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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历史告诉我们：党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历经艰难与奋斗、失败与探索，才走出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造就了伟大光荣的党。
历史让我们知道：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
历史教育我们珍惜：新中国的成立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艰难的探索历程——中共五大
中共五大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代表大会，是幼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重要环节。
1926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中共中央各机关也陆续从上海迁至武汉，1927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抵达。至此，中共中央秘书处、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军委、中央工委、中央农委、中央妇委等机关均设在武汉。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形势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形势十分紧迫，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等82人，来自全国11个省、区及共青团，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谭延闽、徐谦和孙科作为国民党代表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工农青妇代表列席开幕式。开幕式以后的会议在汉口黄陂会馆举行(旧址已不存)，至5月9日大会闭幕。
会上陈独秀所作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但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他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瞿秋白把自己写的批判陈独秀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印发给大会代表，并作了系统发言。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之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等。这次代表大会在组织建设上有所贡献：中央执行委员会更改为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31名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设政治局，政治局中还设常委(与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样的)，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因党员发展很快而设立中央党校；我党历史上七大书记中的五位进入中央委员会。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陈独秀虽然作了一些检查，但没有真正改正错误。因此，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挽救革命于危亡——“八七会议”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历史关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瞿秋白、李维汉、毛泽东、苏兆征、罗亦农、张太雷、邓中夏、陆定一、邓小平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和湖北的代表8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主持大会。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三项议程：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及《党的组织决议案》。
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遭受第一次严重挫折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开始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新的斗争。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根据采访武汉市革命博物馆馆长周斌整理而成，在此深表感谢!)
历史告诉我们：党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历经艰难与奋斗、失败与探索，才走出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造就了伟大光荣的党。
历史让我们知道：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
历史教育我们珍惜：新中国的成立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艰难的探索历程——中共五大
中共五大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代表大会，是幼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重要环节。
1926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中共中央各机关也陆续从上海迁至武汉，1927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抵达。至此，中共中央秘书处、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军委、中央工委、中央农委、中央妇委等机关均设在武汉。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形势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形势十分紧迫，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等82人，来自全国11个省、区及共青团，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谭延闽、徐谦和孙科作为国民党代表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工农青妇代表列席开幕式。开幕式以后的会议在汉口黄陂会馆举行(旧址已不存)，至5月9日大会闭幕。
会上陈独秀所作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但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他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瞿秋白把自己写的批判陈独秀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印发给大会代表，并作了系统发言。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之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等。这次代表大会在组织建设上有所贡献：中央执行委员会更改为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31名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设政治局，政治局中还设常委(与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样的)，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因党员发展很快而设立中央党校；我党历史上七大书记中的五位进入中央委员会。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陈独秀虽然作了一些检查，但没有真正改正错误。因此，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挽救革命于危亡——“八七会议”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历史关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瞿秋白、李维汉、毛泽东、苏兆征、罗亦农、张太雷、邓中夏、陆定一、邓小平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和湖北的代表8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主持大会。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三项议程：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及《党的组织决议案》。
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遭受第一次严重挫折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开始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新的斗争。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根据采访武汉市革命博物馆馆长周斌整理而成，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