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空间里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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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中国最感动外部世界的,一是5·12地震当中,民间所表现出来的主动参与和救援,中国志愿者的形象被确立并认可;二是互联网上表现出来的民意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的压力,网民俨然成为具有政治参与能力的独特群体。这两点,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的正面评价。
  站在比较的立场上,应该说这两者都是21世纪的正常社会应该具有的东西,不论东西方。因此,可以说这是中国正常化的表现。
  一个正常的快速发展的社会,不可能没有民怨民愤,只是这些情绪总有一个表达方式和渠道。媒体、司法,甚至街头抗议,都是可以选择的渠道,最高级的形式是组成意见团体。因此,在志愿者与网民之外,另外一类维权群体在本年度的涌现,同样是中国社会向一个正常社会迈进的明显表征。
  当然,网民的意见与形象具有复杂性,并不仅仅是善意的监督和热心的参与。被煽动的民族主义,就展示了其丑陋偏狭的一面。而网上对“人民内部幸福”与“国家对外形象”的争执,也被奥运会和“毒奶粉”等一系列事件刺激而接近白热化。由于历史上东亚病夫的阴影挥之不去,所以“爱国”对许多人不是一种源于幸福的自豪,而是一种源自雪耻的情结。于是,内外被隔离了,乃至变成要“人道”还是要“爱国”的选择题。
  其实,对于一个正常社会来说,这是两个原本一致的东西之间的争执。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真正敬重,一定来源于对其内在价值的认同和其民族自身的伟大,两者在根本上绝无矛盾。
  2008年的多起事件,也促使人们思考,无论雪灾还是震灾,都对政府的反应能力和行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该强的地方应该强起来,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灾害救助;不该强的地方,则需要弱化,譬如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如果该强的不强,不该强的却强了起来,公民社会的形成就将格外艰难。
  应该说,本刊今年特别推出的三组年度群体,都反映出中国公民社会的要素正在成长:作为政府主导的社会,民间已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力。但,显然还没有达到公民社会的水平。
  而上述三种形象的凸显,都与政府高层的开明宽容分不开。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引导下,人们越来越认同,要想把中国社会建设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而不只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就应该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的母体,否则最终经济增长也将是不可持续的。
  人们由衷希望中国社会正常与宽容的氛围能够较为稳定。稳步向前,而不是大起大浮。
  如果国家的正式制度改革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释放的制度空间不足以满足实际需求,社会压力就会增加。而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别管问题有多少1只要创新、解决问题的速度快于产生问题的速度,就是成功的。随着公民意识发展的增快,我們希望足够的制度空间被释放出来,促进公民社会筑就国家的根基。
  ——本刊编辑部
  (感谢丁学良先生、唐士其先生、贾西津先生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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