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上坟，跪在母亲的墓碑前，我都想：下面两尺那个铜盒子的骨灰中间会不会有个黄澄澄的金戒指？
　　从我有记忆，母亲左手无名指上就戴着那个金戒指，每次有人问她是不是结婚戒指，母亲都摇头：我才不戴结婚戒指呢！你瞧！我先生戴吗？他不戴我干嘛戴？
　　也听人笑说是逃难时戴的，母亲又猛摇头：“有谁这么笨，戴这么大的金戒指逃难，等人抢？”
　　母亲的金戒指确实够土，圆圆粗粗厚厚，显得有点突兀，好像存心把一大块黄金戴在手上。尤其麻烦的是因为太大，她的手随便往桌子上一放，就当一声。左一声当、右一声当，幸亏听惯了，否则真觉得吵。
　　那当当的声音到母亲晚年反而顺耳了，它居然能有安心的效果，我只要听见当当当，就知道老娘没问题。
　　母亲也知道她的戒指吵，但她自有一套说法：“别听声音吵！这可是九九九的纯金，黄金的声音不一样，不信你用个铁的敲敲看，那会炸耳朵，哪儿像纯金来得含蓄、厚实！”
　　母亲中风后进了加护中心，医院建议家属摘走病人身上值钱的东西。我取走了她细细的金链子，却留下重重的金戒指，一方面想她戴那么久，从来没摘过，八成不好摘，硬摘只怕伤了她。另一方面是觉得那就是母亲，母亲的手跟金戒指是不可分的，摘掉就不像妈妈了！
　　所以直到母亲辞世，金戒指都留在她手上。后来殡仪馆的人问要不要帮忙摘下？我也立刻摇头。他们或许有意，告别式瞻仰遗容，母亲右手被长长的袖子盖着，左手却露出来，露出那黄澄澄的金戒指。
　　告别式除了家人，只邀请了几个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和一位母亲生前的老友。老太太也九十了，弯腰盯着母亲的手，又缓缓抬起头，转过脸，对我小声说：“你这儿子真孝顺！”不知她孝顺的意思是不是我留了金戒指陪葬。
　　告别式结束，送往火葬场，每个参加的人都开车尾随，灵车没直接开往大烟囱，而是停在一个小教堂的前面。母亲的棺木被几个壮汉抬下车，放在一个高高的台子上，先有人带领唱圣歌，而后每人发一支玫瑰，指示大家排队走到棺木前，放在棺盖上。接着居然叫大家离开了。“不是要看着进火葬场的炉门，甚至看到点火吗？”我问执事人员，他摇摇头说：“不！交给我们就好。”
　　回到家我一直不安，心想会不会就因为他们看见母亲的金戒指，要摘下之后才送去焚化？跑去问葬仪社的人，对方一笑：“因为你讲究啊！买那么好的棺材，那是土葬用的铜棺，不能火葬，火烧不了。”我怨他在我挑棺材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他又一笑：我以为你们中国人是这样，要体面。我问那棺材呢？他摇头说不知道。
　　回家，我更不安了，觉得自己不孝，原本想挑个豪华的棺材，却可能造成母亲火化的时候根本没棺材。眼前浮起火葬场人员，把母亲遗体从铜棺里拖出来的画面，还有，会不会在这时候被哪个人摘走了金戒指。那么大的纯金戒指，谁能不心动？搞不好大家还卖了平分呢！
　　七天之后请回骨灰，重重一包。里面是黄色的牛皮纸袋，外头裹着塑料膜，简直像园艺用的“骨粉”肥料。怪不得新闻说有不肖的火葬业者，把死者的尸体扔进树林，用猪骨粉当作骨灰发还家属。
　　母亲的骨灰放在她生前的卧室里，孙女放学都会先探头进去喊“奶奶好！”我也每天进去问安，只是一边鞠躬一边想：那纸袋里是不是母亲？还有，母亲的金戒指在不在里面？
　　墓碑和骨灰匣做好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墓园的人问我要不要亲手把骨灰倒进骨灰匣？我还没答，他就说由他服务好了，接着把骨灰带到隔壁房间，再出来时已经抱着铜匣子。
　　我当时挑铜制的匣子，是想“尘归尘、土归土”，死者最后都要入土为安，而且重新融合为大地的一部份。铜会生锈，几十年后母亲的骨灰就会与天地结合。但是看着骨灰匣放进两尺深的墓穴，我又想：当铜匣子解体了、骨灰化为泥土，母亲的金戒指应该永远不会腐朽。还有，那天怕我伤心，不要我自己动手，而躲开我视线，把骨灰倒进铜匣的人，会不会倒着倒着突然听见当一声，看到白白的骨灰中有个黄澄澄的金戒指。他会不会动心？会不会把戒指偷偷留下？
　　母亲过世已经十七年，这许多疑问总在，但是而今我想开了：那昂贵的铜棺，八成又卖给了其他丧家，装着别人的遗体土葬。这也挺好，没浪费！
　　还有，母亲的金戒指，无论谁摘走了，总比永远埋在地下有用。说不定别人戴了，说不定被熔化，做成漂亮的首饰，戴在了哪位新娘的头上。又或许被分成好几个小戒指，欢跃了好多少女的心。
　　去年二哥二嫂到台湾，我请他们晚餐，多年不见的二嫂突然把一个小锦盒双手交给我：“妈妈临终交代的，非给六弟不可。”打开锦盒，居然是个很大的金戒指，跟母亲的一模一样，我吃惊地问：“哪来的？”
　　“这是你过继到刘家时，你刘家妈妈送给咱亲妈的，算是信物！把你從姚家送给刘家，从此结为亲家。只是后来刘妈妈怕你被姚家要回去，避不往来。”二嫂说：“妈妈不计较，说她生了六个儿子，刘家只你一个，就别去打扰了。但是妈妈一直留着这个金戒指，临死，说非交给你不可！”
　　选自《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