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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史上民主也有“声名狼藉”的时候，不过在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美好价值。随着实行民主制度国家样本的增多，民主理论中的实证研究在二战后逐渐兴起。这些实证研究初步证明了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私人经济、社会自治组织勃兴等等的正相关关系，增强了人们对民主的信心。
这十分切合中国这个非常特殊的转型大国的胃口。因为中国艰难漫长的转型是脱胎自全能式国家体制这一母体。渐进式改革路径的选择决定了执政者并不倾向于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规则的改变，与民主制度有正相关关系的要素反而可以获得相对充裕的发展空间。
但历史进程不可能按照“科学”的逻辑来进行。实证研究只是增多了人们对民主的知识，但却不能说历史发展就可能像做科学试验一样，只要要件都具备了，实验就可以进行，重复进行，那么下次的结果就可以预期了^或者说，要件并不齐备，试验就无法进行。否则，就无法理解国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早关切是在“文革”结束不久。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私人经济?谁又能判断清楚互联网的兴起对推进民主会有怎样的影响?
那么，最新的这一波关于民主好坏的争论，究竟只是书斋里的风暴，还是社会变迁的“客观反映”?首先还是可以回到历史。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主要出自对10年民族灾难的反思，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反思。到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又增加了这样一个因素：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严重的不适应。并且与过早出现了阶层地位不一贯的现象(学历、社会地位较高但收入较低，或相反学历、社会地位较低但收入较高的现象)也有关系。改革的遗产一直被继承和发扬着。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执政党坚持的主张。十五大之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成为政治领域最重大的变动。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私人企业家可以入党是要扩大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政学商二三者关系的协调，以及执政党提出的扩大中间收入阶层的愿景，使得整个社会经受住了改革步人部分群体利益受损阶段和各种风险的考验。作为这个变迁的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反映，主流社会的概念、对极端情绪的反感和对民问力量建设性的要求也是这段时期逐渐形成的。今天出现新情况了吗?
歧见的出现
政学商的协调是维持精英不出现重大分裂的前提。如果协调出了重大问题，将客观上要求对原有政治规则进行改革，以更合理的方式进行公共决策。
从“政”角度来说，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执政阶层面临比较大的平民主义压力，这种压力主要体现在大众对民生领域过度市场化的强烈不满和二次分配上。这种压力会传递到学和商身上。对学而言，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对高校膨胀趋势的控制。对商主要是税收持续快速增长的压力。有意思的是，民主的实证研究发现了有时候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再继续前进可能会降低增长率的情况，主要原因就是进一步民主化带来了对收入再分配的高度关注。中国现在加强二次分配力度，比如说今年新增156亿元农资综合直补资金。公共财政还要供养庞大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同样对政府构成压力。这决定了中国目前税负水平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学和商对执政者的公共财政安排兴趣会大大提高。但真要起作用，则需要进一步掌握政治资源。
从“商”角度来说，继1997年之后，2004年企业家再一次经历了“塌陷之年”(吴晓波语)。和反腐败领域的整肃一样，企业家大批出事成了另一道“风景”。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变化，成了摧毁各种财富神话的“第一推动力”。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些畸形的谋求政治资源的现象的出现，比如花钱谋求当选党代会代表。类似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不过随着人世过渡期的结束，内资和外资的矛盾、西方主导的经济规则和中国实际的矛盾也凸显出来。这会提高企业家影响公共政策的欲望。政府虽然通过内外资逐步享有同等待遇来缓解矛盾，但内外资政治游说能力的巨大差别，使得企业家对公共政策如反垄断的预期相当弱。政治环境这个“招商软件”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次要。如果没有更公开的政策辩论和更合理的决策程序，企业家除非转移财产，否则势必继续强化俘获官员的动力。其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也会恶化。
从“学”角度来说，左右之争的激烈反映了内部的分裂。和纯学理的争论不同，如今的左右之争相互给对方打了利益集团撑腰的标签。无论如何澄清，这一点都很难动摇。左右之争，对历史遗产、社会矛盾、改革方向、社会变化性质等都有着极端对立的看法。民主好坏之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其中的一部分。仔细分析，左右之争的出现与政学商合一后“学”这个层次实际上影响政治决策、影响资源分配的能力出现分野有关系。实际上，就拿高校来说，其命运很大程度现在取决于获取政治资源支持的能力，经济资源则是第二位的。学术腐败只是这种分野的症候而已。其最能者，争取政治资源的支持，次者才取学术腐败这种末流花招。
权力碎片化在加深歧见
政学商歧见的出现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毫无疑问，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对进一步推动民主都是有利的。所谓新中产阶层遭遇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并不稀奇。这倒不是从价值判断上认同这种排斥。因为政学商合一的稳定结构其本质并不属于开放性安排。但中国的一个优势是个人上升渠道是日益扩大的。“读书改变命运”仍然是大多数人的信条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的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最动情的时候是谈到教育的时候，代表掌声最多的也是这个时候。新任科技部长万钢也说，高校没有私利，不会成为利益集团。同时，市场交换过程使得人们在利益实现上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在不断流动的，随时有可能改变自己目前所处的阶层状态(或地位)。虽然说，与此同时，权力的市场化也有趋于严重的态势。
因此，如果谈到进一步完善现行民主制度的可行性，最大的现实动力可能来自于政学商歧见的出现。虽然说执政者遭遇到平民主义压力，对弱势群体承担改革成本的弊端进行矫正，但战略调整的最大挑战则是来自于政学商三者利益的协调。
民主是一种数人头的决策办法。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对政治影响的垄断。政学商歧见的出现是否能够让人们发现民主这种“最不坏的制度”的伟大之处呢?
政治学者丛日云教授在研究民主中发现，在西方，民主的发展经历了由贵族民主到平民民主，由少数人民主到全民民主的过程。后发性现代化国家则是将西方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进程以压缩的方式完成，在实践中，由于条件不成熟，民主原则难以真正落实。虽然中国推进民主建设不必对此生搬硬套，不过，这样的历史也说明，民主也可能从解决精英歧见开始做起。
这很大程度还要取决于现行的利益协调机制的运转情况。众所周知，统一战线是执政党三大法宝之一。这也是有的学者提出 协商式民主的源头。协商式民主的前提是分散的利益需要组织来整合和表达，正如欧洲某些法团主义国家一样。这方面的体制资源是存在的。如企业家有工商联。但从实践看，暂时还无法认定它能充分承担利益的组织化表达的重担。否则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大量的企业家用金钱收买政治权力的事实。他们更多的可能还是维持一种“个体化生存”。所以，从根本上说，党政决策机制的改革大门不开，所谓协商式民主实践也不可能出现。
精英歧见并非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但与精英歧见同时出现的是党政权力公共性的危机，特别是党政权力碎片化的趋势。正是因为权力运作规则的民主化不够，党政权力的碎片化趋势在加深。越是非民主的权力，其权力的变异比如依附性、延伸性、执行性权力的膨胀甚至凌驾于原始权力越容易发生。因为原始权力的“民意”基础和认同感脆弱。它无法借助民主避免“最坏的结果”(看门的变成当家的就是一例)。权力的碎片化导致了党政部门自我利益的膨胀，而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强化着这种膨胀。因为，碎片化的党政权力势必结合最能提供支持者(经济的或文化的)，以强化自己的独立利益。精英歧见的克服也就更加困难。部门打架现象总能发现学与商的影子。
现实的逻辑
从执政者的施政看，过去几年很大的工作是加强中央权威。在“块块”压倒“条条”的时候，总会出现加强“条条”的倾向。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出现多次类似反复。更何况，地方政府施政的外部性已经极大破坏了国家战略的调整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推行。所谓先要解决“令出不了中南海”的问题。这是合乎现实逻辑的。问题只在于：在克服“权力不足”之后，政学商歧见的出现能否成为克服“民主化不足”的一个契机?
人们发现，借助四级党委集中换届，执政党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党委副书记“瘦身”运动。过多的副书记并非只是带来效率问题，而是同样加深了公共权力的碎片化。正如一些报道说的那样，几个党委副书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管领域，经济、政法、组织、文教科卫等等，政府同样也有专门主管的副县长。虽然说几个书记决定与几个常委决定差别到底有多大，还需要实践检验，不过突出常委会，反映了先从执政党人手遏制权力碎片化的用意，在权力规则还需要进一步民主化的情况下，避免执政党一级组织内部利益分化。突出常委会，至少在形式上先为真正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奠定了基础。毕竟，如果山头各立的组织格局不改变，深化民主可能会出现不符合执政党理念的现象，比如利益交换和博弈。党内民主也被认为是最现实的突破口。党内换届选举的竞争性也在增强。
党然后自然是政府。从过去几年的实践看，所谓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无论是政学商三者，还是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抑或是贫困阶层，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有很高的共识。因为遏制政府权力的扩张冲动在各个阶层都能找到可以说是多数的响应者。“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汪丁丁语)算是最坏的选择，即使是政学商三者也未必认同。执政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推行四级党委普遍减少副职，实际上也为政府体制改革拓展了空间。很难想象，在一级党组织中还存在和政府副首长普遍对应的众多副书记情况下，政府改革能真正可以推动。
政府公共性不足，集中体现在政府被俘获上。因此，从政府层面上讲，能够动员俘获型经济而蒙受损失的受害者一一政学商三者里的弱者、中产阶级、中小企业、消费者等民主参与政府决策，这将可能成为进一步推动政府民主化的一个强大动力。
著名的旅美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在总结中国从全能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教训时曾说到：中国“国内讨论民主政治转型时，只是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构上特点”，“但是很少直接谈到如何转变成民主政治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民主已经被公认为美好的价值之一，但民主好坏之争对中国的民主建设还是很有益处的。相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的民主实践还算是比较早的。民主首先是一种价值选择，推进民主不仅仅需要人情世故的各种考量，更重要的是需要勇气和信念。
这十分切合中国这个非常特殊的转型大国的胃口。因为中国艰难漫长的转型是脱胎自全能式国家体制这一母体。渐进式改革路径的选择决定了执政者并不倾向于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规则的改变，与民主制度有正相关关系的要素反而可以获得相对充裕的发展空间。
但历史进程不可能按照“科学”的逻辑来进行。实证研究只是增多了人们对民主的知识，但却不能说历史发展就可能像做科学试验一样，只要要件都具备了，实验就可以进行，重复进行，那么下次的结果就可以预期了^或者说，要件并不齐备，试验就无法进行。否则，就无法理解国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早关切是在“文革”结束不久。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私人经济?谁又能判断清楚互联网的兴起对推进民主会有怎样的影响?
那么，最新的这一波关于民主好坏的争论，究竟只是书斋里的风暴，还是社会变迁的“客观反映”?首先还是可以回到历史。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主要出自对10年民族灾难的反思，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反思。到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又增加了这样一个因素：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严重的不适应。并且与过早出现了阶层地位不一贯的现象(学历、社会地位较高但收入较低，或相反学历、社会地位较低但收入较高的现象)也有关系。改革的遗产一直被继承和发扬着。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执政党坚持的主张。十五大之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成为政治领域最重大的变动。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私人企业家可以入党是要扩大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政学商二三者关系的协调，以及执政党提出的扩大中间收入阶层的愿景，使得整个社会经受住了改革步人部分群体利益受损阶段和各种风险的考验。作为这个变迁的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反映，主流社会的概念、对极端情绪的反感和对民问力量建设性的要求也是这段时期逐渐形成的。今天出现新情况了吗?
歧见的出现
政学商的协调是维持精英不出现重大分裂的前提。如果协调出了重大问题，将客观上要求对原有政治规则进行改革，以更合理的方式进行公共决策。
从“政”角度来说，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执政阶层面临比较大的平民主义压力，这种压力主要体现在大众对民生领域过度市场化的强烈不满和二次分配上。这种压力会传递到学和商身上。对学而言，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对高校膨胀趋势的控制。对商主要是税收持续快速增长的压力。有意思的是，民主的实证研究发现了有时候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再继续前进可能会降低增长率的情况，主要原因就是进一步民主化带来了对收入再分配的高度关注。中国现在加强二次分配力度，比如说今年新增156亿元农资综合直补资金。公共财政还要供养庞大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同样对政府构成压力。这决定了中国目前税负水平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学和商对执政者的公共财政安排兴趣会大大提高。但真要起作用，则需要进一步掌握政治资源。
从“商”角度来说，继1997年之后，2004年企业家再一次经历了“塌陷之年”(吴晓波语)。和反腐败领域的整肃一样，企业家大批出事成了另一道“风景”。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变化，成了摧毁各种财富神话的“第一推动力”。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些畸形的谋求政治资源的现象的出现，比如花钱谋求当选党代会代表。类似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不过随着人世过渡期的结束，内资和外资的矛盾、西方主导的经济规则和中国实际的矛盾也凸显出来。这会提高企业家影响公共政策的欲望。政府虽然通过内外资逐步享有同等待遇来缓解矛盾，但内外资政治游说能力的巨大差别，使得企业家对公共政策如反垄断的预期相当弱。政治环境这个“招商软件”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次要。如果没有更公开的政策辩论和更合理的决策程序，企业家除非转移财产，否则势必继续强化俘获官员的动力。其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也会恶化。
从“学”角度来说，左右之争的激烈反映了内部的分裂。和纯学理的争论不同，如今的左右之争相互给对方打了利益集团撑腰的标签。无论如何澄清，这一点都很难动摇。左右之争，对历史遗产、社会矛盾、改革方向、社会变化性质等都有着极端对立的看法。民主好坏之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其中的一部分。仔细分析，左右之争的出现与政学商合一后“学”这个层次实际上影响政治决策、影响资源分配的能力出现分野有关系。实际上，就拿高校来说，其命运很大程度现在取决于获取政治资源支持的能力，经济资源则是第二位的。学术腐败只是这种分野的症候而已。其最能者，争取政治资源的支持，次者才取学术腐败这种末流花招。
权力碎片化在加深歧见
政学商歧见的出现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毫无疑问，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对进一步推动民主都是有利的。所谓新中产阶层遭遇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并不稀奇。这倒不是从价值判断上认同这种排斥。因为政学商合一的稳定结构其本质并不属于开放性安排。但中国的一个优势是个人上升渠道是日益扩大的。“读书改变命运”仍然是大多数人的信条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的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最动情的时候是谈到教育的时候，代表掌声最多的也是这个时候。新任科技部长万钢也说，高校没有私利，不会成为利益集团。同时，市场交换过程使得人们在利益实现上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在不断流动的，随时有可能改变自己目前所处的阶层状态(或地位)。虽然说，与此同时，权力的市场化也有趋于严重的态势。
因此，如果谈到进一步完善现行民主制度的可行性，最大的现实动力可能来自于政学商歧见的出现。虽然说执政者遭遇到平民主义压力，对弱势群体承担改革成本的弊端进行矫正，但战略调整的最大挑战则是来自于政学商三者利益的协调。
民主是一种数人头的决策办法。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对政治影响的垄断。政学商歧见的出现是否能够让人们发现民主这种“最不坏的制度”的伟大之处呢?
政治学者丛日云教授在研究民主中发现，在西方，民主的发展经历了由贵族民主到平民民主，由少数人民主到全民民主的过程。后发性现代化国家则是将西方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进程以压缩的方式完成，在实践中，由于条件不成熟，民主原则难以真正落实。虽然中国推进民主建设不必对此生搬硬套，不过，这样的历史也说明，民主也可能从解决精英歧见开始做起。
这很大程度还要取决于现行的利益协调机制的运转情况。众所周知，统一战线是执政党三大法宝之一。这也是有的学者提出 协商式民主的源头。协商式民主的前提是分散的利益需要组织来整合和表达，正如欧洲某些法团主义国家一样。这方面的体制资源是存在的。如企业家有工商联。但从实践看，暂时还无法认定它能充分承担利益的组织化表达的重担。否则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大量的企业家用金钱收买政治权力的事实。他们更多的可能还是维持一种“个体化生存”。所以，从根本上说，党政决策机制的改革大门不开，所谓协商式民主实践也不可能出现。
精英歧见并非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但与精英歧见同时出现的是党政权力公共性的危机，特别是党政权力碎片化的趋势。正是因为权力运作规则的民主化不够，党政权力的碎片化趋势在加深。越是非民主的权力，其权力的变异比如依附性、延伸性、执行性权力的膨胀甚至凌驾于原始权力越容易发生。因为原始权力的“民意”基础和认同感脆弱。它无法借助民主避免“最坏的结果”(看门的变成当家的就是一例)。权力的碎片化导致了党政部门自我利益的膨胀，而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强化着这种膨胀。因为，碎片化的党政权力势必结合最能提供支持者(经济的或文化的)，以强化自己的独立利益。精英歧见的克服也就更加困难。部门打架现象总能发现学与商的影子。
现实的逻辑
从执政者的施政看，过去几年很大的工作是加强中央权威。在“块块”压倒“条条”的时候，总会出现加强“条条”的倾向。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出现多次类似反复。更何况，地方政府施政的外部性已经极大破坏了国家战略的调整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推行。所谓先要解决“令出不了中南海”的问题。这是合乎现实逻辑的。问题只在于：在克服“权力不足”之后，政学商歧见的出现能否成为克服“民主化不足”的一个契机?
人们发现，借助四级党委集中换届，执政党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党委副书记“瘦身”运动。过多的副书记并非只是带来效率问题，而是同样加深了公共权力的碎片化。正如一些报道说的那样，几个党委副书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管领域，经济、政法、组织、文教科卫等等，政府同样也有专门主管的副县长。虽然说几个书记决定与几个常委决定差别到底有多大，还需要实践检验，不过突出常委会，反映了先从执政党人手遏制权力碎片化的用意，在权力规则还需要进一步民主化的情况下，避免执政党一级组织内部利益分化。突出常委会，至少在形式上先为真正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奠定了基础。毕竟，如果山头各立的组织格局不改变，深化民主可能会出现不符合执政党理念的现象，比如利益交换和博弈。党内民主也被认为是最现实的突破口。党内换届选举的竞争性也在增强。
党然后自然是政府。从过去几年的实践看，所谓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无论是政学商三者，还是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抑或是贫困阶层，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有很高的共识。因为遏制政府权力的扩张冲动在各个阶层都能找到可以说是多数的响应者。“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汪丁丁语)算是最坏的选择，即使是政学商三者也未必认同。执政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推行四级党委普遍减少副职，实际上也为政府体制改革拓展了空间。很难想象，在一级党组织中还存在和政府副首长普遍对应的众多副书记情况下，政府改革能真正可以推动。
政府公共性不足，集中体现在政府被俘获上。因此，从政府层面上讲，能够动员俘获型经济而蒙受损失的受害者一一政学商三者里的弱者、中产阶级、中小企业、消费者等民主参与政府决策，这将可能成为进一步推动政府民主化的一个强大动力。
著名的旅美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在总结中国从全能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教训时曾说到：中国“国内讨论民主政治转型时，只是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构上特点”，“但是很少直接谈到如何转变成民主政治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民主已经被公认为美好的价值之一，但民主好坏之争对中国的民主建设还是很有益处的。相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的民主实践还算是比较早的。民主首先是一种价值选择，推进民主不仅仅需要人情世故的各种考量，更重要的是需要勇气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