冠；并且诗人能懂京都音乐，说明曾在京都生活；诗人“醉不成欢惨将别”，神色凄惨。综合上述因素，琵琶女能够判断诗人是被贬谪的落魄之人。
因为有音乐上的共鸣和生活上都是从京城流落偏僻之地的共性，琵琶女才会大胆地将自己的委屈和不幸向一个陌生男子和盘托出。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虽然两人在这特定时刻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但是两人毕竟身份上有本质的不同，其沦落的严重程度也不相同。白居易是士人，琵琶女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歌妓。作为士人，虽然仕途挫折，毕竟还有起复的可能，根据白居易日后的仕途表现，他的官职是扶摇直上的；而琵琶女随着年纪的增大，经济越发不能独立，命运只会越来越黯淡。正因为身份地位的悬殊，白居易对琵琶女的同情也是有限度的，“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虽有对琵琶女的同情之泪，但更多的是为自己而伤感。这是历史局限性，不能苛求白居易。但从琵琶女的角度来看，更可见琵琶女的悲惨，作为被损害、被侮辱、被消费的歌妓，始终得不到真正的同情。
在《琵琶行》的阅读接受和教学上，许多教师无意挖掘琵琶女这个人物，这值得我们深思。其原因恐怕正如文学评论家南帆所指出的：“通常的阅读中，人们总是和叙述者构成了同谋关系。人们将不知不觉地站在叙述者的角度上看待角色。第一人称将制造一种自述的语言气氛，叙述者与角色‘我’的合一将有效地俘获人们的同情之心。”[9]这种现象，在非虚构作品中表现尤甚，读者容易站在作者的角度分析文本，这就造成了文本解读的狭隘性。在教学中，我们应当警惕这种倾向。[[□][◢]]
参考文献：
[1] 韩兆琦.唐诗选注汇评[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646.
[2]刘学锴.唐诗名篇鑒赏[M].合肥：黄山书社，2008：194.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姜革文.商人·商业·唐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19.
[5]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J].文史哲，2000（2）：100.
[6]洪迈.容斋随笔·三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41-1142.
[7]李斌城.唐代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24.
[8]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中国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0.
[9]南帆.文学的维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38.
（责任编辑：方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