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订婚仪式中的泼水礼是彝族婚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四川省会理市通安镇的彝族订婚仪式为例,结合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过程理论,分析订婚仪式中泼水礼产生的原因.在彝族订婚仪式中,以女性为主导的泼水礼存在“结构”和“反结构”现象.以仪式过程理论分析,证明女性群体泼男性群体这种现象在仪式中具有合理性.但在分析仪式形成的起因时,不仅要从结构性张力的方面来探讨,还需要从水崇拜、戏谑行为和抗拒与接纳等社会结构之外的原理进行解释,以探究彝族的订婚仪式阈限期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机 构】
：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 南宁53002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订婚仪式中的泼水礼是彝族婚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四川省会理市通安镇的彝族订婚仪式为例,结合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过程理论,分析订婚仪式中泼水礼产生的原因.在彝族订婚仪式中,以女性为主导的泼水礼存在“结构”和“反结构”现象.以仪式过程理论分析,证明女性群体泼男性群体这种现象在仪式中具有合理性.但在分析仪式形成的起因时,不仅要从结构性张力的方面来探讨,还需要从水崇拜、戏谑行为和抗拒与接纳等社会结构之外的原理进行解释,以探究彝族的订婚仪式阈限期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其他文献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从国际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加大了全球的金融安全风险。从国内来看,金融安全面临的系统性风险、高杠杆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和外部风险不容忽视。在此背景下,我国金融安全呈现出新问题与新特点,对政府加强金融治理提出了新挑战。为此,在统筹“两个大局”中需要深刻认识政府保障金融安全面临的现实困境与价值选择,尽快实现政府在金融安全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政策和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治理腐败这一“现象级”的政治实践激发了海外观察家的热议与研究.他们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等多维视角高度评价中国治理腐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并将其成功归因为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从深层密码看,中国治理腐败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规与国法协同;善于自我监督和自我完善.正是这些“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成功转化为治理腐败的效能,使得中国反腐败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压倒性胜利.透过海外对中国反腐经验和反腐方案的称赞、借鉴和期待
翻开透着墨香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第一课《北京的春节》，受疫情防控需要，我国倡导人们“就地过年”，因而“年味”锐减。师生照本宣科加上课件演示，枯燥乏味。“书上得来终觉浅”，何不来个体验学习——学《腊八粥》、熬腊八粥、喝腊八粥，在文本学习中习得“详略得当安排材料”的写作方法，在文字中感受沈从文先生笔下老北京的“年味”，在教学活动中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发泡粥料——渗透劳动教育 “卢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无自我之私利。中国共产党始终计利于民族之利、国家之利、人民之利,矢志不渝地信守和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胸怀中国梦,利计天下利。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铸就了百年辉煌,书写了千秋伟业。
彝语有“金”“银”“铜”“铁”四个金属常用词,这些词可以指金属元素,又可以指价值;还可以和一些语素或词搭配指颜色。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比彝语六大方言区四个常用金属词语音和语义的异同,并和藏缅语族其他亲属语言进行比较,尝试对彝语这些常用金属词进行探究并对其词源进行探讨,同时将这些金属词与之对应的颜色词进行比较,一方面揭示彝语方言内部一些语音的历史演变规律,为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些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彝族在金属理解上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思维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的在地化实践集中凸显乡村治理有效的命题,而乡村振兴的本质目标在于提升村民个体幸福感.通过构建乡村治理质量的指标体系,借助于苏、浙、赣等省份的多个村庄调查数据,进而测度出乡村治理质量得分,同时进一步构建乡村治理质量对村民幸福感影响效应的模型.实证研究表明:与个体特征要素相比,乡村治理质量对村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乡村治理质量内嵌的四维结构要素对村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乡村经济关系、乡村环境条件、乡村社会保障、乡村社会网络、村民信任感以及基层民主均对村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性的正向影响
如何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联结机制,是现代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干部和群众结对为基础的“结对制”在中国政府治理过程中具有较为深厚的理念传统和制度渊源。具体到当下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过程,可以把“结对制”大致划分为三类,即以联系群众为导向的“结对制”、以扶危济困为导向的“结对制”和以社会稳定为导向的“结对制”。相对于更具现代化特征的技术路径,“结对制”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体化和情感化特征,基层政府能够依托“结对制”和群众建立个体化联结和情感化互动。对基层政府而言,“结对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不仅在农村地区和相对落
社会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必由之路。推动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达到新高度,在实践指向上涵涉拓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新境界、推动国民素质达到新高度、赋能人民美好新生活、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根基等鲜明主题。新时代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多措并举、统筹推进。因此,在提升路径上必须以学习践行科学理论为首要任务,强化思想引领;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补足“精神之钙”;以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为重点,丰富文明实践载体;以文明交流互鉴
民众问责是政府有效回应群众诉求的外部驱动力.H村在推进“一家亲”APP改革中,建立“互助问答”平台,既为群众有序表达诉求提供了载体,也使群众可以随时追踪干部的回应行为,赋予了群众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有力凭借和主体能力,这极大激发了群众参与问责的热情和意愿.在线询问、实时评价、线上公共舆论等多种问责形式与村庄场域内衍生出的线下公共舆论问责、道德问责、选票问责等构成民众问责合力,以较强的问责压力驱动干部的有效回应.在理论上,这是一种基于民众参与的问责式回应模式.有效的民众问责受到问责主体性和能力性两个因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成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提升践行实效的重要着力点。它以清单的方式列举出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不能触碰的范围和领域,凸现出鲜明的底线性、简明性和逆向思维等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负面清单制度在价值取向与调控目标上的一致性、作用功能上的互补性,奠定了二者结合的学理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负面清单制度离不开有效的支撑,以法制体系、政策体系和道德体系为主体,建构起一个三者共同作用、有机统一的完整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