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遂昌警方通缉记者事件里,有人爆出被通缉的经观记者仇子明是没有署发记者证的“假记者”;郭德纲徒弟殴打记者事件里,又有人爆出被打的北京台记者周广甫也是没署发记者证的“假记者”。
　　最新的消息来自上周的吉林桦甸,两个去采访洪灾的外省媒体记者,被当地宣传部门和警方扣留审查了一番,宣称其中一位记者的记者证过期了,于是“假记者”被护送出境。
　　以上这三件事情里,火眼金睛揪出“假记者”的,分别是媒体副总编、律师、宣传部长。这三位判定真假记者的依据,则是新闻出版总署的新闻记者证网上查询中心。OK,这当然没问题。
　　问题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说的,这种“假记者”实在是数量太多了,抓不胜抓!
　　好吧,我先自首。不要等到被人揪出来,要诚实。
　　我也是“假记者”。
　　我这个半道出家的媒体人,从业近十年,辗转南北数家媒体,拿到过不少采访证件,包括南方报业集团记者证、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证、南方周末介绍信、CCTV新闻评论部介绍信、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南方都市报记者证、南都工作证、南都周刊介绍信等等。除了上述“假”证件,我还用过名片、身份证、饭卡、非线上机卡做过采访。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过不少考试,拿到过上海宣传系统采编资格合格证、广电总局广播电视采编资格证、广东省新闻出版采编资格证等等。
　　唯独没有拿到手的,就是新闻出版署发的署发记者证—按照总署的规定,我是个“假记者”,而且已经“招摇撞骗”近十年了。
　　我2008年采访过的一家著名财经类报纸,100多名编辑记者里,拥有署发记者证的不到10人。我还知道一家国家级通讯社主办的新闻类周刊,创刊7年来业界享有盛誉,但通讯社正式编制外的记者,截至目前无一人有署发记者证。
　　而在我混过的CCTV,截至我2008年年初离职前,数千企聘员工里,包括我这种电工,也包括不少名记者名主持人在内,基本都没有署发记者证。再加上那些临工,应是数以千计的CCTV“假记者”,每天如过江之鲫般穿梭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我认识的一位制片人告诉我,我还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好歹一人给一张介绍信。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他们一个栏目组几十号人甚至只有一张盖公章的介绍信。每次发传真联系采访时,只能用铅笔写抬头,写完后再擦去反复用。
　　最讽刺的是,即便在外界看来八面威风的央视某访谈节目,很长时期里也无法避免这一难题。记得2003年,中央领导视察该栏目组,有记者居然当面请求其批示解决栏目组记者证问题。
　　更讽刺的是,最早爆出仇子明是“假记者”的该副总编,所任职的报纸,和仇一模一样的“假记者”亦所在多有。
　　“假记者”的队伍如此庞大。在围脖上讨论仇子明案时,我曾半开玩笑地发起过一个资深“假记者”自首行动。此举获业界不少知名媒体人纷纷招认,如曾经在新闻出版总署任职,做过多任杂志总编现在还是《中国周刊》总编的一位资深传媒人,也自供是如“真”包换的“假记者”。
　　不靠谱地估计一下,全国专职媒体人里,“假记者”的队伍应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细究起来,这里又有两个规律。一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媒体里,“假记者”的数量越多;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我知道一家以收红包享誉业内外的法制类报纸,包括拉广告的搞发行的在内,人手一个署发记者证。
　　二是有这个署发记者证的真记者,这个证基本用不着;用得着这个证的一线记者,基本没有这个证(不信你问问本文开头被缉被打被擒获的那几位同行)。
　　问题来了,相当数量的媒体同行无法拿到署发记者证,而其中相当部分又都符合署发记者证的办证条件,原因何在?
　　一是单位内部的人事体制樊篱;二是媒体行业特有的跳槽频繁变动快等特点,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记者证办理机构的官僚体制与极低办事效率。三是—我怀疑真实的原因就在这里。按照明面上的规定,似乎办证不难,真办起来难死你。这样,不听招呼时,你就是被揪出来的“假记者”了。
　　作者为南都周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