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左右，台湾茶文化兴起。台湾茶人通过品鉴中国各类茶叶，认为普洱老茶雄浑厚重，品饮价值最高。一般认为，普洱生茶经过二三十年以上的正确存放后，发生一系列发酵后会变成老茶。这与法国白兰地原浆酒，经过五十年左右的正确窖藏后，被称为XO是一个原理。其中X代表EXTRA（格外的），O代表OLD（老的）。
　　普洱茶与白兰地不太一样的是，在20世纪中，它绝大多数销往香港，在21世纪才成为全国性商品。它的存储地不多，经过20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普洱茶存世量稀少。
　　文化作者余秋雨先生在2013年10月出版的《极端之美》一书中，提到过一段令人艳羡的经历：
　　何作如先生在普洱茶上，是很多高人的“师傅”。很多年前我只要和金庸先生、白先勇先生聊天，他每次都来泡茶，我们三人不知道他拿出来的茶是何等珍贵，现在想来还十分惭愧。他坚守茶的等级，并以此展现身份。对于低等级，他一见扭头就走，理也不理。
　　何作如是普洱茶界的重要人物，他与余秋雨、金庸、白先勇分享的是从上世纪初到50年代生产的“号级茶”。
　　他将喜欢的茶分为四线：一线三名，“宋聘”“双狮同庆”“福元昌”；二线两名，“陈云号”“仁和祥”；三线三名，“本记”“敬昌”“同兴”；四线也是三名，“江城号”“黄文兴”“同昌号”。
　　这些名字是民国时期的商号名，对多数人来说显得颇为陌生与神秘。而这些名字所蕴含的价格，更为惊人。就在《极端之美》出版的2013年，嘉德秋拍，产于20世纪初的福元昌圆茶（一筒七饼）拍出了1035万元的高价。每饼148万元。
　　此后“号级茶”价格你追我赶，到2016年5月的北京“东正春拍”，百年红标宋聘号圆茶一饼以260万高价落槌。
　　坊间时常能听到一些凭空质疑的声音，但意义并不大——绝大多数普洱茶销售至香港，香港茶商因为独家掌握仓储技术，往往对相关信息讳莫如深。也就是说，人们对“号级茶”其实一无所知，它的价格也就是一串数字而已。
　　2018年新出版的《吴疆说普洱》一书，令人意外地爆了“号级茶”很多新料：原南天公司的周勇先生对吴疆谈了他对普洱茶的看法。南天公司是香港最大的普洱茶头盘商，周勇先生的话自然比较可信。
　　其父亲周禾书（1904-1983），早年参与过楚图南、孙起孟发起的“九老会”。1946年闻一多、李公朴被刺后，周禾书参与了善后料理事宜。此后周禾书去缅甸经营玉石生意。1964年回国，在全国侨联与政协任职。
　　1984年后，周禾书之子周琮与周勇，开设南天贸易公司经营普洱茶。据周勇先生在《吴疆说普洱》一书中回忆，香港普洱茶的头盘商、二盘商均不存茶，存茶的是一些零售商，但数量不大，因为零售商因资金周转问題，不可能存很多贵茶。但“号级茶”具体有多少，谁也不清楚。
　　上世纪80年代，南天公司研制“8582”与“8592”两款茶时，想从“号级茶”学习经验。“买过很多的老茶来试过。记得买过两筒‘杨聘’来，比‘宋聘’晚10年左右。当时经纪人张中说，全香港茶行只剩下不到一件了，是非卖品，但南天要可以买两筒（一筒七片），每片5000元，但是‘宋聘’没有。只有一个茶庄有一片是镇庄用的，不要说卖，借出来看一看都不行，可见80年代老茶在香港市场已经极其稀少了。”周勇回忆。
　　我们梳理一下：上世纪80年代，香港拥有世界上大多数普洱茶，最大头盘商南天公司想找零售商买一片“宋聘”，得知仅有一个茶庄有一片作为镇庄之宝，不肯借人。可见香港“号级茶”之稀少。
　　老茶在香港茶庄间流转是有记录的，经纪人可以说清楚这个茶是谁存的、分给谁多少的流转过程。当年的香港茶行是老式的生意行业，十分注重诚信，几乎没有什么造假出现。
　　30多年过去了，国内居然冒出成筒成件的古董“宋聘”来，一片几百万。价格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些茶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出现的。拍卖行拍卖这些古董茶时，也应该遵循流传有序的原则，讲清楚这些茶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些人收藏。
　　从某种意义上说，普洱茶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历史必须重写了。如果没有足够可信的信息，这段历史让它空缺，也许才是最有尊严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