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托玛斯·哈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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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他的所谓“英雄”,是这样一些人物,近现代的,有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意大利诗人邓南遮,还有英国的托玛斯·哈代……他的理由:“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对于这些英雄,他不仅阅读、翻译他们的作品,还说:“在我有力量爬的时候,总不教放过一个‘登高’的机会。”他想亲炙他们,“多瞻仰几个英雄。”这种向往,促成了他与英国大作家托玛斯·哈代的一次会面。
  哈代虽然被公认为英国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还乡》《无名的裘德》,尤其代表作《苔丝》,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可在早期以及后期,他的诗作,却出色地表现出他“真纯的人生哲学”。正是这些诗作,最早吸引了中国诗人徐志摩,使他终生都将哈代当做“属于任何时代”的“英雄”崇拜着。
  在徐志摩翻译的诗作中,数量最多的,似乎就是哈代的作品,达到了数十首。1923年11月10日的《小说月报》上,刊出了徐志摩最早翻译的两首哈代的诗作。其中一篇是《她的名字》:
  “在一本诗人的书叶上/我画着她芳名的字形;/她像是光艳的思想的部分,/曾经灵感那歌吟者的欢欣。

  如今我又翻着那张书叶,/诗歌里依旧闪耀着光彩,/但她的名字的鲜艳,却已随着过去的时光消淡。”
  同年12月10日的《小说月报》上,又刊出徐志摩翻译的两首哈代诗作,其中《伤痕》一首,原作及译笔都十分凄美:
  “我爬登了山顶,/回望西天的光景,/太阳在云彩里/宛似一个血殷的伤痕;
  宛似我身上的伤痕,/知道的没有一个人,/因为我不曾袒露隐秘,/谁知这伤痕透过我的心!”
  从时间看,徐志摩对哈代诗的兴趣,一直没有降温。1924年,他又先后翻译发表了四首哈代诗作;1925年3月的《语丝》杂志,又刊出他翻译的哈代诗作《在一家饭店》;1926年5月20日《晨报副刊·诗镌》中,刊出了《厌世的哈提(即哈代)》一文。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徐志摩一口气翻译出数首哈代诗作:《一同等着》《疲倦的行路人》《一个悲观人坟上的刻字》……至此,有关翻译的介绍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因为随后不久的当年夏天,徐志摩就奔赴欧洲,在英国学者,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教授狄更生的介绍下,见到了他心仪的“英雄”——托玛斯·哈代。
  在未见到哈代本人之前,徐志摩曾经根据一些文章的描述和一点想象,为哈代画了一张像:“如其你早几年,也许就是现在,到多切斯特的乡下,你或许碰到‘裘德’的作者,一个和善可亲的老者,穿着短裤便服,精神飒爽的,短短的脸面,短短的下颏,在街道上闲暇地走着,招呼着,答话着,你如其过去问他卫撒克士小说里的名胜,他就欣欣地从详指点讲解;回头他一扬手,已经跳上了他的自行车,按着车铃,向人丛里去了。”这是一个欣悦的快活形象。他的内心呢,徐志摩这样想象:“人类的情感与自然的景象是相联合的;在他的想象里,像在所有大艺术家的想象里,不仅伟大的史绩,就是眼前最琐小最暂忽的事实与印象,都有深奥的意义……从他那六十年不断的心灵生活里,——观察、考量、揣度、印证,——从他那六十年不懈不弛的真纯经验里,哈代,像春蚕吐丝制茧似的,抽绎他最微妙、最桀傲的音调,纺织他最缜密、最经久的诗歌——这是他献给我们可珍的礼物。”然而,这毕竟是想象,真实的哈代——这位文坛“英雄”,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
  为怕打扰,哈代在多切斯特郊区建立了一所名为马克斯门的住宅。一般情况,他是不见客的。所以,在此之前,徐志摩便请剑桥大学狄更生教授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徐志摩是哈代诗歌的中文译者,希望能够与哈代见面云云。当时,狄更生教授还对徐说:“老头儿(指哈代)精神真好,小心他带你到多切斯特树林里去走路,他就好像没有疲乏的时候。”狄更生与哈代是朋友,他大约“享受”过与哈代走路的疲乏待遇。
  1926年7月的一天,天气格外地好。带上狄更生教授的介绍函,徐志摩从伦敦出发,前往多切斯特。下午三点多抵达。出站后,因为天气好,徐志摩打听到去马克斯门的方向,就欣快徒步向目的地进发。哈代的家门外边,是一片青碧的平壤,住宅上爬满了藤萝,是一个绿色的世界。园子里有一位工人在修剪花草,徐志摩上前询问。工人点点头,用手指指门,告诉他老人在家。徐志摩拉响了门铃。在宁静里,屋内的狗叫显得刺耳。一个戴着白纱抹头的年轻侍女出来开门。
  听到徐志摩请求后,年轻女子说:“哈代先生在家”,随即就补了一句:“可你知道哈代先生‘永远’不见客的。”“慢着,”徐志摩赶紧说,“我这里有一封信,麻烦你给递进去。”也许这个侍女没有想到这位异国青年有这么大的面子,所以当她从屋里出来时,脸上堆着最俊俏的笑容。 “哈代先生愿意见你。先生,请进。”侍女提示,“你不怕狗吧?不过不要紧,我们梅雪(狗名)只叫,不咬人的。这儿客来得很少。”
  徐志摩有些怕狗,随着侍女,战战兢兢地进了门。引着徐志摩走进客厅,侍女就出去了。哈代还没有来,徐志摩得以观察客厅的陈设: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著名画家约翰·萨金特为哈代画的像;另一面墙上,是一张英国诗人雪莱的像。书架上,还明显摆着雪莱的大本集子。徐志摩觉得有些诧异:这老头儿怎么会这样喜欢雪莱?从文字到内容、形式看,他们两人的差距真够大的。徐志摩正想着,外面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的还有狗的铃铛声。
  哈代推门进来了。老头儿真是矮。一刹那,徐志摩甚至觉得自己平望过去,几乎没有看到他。但老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毕竟真实地来到自己面前。徐志摩事先准备好满腔想表达崇拜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哈代便一下子拉他坐下了。口里还连连说着“坐、坐”。接下也不容徐志摩开口(似乎来客的开场白他早已了然),就用急促的语调和有些干涩苍老的声音一连串地发问起来:“你是伦敦来的?”“狄更生是你的朋友?”“他还好吗?”“你在翻译我的诗?”“你怎么翻的?”“你们中国诗歌用不用韵?”显然,前面几句问话是不用答的,狄更生的信里已经介绍了相关情况。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诗人的徐志摩回答得很妙:“我们(中国)从前只有有韵的散文,没有无韵的诗歌,可最近……”哈代一下子打断他,说不愿意听“最近”。哈代当然是赞成用韵的。他打了个比方:你投一块石头到湖心里去,一圈圈的水纹漾开了去,韵是波纹,少不得。哈代继续发挥说:“抒情诗是文学精华的精华,是颠不破的钻石。不论它多小,光彩是磨不灭的。我不重视我的小说,什么都没有比作一首好的小诗困难。”说话间,哈代引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告诉我什么培养了想象力。”还高兴地说:“为你的观察力干杯。”这句话,是本琼生说的,引在这里,表示出一种满意的自我欣赏。
  哈代这些话,显然是对着这位年轻的中国翻译者说的,表达了自己对抒情诗的看法。徐志摩根据自己翻译哈代诗歌时的体会,告诉哈代:“我喜欢你的诗不仅因为它们结构严密如建筑,同时其中有思想的血脉在流走,是有机的整体。”这里,徐志摩用了“Organic”(有机的)这个词。对这位年轻翻译者的表述,哈代显得很满意。他重复着这个词:“yes,Organic,yes,Organic.”“诗必须是活的东西。”他还做了这样的生发:练习文字顶好学写诗;诗是文字的秘密。
  在相互交谈间,徐志摩也在观察着这位自己心目中的“老英雄”。哈代的脸盘像是一个尖角向下的等边三角形,两颧似乎很宽;他的眼睛不大,但很深邃,不容易看出颜色和表情。如一般刊登的照相或画像中常见的,哈代极明显的标志是他嘴巴两边松松下坠的夹腮皮。他的头顶已经全秃,只两鬓略略有一些花白的头发。整体望去,他那皱纹龟驳的脸如一块苍老的岩石,“雷电的猛烈,风霜的侵凌,雨雪的剥蚀,苔藓的沾染,虫鸟的斑斓”,不尽的时间和空间变幻,都在这张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哈代仍在沉思。他回忆说:“三十年前有朋友约我去中国。朋友是位教士,叫莫尔德,他在中国生活了50年。他回来后,说英语时已经不熟悉了,得先想中文,然后再翻成英文。他对中国的情况十分了解。他约我去,可是太遥远,太不方便了。”大约听那位教士说到中国文字,哈代问徐志摩:“你们的文字是怎么回事?困难极了是不是?”哈代甚至说:“为什么你们不丢了它(中国文字)改用英文或法文,这不更方便吗?”这话叫徐志摩大吃一惊。他想,哈代可以说是一个通晓各种语言的天才诗人,竟然要我们丢掉使用了几千年的文字!实在不可思议。关系太重大了,徐志摩不由得与哈代辩难起来。哈代也许说得并不多么认真,所以相互讨论了几句,大师并没有过分坚持自己的看法。
  因为徐志摩是由狄更生教授介绍,哈代问起来狄更生的近况。他感叹地说狄更生真是中国的朋友。在哈代的询问下,徐志摩谈到了自己游览的城市,以及各地风格各异的教堂。哈代早年学过建筑,听到这个话题,又产生了兴趣。徐志摩问:“你的小说里常常有建筑师,那里面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哈代回答说没有。想来也许应该有,不过哈代是无意识地将自己熟悉的状态带了进去,所以在他看来,明显的意识确实没有。
  因为徐志摩到达时已是下午,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这就有些迟了。此时,哈代养的那只大狗好像懂事似的,跑过来趴在徐志摩身上喘喘地乱抓。哈代看看有些紧张狼狈的徐志摩,唤开了狗,说:“我们去园子里走走吧。”徐志摩明白,主人是要送客了。他心里想,费这么大的劲拜访一趟,总得留点纪念吧。他赶上哈代,表达了自己的请求。哈代回头,看见徐志摩手里拿有一部照相机,竟加快了步子。他说:“我不爱照相。有一次美国人来给我照相,给我找了很多麻烦。从此我便不让来客照相了。”像是知道来访者下一步的要求,哈代先封了口:“我也不给人签字,你知道吗?”一边说着,一边加快了步伐,似乎怕徐志摩强迫他似的。走到花圃边,哈代停下脚,大声说:“到这儿来,这儿有花,我来采两朵给你作纪念。好不好?”他采下一红一白两朵小花,送给徐志摩说:“你可以插在衣襟上。”他又催促般地说:“你现在去赶六点钟的车刚好。恕我不陪你了,再会,再会吧……”哈代老人扬了扬手,径直进门去了。
  按世俗的想法,哈代真是吝啬,连茶也没请客人喝一杯。可当时的徐志摩,内心却充满了感激。能够有与英雄见面这样难得的机会,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哈代,在徐志摩看来,是达·芬奇、莎士比亚、歌德、拜伦这样一等人物,能见到他,就是幸运,你还在乎喝没喝一杯茶?回来的一路上,徐志摩一直在回想着,哈代,是自己心目中那么高远、明亮的形象,刚才那个秃头、弯背、屈腿的老头儿,就是他吗?真不可思议。
  回国后不久,徐志摩又翻译了老诗人不久前写的一首诗:《哈代八十六岁诞日自述》,表达对这位伟人的敬慕。1928年元月,徐志摩认为应当活满100岁的哈代辞世。消息传来,徐志摩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立即以《汤麦士哈代》为题,写出一长篇纪念文字。在文章中,除去介绍了哈代逝世后英国隆重的悼念活动,还对哈代的各方面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这四年里我们先后失去了这时代的两个大哲人,法国的法郎士和英国的哈代。这不仅是文学界的损失,因为他俩,各自管领各人的星系,各自放射各人的光辉,分明是 19世纪末叶以来人类思想界的孪立的重镇,他们的生死是值得人们永久纪念的。我说‘人类’因为在思想与精神的境界里我们分不出民族与国度。……我们想念到他们,正如想念到创化一切的主宰,只觉得语言所能表现的赞美是多余的。我们只要在庄敬的沉默中体念他们无涯涘的恩情。他们是永恒的。天上的星……”
徐志摩

  这篇溢满悲哀和性灵的文字,充分表达了徐志摩对哈代及哈代般英雄人物的景仰,阐释出自己与哈代精神的领会及契合;文字的灵动和丰满,无不显露出他掩抑不住的情怀。在遥远的东方,有这样一位仰慕者和领悟者,文学大师哈代,应该相当满足了。
  除纪念文章之外,徐志摩又赶译出三首哈代的诗歌:《对月》《一个星期》《文亚峡》。前面两首与纪念文章一起,发表在1928年3月10日 《新月》杂志第1卷1期上;《文亚峡》(一首带有浓厚抒情色彩的叙事诗,计150多行)发表在1928年6月《现代评论》三周年纪念增刊上。这位崇拜者自己还以《哈代》为题,创作出一首纪念诗作。这一切,当然是徐志摩向哈代——心中的精神“英雄”所致的由衷敬礼。
  并不以诗享有最高声誉的哈代,在中国诗人徐志摩那里,成了被翻译诗作最多的歌者;在世界上伟大的“英雄”人物中,被徐志摩以文章描述、介绍、纪念最多者,仍是哈代。从时间看,他们两人的会谈虽不足一个小时,可哈代的诗文以及他的整个人,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杰出的诗人徐志摩。
  当然,徐志摩属于文化伟人的仰慕者。可是,说他们有心灵相通之处,是毋庸置疑的。仰慕真正的“英雄”人物,无疑是向光明的接近,希望自己的心扉能被阳光照亮的天性所致;人类向善,追求智慧,这也许是最亲切、便当的方式。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情怀,从其作品看,无疑受到哈代艺术——诗歌、小说的影响;就品格看,他也是单纯而明亮的,这也能从风格和情味上映现出哈代的影子。由此看去,文化的影响和交流,并不因为国度不同而稍减,不因文化的差异而受损。人类的优秀文化,就是在人类最基本的共通认知情形下建立的。这一点,在国家间仍存在冲突,而文化间相互交流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今天,尤其值得留意。追述这段半个多世纪前文化人——哈代与徐志摩之间的交往,想传递的,当然就不仅仅是他们见面,翻译诗文作品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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