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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散文写作，在内容上要求真，在文字上要求简。所谓在内容上的“真”，就是避虚就实，文理兼备；在文字上的“简”，就是文意不重复不雷同，没有虚假、恍惚和装腔的作态。
关键词：散文写作 真实 简单
许多作家在谈及散文创作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散文写作在内容上要求真，在文字上要求简的看法。所谓在内容上的“真”，就是避虚就实，文理兼备；在文字上的“简”，就是文意不重复不雷同，没有虚假、恍惚和装腔的作态。
以《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为例，虽然作者冯友兰是哲学家，然而这篇文章并没有一般哲学家写作的艰深难懂，而是要言不烦地据实回忆蔡孑民先生留给自己的印象，很好地诠释了散文写作的“真”与“简”。
文章以“春风化雨”和“兼容并包”两个词语，概括了蔡先生的为人处世和办学思想，以此显示老师的人格魅力和非凡气魄，树立起一个伟大教育家的形象。
内容上的“真”，不只是还原现实，更是要从“真实“中表现“美”的本质。作者选取了一个极细小的事情，即当时作为学生的冯友兰因为一件事（其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其弟要往开封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要求蔡元培校长开具北大的证明书。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按照正常手续办理，于是他只能直接找校长解决问题。“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蔡先生作为一校之长，校长室却是设在底层而不是高高在上，校长室的门却是虚掩着的而没有森垒壁严，显现了蔡元培先生的亲民和勤恳。无围墙、无门卫、无秘书，正是应和了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而不是来做官的宗旨。面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请求，蔡校长完全没有架子，反而是耐心周祥地为学子办妥了事，自然从容而不是自命不凡，体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境界。
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孤例，那么作者之后亲历的一系列事情，证明蔡孑民校长的人格魅力是很多北大学生感同身受的。“1922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先生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在国外的蔡校长依旧是国内的做派，无秘书、无随从人员，住的是小旅馆，一切都是公事公办，毫无特殊之处。“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为蔡先生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场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教室内，到会的人很多，虚无虚席。蔡先生一进了会场的门，在座的人呼的一声都站起来了，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的整齐，好像是听到一声口令。其实并没有什么口令，也没有人想到要有什么口令，他们每一个人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一起站起来了。”什么叫做春风化雨润无声，一个中国的中年教育工作者（后来成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杨荫榆）的一番话作了回答：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么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个体和群体的认同相似，莫非作者真的是要阐述偶然与必然的关系么，如果是，也是从作者的亲身遭遇、亲身感受和亲身见闻中得来的。
文字上的“简”，既是用字的精炼，也是文意的洗练，于“简单”中体现“善”的实质。“春风化雨”的人格魅力惠及的是人，“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得利的是国。“春风化雨”的故事是以小见大，“兼容并包”的创新则是以大见小，无论“大”和“小”，最后都是汇聚在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身上，因此说蔡先生是一代宗师、人世楷模一点也不为过。只要想想蔡校长，能在1917年到1919年仅仅两年多时间，就把原先是一个官僚养成所的北大，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过去是死气沉沉的学校，变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进而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推动中国走向崇尚民主与科学的近代国家，这是何等的功绩。
当然作者并非只作空泛的议论，而是有实例的佐证。比如聘任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就能说明蔡孑民先生的“兼容并包”是一种怎样的眼光和气魄了。从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一事中，能够读出“兼容并包”的非凡意义，那就是在聘请教师方面的不唯学历、资历以及政治信仰如何。在北大教员中，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胡适信仰杜威的实验主义，辜鸿铭则是保皇派，拥护封建专制，但政治思想上的歧见并不妨碍各自学术上的专长教育，反正到北大不是来做官的，而是来开课做教师的，北大不是官场，而是学府。由此“学生们觉得学校的学术空气日新月异，也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谁在学术上有贡献，谁就受到尊敬。混資格准备做官的思想逐渐没有了，新的学风树立起来了。”所以要扭转旧的传统，先得转变旧的观念。在北大的教师队伍里，既有六七十岁的宿儒，也有初露头角的青年；既有西装革履的留洋才俊，也有长衫马褂的旧学巨擘；秉性各异，同台教学。由北大引领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进而扩展至全国。蔡校长又在生源方面也实行“兼容并包”。北大学生中，既有男生，也有女生；既有正式生（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也有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不办旁听手续，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北大的“门户开放”，使很多人从此受到了教益，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
因为“兼容并包”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要细说必得大费周章，所以只是以蔡元培先生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一事作为主线，来反映蔡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这种贡献肇始于对北大的改造。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蔡孑民先生的贡献还不只是体现在做校长一个方面，还在于他在学术方面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蔡校长终究还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春风化雨”如同涓涓细流，滋润心田；“兼容并包”恰似浩渺海洋，汹涌磅礴；具是伟大教育家的精神境界之体现。最后学生冯友兰评价老师蔡元培：“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
著名作家孙犁曾经感慨：“散文题材是主观或客观的实体。不是每天每月，都能得到遇到，可以进行创作的。一生一世，所遇也有限。更何况有所遇，无所感发，也写不成散文。”（《散文的虚和实》）散文的题材难遇，写好更难。我们庆幸冯友兰先生能够遇见伟大的教育家蔡孑民先生，当然我们也庆幸我们能读到冯先生的精彩的文字，使余生晚辈能够从中了解到蔡先生的崇高人格和不朽功绩。
关键词：散文写作 真实 简单
许多作家在谈及散文创作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散文写作在内容上要求真，在文字上要求简的看法。所谓在内容上的“真”，就是避虚就实，文理兼备；在文字上的“简”，就是文意不重复不雷同，没有虚假、恍惚和装腔的作态。
以《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为例，虽然作者冯友兰是哲学家，然而这篇文章并没有一般哲学家写作的艰深难懂，而是要言不烦地据实回忆蔡孑民先生留给自己的印象，很好地诠释了散文写作的“真”与“简”。
文章以“春风化雨”和“兼容并包”两个词语，概括了蔡先生的为人处世和办学思想，以此显示老师的人格魅力和非凡气魄，树立起一个伟大教育家的形象。
内容上的“真”，不只是还原现实，更是要从“真实“中表现“美”的本质。作者选取了一个极细小的事情，即当时作为学生的冯友兰因为一件事（其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其弟要往开封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要求蔡元培校长开具北大的证明书。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按照正常手续办理，于是他只能直接找校长解决问题。“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蔡先生作为一校之长，校长室却是设在底层而不是高高在上，校长室的门却是虚掩着的而没有森垒壁严，显现了蔡元培先生的亲民和勤恳。无围墙、无门卫、无秘书，正是应和了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而不是来做官的宗旨。面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请求，蔡校长完全没有架子，反而是耐心周祥地为学子办妥了事，自然从容而不是自命不凡，体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境界。
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孤例，那么作者之后亲历的一系列事情，证明蔡孑民校长的人格魅力是很多北大学生感同身受的。“1922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先生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在国外的蔡校长依旧是国内的做派，无秘书、无随从人员，住的是小旅馆，一切都是公事公办，毫无特殊之处。“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为蔡先生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场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教室内，到会的人很多，虚无虚席。蔡先生一进了会场的门，在座的人呼的一声都站起来了，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的整齐，好像是听到一声口令。其实并没有什么口令，也没有人想到要有什么口令，他们每一个人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一起站起来了。”什么叫做春风化雨润无声，一个中国的中年教育工作者（后来成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杨荫榆）的一番话作了回答：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么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个体和群体的认同相似，莫非作者真的是要阐述偶然与必然的关系么，如果是，也是从作者的亲身遭遇、亲身感受和亲身见闻中得来的。
文字上的“简”，既是用字的精炼，也是文意的洗练，于“简单”中体现“善”的实质。“春风化雨”的人格魅力惠及的是人，“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得利的是国。“春风化雨”的故事是以小见大，“兼容并包”的创新则是以大见小，无论“大”和“小”，最后都是汇聚在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身上，因此说蔡先生是一代宗师、人世楷模一点也不为过。只要想想蔡校长，能在1917年到1919年仅仅两年多时间，就把原先是一个官僚养成所的北大，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过去是死气沉沉的学校，变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进而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推动中国走向崇尚民主与科学的近代国家，这是何等的功绩。
当然作者并非只作空泛的议论，而是有实例的佐证。比如聘任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就能说明蔡孑民先生的“兼容并包”是一种怎样的眼光和气魄了。从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一事中，能够读出“兼容并包”的非凡意义，那就是在聘请教师方面的不唯学历、资历以及政治信仰如何。在北大教员中，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胡适信仰杜威的实验主义，辜鸿铭则是保皇派，拥护封建专制，但政治思想上的歧见并不妨碍各自学术上的专长教育，反正到北大不是来做官的，而是来开课做教师的，北大不是官场，而是学府。由此“学生们觉得学校的学术空气日新月异，也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谁在学术上有贡献，谁就受到尊敬。混資格准备做官的思想逐渐没有了，新的学风树立起来了。”所以要扭转旧的传统，先得转变旧的观念。在北大的教师队伍里，既有六七十岁的宿儒，也有初露头角的青年；既有西装革履的留洋才俊，也有长衫马褂的旧学巨擘；秉性各异，同台教学。由北大引领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进而扩展至全国。蔡校长又在生源方面也实行“兼容并包”。北大学生中，既有男生，也有女生；既有正式生（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也有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不办旁听手续，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北大的“门户开放”，使很多人从此受到了教益，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
因为“兼容并包”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要细说必得大费周章，所以只是以蔡元培先生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一事作为主线，来反映蔡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这种贡献肇始于对北大的改造。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蔡孑民先生的贡献还不只是体现在做校长一个方面，还在于他在学术方面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蔡校长终究还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春风化雨”如同涓涓细流，滋润心田；“兼容并包”恰似浩渺海洋，汹涌磅礴；具是伟大教育家的精神境界之体现。最后学生冯友兰评价老师蔡元培：“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
著名作家孙犁曾经感慨：“散文题材是主观或客观的实体。不是每天每月，都能得到遇到，可以进行创作的。一生一世，所遇也有限。更何况有所遇，无所感发，也写不成散文。”（《散文的虚和实》）散文的题材难遇，写好更难。我们庆幸冯友兰先生能够遇见伟大的教育家蔡孑民先生，当然我们也庆幸我们能读到冯先生的精彩的文字，使余生晚辈能够从中了解到蔡先生的崇高人格和不朽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