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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生于河北，民谣歌手，已发行专辑《走过来，走过去》《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北方的北方》《太阳看起来圆圆的》，因其独特的唱腔，也被称作颠覆民谣的歌手。去年的电影《后会无期》中，他翻唱的插曲《女儿情》意外走红了一次。
“人说创作需要酒才有灵感，灵感这个东西，只要你专注地去做就有”
前河北磁县酒精厂职工万晓利在过完42岁生日后不久决定戒酒。那是2013年11月，在杭州登山返程的车上他向经纪人兼酒友王涤宣布了这个消息。一年半后，王涤终于相信万是认真的，“人变温和了”，他说，“也无趣了些。”
王涤是个心直口快的经纪人。电话里他说可以陪我一起去杭州郊区山里看看万晓利“现在的状态”，听起来有点像观察某种珍稀动物的邀请。他表示万晓利最近一直在头疼，“我也不知道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
在戒酒前的十多年里，万晓利的人生在宿醉与痛饮中循环。某种程度上，他的传奇与酒精密切相关。他的酒量大约一斤半，在北方这是个过得去的数。据说他在醉酒后像个孩子，比平时话多，也更富攻击性，也曾被打得满脸开花。在成为一名广为人知的民谣歌手前，他在磁县老家更显赫的身份是酒厂厂长的儿子。外人有理由相信他进入酒厂工作不仅仅因为父亲的缘故，毕竟他还在大专学习过酿酒专业。这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大约只持续了一年多，1997年，26岁的万晓利背着吉他来到北京。这个年纪立志做歌手不算太晚，但他已婚且有个6岁女儿的状况还是让新认识的朋友们略微有些吃惊。
十几年后万晓利的女儿大学毕业，偶尔与父亲同台演出。人们乐于把掌声送给这对并肩歌唱、貌似兄妹的父女，也愿意承认早婚早育可能没想象中那么糟糕。在粉丝眼里，这已经是万晓利光环的一部分。
知乎网有个“如何评价万晓利的音乐”的提问，得票第二多的答案答非所问却极具说服力：我是万总首席脑残粉。它来自万晓利的同行，比其年轻16岁的北京民谣歌手宋冬野。
万晓利混迹于北京酒吧时，宋冬野大约还在上小学。那张比之后3张专辑都要热闹的《走过来，走过去》就是他在酒吧演出的现场录音。它记录了万晓利在北京的早年状态。那张专辑充满了挑逗和嘲讽，一种自我证明的急切控制了这些作品的调性。很多人都通过那首嬉皮笑脸的《狐狸》认识了他。
“他有外省青年的特质——以自己的努力进入向往的文化中心。”乐评人李皖说，“他是一个底层的人物，或者说小人物，《狐狸》就是抱着这种小人物的特质，在群体的边缘，在文化的边缘，在财富的边缘，在成功的边缘。小人物是看你们大人物在表演，在各种中心，我是来观察的，来讥讽这种东西。”
“有点儿讨好。”从90年代就已在酒吧看万晓利演出的王涤评价道。用万晓利自己的话说，那种挑逗收到的效果是可以在酒吧演出现场直接兑现。
万晓利幸运地获得了认可。但北京的生活让他感到压抑。在没有酒局的日子里，他把自己整日关在北五环外的一个阁楼里。人际交往和街上的车水马龙一样让他感到紧张，“大家说什么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无法融入别人的语境。”
家住杭州西郊农村的万晓利笑盈盈地打开了院子厚实的大铁门，看起来精神头还不错。此前媒体对他的描述给人一种寡言和不喜交往的印象。他与我握手，细腻而柔软。后来他说我进门的一刹那他的头是不疼的，但进来之后就又开始疼了。
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2010年他推出专辑《北方的北方》，那也许是他最得意的作品，却让歌迷感到困惑。李皖评价那张专辑“是一种与大众隔绝的气质”。之后他曾陷入“‘北方的北方’究竟在哪里，有没有”这类追问中不得解脱。他感到自己到达了某种无人企及的高寒地带。他陷入自我怀疑，戒酒并不能减少痛苦，却可以“让痛苦更清晰一些”。他来到南方，期望从坐标的南移中获得清醒。
院子里陪伴他的是3只从野外捡回来的流浪小狗，它们卖力摇动小小的尾巴向主人取宠。万晓利将他的天秤座平衡哲学贯彻在养狗上：他最喜欢其中一只白色的，机敏，聪明。但他认为偏爱会导致有恃无恐，便故意冷淡。那狗似乎也感受到主人的排斥，即便是喂食时也与他保持一种自尊的距离。
他隐隐怀疑对白狗的冷淡是否有些矫枉过正。这里的世界没太多值得琢磨，门外是大片让人感到疲倦的墨绿色，屋内的音乐器材他不敢摸，碰上了就放不下。那些声响的细节会把他缠进动静强弱的各种纠结里。他，以封闭而全能著称的万晓利刚刚完成了跳票一年的新专辑《太阳看起来圆圆的》。今年的任务是去各地巡演，演出间隙就回这个大院养精蓄锐。
王涤的目标是将万晓利的年收入变成百万，现在大约完成了一半。万晓利今年44岁，一个标准的中年人年纪。或许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也可能他还在突围。在农家大院的疗养地，颈椎病造成的疼痛以及内心深处的自我怀疑是他要处理的两大难题。
他端着青花大瓷碗吃完自己下的一锅面条，我们坐在客厅开始采访。接到问题后一般他要思考10秒钟或者更久，他在寻找那个最准确的答案。这段空白往往会造成对话者的不知所措，他也害怕那种尴尬。不过一旦对方适应了这种节奏，他会非常放松，聊着聊着就站起身在屋子里手舞足蹈，或者在回答完一个问题后做起太极拳里的云手招式。采访自动进入休止时间。
但他的语速不慢，每一句话都感觉像是皱着眉头喷出来的，这种急切显示出一种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符的躁动。现在他44岁，他说这个数字让自己感觉“大了”，但“不是很大”。他正处在一段人生的突围中。在“做减法”似乎成为一句中年人口头禅的时代，他表示对自己过去的为人处世做了一番反省后，决定打开自己，学习“与人沟通”。
“人说创作需要酒才有灵感，灵感这个东西，只要你专注地去做就有”
戒酒
前河北磁县酒精厂职工万晓利在过完42岁生日后不久决定戒酒。那是2013年11月，在杭州登山返程的车上他向经纪人兼酒友王涤宣布了这个消息。一年半后，王涤终于相信万是认真的，“人变温和了”，他说，“也无趣了些。”
王涤是个心直口快的经纪人。电话里他说可以陪我一起去杭州郊区山里看看万晓利“现在的状态”，听起来有点像观察某种珍稀动物的邀请。他表示万晓利最近一直在头疼，“我也不知道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
在戒酒前的十多年里，万晓利的人生在宿醉与痛饮中循环。某种程度上，他的传奇与酒精密切相关。他的酒量大约一斤半，在北方这是个过得去的数。据说他在醉酒后像个孩子，比平时话多，也更富攻击性，也曾被打得满脸开花。在成为一名广为人知的民谣歌手前，他在磁县老家更显赫的身份是酒厂厂长的儿子。外人有理由相信他进入酒厂工作不仅仅因为父亲的缘故，毕竟他还在大专学习过酿酒专业。这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大约只持续了一年多，1997年，26岁的万晓利背着吉他来到北京。这个年纪立志做歌手不算太晚，但他已婚且有个6岁女儿的状况还是让新认识的朋友们略微有些吃惊。
十几年后万晓利的女儿大学毕业，偶尔与父亲同台演出。人们乐于把掌声送给这对并肩歌唱、貌似兄妹的父女，也愿意承认早婚早育可能没想象中那么糟糕。在粉丝眼里，这已经是万晓利光环的一部分。
边缘
知乎网有个“如何评价万晓利的音乐”的提问，得票第二多的答案答非所问却极具说服力：我是万总首席脑残粉。它来自万晓利的同行，比其年轻16岁的北京民谣歌手宋冬野。
万晓利混迹于北京酒吧时，宋冬野大约还在上小学。那张比之后3张专辑都要热闹的《走过来，走过去》就是他在酒吧演出的现场录音。它记录了万晓利在北京的早年状态。那张专辑充满了挑逗和嘲讽，一种自我证明的急切控制了这些作品的调性。很多人都通过那首嬉皮笑脸的《狐狸》认识了他。
“他有外省青年的特质——以自己的努力进入向往的文化中心。”乐评人李皖说，“他是一个底层的人物，或者说小人物，《狐狸》就是抱着这种小人物的特质，在群体的边缘，在文化的边缘，在财富的边缘，在成功的边缘。小人物是看你们大人物在表演，在各种中心，我是来观察的，来讥讽这种东西。”
“有点儿讨好。”从90年代就已在酒吧看万晓利演出的王涤评价道。用万晓利自己的话说，那种挑逗收到的效果是可以在酒吧演出现场直接兑现。
万晓利幸运地获得了认可。但北京的生活让他感到压抑。在没有酒局的日子里，他把自己整日关在北五环外的一个阁楼里。人际交往和街上的车水马龙一样让他感到紧张，“大家说什么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无法融入别人的语境。”
突围
家住杭州西郊农村的万晓利笑盈盈地打开了院子厚实的大铁门，看起来精神头还不错。此前媒体对他的描述给人一种寡言和不喜交往的印象。他与我握手，细腻而柔软。后来他说我进门的一刹那他的头是不疼的，但进来之后就又开始疼了。
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2010年他推出专辑《北方的北方》，那也许是他最得意的作品，却让歌迷感到困惑。李皖评价那张专辑“是一种与大众隔绝的气质”。之后他曾陷入“‘北方的北方’究竟在哪里，有没有”这类追问中不得解脱。他感到自己到达了某种无人企及的高寒地带。他陷入自我怀疑，戒酒并不能减少痛苦，却可以“让痛苦更清晰一些”。他来到南方，期望从坐标的南移中获得清醒。
院子里陪伴他的是3只从野外捡回来的流浪小狗，它们卖力摇动小小的尾巴向主人取宠。万晓利将他的天秤座平衡哲学贯彻在养狗上：他最喜欢其中一只白色的，机敏，聪明。但他认为偏爱会导致有恃无恐，便故意冷淡。那狗似乎也感受到主人的排斥，即便是喂食时也与他保持一种自尊的距离。
他隐隐怀疑对白狗的冷淡是否有些矫枉过正。这里的世界没太多值得琢磨，门外是大片让人感到疲倦的墨绿色，屋内的音乐器材他不敢摸，碰上了就放不下。那些声响的细节会把他缠进动静强弱的各种纠结里。他，以封闭而全能著称的万晓利刚刚完成了跳票一年的新专辑《太阳看起来圆圆的》。今年的任务是去各地巡演，演出间隙就回这个大院养精蓄锐。
王涤的目标是将万晓利的年收入变成百万，现在大约完成了一半。万晓利今年44岁，一个标准的中年人年纪。或许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也可能他还在突围。在农家大院的疗养地，颈椎病造成的疼痛以及内心深处的自我怀疑是他要处理的两大难题。
他端着青花大瓷碗吃完自己下的一锅面条，我们坐在客厅开始采访。接到问题后一般他要思考10秒钟或者更久，他在寻找那个最准确的答案。这段空白往往会造成对话者的不知所措，他也害怕那种尴尬。不过一旦对方适应了这种节奏，他会非常放松，聊着聊着就站起身在屋子里手舞足蹈，或者在回答完一个问题后做起太极拳里的云手招式。采访自动进入休止时间。
但他的语速不慢，每一句话都感觉像是皱着眉头喷出来的，这种急切显示出一种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符的躁动。现在他44岁，他说这个数字让自己感觉“大了”，但“不是很大”。他正处在一段人生的突围中。在“做减法”似乎成为一句中年人口头禅的时代，他表示对自己过去的为人处世做了一番反省后，决定打开自己，学习“与人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