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维吾尔的婚礼是要唱歌跳舞的，但现在的婚礼，没有人唱，没有人跳，村里的头头脑脑都在，我说唢呐呢，都塔尔呢？没有这些东西，你把婚礼要办成葬礼么？他们说，哈吉（去过麦加朝圣的穆斯林）说了，歌舞不好。我说，哈吉怎么了，哈吉和维吾尔音乐文化有什么关系？”采访的最后，坐在我面前的艾斯卡尔在分享了自己从幼年到当下的音乐生涯之后，言辞间终于露出了批判的锋芒。
　　1964年出生于喀什在乌鲁木齐长大的艾斯卡尔，是维吾尔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前辈和代表。这个有着苍凉野性嗓音的高个子长发男人在1980年代末期就因为跳迪斯科和演电影红遍全疆，1990年代初期，在新疆破天荒连办三场个人音乐会之后，他到了北京，成了众多北漂摇滚乐手中的一员。2000年，他推出了一张经典唱片《祝福》。同名主打歌中，他用维汉双语唱道：“我四处奔波，到处寻找，寻找我自己。遇见一个善良的乞丐，听到你的传奇。回到家里翻开那书本，寻找你的事迹，翻来翻去历史课里没有你自己。安拉一声我能为你祈祷，能为你唱首歌；安拉一声，改变我所有，改变我从前的梦。”
　　今年以来，中国歌迷因为《中国好声音》知道了帕尔哈提，因帕尔哈提的风格和在德国出版唱片惊诧于维吾尔歌手的音乐能力和国际化风格，但历史绝非从帕尔哈提开始，帕尔哈提也绝非孤例。除了艾斯卡尔，还有艾合买提江、努尔买买提、Sanubar、克尔曼、阿不都拉、法茹克、何力……维吾尔当代音乐史上太多优秀的歌手不为内地所知。

“那时候没有民族界限”

　　艾斯卡尔的个人史，几乎完整体现了新疆维吾尔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
　　1970年代末期，艾斯卡尔就跟着喜爱艺术的哥哥通过“敌台”听到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歌，1980年代初期跟着新疆最早开办吉他学校的刘江迅学琴，“1980年代玩吉他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产物，不是正经人玩的东西，但是不正经的东西比较吸引人。”1981年，艾斯卡尔用60块钱买了一把红棉吉他。
　　到了1983年，电影学校毕业两年之后，艾斯卡尔进了天山电影制片厂。他说：“那个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是，不管他是流氓，还二流子，谁厉害大家就比较崇拜这个人，到那儿总有人跟着，我们都是跟他们在一起玩，到哪儿大家喜欢打打闹闹。而且那个年代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没有民族那个界限，维族汉族呀，我们都是一块玩儿，跟他们在这玩的当中我学到了不少。”
　　在随后的迪斯科热潮中，整天对着镜子偷偷练舞的艾斯卡尔成了“新疆舞王”。因为爱玩儿和虚荣，随口一句“我会打鼓”，在练了27天架子鼓之后，他成了老师刘江迅一个走穴乐团的鼓手，一跃成了“新疆鼓王”。“有一次演出我们去新疆最大的电厂，整场演出还有两首歌儿就完了，没有听到一个掌声，团长就找我，艾斯卡尔你能不能唱一唱，因为我们下面经常唱。我说不行就唱吧，当时那个幕拉着呢，拉着报幕，‘接下来演唱的歌曲是《望着山望着海》’，我们新疆一个汉语‘黄色歌曲’。我自己设计幕不拉开我就演唱，人不出现就唱第一句，‘望着山望着海’，刚唱下面哇就鼓掌了，一鼓掌幕就拉开了，拉开后我还是没出来，多唱几句，下面就想看这是谁啊，唱得这么厉害，等我一出来掌声更厉害。我那一唱就收不住了，一下唱了13首歌。因为有掌声呢，一听到掌声和口哨声，你知道吧，那时候口哨声很难得。”—回忆起这些三十年前的旧事，50岁的艾斯卡尔仍然显着兴奋。
　　当时艾斯卡尔唱的，都是汉语歌。艾斯卡尔的父亲是新疆文化厅的领导，从小生活在文化厅大院里的艾斯卡尔上的是汉语学校，小时候在家里，父母讲维语，艾斯卡尔讲汉语，那时虽然他和别人也说维语，“但说得不是特别好，听没问题。”
　　1987年，艾斯卡尔从刘江迅的乐团里出来，成立了他自己的第一支乐队“赛阿西”。和当时遍及大江南北的歌厅热一样，起初“赛阿西”乐队一周一两次去歌厅伴奏，弹的唱的都是当时的“通俗歌曲”。很快地，新疆第一个歌厅亚克西的老板找到艾斯卡尔，请他驻场，票房分成。一个星期后，歌厅就有50个人买票。“你想我电影厂的工资当时才70多块钱，50个人我就有半个月工资了，那是很厉害的。不到一个月我们名气就很大了，歌厅到了晚上进不来人了。我们干了一年，生意也好，我自己开始存钱，存了两三千块，我想到北京来。”
　　1987年，艾斯卡尔到北京找他哥哥，偶然的机会，听到了首都体育馆崔健的演出。之前他在新疆听过《一无所有》，他甚至也在自己的演出中翻唱，但那是刘欢的版本，他不知道原唱是崔健。等在体育馆听到崔健的现场，这个从边疆来到北京却常常因为黑风衣、长发以及长相被当做外国人的维吾尔人受到了震撼。“一个人在那唱，有人戴了个地主帽，吹着萨克斯，这萨克斯原来这么吹呀，后来我知道那是刘元，这是崔健的乐队……最后他们唱的是《一无所有》。”散场后的马路上，大家全都在唱《一无所有》，艾斯卡尔说：“我也一路走一路跟着唱，我的感觉又激动又难受，我们在新疆那是干吗呢？北京这气氛完全不同！”
　　正当他憋着要回新疆开始搞“真正的摇滚乐”时，一封从天山电影制片厂发来的电报改变了道路。那部后来被人称作中国第一部Hiphop电影的《西部舞狂》，在1980年代末期不但流行于新疆，汉语配音版也风靡内地，那是歌厅的故事，有维吾尔流行音乐，有霹雳舞，有街舞，有健美力士……摩登又超前。艾斯卡尔是主角，而故事又源自他和朋友们在亚克西等歌厅唱歌的生活。1988年电影公映之后，几乎一夜之间，艾斯卡尔在新疆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那时候我就很少坐公交车，我宁愿走路我也不愿意坐车，因为一上公交车，车上人一看是我就让座。”
　　此时，一边拍电影，一边仍然排练唱歌的艾斯卡尔终于开始自己写歌。他说，以前不觉得自己可以作曲，觉得作曲是专业人士的工作，但有一次在台上激动脱口就唱的经验给与了他自信，随后他写出了第一首歌《盲人泪》，成了真正的创作歌手。

傀儡与创新

　　无论是摇滚乐，还是强烈的批判意识，艾斯卡尔自认和1980年代的经历密切相关，他的一切似乎都源自那个年代。《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的时候，他追着看。“我为什么看这个连续剧，不是说邓有多伟大，而是我觉得他那一段时间太伟大了，改革开放那段时间太伟大了。我觉得我们新疆特别缺这个。”
　　1980年代的新疆，没有民族界限，艾斯卡尔和汉族孩子玩儿在一起，向汉族吉他老师刘江迅学琴。“那个年代那么和谐，那和谐非常真实，非常自然，大家没有界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同样的感受也存在于活跃在北京的另一位维吾尔歌手克尔曼的心里，比艾斯卡尔小11岁，生于1975年的克尔曼一样是刘江迅的吉他学生，他对吉他的认识来自于一位哈萨克同学。
　　1988年13岁的克尔曼开始学琴，在跟随刘江迅学习一段时间后，他迷上了另一位吉他老师艾莱提。“艾莱提7岁就开始弹吉他，当时在新疆谁知道摇滚乐的吉他怎么弹啊，他知道。他都是看外国谱子。”克尔曼说：“我觉得那个年代在新疆是个奇迹，我们每天都去他家，9平米的小房间最多的时候能坐到30多个人，就是那么一个状态。”也是那一年，上初二的克尔曼认识了上高一的法茹克，几年后，他们成立了已经成为传奇的新疆第一支摇滚乐队“傀儡乐队”。
　　“帕尔哈提见了法如克都是客客气气的，法茹克对我们维吾尔音乐甚至新疆音乐都太重要了。”1988年的法茹克还不会弹吉他，却已经开始写歌，英文歌。“法茹克的父亲是我们维吾尔族非常重要并且著名的学者，法如克念初中的时候就把英文学得很好了。”克尔曼说法茹克有三个哥哥，大哥在乌兹别克斯坦，三哥后来也去了美国，“我一进法茹克的房间，哇，全是摇滚明星的画像，除了磁带，他还有很多的黑胶唱片，全是国外的。我问他你怎么搞到的，他说我哥就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时那还叫苏联呢。唱片都是俄语的，还有俄语的重金属乐队，太棒了！”
　　1991年，傀儡乐队之名已经有了。“我们是精神上的傀儡”，都不满十八岁，正是青春期的法茹克、克尔曼和另一位成员艾尼之叛逆带着深刻的摇滚乐的痕迹。1993年，他们在新疆电视台拍摄了《精神贵族》的MTV，这少年乐队的英文歌唱因为电视台的播放转瞬成了新闻事件。
　　现在的克尔曼，是位弗拉门戈吉他的演奏家，他每场都会用弗拉门戈的技法弹维吾尔传统音乐中最重要的木卡姆，但他演奏的吉他版本最早来自于1980年代一位传奇的维吾尔吉他手艾合买提江。和田人艾合买提江也是刘江迅的学生，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用西方的电吉他弹维吾尔的木卡姆。“艾合买提江有一个伟大的革新，他在那个年代就用电吉他去把木卡姆编出来，还这么好听，他很年轻就去世了，但我们不能忘掉他。艾合买提江的吉他木卡姆是在吐鲁番首演的，当年的门票卖20块钱、15块钱、5块钱、3块钱，最后炒到50块钱，竟然都买不到，最后人家为了看他的演出打架，那时候还没保安呢，就把门都踹开，挤进剧场去。”克尔曼说。
　　但在1980年代，用吉他演奏木卡姆的不止艾合买提江，至少还有一位努尔买买提。“我家里还有我哥哥十几岁的时候弹吉他的照片呢，有一天下班我去我哥家，看到他在弹吉他，弹木卡姆，弹得特别棒。我说哥哥你下一个磁带就是吉他专辑吧，他的和弦用的也特别棒。我听了特别激动，他有一把十二弦吉他，是他去莫斯科的时候带回来的。但他说，不录，我的弹拨尔就够了，现在想，真的是太遗憾了。” 努尔买买提的妹妹Sanubar如今已是维吾尔最著名的民歌手和木卡姆歌者之一，谈起她早逝的哥哥，几乎落泪。
　　生于1957年的伊犁人努尔买买提是维吾尔音乐的传奇。这位从小受父亲熏陶而会各种乐器的天才型乐手，自1979年父亲去世，开始从演奏萨塔尔转向弹拨尔。“他每天练16个小时，因为我父亲去世前跟他说，你要练弹拨尔，要当我们维吾尔人最好的弹拨尔演奏家，要不然你不是我的儿子。”没几年，努尔买买提便成了弹拨尔演奏史上最重要的演奏家之一，他重视装饰音与力度的演奏技巧和独一无二的风格几乎重新定义了这种传统乐器，并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更重要的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磁带开始流行，依靠发行专辑，努尔买买提将所演奏的伊犁民歌带到了全疆，成了新疆最流行的民歌类型，他自己在维吾尔世界也家喻户晓。除了弹拨尔，努尔买买提还是维吾尔拉弦乐器萨塔尔的高手。“萨塔尔本来是木卡姆用的，传统上的定弦有问题，演奏技巧也单一，现在萨塔尔的定弦法用的就是我哥哥的，他也让萨塔尔变成了一种独奏乐器。”Sanubar说。
　　伊犁靠近边境，吉他、手风琴这些乐器在俄罗斯族等跨境民族中一直存在。也因此，早在1970年代十几岁就摸吉他的努尔买买提，还是土耳其弹拨乐器Saz的一把好手，他的兴趣与能力在那个年代带来了无尽的可能性。可惜天不假年，2004年，努尔买买提便因为心脏病过世，年仅47岁。

北漂与留守

　　1991年，新疆历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举办，连演三天，主角是艾斯卡尔。因为要通过演出审查，他用维语翻唱《东方红》尝试过关，却也用维语翻唱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吟唱时代之声。巨大的成功之后，艾斯卡尔选择了北漂，前往北京，寻找真正的“摇滚圣地”，他的乐队名字，也改为“灰狼”。
　　“我和崔健，是同龄人，但是我和他不同的感觉在于，他是在北京，我在新疆。1991年，我们在北京见面，他说艾斯卡尔你干吗到北京来，我要是在新疆我才不来呢，但是我也可以这么说呀。还是因为北京的文化，我觉得到北京有一种感觉，呼吸都那么放松。太舒服了，那时候我觉得我太爱北京了。那个年代的北京真好，真的，那些人也好。”艾斯卡尔说。 　　其时的艾斯卡尔迷恋着西方样式的摇滚乐，排斥维吾尔传统音乐。“在新疆的时候，我对民族的东西不是特感兴趣，刚开始唱歌，我连我们维族最熟悉的那个节奏都不用，我排斥，这些东西都太落伍了，我要现代的东西，我要革命。我要这个年代该要的东西。那时候就没有去想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民族的概念，谁是维族，谁是汉族，没有这个概念。”也是那一年，他接受新疆媒体采访，在回答记者关于木卡姆的看法时，他说“我不喜欢没有变化的木卡姆”。很多人骂他，但在他看来，木卡姆是宝藏，但不应该维吾尔所有的音乐都变成木卡姆，维吾尔音乐要往前走。
　　直到1994年9月在“马克西姆餐厅”参加演出，艾斯卡尔与崔健先后登台，听他现场演唱的崔健说，“艾斯卡尔，你的音乐太好了，特别有民族的感觉”。那一刻艾斯卡尔却愣了，他并没有刻意去用维吾尔元素，但崔健说，“你看你这个是民族的东西，那个是民族的东西”。回来后，艾斯卡尔就想一个问题：你说你不是维吾尔族那是不可能的，你就是一个维吾尔族；你血里面的东西，你在音乐里面想没有都不可能的。自此，他开始有意识地加入维吾尔民族元素，除了摇滚乐的四大件，维吾尔传统乐器开始出现在他的乐队里，音乐风格立刻变身World Music范儿的民谣摇滚。
　　克尔曼是1998年到北京的。那时北京一家公司要组建一支维吾尔弗拉门戈乐队“阿凡提乐队”，他应邀加盟。由维吾尔、哈萨克、回、汉等各民族乐手组成的阿凡提乐队凭借两张专辑，很快风靡新疆，而克尔曼成了中国最出色的弗拉门戈吉他手之一。“现在很多人觉得帕尔哈提的音乐很国际化，但实际上我们早年玩儿的东西就已经很国际化了，像弗拉门戈，我们维吾尔的节奏型和弗拉门戈的节奏型非常接近，对我们来说，上手太容易了。”
　　早在1995年，克尔曼的傀儡乐队就去过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国际演出。“维吾尔音乐人跟汉族音乐家很大的不同在于，我们传统上就喜欢现场演奏，包括现在维吾尔的独立摇滚、民谣乐队，现场都非常好。”
　　留在新疆的法茹克继续着傀儡乐队，也继续着自己的批判。如《电视》，讲着这样的故事：“有一天我们家里凑了两千块钱买了一台电视，放到我的跟前，然后从此以后我就跟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对着，我面对，我坐在两米之内的地方天天看着它，我早上看电视，晚上看电视，最后我的脑子被它洗了，然后我们开始学习它里边的内容，然后我们开始犯罪，我们开始这样子，我们开始那样子，它带走了我的灵魂，它强奸了我的思维……”克尔曼重述着他老朋友的歌，一句一个“太牛了”！
　　还有生于1971年的Sanubar。1992年，在新疆艺术学院学扬琴的大二女生Sanubar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曲，为一位伊犁维吾尔诗人的诗《母亲，离开你我怎么办》谱上了曲。在她弹都塔尔和着哥哥努尔买买提的弹拨尔登上电视节目之后，很快的，Sanubar也赢得了关注。1994年大学毕业，Sanubar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名字也是《母亲，离开你我怎么办》。毕业之后的Sanubar分配到八一钢厂文工团工作，因为唱得好弹得也好，几年后调到新疆木卡姆艺术团，五年之后，她选择了辞职，成了“独立歌手”。
　　“我想自由一些。”低调内敛的Sanubar开始接各种演出，写新歌，出版唱片或者VCD，但她的音乐形式是传统的，都塔尔、弹拨尔、萨塔尔形制的伊犁民歌乐队搭配，和着她深沉优美的中音区吟唱，成了维吾尔如今最重要的女歌手之一。

为什么不能拿一把吉他？

　　当《中国好声音》的观众惊叹帕尔哈提居然能在德国巡演和交响乐团合作、出版唱片，而汉族歌手却难之又难时，他们或许应该了解Sanubar也曾经在意大利出版过唱片，一张名为《希望》的专辑，在去年由意大利一家世界音乐唱片全球发行。11月，Sanubar要去阿塞拜疆参加木卡姆音乐节，未来还会进行美国和加拿大的巡回演出，搭档是已经在西方取得成功的琵琶演奏家吴蛮。
　　艾斯卡尔今年也会发行他的新专辑—“世界音乐风格”，他说，“我的确很怀念1980年代的新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代太伟大了。”
　　艾斯卡尔1980年代末拍的《西部舞狂》，现在很多小孩看到这个片子还会问他：大哥那个时候你们那么开放？“那时候没有人问你有没有戴围巾，没有人问你去不去做礼拜，没有人管不管你留什么胡子，没有人极端的，没有，更别说什么恐怖分子了。”
　　“我们维族人非常喜欢文化，尤其是音乐。我们那儿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我们那儿爱听新歌，比方说我去参加新疆电视台一个晚会，今年古尔邦节晚会，我把我的专集里面挑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在舞台上唱，对不起，这个专辑的歌不能唱，我说为什么？这个专辑已经发行过了。他们要新歌。”克尔曼仍然在推广佛拉门戈音乐，他认同维吾尔音乐强大的创新能力。“新疆不断地在产生歌手，在那里，会有人突然间在大街上听到一首好听的歌，谁唱的，谁的专辑，进去就问了，听完两首，这个歌好，多少钱，五块、十块，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热爱音乐的人，你说他本来想花十块钱去买馕，最后买了一张CD回来了，这种情况下维语唱片市场很容易就抓住了我们维吾尔族对音乐的需求。”
　　然而，和艾斯卡尔一样，克尔曼也认为“现在文化部门没有真正意识到新疆的文化。他们以为找几个代言人，形象好的人给他们放到央视的一个正面的舞台上唱一首《掀起你的盖头来》就是民族团结了，不是这样的。”
　　“像帕尔哈提，让我感动的是他的实力，是他的做人，他能通过三分钟让内地人重新认识维吾尔族人，”克尔曼说，“我更希望我们能传递另外一东西，文化的东西。如果政府要想宣传民族大团结，通过帕尔哈提这样的榜样最直接。维吾尔青年看到这样的榜样，他会自豪自己的民族能有这样牛的人，更年轻的孩子就会有梦想。他就会想我为什么要拿一把刀子，我为什么不能拿一把吉他？”
　　这个秋天，一直密切关注新疆局势的艾斯卡尔在和田举办了一场演出。演出现场，保安不让老百姓进入内场，只能隔着老远观看。“前面坐着的都是当官的，或者能买得起票的人，我十年来一次和田，那么多老百姓想听我们的歌，听不着死了的都有。”艾斯卡尔就在麦克风里广播，说全让进来全都进来，人进来了我唱。到后面，全场都跟着跳舞。
　　当地的书记后来对艾斯卡尔开玩笑说，“艾斯卡尔你看我们做了多少工作不起作用，听你的歌老百姓就跟着你跳，我们应该把维稳的钱给你一点。”艾斯卡尔的回答是：“不用，我们这个民族，音乐和文化就流淌在血脉里，不会断的。你把老百姓的心摸清楚，去了解他的心，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你究竟哪里做得不对。你们要有这种态度，新疆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