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尼日利亚武装匪徒多次在境内北部地区袭击学校，绑架学生。2020年12月，尼北部卡齐纳州一所寄宿中学344名学生被绑架，约一周后获释。2月17日，尼中部尼日尔州一所学校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造成一名学生死亡，42人被绑架，2月27日获释。2月26日，尼西北部扎姆法拉州一所女子中学有279名女生被绑架，3月2日获释。3月12日，尼官员证实，位于尼西北部卡杜纳州首府卡杜纳市郊区的联邦林业机械化学院遭武装分子袭击，有大约30名学生遭绑架。事实上，早在2014年4月，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武装人员就曾自尼东北部博尔诺州奇博克镇的一所中学劫持了276名准备参加考试的女学生，至今仍有百余人未归，此事件也成为匪徒在尼日利亚绑架学生的开始。据报道，针对学校的袭击多由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发起，同时也有一些武装犯罪组织利用绑架索要赎金。层出不穷的绑架案使尼日利亚笼罩在阴云之下。

绑架犯罪在尼日利亚具有普遍性

　　事实上，绑架犯罪在尼日利亚具有普遍性。南方的绑架案数量较多，过去十年绑架案件发生最多的十个州中，有四个位于尼日利亚南南地缘政治区（尼行政区划之一），其中巴耶尔萨州、三角洲州和河流州等三个地处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州的绑架案件数量分别位列第四、第三和第一。北部的绑架案导致的死亡人数较多，尼北部的博尔诺州、卡杜纳州、卡齐纳州、阿达马瓦州绑架致死人数居前五。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尼日利亚绝大多数州的绑架事件数量均呈上升趋势。
　　在当代尼日利亚，通过绑架勒索赎金的实践可以追溯到2000年初。当时，绑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主要被尼日尔河三角洲武裝分子用来胁迫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三角洲州的第一起著名绑架案发生在2006年1月。当时，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MEND）绑架了四名受雇于壳牌石油开发公司（SPDC）的外籍员工，将其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引起国际社会对石油巨头生产导致的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流逝，武装分子通过绑架人质换取赎金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为尽快释放员工，各石油公司会很快支付巨额赎金。多年来，匪徒从绑架石油工人，发展到绑架当地政治人物及其亲戚，甚至是一般有钱人，犯罪日渐猖獗。赎金的一部分也被匪徒用来购买武器和弹药，用以继续从事绑架勒索等犯罪，形成恶性循环。根据尼官方消息，目前西非地区非法小武器约有5亿件，其中70%流落在尼日利亚境内。绑架勒索赎金现象也从尼日尔河三角洲蔓延至整个尼日利亚，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
　　在尼日利亚，绑架正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有人被绑架后，其家庭成员或被迫出售他们的财产以向犯罪团伙或恐怖分子支付赎金。尼日利亚信息咨询公司SBM Intelligence最近发布的“绑架经济学”报告称，从2011年6月到2020年3月初，尼日利亚人支付赎金总额达1800万美元，其中六成赎金支付发生在近五年。部分州对匪徒的“宽容”一定程度纵容了绑架行为。尼日利亚风险咨询师艾菲永称，该国北部地区许多州长都不吝支付赎金，以避免人质劫持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怒，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多绑架事件的发生。近日，尼总统穆罕默德·布哈里就告诫各州州长，“用金钱和车辆奖励匪徒的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布哈里还敦促州长为确保学校安全而努力。
　　为什么匪徒“偏爱”学生？一方面，学生手无寸铁，自我保护能力差。另一方面，尼日利亚寄宿学校大多位于郊区，安保设施落后，安保人员严重不足。因此，绑架学生就成为匪徒的“理性选择”。另外，绑架学生容易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进而对政府施加外交和舆论压力，促使政府以掏赎金的方式赎回被绑架者。

国家治理能力存在短板

　　为民众提供安全等公共服务是现代国家获取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重要渠道。但在尼日利亚，持械抢劫、武装叛乱、族群—宗教冲突、毒品和人口贩运、选举暴力、非法抽取或转移石油等乱象层出不穷。尼东北部的宗教极端和恐怖主义势力（如极端组织“博科圣地”）、中部地带的农牧民冲突、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动荡、东南部民族分离运动以及几内亚湾的海盗问题等多重安全威胁交织并存。在莫·易卜拉欣基金会发布的2020年易卜拉欣非洲国家治理指数（IIAG）排名中，尼日利亚得分45.5，在非洲54个国家中排第34位，低于非洲国家平均值48.8。尼日利亚在IIAG一级指标“安全与法治”下的子指标安全保障上得分51.1，排名第54，2010～2019年十年间下降24.7分。就外在观感而言，2010～2019年，尼日利亚治理呈恶化趋势。
　　导致尼日利亚安全治理羸弱的原因较为复杂。首先，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体制为今日尼日利亚的治理带来了许多困难，“脆弱国家”标签长期困扰尼日利亚。历史上，在殖民者的枪炮之下，分布在今日尼日利亚的数百个不同的族群被纳入到一套政治体制中，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行政机器被强加到他们的头上。殖民统治期间，英国殖民者又刻意加大尼日利亚南方和北方在政治、教育、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距，挑拨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以便分而治之。独立后，殖民时期形成的族群矛盾等延续下来，导致尼日利亚长期动荡。
　　其次，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现代国家健康运行的基础。但在尼日利亚，“恩庇政治”长期存在，即政治权威以给予或获取恩赐为基础，领导者诉诸于恩庇关系获取或维持政治支持。美国学者阿图尔·科利就曾以尼日利亚为例指出，在非洲新恩庇主义国家中缺少明显区别于私人利益、组织和忠诚的“有效公共空间”。根据有关研究，尼日利亚政府人员膨胀，雇佣了大量的公务员、顾问及助手，他们的薪水都非常高，而尼日利亚仍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当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缺乏“建制性”（infrastructural power）时，国家维护社会安定的成本会无限放大，社会不满和反抗甚至民众间彼此伤害成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最后，尼日利亚经济既脆弱又缺乏包容普惠性的特点加剧了社会动荡。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及石油经济背后的“分配不公”，一直是困扰尼日利亚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的“老大难”问题。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及其畸形的结构，使得尼日利亚经济本身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2014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低迷以及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都使尼日利亚经济受到重创。根据最新统计，尼日利亚失业率达33.3%，超过2300万人无业或就业不足。2019年乐施会（Oxfam）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有69%的尼日利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和失业叠加高度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使得许多失业青年诉诸犯罪活动。
　　展望未来，尼日利亚政府需要从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入手综合施策，也需要国际社会在支持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全面发展上给予更多支持和投入，才能彻底解决绑架犯罪等安全难题。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