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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民生的“中庸之道”
宋仁宗赵祯（ 1010-1063），是宋朝第4位皇帝，也是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执政达42年之久（ 1022-1063）。整个北宋朝，历经9位皇帝统治，共计167年的“国运”，仁宗皇帝的在位时间刚好占据四分之一的周期。
许多人对这位距今近1000年前的北宋皇帝不甚了解，觉得比起在位61年的康熙皇帝、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这位仁宗皇帝42年的在位时间着实算不上“千古一帝”，在所谓“文治武功”方面更是“稍逊风骚”，看点与亮点似乎都少了一些。诚然，宋仁宗的历史功绩不能与那些轰轰烈烈的开国勋业或风风火火的盛世功业相提并论：然而，也不妨换个角度或换个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君主生平。
帝制时代，君主治国理政的能力除了文治武功，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即经济治理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治武功为经济治理之前提，经济治理为文治武功之延续。君主的经济治理能力又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稳定发展民生，另一方面则是稳固国家财政。二者之间的平衡如何把控、互动如何促成，自古便是考验君主治国能力的恒久难题。若二者的把控与互动都做得不错，则国富民强，君主即被视作治国明君：若二者把控与互动都做得不好，则不免国贫民弱，积贫积弱之后自然会有亡国之忧，这样的君主即被视作祸国昏君。当然，一般而言，历代善于治国的君主大多只是在其中一个方面做得比较出色而已。
身为太祖、太宗、真宗“三圣”之后，处在文治武功已奠定开局的宋仁宗，虽一生试图令其帝国达至中兴盛世，但观其政效，其决策始终在稳定民生与稳固财政方面左右摇摆，力图以“中庸”之道对二者加以协调与制衡来达到治国目标。
笔者以为，宋仁宗施政初期基本做到稳定民生，只是在稳固财政方面由于“让利于民”而渐趋被动：中期力图通过新政来稳固财政，但在发展民生方面又陷入被动，出现“与民争利”的苗头：末期为稳固帝国统治，不得不加大财政增收的举措，令施政初期稳定民生的成果随之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当然，宋仁宗施政初、中、末期3个时期皆有阶段性的“微调”举措，尽力去平衡稳定民生与稳固财政之间的关系。若想全面的研究宋仁宗那些宏观的施政方略与方针、具体的机构设置与运营，研究者白可去翻检史书、典籍，做精细深入的考证与探究。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不妨先从了解宋仁宗时期年号多、版别广的九个年号铸币人手，看一看这位宋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如何操作国家经济治理这盘棋的。
“对钱”与“九叠篆”
宋仁宗时期的第一个年号“天圣”，始于1023年，止于1032年，历时10年。这一时期的铸币为“天圣元宝”，币面文字有真书、篆书两种字体，首创宋代“对钱” （指钱文相同而书体不同，可以成双配对的钱币，又称对文钱或对书钱）制度。白此起至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止，整个宋代“对钱”制度施行近160年之久。
“对钱”虽主体上以真书、篆书两种字体通行于世，可真、篆字体的书写并无统一模板，各地各时期的写法都极富变化，造成同一个年号的钱币有多种版本流通行世的状况，客观上也开创宋代钱币史上书体多变、美感丰富的时代。继“天圣元宝”之后，“明道元宝” “景祐元宝”均是有着多种版本的“对钱”。
“天圣”与“明道”两个年号通行12年。这12年乃是宋仁宗的养母章献皇后刘娥代掌朝政，宋仁宗于明道二年（1033年）才亲政，次年便迅即改年号为“景祜”。5年之后的1038年又改年号为“宝元”。为避免铸币中“元宝”两字与“宝元”年号互重叠，宋仁宗决定将币面文字铸为“皇宋通宝”。
这一时期的铸币中，篆书钱里出现一种“九叠篆”式样的珍品。因篆文繁复奇丽，且存世极罕，历来被钱币收藏者视作宋代钱币中的稀世珍宝。
“皇宋通宝”之后，有“康定元宝”铸币的短暂通行（仅1年多），继而是长达8年的“庆历重宝”铸行。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与“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岳阳楼记》，正是这一时期的事件与产物。
“庆历新政”与“庆历重宝”
所谓“庆历新政”，始于庆历三年（1043年）。当时，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朝为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赞成并支持进行改革。宋仁宗采纳了这些官员的大部分意见，决定施行“新政”。
“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这一群体的抵制与阻挠，仅施行年余，即于庆历五年（1045年）初宣告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迅即被废止。这一场为期不过年余的“庆历新政”，虽不如继之于后的“王安石变法”那么知名，却为后者奠定了相当丰厚的改革理论与实践基础，也迫切地反映出宋仁宗在统治危机日趋恶化的中期，希望通过“新政”达至王朝“中兴”的政治诉求。
庆历年间官方铸行的“庆历重宝”，就从一个侧面体现“庆历新政”为财政节支增收的新举措，虽然这一革新举措并不一定合理且并不一定成功。
此“庆历重宝”较宋代通行的“小平钱”（即定值一文、最低币值的小钱）略大，却要以一当十，即以一枚庆历重宝抵当十枚“小平钱”使用，故钱文既不日“通宝”，亦不日“元宝”，而命名为“重宝”。 “庆历重宝”为宋代“重宝”钱之始作俑者，从此，以一当十而铸行“重宝”大钱为朝廷增收的举措，开始在宋代各个时期有所施行。据实测，宋代“小平钱”一般而言，一枚白重4克左右：而“庆历重宝”一枚白重6.6-7克。如果仅以“庆历重宝”与“小平钱”的铸币重量换算来衡定币值兑换的话，这与官方强制规定的“庆历重宝”以一当十的币值，实在相差太远。
简单说来，仅以铸币金属重量来估值，一枚“庆历重宝”顶多只能兑换两枚“小平钱”而已。显然，这样的兑换比值，官方很是有利可图（每兑换一枚“庆历重宝”，净赚八枚“小平钱”）。因此，“庆历重宝”以一当十的官方强制币值，对于民间金融而言，实无异于“無良敛财”，实在是变“新政”为“苛政”了。所以，“庆历重宝”的命运与“庆历新政”的命运相似，不久即因受到强烈抵制而不得不取消以一当十的规定币值，改作折二、折三，即当二三枚“小平钱”等值流通。 “庆历新政”之后，朝廷的财政日趋吃紧，在铸币方面也相当谨慎起来。1049年，仁宗改年号为“皇祐”，这一年号的铸币现今竟几乎没有存世，后世偶尔一见的“皇祐元宝”，要么被鉴赏家斥为赝品，要么被奉为稀世奇珍，可终归是真伪难辨，至今没有定论。
至和年间的“偷工减料”
1054年，仁宗改年号为“至和”，新铸的“至和元宝”与“至和通宝”的“小平钱”开始流通，各白均有真、篆两种字体的“对钱”，制作也较为精良。不过，因为单枚钱币的重量降低至3.8克左右，实际上也属于用“偷工减料”的方法来搜刮民财。民间物价因此大涨.1斗米的时价涨至100枚“小平钱”左右。
据考，宋仁宗之前的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每斗米价才不过20枚“小平钱”;而宋仁宗之后的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每斗米价就要60枚“小平钱”。可想而知，至和年间的通货膨胀是比较严重的。当然，米价的涨跌因素是多方面的，与政策改变、战争发生、商业竞争及白然灾害等均有关联，但铸币贬值也必然是影响米价的重要因素之—。
稍后，为平抑物价，官方铸行“至和重宝”大钱，制作较之“庆历重宝”更为精美，重量也随之上升，币值亦仅作折二、折三流通。据实测，一枚“至和重宝”折三大钱，重量约10克，约合“至和元宝”或“至和通宝”重量的2.5倍。也即是说，即便铸币技艺与官方定值方面有较大改进，可一枚“至和重宝”折三大钱，仍然为官方牟取半枚“小平钱”的利润。
自然，这样的铸币政策仍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当年可能也没能大力推行，否则，“至和重宝”的存世量应与大多数宋代铸币一样，有相当数量的出土或传世藏品存世。而事实上， “至和重宝”如今也是一币难求，早已跻身钱币收藏界珍品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 “至和重宝”中还有一种存世极罕、更为珍稀的品种，其币身背面铸有“虢” “坊”等字样。这样的背面铸记地名的“至和重宝”，也被视为宋代钱币铸记地名的肇始者。之所以出现这样铸币背面铭记地名的情形，无非是官方规定铸币需要限定地域流通的标记，这也说明当时在平抑各地物价方面，朝廷与各地官府确乎绞尽脑汁，都在竞献“奇策”。
嘉祜年间的私铸货币之风
“嘉祐”为宋仁宗时期最后一个年号，1056年9月至1063年，从“景祐”亲政，到几乎没有铸币存世的“皇祜”，再到治国末期的“嘉祜”，宋仁宗时期的铸币随着政局几经变迁，或创新或循旧，或振奋或消沉，终于尘埃落定。
虽然这一时期的铸币在制作上不再有任何进步，甚至还略微退步的“嘉祐元宝”与“嘉祜通宝”铸行于世。据实测，此时单枚“小平钱”的重量又回归到4克左右。可是，铸币大小厚薄不尽相等，铸币字体也不甚规范，存世品中配置“对钱”，要寻觅到比较均等美观者不太容易。铸币模本相当繁杂，至少有真、篆、楷3种字体，还出现真、篆或楷、篆两种字体同时铸于一枚币面上的情况。仅此观之，或可揣测，民间私铸货币风气应当有所兴起，这些民间铸币与官方铸币混同流通之后，方才出现上述参差不齐的铸币情状。
当然，民间有私铸货币之风，并非宋仁宗时代的“特产”，而是自古有之，这样的风气与官府通过铸币“偷T减料”或“以一当十”的搜刮民财之举有着最直接的关联。从秦“半两”、汉“五铢”，再到唐高祖的“开元通宝”、宋太祖的“宋元通宝”，历朝历代方孔圆钱的铸行，始终存在从官方强力确立规范到官方白行破坏规范的过程。可以说，官方始终在明里暗里“偷工减料”或“缺斤少两”。
既然“明争暗损，与民夺利”的官方铸币来势汹汹，那么，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民间铸币白然也就蠢蠢欲动。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朝廷与官府纵有强硬举措或应对“奇策”，也并不能完全扼制。这样的官私铸币两相通行、互为竞存的局面，并非宋仁宗在位时期独有的现象，而是几乎贯穿中国古代。
有研究者认为，通过规定单位铸币的金属重量来确立国家货币体系的权威性，本就是高度集中的皇权之体现，而铸币“偷工减料”与“缺斤少两”的情况之所以在历朝历代都有出现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在于皇室与官府从中牟利，更在于皇权要通过其任意性来体现其无上的权威。换句话说，也就是皇帝并不是想通过减轻单位铸币重量来搜刮民财，而是刻意或故意去挑战度量衡体系下的“公平性”，以此来体现其绝对统治。
这样的说法，乍听起来似乎立论新颖也有一定说服力：然而，如果皇帝自己制定的国家度量衡与货币体系，自己又去任意挑战与破坏的话，民间私铸货币之风必然应时而动，随之泛滥。如此一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局面一旦失控，整个社会失去赖以维系的民生基础，基层民众陷入动乱与纷争，导致政局动荡乃至政权崩溃，也皆可预见。这些基本规律与常识，历朝历代的皇室与官府，岂能不知？因此，将减轻单位铸币重量视为皇权任意显示权威，简单的视作皇权“任性”，恐怕并不符合事实。
纵观历朝历代出现减轻单位铸币重量的情况，无不与国力不足、财政吃紧、战争消耗、用度奢靡等原因有关，此举最直接的目的无非搜刮民财。事实上，历朝并没有什么国力强盛时期的君主动辄通过减轻单位铸币重量的方式去显示皇权的无上权威与绝对统治。
宋仁宗的“大钱”与“小钱”
宋仁宗时期的财政状况，通过铸币流通的情况来考察，可以看出施政策略上尽可能做到所谓“仁政”，即尽可能不“与民夺利”。这一观点，或可从宋仁宗时期铸币数量（尤其是中后期）均不甚大予以旁证。此外，宋仁宗在位时期的九个年号里的各种铸币，其铸造样式与币值折算上的种种创举，似乎尚具备一定历史意义与后世收藏者的“版本”价值。这些铸币无论从铸造数量还是流通状况上而言，在当时的国家金融体系中发挥的实际价值，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庆历重宝”以一当十的官方规定，最终迫于社会压力，改为折二、折三的币值;“至和重宝”吸取教训，在制作更精、重量更足的情况下，也只以折三的币值流通：最为重要的是，这两种“大钱”如今的存世量都极为稀少，可见当时流通不畅，铸量不多。简言之，宋仁宗时期的“大钱”并没能为国家财政赚到“大钱”。
至于宋仁宗时期铸行的各种“小平钱”，如今存世数量也都算不上十分庞大。除了宋仁宗尚未亲政时期所铸行的“天圣”与“明道”两个年号的“小平钱”存世数量尚可观之外，其亲政初期所铸行的“景祜”与“皇宋”两个年号的“小平钱”存世数量一般，“康定”与“皇祜”年间，甚至几乎没有铸币，如今偶尔一见的这两个年号的铸币，真伪尚无定论。
直至“偷工减料”的“至和元宝”与“至和通宝”JHJ，笼，铸币数量方才大增。这样的状况表明，宋仁宗至和年间已然迫切需要通过减轻单位铸币重量来为国家财政增收一点“小钱”了。可为了这一点“小钱”，也曾付出物价飞涨、社会动乱的代价。到了宋仁宗时期的最后一个年号“嘉祜”年间， “小平钱”铸造与流通量再次达到高峰。因为同时期可能存在民间私铸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官方铸币究竟能为国家财政贡献多少，恐怕也是一笔糊涂账。宋仁宗在位末期，我们通过对铸币流通情况之考察，可知官方铸币“偷工减料”的情形已有所扼制，这表明君主与朝廷都已意识到为了财政增收那么一点“小钱”去损害民生与错失民心是得不偿失的。与此同时，至和年间因官方铸币“偷工减料”而引发的民间私铸货币的风气，无法被彻底禁绝，至宋仁宗在位末期依然存在。这样一来，官私所铸货币都融通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二者并行不悖，似乎达成一种默契与和谐。
那些因“与民夺利”的官方铸币而产生的民间私铸货币，在朝廷似乎也没有严厉追究之意的金融环境之下，无形中与官铸货币悄然形成两相冲抵、动态制衡的局面。先期的“与民夺利”与后期的“让利于民”之国家意旨，仿佛就以这样的形态暂时获得某种妥协与调和。
宋仁宗为稳定民生与稳固财政，毕生躬行“仁政”，煞费苦心。一代君主在“大钱”与“小钱”之间，反复掂量拿捏，始终持守“中道”：在“大仁”与“小节”之间，基本做到两相照应、持守不虧，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亦是不多见的。官修史籍《宋史》评价宋仁宗是一代仁主明君。1000年后，世人在那九个年号的铸币中所窥到的“一孑L之见”，不正是宋仁宗皇帝开创“仁宗盛治”的由来么。和强汉盛唐相比，宋仁宗在治理国家经济方面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
宋仁宗赵祯（ 1010-1063），是宋朝第4位皇帝，也是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执政达42年之久（ 1022-1063）。整个北宋朝，历经9位皇帝统治，共计167年的“国运”，仁宗皇帝的在位时间刚好占据四分之一的周期。
许多人对这位距今近1000年前的北宋皇帝不甚了解，觉得比起在位61年的康熙皇帝、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这位仁宗皇帝42年的在位时间着实算不上“千古一帝”，在所谓“文治武功”方面更是“稍逊风骚”，看点与亮点似乎都少了一些。诚然，宋仁宗的历史功绩不能与那些轰轰烈烈的开国勋业或风风火火的盛世功业相提并论：然而，也不妨换个角度或换个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君主生平。
帝制时代，君主治国理政的能力除了文治武功，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即经济治理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治武功为经济治理之前提，经济治理为文治武功之延续。君主的经济治理能力又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稳定发展民生，另一方面则是稳固国家财政。二者之间的平衡如何把控、互动如何促成，自古便是考验君主治国能力的恒久难题。若二者的把控与互动都做得不错，则国富民强，君主即被视作治国明君：若二者把控与互动都做得不好，则不免国贫民弱，积贫积弱之后自然会有亡国之忧，这样的君主即被视作祸国昏君。当然，一般而言，历代善于治国的君主大多只是在其中一个方面做得比较出色而已。
身为太祖、太宗、真宗“三圣”之后，处在文治武功已奠定开局的宋仁宗，虽一生试图令其帝国达至中兴盛世，但观其政效，其决策始终在稳定民生与稳固财政方面左右摇摆，力图以“中庸”之道对二者加以协调与制衡来达到治国目标。
笔者以为，宋仁宗施政初期基本做到稳定民生，只是在稳固财政方面由于“让利于民”而渐趋被动：中期力图通过新政来稳固财政，但在发展民生方面又陷入被动，出现“与民争利”的苗头：末期为稳固帝国统治，不得不加大财政增收的举措，令施政初期稳定民生的成果随之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当然，宋仁宗施政初、中、末期3个时期皆有阶段性的“微调”举措，尽力去平衡稳定民生与稳固财政之间的关系。若想全面的研究宋仁宗那些宏观的施政方略与方针、具体的机构设置与运营，研究者白可去翻检史书、典籍，做精细深入的考证与探究。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不妨先从了解宋仁宗时期年号多、版别广的九个年号铸币人手，看一看这位宋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如何操作国家经济治理这盘棋的。
“对钱”与“九叠篆”
宋仁宗时期的第一个年号“天圣”，始于1023年，止于1032年，历时10年。这一时期的铸币为“天圣元宝”，币面文字有真书、篆书两种字体，首创宋代“对钱” （指钱文相同而书体不同，可以成双配对的钱币，又称对文钱或对书钱）制度。白此起至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止，整个宋代“对钱”制度施行近160年之久。
“对钱”虽主体上以真书、篆书两种字体通行于世，可真、篆字体的书写并无统一模板，各地各时期的写法都极富变化，造成同一个年号的钱币有多种版本流通行世的状况，客观上也开创宋代钱币史上书体多变、美感丰富的时代。继“天圣元宝”之后，“明道元宝” “景祐元宝”均是有着多种版本的“对钱”。
“天圣”与“明道”两个年号通行12年。这12年乃是宋仁宗的养母章献皇后刘娥代掌朝政，宋仁宗于明道二年（1033年）才亲政，次年便迅即改年号为“景祜”。5年之后的1038年又改年号为“宝元”。为避免铸币中“元宝”两字与“宝元”年号互重叠，宋仁宗决定将币面文字铸为“皇宋通宝”。
这一时期的铸币中，篆书钱里出现一种“九叠篆”式样的珍品。因篆文繁复奇丽，且存世极罕，历来被钱币收藏者视作宋代钱币中的稀世珍宝。
“皇宋通宝”之后，有“康定元宝”铸币的短暂通行（仅1年多），继而是长达8年的“庆历重宝”铸行。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与“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岳阳楼记》，正是这一时期的事件与产物。
“庆历新政”与“庆历重宝”
所谓“庆历新政”，始于庆历三年（1043年）。当时，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朝为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赞成并支持进行改革。宋仁宗采纳了这些官员的大部分意见，决定施行“新政”。
“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这一群体的抵制与阻挠，仅施行年余，即于庆历五年（1045年）初宣告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迅即被废止。这一场为期不过年余的“庆历新政”，虽不如继之于后的“王安石变法”那么知名，却为后者奠定了相当丰厚的改革理论与实践基础，也迫切地反映出宋仁宗在统治危机日趋恶化的中期，希望通过“新政”达至王朝“中兴”的政治诉求。
庆历年间官方铸行的“庆历重宝”，就从一个侧面体现“庆历新政”为财政节支增收的新举措，虽然这一革新举措并不一定合理且并不一定成功。
此“庆历重宝”较宋代通行的“小平钱”（即定值一文、最低币值的小钱）略大，却要以一当十，即以一枚庆历重宝抵当十枚“小平钱”使用，故钱文既不日“通宝”，亦不日“元宝”，而命名为“重宝”。 “庆历重宝”为宋代“重宝”钱之始作俑者，从此，以一当十而铸行“重宝”大钱为朝廷增收的举措，开始在宋代各个时期有所施行。据实测，宋代“小平钱”一般而言，一枚白重4克左右：而“庆历重宝”一枚白重6.6-7克。如果仅以“庆历重宝”与“小平钱”的铸币重量换算来衡定币值兑换的话，这与官方强制规定的“庆历重宝”以一当十的币值，实在相差太远。
简单说来，仅以铸币金属重量来估值，一枚“庆历重宝”顶多只能兑换两枚“小平钱”而已。显然，这样的兑换比值，官方很是有利可图（每兑换一枚“庆历重宝”，净赚八枚“小平钱”）。因此，“庆历重宝”以一当十的官方强制币值，对于民间金融而言，实无异于“無良敛财”，实在是变“新政”为“苛政”了。所以，“庆历重宝”的命运与“庆历新政”的命运相似，不久即因受到强烈抵制而不得不取消以一当十的规定币值，改作折二、折三，即当二三枚“小平钱”等值流通。 “庆历新政”之后，朝廷的财政日趋吃紧，在铸币方面也相当谨慎起来。1049年，仁宗改年号为“皇祐”，这一年号的铸币现今竟几乎没有存世，后世偶尔一见的“皇祐元宝”，要么被鉴赏家斥为赝品，要么被奉为稀世奇珍，可终归是真伪难辨，至今没有定论。
至和年间的“偷工减料”
1054年，仁宗改年号为“至和”，新铸的“至和元宝”与“至和通宝”的“小平钱”开始流通，各白均有真、篆两种字体的“对钱”，制作也较为精良。不过，因为单枚钱币的重量降低至3.8克左右，实际上也属于用“偷工减料”的方法来搜刮民财。民间物价因此大涨.1斗米的时价涨至100枚“小平钱”左右。
据考，宋仁宗之前的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每斗米价才不过20枚“小平钱”;而宋仁宗之后的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每斗米价就要60枚“小平钱”。可想而知，至和年间的通货膨胀是比较严重的。当然，米价的涨跌因素是多方面的，与政策改变、战争发生、商业竞争及白然灾害等均有关联，但铸币贬值也必然是影响米价的重要因素之—。
稍后，为平抑物价，官方铸行“至和重宝”大钱，制作较之“庆历重宝”更为精美，重量也随之上升，币值亦仅作折二、折三流通。据实测，一枚“至和重宝”折三大钱，重量约10克，约合“至和元宝”或“至和通宝”重量的2.5倍。也即是说，即便铸币技艺与官方定值方面有较大改进，可一枚“至和重宝”折三大钱，仍然为官方牟取半枚“小平钱”的利润。
自然，这样的铸币政策仍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当年可能也没能大力推行，否则，“至和重宝”的存世量应与大多数宋代铸币一样，有相当数量的出土或传世藏品存世。而事实上， “至和重宝”如今也是一币难求，早已跻身钱币收藏界珍品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 “至和重宝”中还有一种存世极罕、更为珍稀的品种，其币身背面铸有“虢” “坊”等字样。这样的背面铸记地名的“至和重宝”，也被视为宋代钱币铸记地名的肇始者。之所以出现这样铸币背面铭记地名的情形，无非是官方规定铸币需要限定地域流通的标记，这也说明当时在平抑各地物价方面，朝廷与各地官府确乎绞尽脑汁，都在竞献“奇策”。
嘉祜年间的私铸货币之风
“嘉祐”为宋仁宗时期最后一个年号，1056年9月至1063年，从“景祐”亲政，到几乎没有铸币存世的“皇祜”，再到治国末期的“嘉祜”，宋仁宗时期的铸币随着政局几经变迁，或创新或循旧，或振奋或消沉，终于尘埃落定。
虽然这一时期的铸币在制作上不再有任何进步，甚至还略微退步的“嘉祐元宝”与“嘉祜通宝”铸行于世。据实测，此时单枚“小平钱”的重量又回归到4克左右。可是，铸币大小厚薄不尽相等，铸币字体也不甚规范，存世品中配置“对钱”，要寻觅到比较均等美观者不太容易。铸币模本相当繁杂，至少有真、篆、楷3种字体，还出现真、篆或楷、篆两种字体同时铸于一枚币面上的情况。仅此观之，或可揣测，民间私铸货币风气应当有所兴起，这些民间铸币与官方铸币混同流通之后，方才出现上述参差不齐的铸币情状。
当然，民间有私铸货币之风，并非宋仁宗时代的“特产”，而是自古有之，这样的风气与官府通过铸币“偷T减料”或“以一当十”的搜刮民财之举有着最直接的关联。从秦“半两”、汉“五铢”，再到唐高祖的“开元通宝”、宋太祖的“宋元通宝”，历朝历代方孔圆钱的铸行，始终存在从官方强力确立规范到官方白行破坏规范的过程。可以说，官方始终在明里暗里“偷工减料”或“缺斤少两”。
既然“明争暗损，与民夺利”的官方铸币来势汹汹，那么，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民间铸币白然也就蠢蠢欲动。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朝廷与官府纵有强硬举措或应对“奇策”，也并不能完全扼制。这样的官私铸币两相通行、互为竞存的局面，并非宋仁宗在位时期独有的现象，而是几乎贯穿中国古代。
有研究者认为，通过规定单位铸币的金属重量来确立国家货币体系的权威性，本就是高度集中的皇权之体现，而铸币“偷工减料”与“缺斤少两”的情况之所以在历朝历代都有出现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在于皇室与官府从中牟利，更在于皇权要通过其任意性来体现其无上的权威。换句话说，也就是皇帝并不是想通过减轻单位铸币重量来搜刮民财，而是刻意或故意去挑战度量衡体系下的“公平性”，以此来体现其绝对统治。
这样的说法，乍听起来似乎立论新颖也有一定说服力：然而，如果皇帝自己制定的国家度量衡与货币体系，自己又去任意挑战与破坏的话，民间私铸货币之风必然应时而动，随之泛滥。如此一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局面一旦失控，整个社会失去赖以维系的民生基础，基层民众陷入动乱与纷争，导致政局动荡乃至政权崩溃，也皆可预见。这些基本规律与常识，历朝历代的皇室与官府，岂能不知？因此，将减轻单位铸币重量视为皇权任意显示权威，简单的视作皇权“任性”，恐怕并不符合事实。
纵观历朝历代出现减轻单位铸币重量的情况，无不与国力不足、财政吃紧、战争消耗、用度奢靡等原因有关，此举最直接的目的无非搜刮民财。事实上，历朝并没有什么国力强盛时期的君主动辄通过减轻单位铸币重量的方式去显示皇权的无上权威与绝对统治。
宋仁宗的“大钱”与“小钱”
宋仁宗时期的财政状况，通过铸币流通的情况来考察，可以看出施政策略上尽可能做到所谓“仁政”，即尽可能不“与民夺利”。这一观点，或可从宋仁宗时期铸币数量（尤其是中后期）均不甚大予以旁证。此外，宋仁宗在位时期的九个年号里的各种铸币，其铸造样式与币值折算上的种种创举，似乎尚具备一定历史意义与后世收藏者的“版本”价值。这些铸币无论从铸造数量还是流通状况上而言，在当时的国家金融体系中发挥的实际价值，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庆历重宝”以一当十的官方规定，最终迫于社会压力，改为折二、折三的币值;“至和重宝”吸取教训，在制作更精、重量更足的情况下，也只以折三的币值流通：最为重要的是，这两种“大钱”如今的存世量都极为稀少，可见当时流通不畅，铸量不多。简言之，宋仁宗时期的“大钱”并没能为国家财政赚到“大钱”。
至于宋仁宗时期铸行的各种“小平钱”，如今存世数量也都算不上十分庞大。除了宋仁宗尚未亲政时期所铸行的“天圣”与“明道”两个年号的“小平钱”存世数量尚可观之外，其亲政初期所铸行的“景祜”与“皇宋”两个年号的“小平钱”存世数量一般，“康定”与“皇祜”年间，甚至几乎没有铸币，如今偶尔一见的这两个年号的铸币，真伪尚无定论。
直至“偷工减料”的“至和元宝”与“至和通宝”JHJ，笼，铸币数量方才大增。这样的状况表明，宋仁宗至和年间已然迫切需要通过减轻单位铸币重量来为国家财政增收一点“小钱”了。可为了这一点“小钱”，也曾付出物价飞涨、社会动乱的代价。到了宋仁宗时期的最后一个年号“嘉祜”年间， “小平钱”铸造与流通量再次达到高峰。因为同时期可能存在民间私铸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官方铸币究竟能为国家财政贡献多少，恐怕也是一笔糊涂账。宋仁宗在位末期，我们通过对铸币流通情况之考察，可知官方铸币“偷工减料”的情形已有所扼制，这表明君主与朝廷都已意识到为了财政增收那么一点“小钱”去损害民生与错失民心是得不偿失的。与此同时，至和年间因官方铸币“偷工减料”而引发的民间私铸货币的风气，无法被彻底禁绝，至宋仁宗在位末期依然存在。这样一来，官私所铸货币都融通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二者并行不悖，似乎达成一种默契与和谐。
那些因“与民夺利”的官方铸币而产生的民间私铸货币，在朝廷似乎也没有严厉追究之意的金融环境之下，无形中与官铸货币悄然形成两相冲抵、动态制衡的局面。先期的“与民夺利”与后期的“让利于民”之国家意旨，仿佛就以这样的形态暂时获得某种妥协与调和。
宋仁宗为稳定民生与稳固财政，毕生躬行“仁政”，煞费苦心。一代君主在“大钱”与“小钱”之间，反复掂量拿捏，始终持守“中道”：在“大仁”与“小节”之间，基本做到两相照应、持守不虧，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亦是不多见的。官修史籍《宋史》评价宋仁宗是一代仁主明君。1000年后，世人在那九个年号的铸币中所窥到的“一孑L之见”，不正是宋仁宗皇帝开创“仁宗盛治”的由来么。和强汉盛唐相比，宋仁宗在治理国家经济方面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