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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发现并认可“彭子”对于中医复兴的价值。
汽车向东北方向，驶出山西灵石县城区约15分钟，进入静升镇不远，就是号称“晋中第一宅院”的王家大院，巨大的景区宣传牌就立在公路边。记者要去的，却是镇上一处叫做三官庙的地方。
“这就是三官庙。”当地司机补充了一句，“告诉你还不信，啥也没留下。”沿着公路继续向前，车到张嵩村，连问两个老乡之后，沿着坑坑洼洼的碎石路，记者终于站在介庙前。眼前是一处建筑工地，修到一半的几幢仿古建筑兀立在坡上的农田和荒草之间。背后，绵山起伏；一箭地之外，隐约可见的一处荒丘，就是介子推的墓。
为什么找他
“1925年，绵山医院在张嵩村介庙建立(后迁静升三官庙)，彭承祖(县长)兼任院长，设内、外、妇科，另设有中医研究会。有医生5人，1927年停办。”这是《灵石县志》里，关于1925年时任县长的彭承祖，唯一的一段记录。
1980年代初，重修县志时，时任当地中医院院长、被喻为“中医的脊梁”的著名老中医李可，曾和顶头上司卫生局长大吵一架，就是因为如此重要的一个人、一件事，竟只寥寥一语带过。
在李可心目中，—直尊称彭承祖为“彭子”，“因为他是中医复兴之父，是继医圣张仲景之后第二位医中圣人。他批判地继承、发展了古中医学，从头绪纷繁的古医经中，理出了‘生命宇宙整体观’、科学实用的中医系统科学，成为当代继承发展中医学的入门阶梯……为古圣继绝学，为后世创新篇，保存古中医学火种，彭子厥功甚伟!”
“我尊称他为彭子，还因为他是骨头最硬，脊梁最直的铁杆中医。他所处的时代，是西方资本集团垂涎中国四万万人的医疗市场，以办现代医院、庚子赔款培养青年西医，诋毁、弱化、消灭中医……在中医生死存废的历史关头，彭子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为传承古中医学正统，足迹遍及山西、湖南、江苏、四川、广西、云南，所到之处，办学、讲学，为民众义诊，口传身授，引导学生从事古中医学的临床验证，为祖国培育了大批中医后继人才。”
《中国各民族英杰》第四卷是这样评价的：“彭子益在大半生的医疗实践和医学理论探索中，最终准确地把握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精髓——一种对症下药、辨证施治的根本治疗原则；一种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系统性思维方法；一种追根溯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今年6月，彭承祖生前先后经30余次修订完成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终于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正式出版，一时成为中医界的盛事。为此，记者起程开始了迟到大半个世纪的寻找。
彭承祖，字子益(1871～1949)，云南大理鹤庆人，白族，著名中医学家。著名文献学家、云南方志学家方树梅作有《彭子益传》，收在《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中，文中言：“析理之精，皇皇巨著，为滇医界放大光明者，则以彭子益先生为最著。”
据《云南辞典》所载，彭子“幼习医学，游京师，充太医院医员，遂得读内府医书，学益进……1949年，越南海防市长慕名延往治病，卒于客寓。”
然而，昔日的学校所在地介庙已悉数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眼前停工的建筑工地，是当地个体老板投资旅游业失败的现场。记者至此，已完全接受斯人斯事在山西杳不可寻的结局，只好转赴云南。
彭子其人
按照其人原籍的线索，记者来到云南大理州鹤庆县，彭承祖的祖籍即为彭屯村。
鹤庆位于滇西北高原，南距大理，北离丽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至元明清时期，该地区不但出现了“附子名医”饶国熙、“周石膏”周鸿雪、眼科专家赵良弼等名医，还涌现出《洞天秘典》、《续千金方》等大量医书。
“我们多方查阅地方文献，又联络县内中医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甚至查阅了现存的彭氏家谱，但没有寻访到彭承祖的踪迹。”鹤庆县副县长鲁正清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按照本地传统，一个人必须成年之后才能人家谱，如果彭承祖18岁以前离开老家，他的名字没有人家谱是正常的。其次，一个人在世时不可能在志书中为他列传，而彭承祖去世于1949年，后历经各种运动和“文革”，地方史志的编修工作直到1980年代才开展，而此时知道其人其事的可能都已离开人世。再者，彭承祖没有直系后代生活在鹤庆，直接影响到他的事迹在家乡传承。”
按照方树梅所录，彭子益父亲曾在贵州省为官，其从小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其后游学京华，人京都清廷太医院，“名著于都中”。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太医院解散。早闻其名的山西督军阎锡山于1914年邀其入晋，先后署理汾西、霍州、介休、灵石、平陆县政，《医学衷中参西录》收录了他的文章“山西平陆县尹彭子益致山西医学会理事长书”。当时彭氏医名远播，慕名求医、拜师者众多，彭氏尝以县署为医馆，治病授课。
除在灵石创办的中医院和研究会外，彭氏并于太原开设中医专门学校，办传习班、专门班5期，培训500余名学员遍及山西各地。
抗战开始后，山西失守，彭子益遂去南京做“中央国医馆编辑员”，后馆长焦易堂先生设80人的特别研究班，彭子益由陈立夫推荐出任该班系统学教授。曾有“中国四大名医之首”称誉的施今墨创办《北平文医半月刊》，将彭子益聘为顾问。
南京沦陷，彭子益回到了云南。时任云南省民政厅长丁又秋聘他为师，召集省会昆明有志医学者先后400余人听其讲授医学。彭子益把所授内容编成讲义印发学生，“口讲指授，罄其蕴而后已，犹不自满”。每遇到日军飞机轰炸昆明，彭子益保护讲稿甚于保护自己的生命。他力柬云南应设立中医院，使学生们有临床学习的机会，教学效果才会更佳。
由于在云南的教学计划未能如愿，彭子益先后前往著名中医吴棹仙创办的重庆巴县国医学校、四川国医学院(成都)讲学，教授学生无数，其著述成为四川国医学院的讲义。
创建于1936年的四川国医学院，至1949年停办，累计招生23班，先后共培养学生近千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中国四所中医大学之一的成都中医学院(1995年改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其许多师资、学术文本或教学方法等均源自四川国医学院。后来的著名中医彭履祥、凌一揆、李介明、余仲权和郭贞卿等均毕业于四川国医学院。
1942年，云南学子再次诚邀彭子益返乡教学，但由于女婿在广西桂林患病奔赴照料而未果。随后，彭子益就留在了广西，数年间在桂平、博白和合浦等处讲学。1949年，应邀前往越南海防市，意外病故异国，享年78岁。云南的弟子们闻恶讯，无不悲痛万分，所幸他的毕生著作均被其弟子陈治皆收藏。
据陈治皆所述，彭子益生前无论在四川或是广西，每治愈一例危重病人，总结 得到一剂良方，都会写信告诉作为弟子的他，并随时与同行进行交流。“先生之治病也，诊脉处方，详记医案，以究效验，求理论与实践相吻合”。
彭子益关于脉法的论述，被台湾著名中医临床家马光亚在其所著《台北临床三十年》收录，马认为“其脉法确有可采之处”。
“我们的寻访工作还会继续，下一步要做的事，是组织文史工作者搜集彭子益的事迹，并不失时机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在编修地方志时，将其事迹纳入其中。”鹤庆县副县长鲁正清说。
遗著的寻找
其人已逝，其书可传?凝聚彭承祖毕生心血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此前一直流散民间。
云南名医吴佩衡之子吴生元先生对记者说：“建国后，父亲曾专门组织人手收集其遗稿《实验系统古中医学》，希望能够结集出版，遗憾由于资料不齐及随后的“文革”冲击等因素，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
1942年，74岁高龄的彭子益身在广西期间，再次对该书进行了重著，并说明“此书自民国10年(1922)起历充太原、北平、成都、重庆医学教本，南京中央国医馆特别研究班、昆明市中医学特别研究班教本，前后20余年，新旧同学2000余人，一致欢喜，认为确能使人认识中医学本身真相，增加功效，缩短学程之本，共修正过30余次，此书原名系统学，从同学诸君之请，改名《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此番遗著的出版，据主持点校工作的李可老中医称，“经半个世纪苦苦搜求，遍访山西全境、南北七省而不可得。终于在2005年夏末，由山东孔乐凯、广东梁健、广西刘加申提供信息，山西李洪渊亲赴北京国家图书馆影印成碟(残本)，云南姚钧、北京陈璞无私献出珍藏秘本，又经七个月汇集各种版本，互补遗缺，终使彭子遗书基本搜集齐全。……彭子遗书的问世，将引起国家领导人与中医界高层的沉痛反思，将引导老、中、青三代中医走出误区与迷阵。”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最早版本名为《实验系统医学》，印于山西省立中医专校，线装石印。李可在十年动乱“破旧”运动中冒险保存了其中的《伤寒理路篇》、《杂病根源篇》《温病汗泄篇》《系统药性篇》，虽非齐全，但属全书精华。
后在伤寒网和民间中医网的大力宣传下，终于找到了云南特别研究班讲义《惟物论的系统医学》、四川成都国医学院讲义《系统的古中医学》，以及彭子益年74岁时最后一版《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上编。伤寒论坛网友自发义务参与研究整理工作，回贴率、点击率在这个国内目前访问量最大的中医网站上，一度排名第一。
“中医的经典是一棵有生命力的大树，而现代学院里的中医教材只是从这棵树上取下的枯枝。堆积再多，如果没有中医的灵魂，在临床上就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就是现代中医教育失败的根源所在。我本人从事了十多年中医教学管理和临床教学管理，看到99％的中医学生一直到毕业都掌握不了辨证论治，而扭转这一危局要给予一个明确的方向，我相信《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是最恰当的。”该书整理委员会主编李洪渊对记者说，“原书的下编和其他版本还在整理当中。”
(本刊记者刘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汽车向东北方向，驶出山西灵石县城区约15分钟，进入静升镇不远，就是号称“晋中第一宅院”的王家大院，巨大的景区宣传牌就立在公路边。记者要去的，却是镇上一处叫做三官庙的地方。
“这就是三官庙。”当地司机补充了一句，“告诉你还不信，啥也没留下。”沿着公路继续向前，车到张嵩村，连问两个老乡之后，沿着坑坑洼洼的碎石路，记者终于站在介庙前。眼前是一处建筑工地，修到一半的几幢仿古建筑兀立在坡上的农田和荒草之间。背后，绵山起伏；一箭地之外，隐约可见的一处荒丘，就是介子推的墓。
为什么找他
“1925年，绵山医院在张嵩村介庙建立(后迁静升三官庙)，彭承祖(县长)兼任院长，设内、外、妇科，另设有中医研究会。有医生5人，1927年停办。”这是《灵石县志》里，关于1925年时任县长的彭承祖，唯一的一段记录。
1980年代初，重修县志时，时任当地中医院院长、被喻为“中医的脊梁”的著名老中医李可，曾和顶头上司卫生局长大吵一架，就是因为如此重要的一个人、一件事，竟只寥寥一语带过。
在李可心目中，—直尊称彭承祖为“彭子”，“因为他是中医复兴之父，是继医圣张仲景之后第二位医中圣人。他批判地继承、发展了古中医学，从头绪纷繁的古医经中，理出了‘生命宇宙整体观’、科学实用的中医系统科学，成为当代继承发展中医学的入门阶梯……为古圣继绝学，为后世创新篇，保存古中医学火种，彭子厥功甚伟!”
“我尊称他为彭子，还因为他是骨头最硬，脊梁最直的铁杆中医。他所处的时代，是西方资本集团垂涎中国四万万人的医疗市场，以办现代医院、庚子赔款培养青年西医，诋毁、弱化、消灭中医……在中医生死存废的历史关头，彭子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为传承古中医学正统，足迹遍及山西、湖南、江苏、四川、广西、云南，所到之处，办学、讲学，为民众义诊，口传身授，引导学生从事古中医学的临床验证，为祖国培育了大批中医后继人才。”
《中国各民族英杰》第四卷是这样评价的：“彭子益在大半生的医疗实践和医学理论探索中，最终准确地把握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精髓——一种对症下药、辨证施治的根本治疗原则；一种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系统性思维方法；一种追根溯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今年6月，彭承祖生前先后经30余次修订完成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终于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正式出版，一时成为中医界的盛事。为此，记者起程开始了迟到大半个世纪的寻找。
彭承祖，字子益(1871～1949)，云南大理鹤庆人，白族，著名中医学家。著名文献学家、云南方志学家方树梅作有《彭子益传》，收在《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中，文中言：“析理之精，皇皇巨著，为滇医界放大光明者，则以彭子益先生为最著。”
据《云南辞典》所载，彭子“幼习医学，游京师，充太医院医员，遂得读内府医书，学益进……1949年，越南海防市长慕名延往治病，卒于客寓。”
然而，昔日的学校所在地介庙已悉数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眼前停工的建筑工地，是当地个体老板投资旅游业失败的现场。记者至此，已完全接受斯人斯事在山西杳不可寻的结局，只好转赴云南。
彭子其人
按照其人原籍的线索，记者来到云南大理州鹤庆县，彭承祖的祖籍即为彭屯村。
鹤庆位于滇西北高原，南距大理，北离丽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至元明清时期，该地区不但出现了“附子名医”饶国熙、“周石膏”周鸿雪、眼科专家赵良弼等名医，还涌现出《洞天秘典》、《续千金方》等大量医书。
“我们多方查阅地方文献，又联络县内中医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甚至查阅了现存的彭氏家谱，但没有寻访到彭承祖的踪迹。”鹤庆县副县长鲁正清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按照本地传统，一个人必须成年之后才能人家谱，如果彭承祖18岁以前离开老家，他的名字没有人家谱是正常的。其次，一个人在世时不可能在志书中为他列传，而彭承祖去世于1949年，后历经各种运动和“文革”，地方史志的编修工作直到1980年代才开展，而此时知道其人其事的可能都已离开人世。再者，彭承祖没有直系后代生活在鹤庆，直接影响到他的事迹在家乡传承。”
按照方树梅所录，彭子益父亲曾在贵州省为官，其从小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其后游学京华，人京都清廷太医院，“名著于都中”。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太医院解散。早闻其名的山西督军阎锡山于1914年邀其入晋，先后署理汾西、霍州、介休、灵石、平陆县政，《医学衷中参西录》收录了他的文章“山西平陆县尹彭子益致山西医学会理事长书”。当时彭氏医名远播，慕名求医、拜师者众多，彭氏尝以县署为医馆，治病授课。
除在灵石创办的中医院和研究会外，彭氏并于太原开设中医专门学校，办传习班、专门班5期，培训500余名学员遍及山西各地。
抗战开始后，山西失守，彭子益遂去南京做“中央国医馆编辑员”，后馆长焦易堂先生设80人的特别研究班，彭子益由陈立夫推荐出任该班系统学教授。曾有“中国四大名医之首”称誉的施今墨创办《北平文医半月刊》，将彭子益聘为顾问。
南京沦陷，彭子益回到了云南。时任云南省民政厅长丁又秋聘他为师，召集省会昆明有志医学者先后400余人听其讲授医学。彭子益把所授内容编成讲义印发学生，“口讲指授，罄其蕴而后已，犹不自满”。每遇到日军飞机轰炸昆明，彭子益保护讲稿甚于保护自己的生命。他力柬云南应设立中医院，使学生们有临床学习的机会，教学效果才会更佳。
由于在云南的教学计划未能如愿，彭子益先后前往著名中医吴棹仙创办的重庆巴县国医学校、四川国医学院(成都)讲学，教授学生无数，其著述成为四川国医学院的讲义。
创建于1936年的四川国医学院，至1949年停办，累计招生23班，先后共培养学生近千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中国四所中医大学之一的成都中医学院(1995年改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其许多师资、学术文本或教学方法等均源自四川国医学院。后来的著名中医彭履祥、凌一揆、李介明、余仲权和郭贞卿等均毕业于四川国医学院。
1942年，云南学子再次诚邀彭子益返乡教学，但由于女婿在广西桂林患病奔赴照料而未果。随后，彭子益就留在了广西，数年间在桂平、博白和合浦等处讲学。1949年，应邀前往越南海防市，意外病故异国，享年78岁。云南的弟子们闻恶讯，无不悲痛万分，所幸他的毕生著作均被其弟子陈治皆收藏。
据陈治皆所述，彭子益生前无论在四川或是广西，每治愈一例危重病人，总结 得到一剂良方，都会写信告诉作为弟子的他，并随时与同行进行交流。“先生之治病也，诊脉处方，详记医案，以究效验，求理论与实践相吻合”。
彭子益关于脉法的论述，被台湾著名中医临床家马光亚在其所著《台北临床三十年》收录，马认为“其脉法确有可采之处”。
“我们的寻访工作还会继续，下一步要做的事，是组织文史工作者搜集彭子益的事迹，并不失时机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在编修地方志时，将其事迹纳入其中。”鹤庆县副县长鲁正清说。
遗著的寻找
其人已逝，其书可传?凝聚彭承祖毕生心血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此前一直流散民间。
云南名医吴佩衡之子吴生元先生对记者说：“建国后，父亲曾专门组织人手收集其遗稿《实验系统古中医学》，希望能够结集出版，遗憾由于资料不齐及随后的“文革”冲击等因素，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
1942年，74岁高龄的彭子益身在广西期间，再次对该书进行了重著，并说明“此书自民国10年(1922)起历充太原、北平、成都、重庆医学教本，南京中央国医馆特别研究班、昆明市中医学特别研究班教本，前后20余年，新旧同学2000余人，一致欢喜，认为确能使人认识中医学本身真相，增加功效，缩短学程之本，共修正过30余次，此书原名系统学，从同学诸君之请，改名《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此番遗著的出版，据主持点校工作的李可老中医称，“经半个世纪苦苦搜求，遍访山西全境、南北七省而不可得。终于在2005年夏末，由山东孔乐凯、广东梁健、广西刘加申提供信息，山西李洪渊亲赴北京国家图书馆影印成碟(残本)，云南姚钧、北京陈璞无私献出珍藏秘本，又经七个月汇集各种版本，互补遗缺，终使彭子遗书基本搜集齐全。……彭子遗书的问世，将引起国家领导人与中医界高层的沉痛反思，将引导老、中、青三代中医走出误区与迷阵。”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最早版本名为《实验系统医学》，印于山西省立中医专校，线装石印。李可在十年动乱“破旧”运动中冒险保存了其中的《伤寒理路篇》、《杂病根源篇》《温病汗泄篇》《系统药性篇》，虽非齐全，但属全书精华。
后在伤寒网和民间中医网的大力宣传下，终于找到了云南特别研究班讲义《惟物论的系统医学》、四川成都国医学院讲义《系统的古中医学》，以及彭子益年74岁时最后一版《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上编。伤寒论坛网友自发义务参与研究整理工作，回贴率、点击率在这个国内目前访问量最大的中医网站上，一度排名第一。
“中医的经典是一棵有生命力的大树，而现代学院里的中医教材只是从这棵树上取下的枯枝。堆积再多，如果没有中医的灵魂，在临床上就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就是现代中医教育失败的根源所在。我本人从事了十多年中医教学管理和临床教学管理，看到99％的中医学生一直到毕业都掌握不了辨证论治，而扭转这一危局要给予一个明确的方向，我相信《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是最恰当的。”该书整理委员会主编李洪渊对记者说，“原书的下编和其他版本还在整理当中。”
(本刊记者刘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