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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诗：过去可回首将来有知音
王 珂（学者，东南大学教授）
作为一个有30多年专业新诗研究经历的学者，一个时时宣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诗消得人憔悴的”人，我常喜欢用莱蒙托夫的两句诗来描述我“反思百年新诗”的结果：“反顾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遥望将来，竟无一个知音。”“正像一座冷落的殿堂总归是庙，/一尊推倒了的圣像依然是神！”2002年6月的某一天，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的答辩会，当专家们都说自己根本不读新诗时，我差点说出你们可以否定我研究新诗的博士论文，但是你们不能否认新诗的客观存在。行文至此，我猛然发现这两句诗才是当时我的亲切感受，前一句说明新诗“曲高和寡”，后一句说明新诗“客观存在”。
新诗的数量可以统计，如2006年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刘福春著）收入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在海内外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评论集17800余种，涉及7000多位诗人。新诗的源头却难确定。新诗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是从“诗界革命”算起，新诗大致诞生于1897年，到1997年就有百年历史。二是从“白话诗运动”算起，新詩大致问世于1917年，到2017年才百年。正因为两种观点都存在，以“百年新诗”为题的各种纪念活动竟然也持续了20年，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纪念”到今天，这在人类的纪念活动史上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奇观。它正说明了新诗这种文体的复杂性，连自己的生辰都不清楚，前后居然相差20岁，更不要奢谈什么“新诗是否形成了传统”“新诗是否建立了自己的诗体”“新诗是否有文体合法性”“新诗是否应该建立自己的艺术标准”“新诗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是否存在”“新诗诗人是否有‘字思维’”“如何新诗，如何现代”“浪漫主义如何影响新诗”等学术性问题。
正是长达20年的以“百年新诗回顾与反思”为题的各种研讨会、各种诗会和各种专栏文章等“纪念活动”，反而让理论家们越来越深入地考察新诗的历史，思考新诗的未来。如以上所列举的20年来新诗理论界的几种主要“论争”的结果令人欣慰，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新诗学术研究，也影响了新诗创作界，很多诗人也被卷入“百年新诗的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中。甚至一些古代汉诗研究者，尽管不读新诗，也公开宣称不喜欢新诗，却知道新诗坛发生的一些“事件”，如近期研究唐宋诗词的大家莫砺峰教授，在东南大学的一次学术活动中说他知道新诗坛的“梨花体”，让专门从事新诗研究的我十分惊讶。我三年前还参加过以“百年新诗”为题，针对普通民众的新诗朗诵会，目睹了生活在福建的诗人舒婷的“宝刀不老”与“盛名不衰”。这是2013年6月18日搜狐网的报道：《舒婷做客紫气云谷 领衔百年经典诗歌朗诵会》。这场朗诵会是2013年6-10月南京举办的“中国新诗100年·翠屏两岸诗会”中的一场。数百名舒婷30年前的“粉丝”涌入会场，让一同到场的中国台湾诗人鸿鸿感受到了中国大陆新诗爱好者的“狂热”，他对我说这种新诗民间热在台北市是不可能发生的。
正是因为纪念“百年新诗”的活动跨度长达20年，给了诗人和诗论家畅所欲言的机会，主要出现了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派认为新诗是失败的，一些新诗诗人也反戈一击。如生于福建的老诗人郑敏在2002年说：“中国新诗很像一条断流的大河，汹涌澎湃的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悲的是这是人工的断流。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使得新诗与古典诗歌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同时口语与古典文字也失去了共融的可能，也可以说语言的断流是今天中国汉诗断流的必然原因。”正是因为新诗与古诗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新诗诗人，甚至一些新诗领袖，如胡适、沈尹默、郭沫若等像杜甫诗所言“晚节渐于诗律细”，失去了新诗领袖应有的“晚节”，被旧诗“招安”。这种“复辟”行为实际上自我否定了他们年轻时的革命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宣布了新诗的失败。1999年现代文学史家钱理群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新诗文体的不成熟，他说：“和充分成熟与定形的传统（旧）诗词不同，新诗至今仍然是一个‘尚未成型’、尚在实验中的文体。因此，坚持新诗的创作，必须不断地注入新的创造活力与想象力；创造力稍有不足，就很有可能回到有着成熟的创作模式、对本有旧学基础的早期新诗诗人更是驾轻就熟了的旧诗词的创作那里去。”钱理群的这种观点在新诗研究界以外的文学学者中相当流行。
在20年来对新诗得失的持续争论中，早期和晚期的两次争议影响最大。周涛的文章《新诗十三问》原文刊于《绿风》1995年第4期，《星星》1997年第2期再次刊发引发大讨论，《诗刊》1997年第5期还发表了署名“莫”的综述文章《周涛文章<新诗十三问>引起讨论》。周涛在20世纪80年代曾被誉为“新边塞诗的三剑客”，是“西部诗的领军人物”，但是在90年代中期他就认为诗一文不值，原因是他发现新诗从诞生之日就是错误的，还认为百年新诗走过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尽管他发出这个有些“哗众取宠”声音的时间是1995年，他还是用了“百年新诗”这个特定词语。他的“讨伐之声”在两年后才得到了真正的响应，1997年成了名副其实的“新诗合法性反思元年”。从此以后，三教九流都可以对新诗说三道四，甚至横加指责，如韩寒2006年在自己博客上针对现代诗坛发布了6篇短文，其中一篇《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宣布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理由是写诗如同开赛车一定要开在指定路线的赛道里才会有观众看。这个观点与新诗理论界的“诗体重建”观点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处。韩寒的写诗如赛车需要“赛道”的观点几年后被著名老诗人流沙河“支持”。2015年8月14日《晶报》发表了《流沙河：新诗不耐读是因为没秩序》，流沙河说：“现在好多新诗不耐读，因为没有秩序。”“我不相信，中国的诗歌能把传统抛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把现代的一些观念、一些文学、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这些悲观论者的观点一出现就受到了乐观论者的反驳，乐观论者也主要来自诗人，如伊沙、沈浩波等诗人直接反击韩寒，甚至认为韩寒这样的“司机和俗手”不配谈诗歌。 身为新诗学者，我自然不能置身事外。20多年来也写了数十篇文章讨论“新诗的合法性”问题，还出版了《新时期三十年新诗得失论》和《新诗现代性建设研究》等专著。代表性论文有《并非萧条的九十年代诗歌——为个人化写作一辩》《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20世纪，青年诗人“横行”诗坛》《网络诗将导致现代汉诗的全方位改变——内地网络诗的散点透视》……特别是如同这次应《福建文学》的约稿写“百年新诗”文，我还多次写过这样的“命题作文”。如2005年应《文艺争鸣》之约，我写了《理性地对待“新诗”这种特殊文体 》（《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但是我的呼吁不但没有人响应，一年后的2006年竟然成了新诗的“灾年”，韩寒“发难”新诗正是在这一年。新诗受到了以网民为代表的民众的激烈攻击，一些官方媒体也“公然”否定新诗。2016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记者李舫发表文章《恶搞中沦为大众娱乐的噱头 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全盘否定了当代诗歌，引发轩然大波。诗人李少君发表“檄文”《强烈要求〈人民日报〉记者道歉》。钱理群在2006年5月30日到6月2日写的《诗学背后的人学——读<中国低诗歌>》也说：“我对当代中国诗歌几乎是一无所知，坦白地说，我已经20年不读、不谈当代诗歌了，原因很简单，我读不懂了。”这一年“中国新诗向何处去”成为公众话题。这年9月，我针对当时网友恶搞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事件，写了《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这篇文章立刻被新浪网、人民网等多家门户网站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我到北京开会，《今日中国论坛》编辑专门找到我，请我写《中国新诗向何处去》，后来刊发于《今日中国论坛》2006年第11期。
20年来，在新诗理论界，我始终是乐观派的代表，从20世纪90年代为个人化写作辩护，到后来为整个新诗辩护，我始终用那句名言来描述新诗：“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当然我也承认新诗，尤其是当代新诗存在很多问题，毫不留情地指出诗坛弊端，甚至被诗人嘲笑为“新诗城管”，被诗评家视为“学术警察”。去年冬天在甘肃岷县参加一次诗歌活动，《星星》副主编李志国还说我的那篇《诗人坏，诗评家更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新诗持乐观态度并不是因为我研究新诗就有“敝帚自珍”的心理，而是源于30多年的研究，我已经研究出新诗的成绩与问题。2009年我的论文《新诗30年的五大成就与五大问题》的摘要是：新诗的起源与命名决定了新诗是一种偏激的文体，它的先锋性、动态性文体特征导致得失共存。30年来的新诗主要有五大成就和五大问题：促进了思想解放，发展了汉语诗歌，优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情感，记录了国人生活；职能单一，文体极端，诗人严重缺乏学养，做人浮躁偏激，诗坛拉帮结派炒作风太盛。目前应该加强三方面的建设：以艺术方式加强标准建设，以改良方式加强诗体建设，以多元方式加强社会化写作。30年来的先锋诗颇能呈现新诗为中国思想解放所做的贡献，很多诗人争做诗意的先锋而非诗艺的先锋。诗人的“纯文学”写作同样具有政治革命的潜能。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新诗。
2010年我的论文《新诗百年的十大成就和十大问题》的摘要是：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新诗主要取得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 “经典诗歌”的建设。
如上所言，无论是在新时期30年还是在100年，我都把新诗的第一成就总结为：参与了中国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加快了民主进程。因为我推崇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曾以守常之名在1916年8月15日的《晨钟》创刊号中的主张：“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1917年出现的“白话诗”正是新文艺的“先声”，没有新诗革命，就没有文学革命，没有文学革命，就没有文化革命及政治革命。我赞同海外学者李欧梵的观点：“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和作家个性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性格力量，这种力量赋予五四文人一种格外积极的心态……正如夏志清所说的，‘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时期所表现的那种乐观和热情，与受法国大革命激励而出现的那一代浪漫派诗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百年后的今天，作为新诗革命的受益者，我们不难发现胡适在1933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的讲演中的预言已经实现了。他说：“其时由一群北大教授领导的新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领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也知道为获得所需，他们必须破坏什么。他们需要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以及新的学术。”
今天的中国，确实出现了胡适所言的“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以及新的学术”。尽管一路坎坷，几起几落，百年磨难，风雨兼程，这种抒情文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白话诗”阶段，重在“白话”不在诗；“新诗”阶段，重在“新”不在诗；“现代诗”阶段，重在“现代”不在诗；如今已经进入了“现代汉诗”阶段，既重视“现代”又重视“汉诗”。在前三个阶段文体都不太成熟，在最后一个阶段文体已经成熟了。应该给“现代汉诗”下这样的定义：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它主要有启蒙功能、治疗功能和审美功能，尤其是新诗的启蒙功能（传统的“诗教”）和治疗功能（现代的“诗疗”），让新诗大可以“爱国”，小可以“治病”，两者相得益彰。因此要重视诗歌精神重建的启蒙现代性建设和重视诗体重建的审美现代性建设，分别由五部分組成。启蒙现代性建设要重视一大问题、两大需要、三大功能、四大任务和五大建设；审美现代性建设要重视六大特质、七大类型、八大诗体、九大题材和十大关系。一大问题指生存问题。两大需要指人的生理需要与审美需要。三大功能指诗的启蒙、治疗和审美功能。四大任务指要促进改革开放，记录现代生活，优美现代汉语和完美汉语诗歌。五大建设指要建设现代情感、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现代文化和现代政治。六大特质指要重视新诗在新世纪的六大文体特质：在写什么上多变的情绪多于稳定的情感，在写作手法上叙述受到重视，在写作语言上平民化口语多于贵族性书面语，在诗的音乐性上内在节奏大于外在节奏，在诗的结构形式上视觉结构大于听觉结构，在写诗的思维方式上图像思维越来越重要。七大类型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和媚俗艺术。八大诗体指自由诗、格律诗、小诗、长诗、散文诗、图像诗、网络诗、跨界诗。九大题材指校园诗、城市诗、乡土诗、生态诗、旅游诗、爱情诗、打油诗、哲理诗、政治诗。十大关系指要处理好新诗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性别、年龄、地域、民族的复杂关系。 可以用“诗教与诗疗，民主与科学”这句话来描述百年新诗到底干了什么，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其中“诗教”可以与“民主”等同，“诗疗”可以与“科学”并列。新诗在20世纪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诗教来培养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尤其是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在21世纪的主要任务应该偏向后者，通过诗疗来加强中国人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把一个过分强调“人文”的国度改变为尊重“科学”的国度，让古老的“诗国”与现代的“科学国”有机融合。近年我大力推广诗歌疗法，如在福建省图书馆、发改委、妇联、地税局和南京市市民学堂、东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作了多场诗歌疗法讲座，今年还在《名作欣赏》杂志连载新诗疗法的论文。原因是我深刻地意识到当前应该高度重视新诗对普通人的心理治疗功能，中国现有1.2亿人有心理问题，民众心理健康才能更好地“爱国”，才能建设“和谐社会”；海子等几十位诗人自杀，诗人心理健康才能完成“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使命，才能“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文艺高峰”，才能让新诗为政治上的“中国梦”做更大贡献。如果重视新诗的治疗功能，相信新诗在新世纪可以实现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的理想，不仅让“德先生（民主）”，更让“赛先生（科学）”为中国复兴大业做出更大贡献。
感动，不是好诗接受的全部理由
陈仲义（评论家，厦门城市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
传统诗歌的接受尺度，向来都定位在“感动”“动人”的心理层面上，这是中国古老诗教的结果。比如中国古典诗学一个最主要的接受尺度叫“意境”，一直与“感动”如影随形，特别受用。它让我们躺在诗歌尺度的席梦思上舒服了千年之久。可是，时代发生了巨大变迁，继续以“意境”“境界”作为诗歌接受的“圭臬”，死抱着“感动”尺度不放，会不会进一步走向画地为牢呢？
笔者承认，感动仍不失为一个重要尺度，这是因为诗歌表现对象，许多时候涉及人的情感世界。不过，一味横亘着“感动”的标杆，千年不变，也会显得太单薄太贫瘠，适应不了时代变数。因为新诗的发轫、现代诗的推进，已然添加了与古代诗歌许多迥然有别的东西——如潜意识的、瞬间的、体验的、智性的、意识流的、互文性的、荒诞的、怪异的因素，部分改变了现代诗质地。这样，现代诗的接受尺度，势必要有所增补。
具体地说，新诗、现代诗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感动，它可能带给你智性层面上的悸动，带给你精神意识上的震撼，也可能只带给你纯生理上的快感，或语言上的惊喜。由是，笔者想对原有的诗歌接受尺度做些调节，将好诗接受的“一动”增加为“四动”：即感动、撼动、挑动、惊动。笔者以为，传统好诗靠“感动”安身立命，如若再参合、调适其他“三动”，至少更靠拢现代人的心理结构与心理响应？
感动：之所以把感动继续放在好诗接受的头把交椅上，是因为人类心灵地带，拥有情感这块最大“领地”，每时每刻，谁都无法逃避人类这一情感“文库”；也基于人的情感冲动，是人类无法更改的“秉性”， 作为信息的接受与发酵反应堆，它在传递中所产生的“共鸣”幅度，无疑是诗歌接受最具影响力的指标。
撼动：是指接受者的精神意识层面，诗歌对它发出的强刺激，所引发的震慑、震动效果。好诗不只是情感的安琪儿，同时也承担着精神冒险的使者。一次成功的精神突围和精神爆破，何止是一次精神提升。作用于精神意识上的震撼，无疑具有启蒙、启迪、启示功能，它引发接受者沉思、反省等审智活动，显然是对情感性熏陶的一种重要补充。
挑动：是指诗歌特有的“诗想”图式（诗性直觉、诗性感觉、诗性想象等）对于人们长期固守的惯性思维、实用思维、日常思维所进行的挑逗、挑衅，它触发被工具理性长期麻痹的神经，诱发人们跳出常规、常态思路，拥抱新体验新感觉新想象。一次崭新的、意外的诗性思维，就是对惯常世界认知的一次刷新。
惊动：是指在语言层面上，好诗担负着对死去语词、老化语词的复苏、挖掘工作，担负着对新生语词的分娩、接生工作——不管是繁复的张力语言，还是素朴原生的语感，一次次语词的去蔽擦亮，一次次陌生化的琢破追逐，都能引发始料未及的快感，犹如漫漫冬眠中的蛰伏，遭遇“惊蛰”，让你在突然的苏醒中充满惊喜。
以感动为初始的接受图式，其“感”可包含感触、感兴、感受、感喟、感想、感悟等诸多情感性集合，总体上给予心灵世界一种浸润性滋养。“感”是“动”的基础，“动”是“感”在心理上的延展与结果。如果说“感”是原因，那么动——心动、动心，则是收成。
下面，试做一些展开。
二
情感情绪层面的“感动”。长期以来，有许多诗人依然十分推崇以感动为圭臬的“感动写作”，以此相伴，也不想让古老的“感动”诗教，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好作品首先应该从情感上征服读者，因为感动是诗歌的生命之源，包括诗歌中那些充满感动人心的元素：人道关怀、人类尊严、命运追问、民族情怀等等，都是诗歌安身立命之处。乃至于把感动的外延，延伸到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层面。这样的论断之所以还没有过时，能够成立，关键是能被感动的诗歌，对于人的人格、情操、品行，有一种陶冶、净化和提升作用。从发生学角度上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而从现代接受角度看，詩歌的感动人、打动人，完全是接受者在施动者的情感传递过程中，被同化而产生的共鸣和回味。那些被日月淘洗而留下的诗歌，为什么依然熠熠闪光？人类情感文库，被寥寥几个“母题”反复翻搅，为什么会弥久常新？那只能归结其中最重要的感动功能——主要是诸多变化复杂的情感元素，永远储存、发酵于心灵的各个角落。
中国古典诗学一直以来，就推崇用感情打动人。“苟起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拨魄，垂世而远行”，“情之所至，诗无不至。情之所至，诗无不至。” 几乎每一部诗话，都离不开一个“情”字。西方浪漫主义诗学不用说了，就是到了现代主义时期，仍有许多人坚持。法国当代哲学家保尔·利科说：“没有什么比感情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正是凭借着感情，我们才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西班牙诗人诺贝尔文学家奖获得者希梅内斯认为：“真正的诗歌就在于那深刻的感情。”美国桂冠诗人沃沦在《谈诗歌创作》中，不无决绝地指出：“一首诗如果不能把你从头到脚完全打动，就不是好诗。” 不言自明的是，情感天然地與某些道德因素联系在一起，比如同情、宽恕、怜悯……也与某些价值捆绑一体，比如崇高、救赎、担待……且与“真善美”随影相伴。它对人们心灵的润物无声或强力摇荡，都有目共睹，轻率否定是站不住脚的。即便到了现代阶段，情感权重在心灵世界中略有减弱，但世界依然少不了哀歌与挽歌，粗暴放逐情感会遭到情感的报复。现代诗轻易放逐情感，是短视的。现代诗没有理由因前期情感的某些泛滥而严加拒斥，依然有必要把主要是由情感元素发动的“感动”，理直气壮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和“接受”的扉页上。当然，到了现代后现代， “感动只是诗歌的底质”，感动还不是好诗歌接收的全部理由。
精神层面的“撼动”。好诗歌接收的第二个理由是撼动。它主要作用于人的精神意识，是对心灵起震慑作用，其表现力有时是警句、格言、箴言式的短促有力，有时是整体性的——通过整个文本，整体性爆发出击打的力度。
在诗歌意识上，用震撼的方式来建立思想标高与理想标高是有必要的：信奉、仰望、谛听、救赎……不仅要以完全诗性的方式传输，更须以独到的、超乎常规的“偏锋”出之，否则算得了什么“思想的闪电”？！正是历史的断裂，造就先行者的思考；集权制的沿袭，加速破冰期的湍流；被荒芜的人文，反弹出疯长的葱绿；百废待举的废墟，引发更多精神的崛起。何止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种种瓦解和聚变，还有那些关于时间、空间、死亡、命运……最为“本质”“本源”的“元”问题，一旦在文本中化作深刻的形象、意象、语象，扣响接受者的心扉，那必然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博弈。其效果，犹如卡夫卡所说的，是“一把击破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
伽达默尔说：“诗是一种保证，一种许诺，使人在现实的一切无序之中，在显示世界的所有不完满、厄运、偏激、和灾难性的迷误中，与远不可企及的意义相遇。”彼埃尔·让·儒夫说：要责成诗人在守旧的世界里复活高尚的精神，成为精神力量的化身。 T·WA爱墨生更是明确提出，诗人应当做“思想的目击者”。罗曼·罗兰也认同类似的话：诗人要成为“精神上的先驱者”。不管是思想的目击还是思想的先驱，都是属于思想的历险。而思想的历险，意味着是一种清理，一种厮杀，一种拷问，一种逼迫灵魂的锋芒，同时也是一种照亮后的提升。
好诗的震慑性，一般体现在崇高的维度上。但新世纪以来，网络民间诗界开始大量向相反的维度——“崇低”与“祛魅”转移，出现审丑、审恶、审读的趋向，同样引起另一种震慑性，有如坚硬的鸟喙，啄住人心、撕裂神经、穿刺灵魂。它有深刻的哲学作为潜在背景，隐性思辨穿插其间，强大的精神冲击波辐射而来。它的打击力量时而带着形象“说教”，也不乏血性涌动，少数时候也可能呈现出半掩半露式的“寓言”。它有别于情感性的感动——多数时候浸淫于爱的沐浴。它的震慑性锋锐，更像是针灸直穿穴位。
诗歌，在此功能意义上，完全有理由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存在与生命的追问，对真实的亲近，把持承担与责任，充实世俗虚空，祛除内心黑暗，清理浮泛之物，抚摩人性，打扫通往家园的道路，呵护栖息的情怀……如此等等，诗歌是以特殊的生命“震撼”生命“摇荡”方式，来抵达精神企图的。当强大的精神气流与思想火花获得接受者广泛回应，当接受者同时也可以用情感情绪之外的智性，审度对象，获得智力上的深刻磨砺和解悟，我们才有足够的底气说，诗歌有福了，“灵魂”点着了。
诗性思维层面的“挑动”。现代诗之成立，有赖于它是属于一种很特殊的思维方式，即诗性思维，它涉及众多思维图式：潜意识、感觉、直觉、错幻觉、联觉、想象、意念、智性、灵性、悟性等。在一般人的常规思维中，上述诗性思维图式和心理活动常常被压抑和覆盖，老实遵守客观、科学的实用规矩，这就很难引起什么美学冲动。而只有诗性思维的综合撩拨，或某一诗性图式的触发，才可能挑逗起读者相应的感应层，掀起美学欲望的风暴，奇妙的诗意也才得以奇妙地发生。任何一种单一的图式（如情绪、印象），都可以产生神奇的图景，何况综合的、混交的诗性思维图式。而最常见和最能产生阅读效应的是诗的感觉和诗的想象。当诗歌以全新的感觉和想象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长年养成的僵硬、缺乏弹性的思维，不啻得到一次“返青”。这就是好诗对于我们常规思维的挑逗，不断制造人们的审美迷乱。
在异彩纷呈的诗思维盛宴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当推诗的感觉与诗的想象，它主要决定一个诗人的禀赋，同样决定在阅读者那里受用的程度。先看感觉。在普遍麻痹的世界里，读者有权利要求诗性思维提供生动强烈的感觉方式。它不是照相式的如实拍摄，而需要特殊的放大，露珠一样的鲜润，菱角一样的质感，甚至具备某种立体性。如杨然把《晒谷坝上笑声》，晒得“又干又脆”“又红又醉”，甚至还晒成矩形、晒成月色，用联觉的方式在色度、硬度、亮度、静动态方面，将笑做全方位“发声”，让人对固有的感觉模式不断进行颠覆。
再看想象。其最大秘诀是放弃对象属性之间的相似、相近点寻找，努力追求事物之间属性特征的远距离差异，进而做出“不合法的配偶和离异”（即追求远取譬式的想象），好诗的想象指数，体现在它的长度、密度、跨度上。罗门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告诉我们，谁提供诡奇的想象，摧毁平日老掉牙的思路，开凿与世界关联的新通道，谁就能最大限度征服读者。
好诗是对我们板结思维的挑逗，触发我们在潜意识、意念、体验、智力、灵性等方面的特殊开发，特别能在感觉、想象方面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意外，刺激我们对惯常思维的反叛，挑动我们对常态世界的别开生面的新体验，让我们充分享受审美迷乱。诗性思维的每一次打开，都是通向“诗意栖息”的一步。诗性思维的每一次挖潜，都是诗歌技艺的一次分享。
语言层面的“惊动”。现代诗的审美功能之一是使诗产生惊异感，而惊异感的产生，按俄国形式主义说法，就是要制造语词的陌生化效果。在所有文类中，诗担负着语词最勤劳的刷新者。语词的刷新不外是语词的发明发现：竭尽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器官，触发语词的气孔、细胞，让它们苏醒、生长，最后达成语言与自身存在的彼此照耀。 现代诗语言，早已脱离工具性，不再是意识、观念、理式的启动，而是语言“自动”成为想象、感觉、知觉和超验。语言变成自身的流动、漂浮，在瞬间撞击、闪现，也在瞬间更替、消失。一方面，语言被表达的快感输送，另一方面，语言被自身表达淹没或挤掉。语言和语言之间彼此蚕食、侵吞和争斗，在过程中完成语言的不可经验性和不可还原性。诗歌的最大进步，是语词真正进入它的本体性。现代诗视语词为诗歌的最高真实，是语词在选择诗歌，在创造诗歌。极端地说，是语词在选择诗人，是语词在选择读者。
读者从诗歌中汲取营养与美感，主要也是指语词，语词的桂冠戴到头上当之无愧。享受诗歌，许多时候就是享受诗语。让人惊讶的诗歌语言有两大类型。一是以内在暴力修辞为主的“陌生化”语言：它采用暴力干预，即以主观意愿对语言进行大跨度的变形、畸联、组装、扭曲、变性，追求“惊愕”效果（当然追求过度，容易失之杂芜造作）。二是以“语感”为“内驱力”的口语：语言与生命近乎同步的自动，充满原生、本真、天然、鲜活的特色。
总之，不管是来自暴力修辞的诗语还是来自富于语感的原质诗语，它给予人们的审美享受就是陌生化效果，而陌生化来自张力的主宰。不管是来自陌生化、特别饱胀的张力诗语，还是表面淡远、松弛，内里不乏语感而佯装微弱张力的原真诗语，它们所带来的语词盛餐，都会是紧张的惊艳或平淡的惊艳。现代诗语属于最具开放性的语言杂技，不管飞车走壁，抑或平地翻滚，都会引起阅读者一阵惊悸，这就是好诗语言的魅力。
三
当代诗人于坚虽不怎么买账诗歌接受“标准”，但他还是承认最得人心的诗是最具魅力的诗，是为天地立心的诗：我认为“动心”是最高的诗。因为智性、意识形态、主义、主题、情绪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有时间的、时代性的。而心是无时间的。“心生道也”，心可以感觉到，无法说出来。西方诗歌，一般来说，以讲求机智的智性诗歌为主，所以把诗作为对象来分析，与诗是智性游戏有关。古代中国的诗论很明白，对不可言说的就保持沉默，大而化之。
笔者认为，诗歌接收总体上可用一个“动”字涵盖。心灵有所触动，不管强烈与否，是微动还是小动、大动，只要出现“动”——“有所动”——“能够动”，就取得诗歌接受的准可证。也借用现代高科技的某些术语如“动感地带”，将人类在精神产品作用下的“微心理”响应再稍稍整理一下，我们发现，所谓笼统的“心动”，并非铁板一块，完全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
“心动”作为发射器，显然不止于上述八种“射线”，上述多种心动完全可以形成N次方的扩散涟漪，我们只是找出其中重要四种，分别对应在情感、意识、思维、语言四个层面上的特定响应“表情”罢了。
试想，好诗形成了以“感动”作为主旋律，以“撼动”“挑动”“惊动”作为“副部”的接收“交响”。在笼统的理论上，“感动”同时混合着“撼动”“挑动”“惊动”的成分，共同抵达接受的境界。必须说明的是，四个层面的“数学加减”仅属于模糊概括，现实很难达到那样精确的地步。大多数情形下，好诗和较好的诗，只占其中一两种响应“份额”。有的是以智与思的锋利撕人心肺，有的是以感觉或想象带动思维刷新，有的是以语词制造快感。不过只要其中一项十分突出，当可以和好诗的指数挂钩了。
不是吗？有时，仅仅是一个不寻常意象、一个稀有感觉、一个突发奇想、一个和谐的内在律、一个机巧构思、一个精辟警语、一个留白……只要一个，一旦被我们迅速领悟就极易打上高分。所以，倘若有那么一两点突出的东西，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或心为之一跳的东西，我们说，这样的诗歌接受可算基本达标。也因此，可以“单列”出好诗达标的基本“公式”。
情感情绪层面：好诗=感动；精神意识层面：好诗=撼动；诗性思维层面：好诗=挑动； 语言修辞层面：好诗=惊动。这样的诗，相对比较单纯。不过，稍微复杂一些的新诗、现代诗的接受，并非是上述简单的一对一“单列”。往往是以感动为“牵头”，或混合着其他“两动”“三动”，形成其他多元的“配对”：或者倚重感动与撼动的混交，或者倚重感动与挑动的混交，或者倚重感动与惊动的混交，或者只是后面“三动”的相互混合，或者是其中“兩动”的交集，也未尝不能成立。这样一来，以感动为初始的接受“交响”，又可以变奏出各有侧重（分属一、二、三、四“动”）的多种接受可能。
再次申明，“四动” 之间，自然不是简单的数学加减乘除关系，而是互为关联互为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织一体，总体上趋于整一性和混沌性，但有时候并不排除各有的权重：感动既出示自己固有的情感特质，也难免不含纳精神上的震荡因子；撼动为主的精神震慑图式，多少也得夹带情感成分。挑动的诗性思维 无法拒斥惊动的语言魅力，如此等等，它们不像界线分明的四色鸡尾酒那样，更多时候是交融着洇化着。也就是说，基本共时的“四动”还存在某种置换式的互动，表现在哪怕是同一个文本，在同一个人的不同语境、心情，以及不同年龄段的接受中，都可能出现心动的其他类型转换。
有人会质疑，所谓接受的“四动”响应，完全起源于生理学上的“心动”，充其量它只是个心理标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接受标准。果真是这样吗？人类一直以来都把心、脑器官“捆绑”在一起，“心动”实际上作为“脑动”的晴雨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心脑是一起工作的（汉字多达1300个偏旁部首——都带着“心”，有论者以“说文解字”的方法，阐释“心”的势能，再次证明“心”无所不在）。 换句话说，心动是脑动的替代物，这使得表面上是心动的心理反应，内里依然可以指向科学意义上的“脑动”——关乎精神、意识、情感的标示。近百年间，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大脑的情感传导路径、情感表达、体验与身体反应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心脑相互显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由情感心理学上的微表情实验，我们可以进一步领会情感的心理细化是完全可行的。也回应部分人所认定的：有一个“感动”的接受大框架就行了，不必搞得那么“琐屑”。我们接着要说的是，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现代心理学分支可以细致到神经、心灵、实验、统计、遗传、变态、残疾、工程、人机、数学的“末梢”，故所谓笼统的感动，已经远远不能涵盖心理冰山的一切裂隙了。感动只是代表和显示了明显的部分，那些突如其来的噩耗难道不是首先指向震撼吗？那些做梦也想不到的意外难道引发的不是悸动吗？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连锁触动、那些大起大落、转瞬即变的悚动……不是多少也游离出感动的接受范围了吗？ 好诗之所以迷人，是来自文本的召唤存在着诸多可能：或者由此及彼，或者由小见大，或者以明示暗，或者以有限寓无限，或者以有形寄无形，或者以瞬间见永恒，凡此种种，都预伏着巨大契机。同时，在接受者那里——经由体验过程的发酵、挥发，发生反响。否则，好诗怎么可能只凭一小串排列编码，就历久常新地牵动人心？好诗永远是强大的文本客观召唤性与接受敞开性的高度统一，欠缺哪一环节，好诗都无法成立。
在好诗接受的终端上，经由现代指挥棒的调度，“感动”的总谱，多少要“分延”出其他独立或混交的乐章。从笼统的感动到细化“四动”的响应，该可以满足许多敏感细腻的心灵，应和现代人微妙的“心理涟漪”。
“现实的浮土”与“先败的写作”
霍俊明（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
当下的诗歌“热”或者“热病”很多，本文只想谈论下“现实”写作。当下诗人热衷于写作“日常现实”和“公共生活”，尤其是随着生态环境的堪忧，诗歌中的“生态写作”正在泛化。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诗人“介入现实”的努力，实际上这是诗人的“生活”使然。这是否像当年的西蒙娜·薇依在1941年夏天所吁求的作家需要对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这是否就是对作家“良知”和文学“真实度”的考验？而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换言之，“诗与真”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们。
当我们一再谈论诗歌的社会性、及物性功能、诗人的责任、见证和介入现实的时候，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诗歌自身隐秘的构造和对精神主体的持续而幽微的震动。诗人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场感、及物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正如诗人雷平阳所提醒的，不要以为有了“生活”，诗歌就会迎面而来——而这是当下诗人最容易犯的错误。这个时代的作家和诗人“贡献”出了过多的“伪教堂”，里面供奉的是写作者的市侩气和文字投机者的炫耀和自得，而谈不上真正的自省、忏悔和救赎。生活的幻觉取代了文学的幻象，沉默的舌头空空荡荡。也许当代不乏“野狐禅”的妄语断语，但是带有精神启示录意义的诗人却一再阙如。
看看时下的诗歌吧！
琐碎的世故、温情的自欺、文化的贩卖、历史的解说词、道德化的仿品、思想的余唾、专断的民粹、低级的励志、作料过期的心灵鸡汤……很多没有经过转化、过滤和变形的“现实的浮土”使得分行文字成为新闻的“衍生品”或“零头”，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日常式的废话正在大行其道。我们的胃口不断被败坏，沮丧的阅读经验一再上演，那么是否存在着“现实”写作的“新因子”？
房屋已被点燃，屋顶上蹲着乡野的歌手。关乎现实的写作尤其是在现代性与乡土性对峙中写作的诗人们充当了“喊魂者”的角色。这是“丧家犬的乡愁”（雷平阳《黄昏记·序》）。很多叙述者正在成为故乡的陌生人和孤魂野鬼。我想到强调“见证诗学”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句：“专注，仿佛事物刹那间就被记忆改变。/ 坐在大车上，他回望，以便尽可能地保存。/ 这意味着他知道在某个最后时刻需要干什么，/ 他终于可以用碎片谱写一个完美的时刻。”
很不幸的是，这些与“现实”“乡土”“乡愁”相关的“关键词”已经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场中变得愈加流行和时髦。但是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种写作类型在美学和思想的双重维度下不是变得越来越开阔，相反是越来越狭窄和市侩化，变得如此媚俗而欺世，变得如此面目可憎。观念性和本质主义的诗歌并不少见，甚至写作者们据此自以为是。当下的写作者在涉及现实经验时立刻变得兴奋莫名，但大体忽略了其潜在的危险——不仅热衷于处理现实经验的写作者如过江之鲫，而且他们处理现实经验的能力也大打折扣。而更多的人却沾沾自喜于一个个光怪陆离的现实表象的碎片，并且据此以为获得了“时代性的切片”。这种写作的现实幻觉正在大行其道。写作者的“现实经验”可以获得一种发言的权利，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期占得优先权，但是这种话语权利一旦在写作中定型，其危险性也即接踵而至。
現实自身就是魔幻的、变形的、异味的——如露如电，梦幻泡影。更为残酷的还在于写作者除了承担讲述和修辞的道义，还要承受来自文字之外的现实压力或者种种真实的不幸。也就是说，写作者不仅要在现实生活中承担“失败”，而且这种失败和挫败感还要渗透进写作当中。这正是一种“失败的写作”。
1924年9月25日下午，胡兰成在西湖附近行走时目睹了隆隆声中雷峰塔的坍塌，而如何将烟尘滚滚的日常生活的偶然性和现场上升为精神事件则是作家的道义——目击道存。也许在我们的生存现场和唯现实马首是瞻的写作者中从来都不缺少“目击者”，但是将目击现场内化于写作而又能流于后世则少之又少。反观当下的现实写作，心怀执念的写作者奔波或疲于奔命于日常现实和文字中的“现实感”。很多写作者在这方面沦为追随焦点访谈式的二手货，将现实经验和文学经验一起简化为民生社会问题。如何能够避开布罗茨基所说的那种危险而又能够反复叙述互文性的“故事”？讲述故事的有效性是最为关键的。而当下的很多写作者却在重复着看似新奇的陈词滥调而又自以为是，每个人似乎都证据确凿地发现了写作的安全阀，而文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自由而又如此平庸。当代写作是否进入了“枯水期的写作”？这也许未为可知。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对民生问题的反思正印证了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看来，诗歌无论是回应现实还是回避现实都是一种“奴役”，诗歌应该超越现实面向未来。这一论断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诗人如何能够超越现实和当下而面向未来呢？诗人的写作和“现实”没有关联吗？显然，记忆、现实和未来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开的。换言之，诗歌既不能成为“现实”的寄生物和二手货，也不能成为完全抽离了现实体验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诗歌中的“现实”以及应该具有的超拔于现实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远视野”正是考察诗歌的一个入口或切口。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日常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诗人所理解的现实也是多层面的，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褊狭或道德化的可能。 是沉溺还是超逸，是混为一谈还是抽丝剥茧？
历史必须当代化，当代也必须历史化，因为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在“当下”语境中面对“历史”。这要求写作者必须具备以求真意志为前提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有别于考古学，而类似于重述。这能够让那些在历史烟云和滚沸现实中的“死难者”“失踪者”重现复活、现身、说话。
那么，在写作中重建“现实感”，承担文字的“真实性”是可能的吗？尤其是在遍地犬儒主义和狗智主义横行无阻的时代——此外还有那么多的临屏阅读的欣快症患者。齐邦媛说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那么当下的二十一世纪呢？具体到时下的写作，这已经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也不是反乌托邦的时代，而是非乌托邦的时代。我一直在心里盘问，我们是悲观主义者吗？在一个连忧伤和愤怒都已经式微的年代，反讽、无望，碎片式的写作正在成为当下写作的整体精神大势。是的，只有当一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写作者才会缩身于写作当中，写作据此成为疗治。“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触碰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
划破天际的新诗初语言革命
道 辉（诗人）
若说百年新诗是从胡适的白话诗开始的，那么从读到他的《蝴蝶》的第一句起，我们伸手便触及那只已挣脱年限樊笼的蝴蝶的翩动。蝴蝶翩动，诗意的，展开画面的，但应不全是符号行为化的颠覆。在这里，诗人只是借隐秘符号表达诗歌的革命信号。它应是有情致的、蕴含思想的，即可以让我们一伸手翻阅开一部中国洋洋百年诗史便有着诗行纠结命脉的纵深或是露呈的衍循。
诗并不是文学的全部，文学这个词更能概括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似乎更能指出其宏观和广袤的双层对称，而诗，准确地说是白话诗，开始于胡适的这只蝴蝶，往时或是现时，充其量仅是夹层中绽开裂缝闪现的灵性而已。抑或，这灵动即是一种跨越，从迷惘的一片喑哑间出现，是已构成诗人的喻示，是诗人与诗人自身以外的物體反应，是对逐渐从一个古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的自我认识。
百年新诗就是一部革命史，革命带来的人身撕裂和人心震撼，实质是直抵困顿于迷惘中的自我，或向着一种弱小于生命形态的幼兽作象征般的靠拢，这弱小的幼兽状能衬托出大寄托的希望来。革命一词与叛逆、小打小闹和自生自灭的语词，也是相同的，因为到头来的失败结局均转向人生学意义，而迷惘也就在这里，过去仍还隐匿在未来的“现时”胎腹中。用如今的诗性感悟来读百年前的《蝴蝶》，他的所谓变法的诗歌，与文言式的古诗并无多大差异，他无非是有意拆借一两个俗语用韵言重组一回而已。先锋性不大，纯属个我语调上的小打小闹，打个比方：把“姨妈，你咋有空来串门”改作“哎哟，姨妈，你咋有空来串门呦喂”，多了个鼻唱腔罢了。前后差异，完全没有什么新鲜语言的多元蕴含性。如此埋入个把俗俚口头语，带给诗性的突破震撼度确实不够。所以，胡适的那一首《蝴蝶》无非是给过去诗体开拓打下了一卷迷惘的手稿。如此一首诗像是一个“哼”字，从喉咙处被新刺卡住再拔出这一僵硬无比的刺，一时是哼出了闷疼和阴霾的破晓。同“哼”字相同，“兮”“子”“呼”“者”“也”“啊”……古汉字繁简了几千年，至今的诗人仍是在诗意的花费中消化不了它们。
胡适哼出了百年新诗的第一人，他写蝴蝶但未曾写螃蟹，不然诗界敢吃螃蟹的第一人仍归属于他。但他最后也写鸽子，由此蝶影翩跹的欲望转向秉性平静。“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最后，他也写出一个人与自然世界相对峙而所彻悟的、所希望的。初语言，指他的实质性的“小打闹”，便也是以此喻大中暗藏的争斗与解构。当下，古文言诗词创作仍延续着，说明了古文言诗词中的意境对仗仍未在“往是时”中丧失，也就是说并未因那一只黄蝶到来的革命而死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类型化诗写式，近似返祖洗礼的现象遗风。很简单，胡适的那一只蝴蝶，赋予我们的是“现时”对于“往时”的语言革命精神认识的不足。
而无须察验什么，初语言应是从无形至小形再走向大形的过程。有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欢畅，有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也有了“假如生活欺骗你/不要悲伤，不要焦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的人生的鞭策与斗志，有了“黑黝黝的脸上的花瓣”，我们方才阅读了影响了一整个世纪的意象派。更有趣的是，在闽南的土著话中，熟识的人一见面，张口便是冲着对方骂一二句粗俗话，这粗俗话，闽南人称之为过“亲属闸门”的话，其双方真实的情感交流便从骂话后开始。阅读“初语言”，自觉手中仍提着一只已打开小窗门的樊笼，一时感到有来自天地间的无限风光排列着涌进这一只樊笼中，而提着樊笼的手便也自觉有着与前不同的重量来。因为，原先提着这一只樊笼，里面就从没有关禁过鸟儿什么的，也是因为，一只樊笼的存在，只是提着它的人的一个自设的框架和边际——初语言，即是从这一个自设的框架和边际，渐渐廓清出独立于市井人间的晃荡和徘徊的气味来。从初语言到语言，从自身的一只生命樊笼到宇宙结构，自我也想象着，他人之手在提着“我之身”的隐晦或言不由衷，而阅读也即是从他人之手开始，到不间歇地充实和武装起这一个“自我的想象”的批评指向了。也就是说诗人个体的性情突破，从哼出一声“初语言”至设置一个“自我的想象”，实质上，也是在渴望和期待着新诗经历一个百年的传承与演绎后的一个大激情炽热时代的合法身份的破晓到来。
胡适的这一只蝴蝶，只适合于心理层面的忧虑解读，至少在当时暂不具有恶毒性。他当时为何不去写“疯牛”或“狮子”这样命名的诗？如果可能，将引发白话诗因命名的不同而不同；蝴蝶，一时也适合了诗人的性情和灵动，说明了诗人即将迎来因为一己情愿的决裂式行为而给自己预先设想下的一种甜蜜行程的美而孤绝的转折期。在中国，也因为唯有蝴蝶，被引为特有的“化蝶”重生意义，诗人方才借用它迎向一个新的迹象。相距不久，当郭沫若喊出了“女神”，便迎合了这一命数，诗式革命也即是从一句“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衍生出“《女神》哟，你去，去寻那与我燃烧点相等的人”，冲破九重天般的歇斯底里的呐喊，而这，也不仅仅只是砸碎那一只关禁自己和阴影的樊笼那般的简单了。也就是这简单的衔接阅读，使阅读者由此从一小个砖块触摸至有着一座城墙的痛快感。性情因由思想突破那一只蝴蝶的翩动也就是已上升到带动了整个世界的暴风雨的效应。如果说，对于前者的阅读感受是一卷“蝴蝶的迷惘”手稿，那么对于后者的阅读侵浸便是“神化来武装消沉”的一部人生哲学。后者区别于前者的不同有两点：一是改自语的抒情为呐喊的迸发，二是迫使时间向空间的迫切扩展转换。到这里，诗人的性情辐射是已大过陷于铁网纠结般的跨步了。在前方的，便也有更多的后者紧接着踏步而至，这后者的后者，便有了冯至的十四行，郑敏的七月派，卞之琳的《断章》，李金发的象征，艾青的《浪花》，臧克家的《老马》，戴望舒的《雨巷》，闻一多、朱自清、何其芳和朦胧诗派的北岛、舒婷等等。后者的革命态度渐微渐失地隐去了，犹如肉体隐去了直白流血那般，更多替代的是诗人个人的自觉清醒和新时期的内在诗学艺术的建设热情。或者说，在短促的百年的新诗前阶段几十年间，便由一只蝴蝶的灵动的脱茧先声走向化蝶式的神兽的运动前身。 是否，在着意割断传统的脐带意识上，胡适的这一只《蝴蝶》的确有它独特的意象取材处，喻小达至空灵，覆盖在任其韵节牵扯着的性情顽执之上？蝴蝶，温和的，容易驾驭的，美的触手可及的精灵，亦即可像神灵那般融化了人的行役的肉身的僵死，确确实实带来了辞呈压迫韵脚的僵死的诗体进化。胡适在另一首题为《梦与诗》的诗中，这样写道：“平常情感/平常言语/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实质上也持续了蝴蝶这一美的化身的善旨作用。诗人存心变革，不受世俗约束，自己向梦救赎，再自己从涌动的梦中走出来，仍以此平常的情感和言语，来完成一次平生梦寐以求的新体诗句，如此的表白意志在当时是简易的、纯洁的，虽然，他求索的新奇诗句所构造罗列的语言仍未显露出适应于当时突飞猛进的革命性情和意志形态的饱满和炽热。
语言的未完全饱满炽热也应是归咎于一种初语言的过渡想象期，比如他说：“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确实是信口拈来，为何不加以修辞说蝴蝶贯虹为月而有所喻示象征化的东西？或者，胡适在当时，自以为白话表达更适合于设身处地一种亲身如居的民歌体咏叹，在当地繁忙的民众的生活中采集，更适宜自己建立这一白话体初语言的传播，他也懂得，若去表达更为讳莫如深的，则也就自设了从一己之身走向广众普读的障碍。变革偶尔并不是形同天花乱坠的想象掠取那么简单或紊乱，它，不与神秘契合，却屈从于民意传达，可能的，即是他的白话诗的精辟之处。变革诗体，不同于人体的现实革命行为，一时可以举菜刀砍杀地主恶霸，要不，接受指令去刺杀自己的同志，表示是已投诚异己的真心态度，或者，断然与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在暂未弄明白是是非非的混乱局势当中，表明了“又红又专”的清一色的胜利法等等。这样的意识形态使语言的极度惊慌流溢于詩句之上，实属一种骇世之举。胡适对于自己的白话体的初语言的建立，之调音抑或仅是流溢于陌生化的阅读感触，它，无非仅是区分出行句当中，不采用字对字、韵对韵、节对节的模式排列，也就是说，如此的创作手法仅是从诗人的舌口到诗人自己的嘴角，仅此而已，而有意不让它咽入喉内，进入心灵上升至思想的脑层，发出所谓的唱祷的行祭之语。也是的，不免在这里，我们在阅读这首《蝴蝶》小诗，便也就追溯至阅读《诗经》那“吭唷、吭唷”的咏哦感叹。诗人的肉身留在当时，性情又返回往时的传统当中去，去更为旷古的语义间寻找同路人的一种燃烧，以此来标榜自己的一回出界行为。初语言由此回报了他的这一担当性灵的胆大妄为的初衷。海德格尔说：存在，恋物然后迷失自己。萨特说：从存在到乌有，生命仍是一条绳索。这二位存在学探索大师给出了这一种担当性灵出使的初语言唱祭的注释，也适合了这一只蝴蝶的诗意化喻示。诗人保罗·策兰也说：“没有/声音——一声/绝响，为时间所陌生者/奉献给你的思想，在这里，最终/守护着携带至此。”也指出了新生语言的撩拨之气暗合了心音波溯。胡适的这一只蝴蝶，是从诗人自己的嘴角走进民众敞怀取意的——至今天，我们仍在乐意侃谈它，这未免也是对于百年新诗的伊始的初语言的守护，一如形同由一茬嫩芽引导种植入森林空地的向往。我们也由此觉醒地意识到：空地原就存在那里，我们到达前便已是其中的一小个空缺部分。所有的行程以及踏向的路上的边边角角是已忽略不计，由于前者已逝，我们仍还活在谈论“百年新诗”祭祀的时间中，这时间，是诗的时间，也是胡适点击开拔的时间，而诗人养活的那只蝴蝶，在这诗的百年时间内，仍还活着，要不，它将一如既往地永远活着，还将继续活下去，活至永恒终结。那么，我们全部人类为之求寻的永恒之巨，则由这一弱小的幼兽的灵动引发，我们更会感到作为血肉身躯的原人种的困顿与迷惘，这时间引证，不正是一条走向密林中的空地到诗的百年的时空通道吗？！胡适，小打小闹，初语言，他诗的永恒的一只蝴蝶，生于迷惘，活于迷惘，死于迷惘，世界，诗之世界，任由这暴风雨繁衍不息的无声的效应扛着走。
责任编辑 石华鹏
王 珂（学者，东南大学教授）
作为一个有30多年专业新诗研究经历的学者，一个时时宣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诗消得人憔悴的”人，我常喜欢用莱蒙托夫的两句诗来描述我“反思百年新诗”的结果：“反顾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遥望将来，竟无一个知音。”“正像一座冷落的殿堂总归是庙，/一尊推倒了的圣像依然是神！”2002年6月的某一天，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的答辩会，当专家们都说自己根本不读新诗时，我差点说出你们可以否定我研究新诗的博士论文，但是你们不能否认新诗的客观存在。行文至此，我猛然发现这两句诗才是当时我的亲切感受，前一句说明新诗“曲高和寡”，后一句说明新诗“客观存在”。
新诗的数量可以统计，如2006年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刘福春著）收入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在海内外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评论集17800余种，涉及7000多位诗人。新诗的源头却难确定。新诗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是从“诗界革命”算起，新诗大致诞生于1897年，到1997年就有百年历史。二是从“白话诗运动”算起，新詩大致问世于1917年，到2017年才百年。正因为两种观点都存在，以“百年新诗”为题的各种纪念活动竟然也持续了20年，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纪念”到今天，这在人类的纪念活动史上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奇观。它正说明了新诗这种文体的复杂性，连自己的生辰都不清楚，前后居然相差20岁，更不要奢谈什么“新诗是否形成了传统”“新诗是否建立了自己的诗体”“新诗是否有文体合法性”“新诗是否应该建立自己的艺术标准”“新诗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是否存在”“新诗诗人是否有‘字思维’”“如何新诗，如何现代”“浪漫主义如何影响新诗”等学术性问题。
正是长达20年的以“百年新诗回顾与反思”为题的各种研讨会、各种诗会和各种专栏文章等“纪念活动”，反而让理论家们越来越深入地考察新诗的历史，思考新诗的未来。如以上所列举的20年来新诗理论界的几种主要“论争”的结果令人欣慰，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新诗学术研究，也影响了新诗创作界，很多诗人也被卷入“百年新诗的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中。甚至一些古代汉诗研究者，尽管不读新诗，也公开宣称不喜欢新诗，却知道新诗坛发生的一些“事件”，如近期研究唐宋诗词的大家莫砺峰教授，在东南大学的一次学术活动中说他知道新诗坛的“梨花体”，让专门从事新诗研究的我十分惊讶。我三年前还参加过以“百年新诗”为题，针对普通民众的新诗朗诵会，目睹了生活在福建的诗人舒婷的“宝刀不老”与“盛名不衰”。这是2013年6月18日搜狐网的报道：《舒婷做客紫气云谷 领衔百年经典诗歌朗诵会》。这场朗诵会是2013年6-10月南京举办的“中国新诗100年·翠屏两岸诗会”中的一场。数百名舒婷30年前的“粉丝”涌入会场，让一同到场的中国台湾诗人鸿鸿感受到了中国大陆新诗爱好者的“狂热”，他对我说这种新诗民间热在台北市是不可能发生的。
正是因为纪念“百年新诗”的活动跨度长达20年，给了诗人和诗论家畅所欲言的机会，主要出现了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派认为新诗是失败的，一些新诗诗人也反戈一击。如生于福建的老诗人郑敏在2002年说：“中国新诗很像一条断流的大河，汹涌澎湃的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悲的是这是人工的断流。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使得新诗与古典诗歌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同时口语与古典文字也失去了共融的可能，也可以说语言的断流是今天中国汉诗断流的必然原因。”正是因为新诗与古诗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新诗诗人，甚至一些新诗领袖，如胡适、沈尹默、郭沫若等像杜甫诗所言“晚节渐于诗律细”，失去了新诗领袖应有的“晚节”，被旧诗“招安”。这种“复辟”行为实际上自我否定了他们年轻时的革命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宣布了新诗的失败。1999年现代文学史家钱理群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新诗文体的不成熟，他说：“和充分成熟与定形的传统（旧）诗词不同，新诗至今仍然是一个‘尚未成型’、尚在实验中的文体。因此，坚持新诗的创作，必须不断地注入新的创造活力与想象力；创造力稍有不足，就很有可能回到有着成熟的创作模式、对本有旧学基础的早期新诗诗人更是驾轻就熟了的旧诗词的创作那里去。”钱理群的这种观点在新诗研究界以外的文学学者中相当流行。
在20年来对新诗得失的持续争论中，早期和晚期的两次争议影响最大。周涛的文章《新诗十三问》原文刊于《绿风》1995年第4期，《星星》1997年第2期再次刊发引发大讨论，《诗刊》1997年第5期还发表了署名“莫”的综述文章《周涛文章<新诗十三问>引起讨论》。周涛在20世纪80年代曾被誉为“新边塞诗的三剑客”，是“西部诗的领军人物”，但是在90年代中期他就认为诗一文不值，原因是他发现新诗从诞生之日就是错误的，还认为百年新诗走过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尽管他发出这个有些“哗众取宠”声音的时间是1995年，他还是用了“百年新诗”这个特定词语。他的“讨伐之声”在两年后才得到了真正的响应，1997年成了名副其实的“新诗合法性反思元年”。从此以后，三教九流都可以对新诗说三道四，甚至横加指责，如韩寒2006年在自己博客上针对现代诗坛发布了6篇短文，其中一篇《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宣布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理由是写诗如同开赛车一定要开在指定路线的赛道里才会有观众看。这个观点与新诗理论界的“诗体重建”观点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处。韩寒的写诗如赛车需要“赛道”的观点几年后被著名老诗人流沙河“支持”。2015年8月14日《晶报》发表了《流沙河：新诗不耐读是因为没秩序》，流沙河说：“现在好多新诗不耐读，因为没有秩序。”“我不相信，中国的诗歌能把传统抛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把现代的一些观念、一些文学、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这些悲观论者的观点一出现就受到了乐观论者的反驳，乐观论者也主要来自诗人，如伊沙、沈浩波等诗人直接反击韩寒，甚至认为韩寒这样的“司机和俗手”不配谈诗歌。 身为新诗学者，我自然不能置身事外。20多年来也写了数十篇文章讨论“新诗的合法性”问题，还出版了《新时期三十年新诗得失论》和《新诗现代性建设研究》等专著。代表性论文有《并非萧条的九十年代诗歌——为个人化写作一辩》《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20世纪，青年诗人“横行”诗坛》《网络诗将导致现代汉诗的全方位改变——内地网络诗的散点透视》……特别是如同这次应《福建文学》的约稿写“百年新诗”文，我还多次写过这样的“命题作文”。如2005年应《文艺争鸣》之约，我写了《理性地对待“新诗”这种特殊文体 》（《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但是我的呼吁不但没有人响应，一年后的2006年竟然成了新诗的“灾年”，韩寒“发难”新诗正是在这一年。新诗受到了以网民为代表的民众的激烈攻击，一些官方媒体也“公然”否定新诗。2016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记者李舫发表文章《恶搞中沦为大众娱乐的噱头 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全盘否定了当代诗歌，引发轩然大波。诗人李少君发表“檄文”《强烈要求〈人民日报〉记者道歉》。钱理群在2006年5月30日到6月2日写的《诗学背后的人学——读<中国低诗歌>》也说：“我对当代中国诗歌几乎是一无所知，坦白地说，我已经20年不读、不谈当代诗歌了，原因很简单，我读不懂了。”这一年“中国新诗向何处去”成为公众话题。这年9月，我针对当时网友恶搞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事件，写了《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这篇文章立刻被新浪网、人民网等多家门户网站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我到北京开会，《今日中国论坛》编辑专门找到我，请我写《中国新诗向何处去》，后来刊发于《今日中国论坛》2006年第11期。
20年来，在新诗理论界，我始终是乐观派的代表，从20世纪90年代为个人化写作辩护，到后来为整个新诗辩护，我始终用那句名言来描述新诗：“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当然我也承认新诗，尤其是当代新诗存在很多问题，毫不留情地指出诗坛弊端，甚至被诗人嘲笑为“新诗城管”，被诗评家视为“学术警察”。去年冬天在甘肃岷县参加一次诗歌活动，《星星》副主编李志国还说我的那篇《诗人坏，诗评家更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新诗持乐观态度并不是因为我研究新诗就有“敝帚自珍”的心理，而是源于30多年的研究，我已经研究出新诗的成绩与问题。2009年我的论文《新诗30年的五大成就与五大问题》的摘要是：新诗的起源与命名决定了新诗是一种偏激的文体，它的先锋性、动态性文体特征导致得失共存。30年来的新诗主要有五大成就和五大问题：促进了思想解放，发展了汉语诗歌，优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情感，记录了国人生活；职能单一，文体极端，诗人严重缺乏学养，做人浮躁偏激，诗坛拉帮结派炒作风太盛。目前应该加强三方面的建设：以艺术方式加强标准建设，以改良方式加强诗体建设，以多元方式加强社会化写作。30年来的先锋诗颇能呈现新诗为中国思想解放所做的贡献，很多诗人争做诗意的先锋而非诗艺的先锋。诗人的“纯文学”写作同样具有政治革命的潜能。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新诗。
2010年我的论文《新诗百年的十大成就和十大问题》的摘要是：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新诗主要取得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 “经典诗歌”的建设。
如上所言，无论是在新时期30年还是在100年，我都把新诗的第一成就总结为：参与了中国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加快了民主进程。因为我推崇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曾以守常之名在1916年8月15日的《晨钟》创刊号中的主张：“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1917年出现的“白话诗”正是新文艺的“先声”，没有新诗革命，就没有文学革命，没有文学革命，就没有文化革命及政治革命。我赞同海外学者李欧梵的观点：“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和作家个性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性格力量，这种力量赋予五四文人一种格外积极的心态……正如夏志清所说的，‘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时期所表现的那种乐观和热情，与受法国大革命激励而出现的那一代浪漫派诗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百年后的今天，作为新诗革命的受益者，我们不难发现胡适在1933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的讲演中的预言已经实现了。他说：“其时由一群北大教授领导的新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领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也知道为获得所需，他们必须破坏什么。他们需要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以及新的学术。”
今天的中国，确实出现了胡适所言的“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以及新的学术”。尽管一路坎坷，几起几落，百年磨难，风雨兼程，这种抒情文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白话诗”阶段，重在“白话”不在诗；“新诗”阶段，重在“新”不在诗；“现代诗”阶段，重在“现代”不在诗；如今已经进入了“现代汉诗”阶段，既重视“现代”又重视“汉诗”。在前三个阶段文体都不太成熟，在最后一个阶段文体已经成熟了。应该给“现代汉诗”下这样的定义：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它主要有启蒙功能、治疗功能和审美功能，尤其是新诗的启蒙功能（传统的“诗教”）和治疗功能（现代的“诗疗”），让新诗大可以“爱国”，小可以“治病”，两者相得益彰。因此要重视诗歌精神重建的启蒙现代性建设和重视诗体重建的审美现代性建设，分别由五部分組成。启蒙现代性建设要重视一大问题、两大需要、三大功能、四大任务和五大建设；审美现代性建设要重视六大特质、七大类型、八大诗体、九大题材和十大关系。一大问题指生存问题。两大需要指人的生理需要与审美需要。三大功能指诗的启蒙、治疗和审美功能。四大任务指要促进改革开放，记录现代生活，优美现代汉语和完美汉语诗歌。五大建设指要建设现代情感、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现代文化和现代政治。六大特质指要重视新诗在新世纪的六大文体特质：在写什么上多变的情绪多于稳定的情感，在写作手法上叙述受到重视，在写作语言上平民化口语多于贵族性书面语，在诗的音乐性上内在节奏大于外在节奏，在诗的结构形式上视觉结构大于听觉结构，在写诗的思维方式上图像思维越来越重要。七大类型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和媚俗艺术。八大诗体指自由诗、格律诗、小诗、长诗、散文诗、图像诗、网络诗、跨界诗。九大题材指校园诗、城市诗、乡土诗、生态诗、旅游诗、爱情诗、打油诗、哲理诗、政治诗。十大关系指要处理好新诗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性别、年龄、地域、民族的复杂关系。 可以用“诗教与诗疗，民主与科学”这句话来描述百年新诗到底干了什么，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其中“诗教”可以与“民主”等同，“诗疗”可以与“科学”并列。新诗在20世纪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诗教来培养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尤其是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在21世纪的主要任务应该偏向后者，通过诗疗来加强中国人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把一个过分强调“人文”的国度改变为尊重“科学”的国度，让古老的“诗国”与现代的“科学国”有机融合。近年我大力推广诗歌疗法，如在福建省图书馆、发改委、妇联、地税局和南京市市民学堂、东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作了多场诗歌疗法讲座，今年还在《名作欣赏》杂志连载新诗疗法的论文。原因是我深刻地意识到当前应该高度重视新诗对普通人的心理治疗功能，中国现有1.2亿人有心理问题，民众心理健康才能更好地“爱国”，才能建设“和谐社会”；海子等几十位诗人自杀，诗人心理健康才能完成“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使命，才能“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文艺高峰”，才能让新诗为政治上的“中国梦”做更大贡献。如果重视新诗的治疗功能，相信新诗在新世纪可以实现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的理想，不仅让“德先生（民主）”，更让“赛先生（科学）”为中国复兴大业做出更大贡献。
感动，不是好诗接受的全部理由
陈仲义（评论家，厦门城市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
传统诗歌的接受尺度，向来都定位在“感动”“动人”的心理层面上，这是中国古老诗教的结果。比如中国古典诗学一个最主要的接受尺度叫“意境”，一直与“感动”如影随形，特别受用。它让我们躺在诗歌尺度的席梦思上舒服了千年之久。可是，时代发生了巨大变迁，继续以“意境”“境界”作为诗歌接受的“圭臬”，死抱着“感动”尺度不放，会不会进一步走向画地为牢呢？
笔者承认，感动仍不失为一个重要尺度，这是因为诗歌表现对象，许多时候涉及人的情感世界。不过，一味横亘着“感动”的标杆，千年不变，也会显得太单薄太贫瘠，适应不了时代变数。因为新诗的发轫、现代诗的推进，已然添加了与古代诗歌许多迥然有别的东西——如潜意识的、瞬间的、体验的、智性的、意识流的、互文性的、荒诞的、怪异的因素，部分改变了现代诗质地。这样，现代诗的接受尺度，势必要有所增补。
具体地说，新诗、现代诗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感动，它可能带给你智性层面上的悸动，带给你精神意识上的震撼，也可能只带给你纯生理上的快感，或语言上的惊喜。由是，笔者想对原有的诗歌接受尺度做些调节，将好诗接受的“一动”增加为“四动”：即感动、撼动、挑动、惊动。笔者以为，传统好诗靠“感动”安身立命，如若再参合、调适其他“三动”，至少更靠拢现代人的心理结构与心理响应？
感动：之所以把感动继续放在好诗接受的头把交椅上，是因为人类心灵地带，拥有情感这块最大“领地”，每时每刻，谁都无法逃避人类这一情感“文库”；也基于人的情感冲动，是人类无法更改的“秉性”， 作为信息的接受与发酵反应堆，它在传递中所产生的“共鸣”幅度，无疑是诗歌接受最具影响力的指标。
撼动：是指接受者的精神意识层面，诗歌对它发出的强刺激，所引发的震慑、震动效果。好诗不只是情感的安琪儿，同时也承担着精神冒险的使者。一次成功的精神突围和精神爆破，何止是一次精神提升。作用于精神意识上的震撼，无疑具有启蒙、启迪、启示功能，它引发接受者沉思、反省等审智活动，显然是对情感性熏陶的一种重要补充。
挑动：是指诗歌特有的“诗想”图式（诗性直觉、诗性感觉、诗性想象等）对于人们长期固守的惯性思维、实用思维、日常思维所进行的挑逗、挑衅，它触发被工具理性长期麻痹的神经，诱发人们跳出常规、常态思路，拥抱新体验新感觉新想象。一次崭新的、意外的诗性思维，就是对惯常世界认知的一次刷新。
惊动：是指在语言层面上，好诗担负着对死去语词、老化语词的复苏、挖掘工作，担负着对新生语词的分娩、接生工作——不管是繁复的张力语言，还是素朴原生的语感，一次次语词的去蔽擦亮，一次次陌生化的琢破追逐，都能引发始料未及的快感，犹如漫漫冬眠中的蛰伏，遭遇“惊蛰”，让你在突然的苏醒中充满惊喜。
以感动为初始的接受图式，其“感”可包含感触、感兴、感受、感喟、感想、感悟等诸多情感性集合，总体上给予心灵世界一种浸润性滋养。“感”是“动”的基础，“动”是“感”在心理上的延展与结果。如果说“感”是原因，那么动——心动、动心，则是收成。
下面，试做一些展开。
二
情感情绪层面的“感动”。长期以来，有许多诗人依然十分推崇以感动为圭臬的“感动写作”，以此相伴，也不想让古老的“感动”诗教，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好作品首先应该从情感上征服读者，因为感动是诗歌的生命之源，包括诗歌中那些充满感动人心的元素：人道关怀、人类尊严、命运追问、民族情怀等等，都是诗歌安身立命之处。乃至于把感动的外延，延伸到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层面。这样的论断之所以还没有过时，能够成立，关键是能被感动的诗歌，对于人的人格、情操、品行，有一种陶冶、净化和提升作用。从发生学角度上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而从现代接受角度看，詩歌的感动人、打动人，完全是接受者在施动者的情感传递过程中，被同化而产生的共鸣和回味。那些被日月淘洗而留下的诗歌，为什么依然熠熠闪光？人类情感文库，被寥寥几个“母题”反复翻搅，为什么会弥久常新？那只能归结其中最重要的感动功能——主要是诸多变化复杂的情感元素，永远储存、发酵于心灵的各个角落。
中国古典诗学一直以来，就推崇用感情打动人。“苟起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拨魄，垂世而远行”，“情之所至，诗无不至。情之所至，诗无不至。” 几乎每一部诗话，都离不开一个“情”字。西方浪漫主义诗学不用说了，就是到了现代主义时期，仍有许多人坚持。法国当代哲学家保尔·利科说：“没有什么比感情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正是凭借着感情，我们才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西班牙诗人诺贝尔文学家奖获得者希梅内斯认为：“真正的诗歌就在于那深刻的感情。”美国桂冠诗人沃沦在《谈诗歌创作》中，不无决绝地指出：“一首诗如果不能把你从头到脚完全打动，就不是好诗。” 不言自明的是，情感天然地與某些道德因素联系在一起，比如同情、宽恕、怜悯……也与某些价值捆绑一体，比如崇高、救赎、担待……且与“真善美”随影相伴。它对人们心灵的润物无声或强力摇荡，都有目共睹，轻率否定是站不住脚的。即便到了现代阶段，情感权重在心灵世界中略有减弱，但世界依然少不了哀歌与挽歌，粗暴放逐情感会遭到情感的报复。现代诗轻易放逐情感，是短视的。现代诗没有理由因前期情感的某些泛滥而严加拒斥，依然有必要把主要是由情感元素发动的“感动”，理直气壮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和“接受”的扉页上。当然，到了现代后现代， “感动只是诗歌的底质”，感动还不是好诗歌接收的全部理由。
精神层面的“撼动”。好诗歌接收的第二个理由是撼动。它主要作用于人的精神意识，是对心灵起震慑作用，其表现力有时是警句、格言、箴言式的短促有力，有时是整体性的——通过整个文本，整体性爆发出击打的力度。
在诗歌意识上，用震撼的方式来建立思想标高与理想标高是有必要的：信奉、仰望、谛听、救赎……不仅要以完全诗性的方式传输，更须以独到的、超乎常规的“偏锋”出之，否则算得了什么“思想的闪电”？！正是历史的断裂，造就先行者的思考；集权制的沿袭，加速破冰期的湍流；被荒芜的人文，反弹出疯长的葱绿；百废待举的废墟，引发更多精神的崛起。何止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种种瓦解和聚变，还有那些关于时间、空间、死亡、命运……最为“本质”“本源”的“元”问题，一旦在文本中化作深刻的形象、意象、语象，扣响接受者的心扉，那必然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博弈。其效果，犹如卡夫卡所说的，是“一把击破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
伽达默尔说：“诗是一种保证，一种许诺，使人在现实的一切无序之中，在显示世界的所有不完满、厄运、偏激、和灾难性的迷误中，与远不可企及的意义相遇。”彼埃尔·让·儒夫说：要责成诗人在守旧的世界里复活高尚的精神，成为精神力量的化身。 T·WA爱墨生更是明确提出，诗人应当做“思想的目击者”。罗曼·罗兰也认同类似的话：诗人要成为“精神上的先驱者”。不管是思想的目击还是思想的先驱，都是属于思想的历险。而思想的历险，意味着是一种清理，一种厮杀，一种拷问，一种逼迫灵魂的锋芒，同时也是一种照亮后的提升。
好诗的震慑性，一般体现在崇高的维度上。但新世纪以来，网络民间诗界开始大量向相反的维度——“崇低”与“祛魅”转移，出现审丑、审恶、审读的趋向，同样引起另一种震慑性，有如坚硬的鸟喙，啄住人心、撕裂神经、穿刺灵魂。它有深刻的哲学作为潜在背景，隐性思辨穿插其间，强大的精神冲击波辐射而来。它的打击力量时而带着形象“说教”，也不乏血性涌动，少数时候也可能呈现出半掩半露式的“寓言”。它有别于情感性的感动——多数时候浸淫于爱的沐浴。它的震慑性锋锐，更像是针灸直穿穴位。
诗歌，在此功能意义上，完全有理由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存在与生命的追问，对真实的亲近，把持承担与责任，充实世俗虚空，祛除内心黑暗，清理浮泛之物，抚摩人性，打扫通往家园的道路，呵护栖息的情怀……如此等等，诗歌是以特殊的生命“震撼”生命“摇荡”方式，来抵达精神企图的。当强大的精神气流与思想火花获得接受者广泛回应，当接受者同时也可以用情感情绪之外的智性，审度对象，获得智力上的深刻磨砺和解悟，我们才有足够的底气说，诗歌有福了，“灵魂”点着了。
诗性思维层面的“挑动”。现代诗之成立，有赖于它是属于一种很特殊的思维方式，即诗性思维，它涉及众多思维图式：潜意识、感觉、直觉、错幻觉、联觉、想象、意念、智性、灵性、悟性等。在一般人的常规思维中，上述诗性思维图式和心理活动常常被压抑和覆盖，老实遵守客观、科学的实用规矩，这就很难引起什么美学冲动。而只有诗性思维的综合撩拨，或某一诗性图式的触发，才可能挑逗起读者相应的感应层，掀起美学欲望的风暴，奇妙的诗意也才得以奇妙地发生。任何一种单一的图式（如情绪、印象），都可以产生神奇的图景，何况综合的、混交的诗性思维图式。而最常见和最能产生阅读效应的是诗的感觉和诗的想象。当诗歌以全新的感觉和想象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长年养成的僵硬、缺乏弹性的思维，不啻得到一次“返青”。这就是好诗对于我们常规思维的挑逗，不断制造人们的审美迷乱。
在异彩纷呈的诗思维盛宴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当推诗的感觉与诗的想象，它主要决定一个诗人的禀赋，同样决定在阅读者那里受用的程度。先看感觉。在普遍麻痹的世界里，读者有权利要求诗性思维提供生动强烈的感觉方式。它不是照相式的如实拍摄，而需要特殊的放大，露珠一样的鲜润，菱角一样的质感，甚至具备某种立体性。如杨然把《晒谷坝上笑声》，晒得“又干又脆”“又红又醉”，甚至还晒成矩形、晒成月色，用联觉的方式在色度、硬度、亮度、静动态方面，将笑做全方位“发声”，让人对固有的感觉模式不断进行颠覆。
再看想象。其最大秘诀是放弃对象属性之间的相似、相近点寻找，努力追求事物之间属性特征的远距离差异，进而做出“不合法的配偶和离异”（即追求远取譬式的想象），好诗的想象指数，体现在它的长度、密度、跨度上。罗门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告诉我们，谁提供诡奇的想象，摧毁平日老掉牙的思路，开凿与世界关联的新通道，谁就能最大限度征服读者。
好诗是对我们板结思维的挑逗，触发我们在潜意识、意念、体验、智力、灵性等方面的特殊开发，特别能在感觉、想象方面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意外，刺激我们对惯常思维的反叛，挑动我们对常态世界的别开生面的新体验，让我们充分享受审美迷乱。诗性思维的每一次打开，都是通向“诗意栖息”的一步。诗性思维的每一次挖潜，都是诗歌技艺的一次分享。
语言层面的“惊动”。现代诗的审美功能之一是使诗产生惊异感，而惊异感的产生，按俄国形式主义说法，就是要制造语词的陌生化效果。在所有文类中，诗担负着语词最勤劳的刷新者。语词的刷新不外是语词的发明发现：竭尽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器官，触发语词的气孔、细胞，让它们苏醒、生长，最后达成语言与自身存在的彼此照耀。 现代诗语言，早已脱离工具性，不再是意识、观念、理式的启动，而是语言“自动”成为想象、感觉、知觉和超验。语言变成自身的流动、漂浮，在瞬间撞击、闪现，也在瞬间更替、消失。一方面，语言被表达的快感输送，另一方面，语言被自身表达淹没或挤掉。语言和语言之间彼此蚕食、侵吞和争斗，在过程中完成语言的不可经验性和不可还原性。诗歌的最大进步，是语词真正进入它的本体性。现代诗视语词为诗歌的最高真实，是语词在选择诗歌，在创造诗歌。极端地说，是语词在选择诗人，是语词在选择读者。
读者从诗歌中汲取营养与美感，主要也是指语词，语词的桂冠戴到头上当之无愧。享受诗歌，许多时候就是享受诗语。让人惊讶的诗歌语言有两大类型。一是以内在暴力修辞为主的“陌生化”语言：它采用暴力干预，即以主观意愿对语言进行大跨度的变形、畸联、组装、扭曲、变性，追求“惊愕”效果（当然追求过度，容易失之杂芜造作）。二是以“语感”为“内驱力”的口语：语言与生命近乎同步的自动，充满原生、本真、天然、鲜活的特色。
总之，不管是来自暴力修辞的诗语还是来自富于语感的原质诗语，它给予人们的审美享受就是陌生化效果，而陌生化来自张力的主宰。不管是来自陌生化、特别饱胀的张力诗语，还是表面淡远、松弛，内里不乏语感而佯装微弱张力的原真诗语，它们所带来的语词盛餐，都会是紧张的惊艳或平淡的惊艳。现代诗语属于最具开放性的语言杂技，不管飞车走壁，抑或平地翻滚，都会引起阅读者一阵惊悸，这就是好诗语言的魅力。
三
当代诗人于坚虽不怎么买账诗歌接受“标准”，但他还是承认最得人心的诗是最具魅力的诗，是为天地立心的诗：我认为“动心”是最高的诗。因为智性、意识形态、主义、主题、情绪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有时间的、时代性的。而心是无时间的。“心生道也”，心可以感觉到，无法说出来。西方诗歌，一般来说，以讲求机智的智性诗歌为主，所以把诗作为对象来分析，与诗是智性游戏有关。古代中国的诗论很明白，对不可言说的就保持沉默，大而化之。
笔者认为，诗歌接收总体上可用一个“动”字涵盖。心灵有所触动，不管强烈与否，是微动还是小动、大动，只要出现“动”——“有所动”——“能够动”，就取得诗歌接受的准可证。也借用现代高科技的某些术语如“动感地带”，将人类在精神产品作用下的“微心理”响应再稍稍整理一下，我们发现，所谓笼统的“心动”，并非铁板一块，完全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
“心动”作为发射器，显然不止于上述八种“射线”，上述多种心动完全可以形成N次方的扩散涟漪，我们只是找出其中重要四种，分别对应在情感、意识、思维、语言四个层面上的特定响应“表情”罢了。
试想，好诗形成了以“感动”作为主旋律，以“撼动”“挑动”“惊动”作为“副部”的接收“交响”。在笼统的理论上，“感动”同时混合着“撼动”“挑动”“惊动”的成分，共同抵达接受的境界。必须说明的是，四个层面的“数学加减”仅属于模糊概括，现实很难达到那样精确的地步。大多数情形下，好诗和较好的诗，只占其中一两种响应“份额”。有的是以智与思的锋利撕人心肺，有的是以感觉或想象带动思维刷新，有的是以语词制造快感。不过只要其中一项十分突出，当可以和好诗的指数挂钩了。
不是吗？有时，仅仅是一个不寻常意象、一个稀有感觉、一个突发奇想、一个和谐的内在律、一个机巧构思、一个精辟警语、一个留白……只要一个，一旦被我们迅速领悟就极易打上高分。所以，倘若有那么一两点突出的东西，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或心为之一跳的东西，我们说，这样的诗歌接受可算基本达标。也因此，可以“单列”出好诗达标的基本“公式”。
情感情绪层面：好诗=感动；精神意识层面：好诗=撼动；诗性思维层面：好诗=挑动； 语言修辞层面：好诗=惊动。这样的诗，相对比较单纯。不过，稍微复杂一些的新诗、现代诗的接受，并非是上述简单的一对一“单列”。往往是以感动为“牵头”，或混合着其他“两动”“三动”，形成其他多元的“配对”：或者倚重感动与撼动的混交，或者倚重感动与挑动的混交，或者倚重感动与惊动的混交，或者只是后面“三动”的相互混合，或者是其中“兩动”的交集，也未尝不能成立。这样一来，以感动为初始的接受“交响”，又可以变奏出各有侧重（分属一、二、三、四“动”）的多种接受可能。
再次申明，“四动” 之间，自然不是简单的数学加减乘除关系，而是互为关联互为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织一体，总体上趋于整一性和混沌性，但有时候并不排除各有的权重：感动既出示自己固有的情感特质，也难免不含纳精神上的震荡因子；撼动为主的精神震慑图式，多少也得夹带情感成分。挑动的诗性思维 无法拒斥惊动的语言魅力，如此等等，它们不像界线分明的四色鸡尾酒那样，更多时候是交融着洇化着。也就是说，基本共时的“四动”还存在某种置换式的互动，表现在哪怕是同一个文本，在同一个人的不同语境、心情，以及不同年龄段的接受中，都可能出现心动的其他类型转换。
有人会质疑，所谓接受的“四动”响应，完全起源于生理学上的“心动”，充其量它只是个心理标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接受标准。果真是这样吗？人类一直以来都把心、脑器官“捆绑”在一起，“心动”实际上作为“脑动”的晴雨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心脑是一起工作的（汉字多达1300个偏旁部首——都带着“心”，有论者以“说文解字”的方法，阐释“心”的势能，再次证明“心”无所不在）。 换句话说，心动是脑动的替代物，这使得表面上是心动的心理反应，内里依然可以指向科学意义上的“脑动”——关乎精神、意识、情感的标示。近百年间，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大脑的情感传导路径、情感表达、体验与身体反应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心脑相互显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由情感心理学上的微表情实验，我们可以进一步领会情感的心理细化是完全可行的。也回应部分人所认定的：有一个“感动”的接受大框架就行了，不必搞得那么“琐屑”。我们接着要说的是，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现代心理学分支可以细致到神经、心灵、实验、统计、遗传、变态、残疾、工程、人机、数学的“末梢”，故所谓笼统的感动，已经远远不能涵盖心理冰山的一切裂隙了。感动只是代表和显示了明显的部分，那些突如其来的噩耗难道不是首先指向震撼吗？那些做梦也想不到的意外难道引发的不是悸动吗？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连锁触动、那些大起大落、转瞬即变的悚动……不是多少也游离出感动的接受范围了吗？ 好诗之所以迷人，是来自文本的召唤存在着诸多可能：或者由此及彼，或者由小见大，或者以明示暗，或者以有限寓无限，或者以有形寄无形，或者以瞬间见永恒，凡此种种，都预伏着巨大契机。同时，在接受者那里——经由体验过程的发酵、挥发，发生反响。否则，好诗怎么可能只凭一小串排列编码，就历久常新地牵动人心？好诗永远是强大的文本客观召唤性与接受敞开性的高度统一，欠缺哪一环节，好诗都无法成立。
在好诗接受的终端上，经由现代指挥棒的调度，“感动”的总谱，多少要“分延”出其他独立或混交的乐章。从笼统的感动到细化“四动”的响应，该可以满足许多敏感细腻的心灵，应和现代人微妙的“心理涟漪”。
“现实的浮土”与“先败的写作”
霍俊明（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
当下的诗歌“热”或者“热病”很多，本文只想谈论下“现实”写作。当下诗人热衷于写作“日常现实”和“公共生活”，尤其是随着生态环境的堪忧，诗歌中的“生态写作”正在泛化。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诗人“介入现实”的努力，实际上这是诗人的“生活”使然。这是否像当年的西蒙娜·薇依在1941年夏天所吁求的作家需要对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这是否就是对作家“良知”和文学“真实度”的考验？而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换言之，“诗与真”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们。
当我们一再谈论诗歌的社会性、及物性功能、诗人的责任、见证和介入现实的时候，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诗歌自身隐秘的构造和对精神主体的持续而幽微的震动。诗人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场感、及物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正如诗人雷平阳所提醒的，不要以为有了“生活”，诗歌就会迎面而来——而这是当下诗人最容易犯的错误。这个时代的作家和诗人“贡献”出了过多的“伪教堂”，里面供奉的是写作者的市侩气和文字投机者的炫耀和自得，而谈不上真正的自省、忏悔和救赎。生活的幻觉取代了文学的幻象，沉默的舌头空空荡荡。也许当代不乏“野狐禅”的妄语断语，但是带有精神启示录意义的诗人却一再阙如。
看看时下的诗歌吧！
琐碎的世故、温情的自欺、文化的贩卖、历史的解说词、道德化的仿品、思想的余唾、专断的民粹、低级的励志、作料过期的心灵鸡汤……很多没有经过转化、过滤和变形的“现实的浮土”使得分行文字成为新闻的“衍生品”或“零头”，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日常式的废话正在大行其道。我们的胃口不断被败坏，沮丧的阅读经验一再上演，那么是否存在着“现实”写作的“新因子”？
房屋已被点燃，屋顶上蹲着乡野的歌手。关乎现实的写作尤其是在现代性与乡土性对峙中写作的诗人们充当了“喊魂者”的角色。这是“丧家犬的乡愁”（雷平阳《黄昏记·序》）。很多叙述者正在成为故乡的陌生人和孤魂野鬼。我想到强调“见证诗学”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句：“专注，仿佛事物刹那间就被记忆改变。/ 坐在大车上，他回望，以便尽可能地保存。/ 这意味着他知道在某个最后时刻需要干什么，/ 他终于可以用碎片谱写一个完美的时刻。”
很不幸的是，这些与“现实”“乡土”“乡愁”相关的“关键词”已经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场中变得愈加流行和时髦。但是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种写作类型在美学和思想的双重维度下不是变得越来越开阔，相反是越来越狭窄和市侩化，变得如此媚俗而欺世，变得如此面目可憎。观念性和本质主义的诗歌并不少见，甚至写作者们据此自以为是。当下的写作者在涉及现实经验时立刻变得兴奋莫名，但大体忽略了其潜在的危险——不仅热衷于处理现实经验的写作者如过江之鲫，而且他们处理现实经验的能力也大打折扣。而更多的人却沾沾自喜于一个个光怪陆离的现实表象的碎片，并且据此以为获得了“时代性的切片”。这种写作的现实幻觉正在大行其道。写作者的“现实经验”可以获得一种发言的权利，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期占得优先权，但是这种话语权利一旦在写作中定型，其危险性也即接踵而至。
現实自身就是魔幻的、变形的、异味的——如露如电，梦幻泡影。更为残酷的还在于写作者除了承担讲述和修辞的道义，还要承受来自文字之外的现实压力或者种种真实的不幸。也就是说，写作者不仅要在现实生活中承担“失败”，而且这种失败和挫败感还要渗透进写作当中。这正是一种“失败的写作”。
1924年9月25日下午，胡兰成在西湖附近行走时目睹了隆隆声中雷峰塔的坍塌，而如何将烟尘滚滚的日常生活的偶然性和现场上升为精神事件则是作家的道义——目击道存。也许在我们的生存现场和唯现实马首是瞻的写作者中从来都不缺少“目击者”，但是将目击现场内化于写作而又能流于后世则少之又少。反观当下的现实写作，心怀执念的写作者奔波或疲于奔命于日常现实和文字中的“现实感”。很多写作者在这方面沦为追随焦点访谈式的二手货，将现实经验和文学经验一起简化为民生社会问题。如何能够避开布罗茨基所说的那种危险而又能够反复叙述互文性的“故事”？讲述故事的有效性是最为关键的。而当下的很多写作者却在重复着看似新奇的陈词滥调而又自以为是，每个人似乎都证据确凿地发现了写作的安全阀，而文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自由而又如此平庸。当代写作是否进入了“枯水期的写作”？这也许未为可知。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对民生问题的反思正印证了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看来，诗歌无论是回应现实还是回避现实都是一种“奴役”，诗歌应该超越现实面向未来。这一论断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诗人如何能够超越现实和当下而面向未来呢？诗人的写作和“现实”没有关联吗？显然，记忆、现实和未来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开的。换言之，诗歌既不能成为“现实”的寄生物和二手货，也不能成为完全抽离了现实体验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诗歌中的“现实”以及应该具有的超拔于现实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远视野”正是考察诗歌的一个入口或切口。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日常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诗人所理解的现实也是多层面的，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褊狭或道德化的可能。 是沉溺还是超逸，是混为一谈还是抽丝剥茧？
历史必须当代化，当代也必须历史化，因为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在“当下”语境中面对“历史”。这要求写作者必须具备以求真意志为前提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有别于考古学，而类似于重述。这能够让那些在历史烟云和滚沸现实中的“死难者”“失踪者”重现复活、现身、说话。
那么，在写作中重建“现实感”，承担文字的“真实性”是可能的吗？尤其是在遍地犬儒主义和狗智主义横行无阻的时代——此外还有那么多的临屏阅读的欣快症患者。齐邦媛说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那么当下的二十一世纪呢？具体到时下的写作，这已经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也不是反乌托邦的时代，而是非乌托邦的时代。我一直在心里盘问，我们是悲观主义者吗？在一个连忧伤和愤怒都已经式微的年代，反讽、无望，碎片式的写作正在成为当下写作的整体精神大势。是的，只有当一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写作者才会缩身于写作当中，写作据此成为疗治。“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触碰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
划破天际的新诗初语言革命
道 辉（诗人）
若说百年新诗是从胡适的白话诗开始的，那么从读到他的《蝴蝶》的第一句起，我们伸手便触及那只已挣脱年限樊笼的蝴蝶的翩动。蝴蝶翩动，诗意的，展开画面的，但应不全是符号行为化的颠覆。在这里，诗人只是借隐秘符号表达诗歌的革命信号。它应是有情致的、蕴含思想的，即可以让我们一伸手翻阅开一部中国洋洋百年诗史便有着诗行纠结命脉的纵深或是露呈的衍循。
诗并不是文学的全部，文学这个词更能概括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似乎更能指出其宏观和广袤的双层对称，而诗，准确地说是白话诗，开始于胡适的这只蝴蝶，往时或是现时，充其量仅是夹层中绽开裂缝闪现的灵性而已。抑或，这灵动即是一种跨越，从迷惘的一片喑哑间出现，是已构成诗人的喻示，是诗人与诗人自身以外的物體反应，是对逐渐从一个古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的自我认识。
百年新诗就是一部革命史，革命带来的人身撕裂和人心震撼，实质是直抵困顿于迷惘中的自我，或向着一种弱小于生命形态的幼兽作象征般的靠拢，这弱小的幼兽状能衬托出大寄托的希望来。革命一词与叛逆、小打小闹和自生自灭的语词，也是相同的，因为到头来的失败结局均转向人生学意义，而迷惘也就在这里，过去仍还隐匿在未来的“现时”胎腹中。用如今的诗性感悟来读百年前的《蝴蝶》，他的所谓变法的诗歌，与文言式的古诗并无多大差异，他无非是有意拆借一两个俗语用韵言重组一回而已。先锋性不大，纯属个我语调上的小打小闹，打个比方：把“姨妈，你咋有空来串门”改作“哎哟，姨妈，你咋有空来串门呦喂”，多了个鼻唱腔罢了。前后差异，完全没有什么新鲜语言的多元蕴含性。如此埋入个把俗俚口头语，带给诗性的突破震撼度确实不够。所以，胡适的那一首《蝴蝶》无非是给过去诗体开拓打下了一卷迷惘的手稿。如此一首诗像是一个“哼”字，从喉咙处被新刺卡住再拔出这一僵硬无比的刺，一时是哼出了闷疼和阴霾的破晓。同“哼”字相同，“兮”“子”“呼”“者”“也”“啊”……古汉字繁简了几千年，至今的诗人仍是在诗意的花费中消化不了它们。
胡适哼出了百年新诗的第一人，他写蝴蝶但未曾写螃蟹，不然诗界敢吃螃蟹的第一人仍归属于他。但他最后也写鸽子，由此蝶影翩跹的欲望转向秉性平静。“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最后，他也写出一个人与自然世界相对峙而所彻悟的、所希望的。初语言，指他的实质性的“小打闹”，便也是以此喻大中暗藏的争斗与解构。当下，古文言诗词创作仍延续着，说明了古文言诗词中的意境对仗仍未在“往是时”中丧失，也就是说并未因那一只黄蝶到来的革命而死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类型化诗写式，近似返祖洗礼的现象遗风。很简单，胡适的那一只蝴蝶，赋予我们的是“现时”对于“往时”的语言革命精神认识的不足。
而无须察验什么，初语言应是从无形至小形再走向大形的过程。有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欢畅，有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也有了“假如生活欺骗你/不要悲伤，不要焦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的人生的鞭策与斗志，有了“黑黝黝的脸上的花瓣”，我们方才阅读了影响了一整个世纪的意象派。更有趣的是，在闽南的土著话中，熟识的人一见面，张口便是冲着对方骂一二句粗俗话，这粗俗话，闽南人称之为过“亲属闸门”的话，其双方真实的情感交流便从骂话后开始。阅读“初语言”，自觉手中仍提着一只已打开小窗门的樊笼，一时感到有来自天地间的无限风光排列着涌进这一只樊笼中，而提着樊笼的手便也自觉有着与前不同的重量来。因为，原先提着这一只樊笼，里面就从没有关禁过鸟儿什么的，也是因为，一只樊笼的存在，只是提着它的人的一个自设的框架和边际——初语言，即是从这一个自设的框架和边际，渐渐廓清出独立于市井人间的晃荡和徘徊的气味来。从初语言到语言，从自身的一只生命樊笼到宇宙结构，自我也想象着，他人之手在提着“我之身”的隐晦或言不由衷，而阅读也即是从他人之手开始，到不间歇地充实和武装起这一个“自我的想象”的批评指向了。也就是说诗人个体的性情突破，从哼出一声“初语言”至设置一个“自我的想象”，实质上，也是在渴望和期待着新诗经历一个百年的传承与演绎后的一个大激情炽热时代的合法身份的破晓到来。
胡适的这一只蝴蝶，只适合于心理层面的忧虑解读，至少在当时暂不具有恶毒性。他当时为何不去写“疯牛”或“狮子”这样命名的诗？如果可能，将引发白话诗因命名的不同而不同；蝴蝶，一时也适合了诗人的性情和灵动，说明了诗人即将迎来因为一己情愿的决裂式行为而给自己预先设想下的一种甜蜜行程的美而孤绝的转折期。在中国，也因为唯有蝴蝶，被引为特有的“化蝶”重生意义，诗人方才借用它迎向一个新的迹象。相距不久，当郭沫若喊出了“女神”，便迎合了这一命数，诗式革命也即是从一句“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衍生出“《女神》哟，你去，去寻那与我燃烧点相等的人”，冲破九重天般的歇斯底里的呐喊，而这，也不仅仅只是砸碎那一只关禁自己和阴影的樊笼那般的简单了。也就是这简单的衔接阅读，使阅读者由此从一小个砖块触摸至有着一座城墙的痛快感。性情因由思想突破那一只蝴蝶的翩动也就是已上升到带动了整个世界的暴风雨的效应。如果说，对于前者的阅读感受是一卷“蝴蝶的迷惘”手稿，那么对于后者的阅读侵浸便是“神化来武装消沉”的一部人生哲学。后者区别于前者的不同有两点：一是改自语的抒情为呐喊的迸发，二是迫使时间向空间的迫切扩展转换。到这里，诗人的性情辐射是已大过陷于铁网纠结般的跨步了。在前方的，便也有更多的后者紧接着踏步而至，这后者的后者，便有了冯至的十四行，郑敏的七月派，卞之琳的《断章》，李金发的象征，艾青的《浪花》，臧克家的《老马》，戴望舒的《雨巷》，闻一多、朱自清、何其芳和朦胧诗派的北岛、舒婷等等。后者的革命态度渐微渐失地隐去了，犹如肉体隐去了直白流血那般，更多替代的是诗人个人的自觉清醒和新时期的内在诗学艺术的建设热情。或者说，在短促的百年的新诗前阶段几十年间，便由一只蝴蝶的灵动的脱茧先声走向化蝶式的神兽的运动前身。 是否，在着意割断传统的脐带意识上，胡适的这一只《蝴蝶》的确有它独特的意象取材处，喻小达至空灵，覆盖在任其韵节牵扯着的性情顽执之上？蝴蝶，温和的，容易驾驭的，美的触手可及的精灵，亦即可像神灵那般融化了人的行役的肉身的僵死，确确实实带来了辞呈压迫韵脚的僵死的诗体进化。胡适在另一首题为《梦与诗》的诗中，这样写道：“平常情感/平常言语/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实质上也持续了蝴蝶这一美的化身的善旨作用。诗人存心变革，不受世俗约束，自己向梦救赎，再自己从涌动的梦中走出来，仍以此平常的情感和言语，来完成一次平生梦寐以求的新体诗句，如此的表白意志在当时是简易的、纯洁的，虽然，他求索的新奇诗句所构造罗列的语言仍未显露出适应于当时突飞猛进的革命性情和意志形态的饱满和炽热。
语言的未完全饱满炽热也应是归咎于一种初语言的过渡想象期，比如他说：“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确实是信口拈来，为何不加以修辞说蝴蝶贯虹为月而有所喻示象征化的东西？或者，胡适在当时，自以为白话表达更适合于设身处地一种亲身如居的民歌体咏叹，在当地繁忙的民众的生活中采集，更适宜自己建立这一白话体初语言的传播，他也懂得，若去表达更为讳莫如深的，则也就自设了从一己之身走向广众普读的障碍。变革偶尔并不是形同天花乱坠的想象掠取那么简单或紊乱，它，不与神秘契合，却屈从于民意传达，可能的，即是他的白话诗的精辟之处。变革诗体，不同于人体的现实革命行为，一时可以举菜刀砍杀地主恶霸，要不，接受指令去刺杀自己的同志，表示是已投诚异己的真心态度，或者，断然与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在暂未弄明白是是非非的混乱局势当中，表明了“又红又专”的清一色的胜利法等等。这样的意识形态使语言的极度惊慌流溢于詩句之上，实属一种骇世之举。胡适对于自己的白话体的初语言的建立，之调音抑或仅是流溢于陌生化的阅读感触，它，无非仅是区分出行句当中，不采用字对字、韵对韵、节对节的模式排列，也就是说，如此的创作手法仅是从诗人的舌口到诗人自己的嘴角，仅此而已，而有意不让它咽入喉内，进入心灵上升至思想的脑层，发出所谓的唱祷的行祭之语。也是的，不免在这里，我们在阅读这首《蝴蝶》小诗，便也就追溯至阅读《诗经》那“吭唷、吭唷”的咏哦感叹。诗人的肉身留在当时，性情又返回往时的传统当中去，去更为旷古的语义间寻找同路人的一种燃烧，以此来标榜自己的一回出界行为。初语言由此回报了他的这一担当性灵的胆大妄为的初衷。海德格尔说：存在，恋物然后迷失自己。萨特说：从存在到乌有，生命仍是一条绳索。这二位存在学探索大师给出了这一种担当性灵出使的初语言唱祭的注释，也适合了这一只蝴蝶的诗意化喻示。诗人保罗·策兰也说：“没有/声音——一声/绝响，为时间所陌生者/奉献给你的思想，在这里，最终/守护着携带至此。”也指出了新生语言的撩拨之气暗合了心音波溯。胡适的这一只蝴蝶，是从诗人自己的嘴角走进民众敞怀取意的——至今天，我们仍在乐意侃谈它，这未免也是对于百年新诗的伊始的初语言的守护，一如形同由一茬嫩芽引导种植入森林空地的向往。我们也由此觉醒地意识到：空地原就存在那里，我们到达前便已是其中的一小个空缺部分。所有的行程以及踏向的路上的边边角角是已忽略不计，由于前者已逝，我们仍还活在谈论“百年新诗”祭祀的时间中，这时间，是诗的时间，也是胡适点击开拔的时间，而诗人养活的那只蝴蝶，在这诗的百年时间内，仍还活着，要不，它将一如既往地永远活着，还将继续活下去，活至永恒终结。那么，我们全部人类为之求寻的永恒之巨，则由这一弱小的幼兽的灵动引发，我们更会感到作为血肉身躯的原人种的困顿与迷惘，这时间引证，不正是一条走向密林中的空地到诗的百年的时空通道吗？！胡适，小打小闹，初语言，他诗的永恒的一只蝴蝶，生于迷惘，活于迷惘，死于迷惘，世界，诗之世界，任由这暴风雨繁衍不息的无声的效应扛着走。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