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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和平”
伊朗核问题正以无可挽回的态势滑向战争，而这个美国同伊朗最终摊牌的结局或许早在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后便已注定，因为从那时起，正常国际交往的基本条件——“信任”就已然从美伊两国间彻底地消失了。27年，美国终于等到了洗雪前耻的绝佳机会。
也许伊朗曾经有过和平发展并利用核技术的机会，但如今，不但美国和以色列，甚至伊朗也不可能再给自己和平发展并利用核技术的机会了，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伊朗是否谋求核武器，而在于美以两国是否相信伊朗的核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在于伊朗是否相信自己的核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就能够保障和平！
“和平”，一个多么暧昧的字眼啊！如果伊朗声明本国的核计划只用于建造核电站，以及其他民用领域，那么概念很清晰，但其毕竟只宣称用于“和平目的”。
伊朗当然不会认为伊拉克的安全局面获得稳定，政治重建取得成功对本国有利，反倒是接连不断的暴力冲突恰恰为其发展核计划创造了良机，并赢得了时间。4月16日，伊朗外长穆塔基的一番讲话完全印证了伊朗的这种心理，同时也彻底表明了其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一意孤行的原因。他说：
“美国发动战争占领伊拉克已经3年多，但仍无法控制那里混乱的局势并撤军，而这也是阿富汗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美国应该意识到，现在不是在本地区制造另一场危机的时候。”
同日，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也表示，他相信美国“没有能力冒险或在未经严肃讨论的情况下”，再次在本地区卷入一场新的战争。
既然伊朗领导人认定美国只是在打“心理战”，既然伊朗领导人为了凝聚国家的意志主动调高了民众对核计划的期望与热情，那么无论面对怎样的外交压力，伊朗的立场恐怕都不会出现180度的转变，再次全面中止与铀浓缩相关的活动。假如出现这样的状况，不但内贾德总统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此结束，甚至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威望也将受到严重损伤。
总之，伊朗核问题已经被放进了高速运转的离心机里，不把媒体的流言与猜疑，外交的斡旋与压力，军事的威慑与打击统统甩干净——甩出一个终极的结果是绝不可能停下来了。
“外交”为何总有市场
伊朗从来都不担心将本国的核问题放诸开放的国际场合进行讨论，因为这不仅为其发展核计划赢得了所需的时间，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同美国进行外交对抗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并不缺乏市场。
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而在表决过程中，伊朗还是获得了3张反对票的支持。同日，伊朗宣布将全面恢复铀浓缩活动，并中止一切“自愿合作”措施。
3月29日，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性的主席声明，呼吁伊朗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今年2月通过的决议，恢复暂停所有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然而伊朗随即从3月31日开始在南波斯湾沿岸及附近水域展开了为期一周的联合军事演习。
4月11日，伊朗宣布成功生产出纯度为3.5%的低纯度浓缩铀。4月13日，在同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举行会谈后，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拉里贾尼表示，伊朗不会接受安理会要求其恢复暂停所有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的主席声明。同日，内贾德总统更发誓，伊朗决不在铀浓缩问题上让步，国际社会应该把伊朗当作一个核国家来对待。
4月18日，俄罗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代表聚会莫斯科，共商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之道，但各国最终还是未能就制裁伊朗达成协议。
伊朗发展核计划之初，国际社会或许可能通过一致而强硬的外交手段迫使其作出妥协，但各国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与利益需求选择理解甚至支持伊朗，则令其有恃无恐地走上了对抗之路。如今上了轨道，甚至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的伊朗核计划还怎么可能在国际社会仍旧不一致，也不强大的外交压力面前停下来呢？
在联合国安理会4月底就伊朗核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时，纵然各国能够响应美国国务卿赖斯的呼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针对伊朗核计划通过一项措辞强硬的决议，甚至是制裁性的决议，也不过是赋予了美国今后可能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的法理依据，而这已根本无助于以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
政治与经济制裁有意义吗？
制裁的效用
中国一向反对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使用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的手段解决问题，而且实践早已证明，制裁往往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具体到伊朗核问题，国际社会既然要阻止伊朗谋求核武器，那么仅仅对其在政治上实行签证限制，在经济上进行财产冻结究竟有什么作用？恐怕只有促使伊朗加快核研发进度，扩大核研发规模的反作用吧！不管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五年，只要伊朗能够研制出核武器，所有制裁的意义都将归于零！等到那时，国际社会无论取消制裁，还是动用武力都将付出比今天作出决断要大得多的政治或军事代价。
作为世界第四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来自石油。因此对国际社会与伊朗而言，限制石油贸易都是一把双刃剑。
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明确表示将以限制石油出口的方式阻止美国对伊朗动武。在此前提下，即便伊朗全面停止石油出口，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也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受害最深的反倒会是伊朗自身。所以，所谓的“石油武器”不过是一种压根就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已。
当然，对伊朗实施制裁必将导致已经居高不下的油价大幅度上涨，并且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而这显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无效却有害的制裁，绝不会是美国最后的选择。
另一场伊战？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最为担心的莫过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而允许伊朗发展核计划无疑将大大增加这种可能性与危险性。况且一个“坏榜样”的树立势必会鼓励更多的国家群起效尤，从而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彻底沦为一纸空文。所以，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美国阻止伊朗谋求核武器的决心都不容置疑。
伊朗近期所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大张旗鼓的宣传下，已经实现了其远大于军事目的的政治目的。4种“新式武器”无法吓阻美国，却可以鼓舞士气，但4万枚“人弹”恐怕就只能坚定美国的意志了。
军事冲突一旦爆发，无法掌握制空权的伊朗除了导弹，其实基本没有别的反制手段。指望伊拉克的普通民众——哪怕是什叶派民众为保卫伊朗的核设施拿起武器纯粹是天方夜谭。企图通过挑动教派矛盾，进而引发伊拉克全面内战的阴谋大概不会得逞。
假如美国相信可以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倒很可能像伊朗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样进行大规模的武力展示与威慑，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固然是上上之策，但前提必须是施以强大的外交与军事压力。现在这两种压力却都明显不足，尤其美国近来一反先前对伊朗所持的强硬态度，不仅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不会介入媒体有关对伊朗动武的“离奇猜想”，布什总统更是强调要进行“外交努力”。对照伊朗的虚张声势，美国偃旗息鼓，刻意保持言行的低调与理性反而更加耐人寻味。
当然，国际社会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美国发动另一场“伊拉克战争”的能力，但美国定点摧毁伊朗几处核设施的军事力量毋庸置疑。伊拉克战争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建设工程”，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则只需要足够的破坏力。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9·11”之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接连发动了两场战争，目的就在于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假如伊朗研制出了核武器，那么布什政府在中东的外交与军事政策也将遭受彻底的失败。
伊朗核问题正以无可挽回的态势滑向战争，而这个美国同伊朗最终摊牌的结局或许早在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后便已注定，因为从那时起，正常国际交往的基本条件——“信任”就已然从美伊两国间彻底地消失了。27年，美国终于等到了洗雪前耻的绝佳机会。
也许伊朗曾经有过和平发展并利用核技术的机会，但如今，不但美国和以色列，甚至伊朗也不可能再给自己和平发展并利用核技术的机会了，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伊朗是否谋求核武器，而在于美以两国是否相信伊朗的核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在于伊朗是否相信自己的核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就能够保障和平！
“和平”，一个多么暧昧的字眼啊！如果伊朗声明本国的核计划只用于建造核电站，以及其他民用领域，那么概念很清晰，但其毕竟只宣称用于“和平目的”。
伊朗当然不会认为伊拉克的安全局面获得稳定，政治重建取得成功对本国有利，反倒是接连不断的暴力冲突恰恰为其发展核计划创造了良机，并赢得了时间。4月16日，伊朗外长穆塔基的一番讲话完全印证了伊朗的这种心理，同时也彻底表明了其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一意孤行的原因。他说：
“美国发动战争占领伊拉克已经3年多，但仍无法控制那里混乱的局势并撤军，而这也是阿富汗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美国应该意识到，现在不是在本地区制造另一场危机的时候。”
同日，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也表示，他相信美国“没有能力冒险或在未经严肃讨论的情况下”，再次在本地区卷入一场新的战争。
既然伊朗领导人认定美国只是在打“心理战”，既然伊朗领导人为了凝聚国家的意志主动调高了民众对核计划的期望与热情，那么无论面对怎样的外交压力，伊朗的立场恐怕都不会出现180度的转变，再次全面中止与铀浓缩相关的活动。假如出现这样的状况，不但内贾德总统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此结束，甚至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威望也将受到严重损伤。
总之，伊朗核问题已经被放进了高速运转的离心机里，不把媒体的流言与猜疑，外交的斡旋与压力，军事的威慑与打击统统甩干净——甩出一个终极的结果是绝不可能停下来了。
“外交”为何总有市场
伊朗从来都不担心将本国的核问题放诸开放的国际场合进行讨论，因为这不仅为其发展核计划赢得了所需的时间，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同美国进行外交对抗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并不缺乏市场。
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而在表决过程中，伊朗还是获得了3张反对票的支持。同日，伊朗宣布将全面恢复铀浓缩活动，并中止一切“自愿合作”措施。
3月29日，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性的主席声明，呼吁伊朗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今年2月通过的决议，恢复暂停所有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然而伊朗随即从3月31日开始在南波斯湾沿岸及附近水域展开了为期一周的联合军事演习。
4月11日，伊朗宣布成功生产出纯度为3.5%的低纯度浓缩铀。4月13日，在同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举行会谈后，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拉里贾尼表示，伊朗不会接受安理会要求其恢复暂停所有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的主席声明。同日，内贾德总统更发誓，伊朗决不在铀浓缩问题上让步，国际社会应该把伊朗当作一个核国家来对待。
4月18日，俄罗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代表聚会莫斯科，共商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之道，但各国最终还是未能就制裁伊朗达成协议。
伊朗发展核计划之初，国际社会或许可能通过一致而强硬的外交手段迫使其作出妥协，但各国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与利益需求选择理解甚至支持伊朗，则令其有恃无恐地走上了对抗之路。如今上了轨道，甚至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的伊朗核计划还怎么可能在国际社会仍旧不一致，也不强大的外交压力面前停下来呢？
在联合国安理会4月底就伊朗核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时，纵然各国能够响应美国国务卿赖斯的呼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针对伊朗核计划通过一项措辞强硬的决议，甚至是制裁性的决议，也不过是赋予了美国今后可能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的法理依据，而这已根本无助于以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
政治与经济制裁有意义吗？
制裁的效用
中国一向反对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使用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的手段解决问题，而且实践早已证明，制裁往往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具体到伊朗核问题，国际社会既然要阻止伊朗谋求核武器，那么仅仅对其在政治上实行签证限制，在经济上进行财产冻结究竟有什么作用？恐怕只有促使伊朗加快核研发进度，扩大核研发规模的反作用吧！不管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五年，只要伊朗能够研制出核武器，所有制裁的意义都将归于零！等到那时，国际社会无论取消制裁，还是动用武力都将付出比今天作出决断要大得多的政治或军事代价。
作为世界第四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来自石油。因此对国际社会与伊朗而言，限制石油贸易都是一把双刃剑。
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明确表示将以限制石油出口的方式阻止美国对伊朗动武。在此前提下，即便伊朗全面停止石油出口，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也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受害最深的反倒会是伊朗自身。所以，所谓的“石油武器”不过是一种压根就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已。
当然，对伊朗实施制裁必将导致已经居高不下的油价大幅度上涨，并且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而这显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无效却有害的制裁，绝不会是美国最后的选择。
另一场伊战？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最为担心的莫过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而允许伊朗发展核计划无疑将大大增加这种可能性与危险性。况且一个“坏榜样”的树立势必会鼓励更多的国家群起效尤，从而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彻底沦为一纸空文。所以，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美国阻止伊朗谋求核武器的决心都不容置疑。
伊朗近期所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大张旗鼓的宣传下，已经实现了其远大于军事目的的政治目的。4种“新式武器”无法吓阻美国，却可以鼓舞士气，但4万枚“人弹”恐怕就只能坚定美国的意志了。
军事冲突一旦爆发，无法掌握制空权的伊朗除了导弹，其实基本没有别的反制手段。指望伊拉克的普通民众——哪怕是什叶派民众为保卫伊朗的核设施拿起武器纯粹是天方夜谭。企图通过挑动教派矛盾，进而引发伊拉克全面内战的阴谋大概不会得逞。
假如美国相信可以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倒很可能像伊朗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样进行大规模的武力展示与威慑，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固然是上上之策，但前提必须是施以强大的外交与军事压力。现在这两种压力却都明显不足，尤其美国近来一反先前对伊朗所持的强硬态度，不仅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不会介入媒体有关对伊朗动武的“离奇猜想”，布什总统更是强调要进行“外交努力”。对照伊朗的虚张声势，美国偃旗息鼓，刻意保持言行的低调与理性反而更加耐人寻味。
当然，国际社会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美国发动另一场“伊拉克战争”的能力，但美国定点摧毁伊朗几处核设施的军事力量毋庸置疑。伊拉克战争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建设工程”，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则只需要足够的破坏力。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9·11”之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接连发动了两场战争，目的就在于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假如伊朗研制出了核武器，那么布什政府在中东的外交与军事政策也将遭受彻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