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讲讲三个故事，你们可以当成真的来听，也可以当成假的来听，有时候真的就是假的，有时候假的就是真的，有时候现实其实是梦想，有时候梦想其实是现实。
　　第一个故事，我小时候，也就是文革时期，那时候我们伟大中国的兄弟都在亚非拉，我们无私地援助他们，尤其是对非洲兄弟，无私到把我们身上的裤子脱下来寄过去给他们穿，把我们碗里的米饭倒出来寄过去给他们吃，把我们的农业专家送过去教他们种水稻，把我们的医生送过去给他们治病。我父亲是一個外科医生，他差一点去了非洲，可是这个宝贵的名额让别的医生顶了，没去成。我父亲很遗憾，我更加遗憾，我的第一个梦想由此而生，就是长大以后做一名医生去非洲，去拯救那里的一个又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长大以后我确实做了一名医生，是牙医，遗憾的是没有拔过非洲兄弟的牙。然后我成为了一名作家，2008年我在巴黎为《兄弟》法文版做宣传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多哥裔的女记者采访了我，采访结束后我们一起回想当年的中非友谊，她告诉我，中国的农业专家（男的）帮助他们种水稻，中国的医生（男的）给他们治病，与此同时他们大面积和多哥女人偷情，生下大面积的孩子，这位多哥裔女记者的一个表弟就是中非友谊的结晶。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农业专家和医生返回中国，给多哥留下了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和留下的稻米一样多。
　　第二个故事，我在中学的时候读了《西游记》，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让我浮想联翩，我希望自己是孙悟空，做不成孙悟空做唐僧也行，做不成唐僧做沙和尚也行，如果连沙和尚也做不成，那就做猪八戒吧，只要能让我去一次西天见见佛陀。我不是佛教徒，我是读了《西游记》才有了这个梦想。十年前我终于有机会去了尼泊尔，飞机在加德满都降落的那一刻，我就想着要去蓝毗尼，那里就是唐僧取经的终点站，释迦牟尼的旧居和他创建的佛学院就在那里。在加德满都住了几天后，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蓝毗尼，我的梦想成为现实了。佛学院的遗址露出地面清晰可见，释迦牟尼的故居遗址在旁边一个大帐篷里。我们在四周虔诚地转了一圈，然后走进释迦牟尼的故居遗址，走进那个大帐篷，虔诚地绕着走过去，就在我感觉自己从未如此虔诚之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短信提示音，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短信，打开手机看了看，是北京的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招嫖短信，说有学生妹洋妞可供挑选。
　　第三个故事，1998年6月我在意大利都灵的时候，恰好遇上耶稣的裹尸布在都灵大教堂展出，据说是每隔50年才展出一次。这是一个盛大的仪式，欧洲各地的人，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纷纷赶来。我读过《圣经》，我是把《圣经》当成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读完的，我虽然不是教徒，那一天我仍然怀着虔诚和敬畏之心前往。50年才能亲眼目睹一次，这是多少人的梦想，我置身其中，感到这也是我的梦想。都灵大学的汉学家斯坦芬妮亚教授不仅为我准备了进入的门票，还为我带上一付望远镜。人们排着长队走进去，以相同的步伐走向耶稣的裹尸布，中间不能停顿，走到最近处，裹尸布仍然有十来米远，所以斯坦芬妮亚让我用望远镜一边看一边走。那天都灵大教堂外面挤满了摊贩们的帐篷，销售各种与耶稣有关或者无关的纪念品和商品。差不多十个月前，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因车祸死于法国巴黎，所以每个摊贩的帐篷都挂满了戴安娜像，显然戴安娜像正是热销商品，我是在成百上千双戴安娜的眼睛注视下走过去，走进大教堂。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么的奇怪，经过人类的时尚走向了人类的受难。
　　（选自《骚客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