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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上海托幼》《早期教育》联合采访组
2007年3月23日上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杨进就学前教育立法及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等问题接受了浙江《幼儿教育》、上海《上海托幼》和江苏《早期教育》的联合采访。
记者：杨司长，学前教育界十分关注学前教育的立法工作，关注国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对学前教育的定位。对此您有何看法？教育部在推进学前教育立法工作上有哪些具体举措？
杨进：我国的《宪法》总纲和《教育法》都对学前教育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定位作了明确规定。学前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国家教育的基本阶段。但这么多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在得到发展的同时，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学前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前几年社会上提出的“教育产业化”观点给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有些地方把学前教育全部推向社会、推向市场，甚至出现了大量卖幼儿园的现象，个别地方还把幼儿园改制成企业。学前教育没能被真正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来。
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必须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学前教育的地位、作用，明确政府及社会各有关方面的责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领导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等单位或团体的专业工作者也都在多方奔走，呼吁制定我国的《学前教育法》。
教育部也很重视学前教育的立法工作，近两年教育部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一起进行了学前教育立法调研，目前正在开展《学前教育法》立法的前期准备工作。基础教育司成立了专家组开展学前教育立法的前期调研，并已安排了调研经费。我们打算先行启动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项目：（1）《学前教育法》基本法理和法律框架的研究。（2）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对策的研究。（3）城市学前教育发展对策的研究。（4）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前教育法制建设的比较研究。
记者：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和教师队伍建设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两大难题，大家希望学前教育立法能对此予以规范和保障。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杨进：没有好的保障机制，各类教育都很难发展。学前教育的经费保障问题需要大家来关注。我们要通过立法将学前教育经费纳入财政经费的保障范围，进而建立政府、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的学前教育经费承担机制。如果把幼儿园全部推向社会，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运作，就可能出现更多的“豪华幼儿园”“天价幼儿园”等。如果我们能真正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学前教育理所当然地应被纳入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保障范围。因此，我们正在积极努力，争取得到财政部门的支持。
至于教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规定：“中小学教师，是指幼儿园、特殊教育机构、普通中小学、成人初等中等教育机构、职业中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这说明幼儿园教师是中小学教师的组成部分，幼儿园教师的身份就是中小学教师。遗憾的是，有些地方不仅没有把幼儿园教师列入教师编制，甚至不把幼儿园教师当教师看待。在有的地方，幼儿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还不如保姆。我们到一些地方调查，发现有相当部分的幼儿园教师没有教师资格，有近一半的幼儿园教师没有教师职称。学前教育立法中要解决幼儿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问题。
记者：“十一五”期间，教育部对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哪些目标？
杨进：多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应该说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的，从2001年全国幼儿毛入园率的35.9%上升到2006年的42.5%，基本上每年有一个百分点的提高；2006年全国小学一年级新生中有84.73%（城市94.2%，农村83%）的学生接受过学前教育。
现在有人在讨论普及义务教育以后是应该先普及学前教育还是先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我个人认为应该将学前教育放在与高中阶段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十一五”期间，我们应当努力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程度。
记者：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举措之一，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您有何想法？
杨进：当前国际社会对学前教育有这样的共识：“良好的早期保育和教育能很好地补偿由于贫困、种族、性别以及宗教等原因造成的脆弱和不利的生存状况，有效地促进社会平等。”因此，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应该从学前教育抓起。
农村学前教育是今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和潜力所在。近期卫生部部长高强同志提出“村村都应建立卫生室”的倡议，我感到很受启发，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乡乡都应建立幼儿园”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呢？近几年，各地在推进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方面积累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如河北省充分利用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富余资源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把基本普及学前教育作为新的教育发展目标，全省170多个县已有110多个基本普及了学前教育。目前全国农村中小学正在进行布局结构调整工作，有一些乡村小学和办学点有了闲置的校舍，这给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带来了可能。
现在大家还很关注流动人口子女及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应该向下延伸，延伸到满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需求上。
记者：在学前教育内部改革上，我们要关注哪些重大问题？
杨进：这些年来，我们推进素质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就学前教育而言，素质教育的思想还要进一步强调和明确。我们总说要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但教育质量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教育质量？有些地方在教授幼儿速记法、办幼儿EMBA等，这就是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吗？我认为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质量。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办正确的事，办正确的幼儿教育。幼儿教育倡导以游戏为主的教育原则，但我发现许多地方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个别地方甚至把学前班幼儿与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甚至三年级的学生放在一个教室里由一位教师带。要求不到6岁的幼儿像小学生一样坐在教室里，这难以说是合格的学前教育。因此，素质教育不是光对中小学教育而言的，素质教育应该从幼儿教育阶段开始实施。作为教育部门，我们要努力办科学的学前教育，要科学地设计学前教育的各类活动，如果违背科学规律，就会把应试教育提早到幼儿园，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当然，这些现象也引发我们去思考学前教育的规范化管理问题。目前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前教育的管理力量还不够强，全国只有少数几个省市设立了学前教育处，有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甚至没有专职的学前教育管理人员。我们除了要加强学前教育的管理，同时也要加强学前教育教研体系的建设和学前教育的科学研究。
记者：很感谢杨司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展望一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景，并谈谈对全国幼教工作者的期望？
杨进：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埃及召开了第六次“全民教育高层小组会议”，参会的各国教育部长对发展学前教育形成了以下七点共识：（1）不断扩大接受早期教育儿童的招生人数，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子女。（2）制定明确的综合性的国家早期保育和教育政策，将国家的早期保育和教育政策作为整个国家教育发展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3）加强各有关方面在儿童早期教育中的合作，特别是政府、地方社区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单位之间的合作。（4）建立综合性的全面满足儿童成长需要的早期保育和教育项目，包括教育、健康、营养、社会服务和保护等。（5）强化面向妇女的扫盲和其他形式的非正规教育。（6）在儿童早期教育阶段关注性别问题，促进性别公平与平等。（7）提高早期教育教师的社会地位，提高早期教育的质量。
以上共识对推进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有很大的启示。我们要从整个学前教育发展的现状出发，进行教育需求的深入分析，特别要从促进社会公平、平等与和谐发展的角度，结合国际社会的新理念来推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希望通过学前教育立法前期调研工作，能够在教育内部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自身的工作责任，努力开创学前教育发展的新局面，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采访后记
杨进，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接受采访前，他仔细地询问和了解了我们三家杂志的发展情况。期间，还就学前教育专业媒体如何面向学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幼儿家长发挥好宣传和舆论导向作用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让我们倍感责任的重大。采访结束时，杨副司长风趣地对我们说：“虽然我学历较高，但有时做事还是有些乱，会犯错，我想可能是小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的缘故吧！”一句玩笑，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学前教育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走出杨进副司长的办公室，走进北京明媚的春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希望，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幼教工作者，为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
（瞿佳杰/整理 马方路/摄影）
2007年3月23日上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杨进就学前教育立法及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等问题接受了浙江《幼儿教育》、上海《上海托幼》和江苏《早期教育》的联合采访。
记者：杨司长，学前教育界十分关注学前教育的立法工作，关注国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对学前教育的定位。对此您有何看法？教育部在推进学前教育立法工作上有哪些具体举措？
杨进：我国的《宪法》总纲和《教育法》都对学前教育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定位作了明确规定。学前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国家教育的基本阶段。但这么多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在得到发展的同时，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学前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前几年社会上提出的“教育产业化”观点给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有些地方把学前教育全部推向社会、推向市场，甚至出现了大量卖幼儿园的现象，个别地方还把幼儿园改制成企业。学前教育没能被真正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来。
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必须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学前教育的地位、作用，明确政府及社会各有关方面的责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领导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等单位或团体的专业工作者也都在多方奔走，呼吁制定我国的《学前教育法》。
教育部也很重视学前教育的立法工作，近两年教育部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一起进行了学前教育立法调研，目前正在开展《学前教育法》立法的前期准备工作。基础教育司成立了专家组开展学前教育立法的前期调研，并已安排了调研经费。我们打算先行启动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项目：（1）《学前教育法》基本法理和法律框架的研究。（2）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对策的研究。（3）城市学前教育发展对策的研究。（4）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前教育法制建设的比较研究。
记者：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和教师队伍建设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两大难题，大家希望学前教育立法能对此予以规范和保障。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杨进：没有好的保障机制，各类教育都很难发展。学前教育的经费保障问题需要大家来关注。我们要通过立法将学前教育经费纳入财政经费的保障范围，进而建立政府、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的学前教育经费承担机制。如果把幼儿园全部推向社会，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运作，就可能出现更多的“豪华幼儿园”“天价幼儿园”等。如果我们能真正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学前教育理所当然地应被纳入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保障范围。因此，我们正在积极努力，争取得到财政部门的支持。
至于教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规定：“中小学教师，是指幼儿园、特殊教育机构、普通中小学、成人初等中等教育机构、职业中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这说明幼儿园教师是中小学教师的组成部分，幼儿园教师的身份就是中小学教师。遗憾的是，有些地方不仅没有把幼儿园教师列入教师编制，甚至不把幼儿园教师当教师看待。在有的地方，幼儿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还不如保姆。我们到一些地方调查，发现有相当部分的幼儿园教师没有教师资格，有近一半的幼儿园教师没有教师职称。学前教育立法中要解决幼儿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问题。
记者：“十一五”期间，教育部对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哪些目标？
杨进：多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应该说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的，从2001年全国幼儿毛入园率的35.9%上升到2006年的42.5%，基本上每年有一个百分点的提高；2006年全国小学一年级新生中有84.73%（城市94.2%，农村83%）的学生接受过学前教育。
现在有人在讨论普及义务教育以后是应该先普及学前教育还是先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我个人认为应该将学前教育放在与高中阶段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十一五”期间，我们应当努力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程度。
记者：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举措之一，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您有何想法？
杨进：当前国际社会对学前教育有这样的共识：“良好的早期保育和教育能很好地补偿由于贫困、种族、性别以及宗教等原因造成的脆弱和不利的生存状况，有效地促进社会平等。”因此，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应该从学前教育抓起。
农村学前教育是今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和潜力所在。近期卫生部部长高强同志提出“村村都应建立卫生室”的倡议，我感到很受启发，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乡乡都应建立幼儿园”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呢？近几年，各地在推进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方面积累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如河北省充分利用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富余资源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把基本普及学前教育作为新的教育发展目标，全省170多个县已有110多个基本普及了学前教育。目前全国农村中小学正在进行布局结构调整工作，有一些乡村小学和办学点有了闲置的校舍，这给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带来了可能。
现在大家还很关注流动人口子女及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应该向下延伸，延伸到满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需求上。
记者：在学前教育内部改革上，我们要关注哪些重大问题？
杨进：这些年来，我们推进素质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就学前教育而言，素质教育的思想还要进一步强调和明确。我们总说要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但教育质量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教育质量？有些地方在教授幼儿速记法、办幼儿EMBA等，这就是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吗？我认为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质量。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办正确的事，办正确的幼儿教育。幼儿教育倡导以游戏为主的教育原则，但我发现许多地方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个别地方甚至把学前班幼儿与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甚至三年级的学生放在一个教室里由一位教师带。要求不到6岁的幼儿像小学生一样坐在教室里，这难以说是合格的学前教育。因此，素质教育不是光对中小学教育而言的，素质教育应该从幼儿教育阶段开始实施。作为教育部门，我们要努力办科学的学前教育，要科学地设计学前教育的各类活动，如果违背科学规律，就会把应试教育提早到幼儿园，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当然，这些现象也引发我们去思考学前教育的规范化管理问题。目前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前教育的管理力量还不够强，全国只有少数几个省市设立了学前教育处，有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甚至没有专职的学前教育管理人员。我们除了要加强学前教育的管理，同时也要加强学前教育教研体系的建设和学前教育的科学研究。
记者：很感谢杨司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展望一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景，并谈谈对全国幼教工作者的期望？
杨进：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埃及召开了第六次“全民教育高层小组会议”，参会的各国教育部长对发展学前教育形成了以下七点共识：（1）不断扩大接受早期教育儿童的招生人数，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子女。（2）制定明确的综合性的国家早期保育和教育政策，将国家的早期保育和教育政策作为整个国家教育发展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3）加强各有关方面在儿童早期教育中的合作，特别是政府、地方社区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单位之间的合作。（4）建立综合性的全面满足儿童成长需要的早期保育和教育项目，包括教育、健康、营养、社会服务和保护等。（5）强化面向妇女的扫盲和其他形式的非正规教育。（6）在儿童早期教育阶段关注性别问题，促进性别公平与平等。（7）提高早期教育教师的社会地位，提高早期教育的质量。
以上共识对推进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有很大的启示。我们要从整个学前教育发展的现状出发，进行教育需求的深入分析，特别要从促进社会公平、平等与和谐发展的角度，结合国际社会的新理念来推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希望通过学前教育立法前期调研工作，能够在教育内部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自身的工作责任，努力开创学前教育发展的新局面，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采访后记
杨进，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接受采访前，他仔细地询问和了解了我们三家杂志的发展情况。期间，还就学前教育专业媒体如何面向学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幼儿家长发挥好宣传和舆论导向作用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让我们倍感责任的重大。采访结束时，杨副司长风趣地对我们说：“虽然我学历较高，但有时做事还是有些乱，会犯错，我想可能是小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的缘故吧！”一句玩笑，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学前教育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走出杨进副司长的办公室，走进北京明媚的春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希望，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幼教工作者，为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
（瞿佳杰/整理 马方路/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