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大惹人羡慕之处，就是部分官员空前高的工资，以致几百年后清朝学者赵翼羡慕地说，那真是“宋制禄之厚”。如此优厚待遇，自然是为了让官员忠心报国、清清白白为北宋做事。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高工资的北宋朝堂上也“腐”得吓人，“贿赂公行，莫之能禁”。
　　北宋从开国起，就定下了优礼士大夫的制度，但是，“优礼士大夫”有个没商量的条件：什么错都能原谅，贪污腐败不原谅。对这个原则，宋朝前几任皇帝都奉行不辍。比如宋太祖年间，就有太子中合和监察御史因挪用公款被“弃市”。宋太宗在位的20年里，对待贪污腐败，更是见一个杀一个。
　　到了宋真宗时期，宋真宗对待贪腐官员虽不像父亲、伯父那样手腕强硬，但惩贪力度也不手软：京城开始设立提刑纠查司，专门监督官员司法腐败，而且专门编订（《会计录》，等于给官员加了好几道笼子。后世学者对此也是好评不断：“君明臣良，家给自足。”
　　待到宋仁宗登基后，北宋正处于经济文明空前发达的盛世阶段，宋仁宗以性情宽厚著称，满朝的“名臣名相”也多是“宽和”的人物。于是，对于朝中的大小事务，宋仁宗一切以“宽仁”为本，些许的“小错”也不会像之前那样一查到底。
　　比如宋仁宗年间，就曾有个出名的案子：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监翰林司阁门副使贪污事发，按照北宋法律，本该刺字流放。但这个副使是宋仁宗比较赏识的官员，重感情的宋仁宗竟然同情心大发，特意下令“免刺除名，配岳州衙前编管”。这个口子一开，一个新的处罚方式诞生了：“编管”，即虽然也是充军，但不用刺字，自然也不用承担繁重的苦役。自此以后，每当有贪官东窗事发，经常就以此案为由头大肆活动，想方设法给自己弄个“编管”，贪污腐败的成本自然一下就低了。
　　如此一来，北宋的贪污腐败，自然是不知不觉就严重了。连宋仁宗都无奈哀叹大宋“臣庶之家，贵近之列，交通请托，虿诈营为”。但真实情况更严重，《宋史》记载，宋仁宗年间，各地的账目都是烂账一堆，大批公款被巧立名目拿走。甚至连乡村闹灾，前来查勘的官员都要收了钱才给你报灾。宋仁宗时代的宰相庞籍就愤怒斥责：为什么大宋的官员不到20年就贪到这地步。“盖由宽法所致”，就是执法太宽了。
　　可是庞籍喊归喊，北宋王朝执法却是越来越宽。这之后，北宋王朝经历了王安石变法。新党、旧党打得乌七八糟，但对贪污腐败的惩处越来越松，甚至有了贪污官员得到赦免后，没几年又参加选官的离奇事。既然贪污腐败没了风险，当然也就越发突破尺度，终于有了宋徽宗年间，拿腐败到毫无抵抗力的大宋，以及痛徹心扉的“靖康之耻”。看看北宋腐败的过程，就知岳飞那句“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绝非客气话，而是一个亲眼看见北宋亡国的英雄，对江山社稷最简单的期盼。
　　编辑/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