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汉魏古诗是不可忽视的珍品，其價值不逊于如今最负盛名的唐诗。
　　从气象上说，汉魏古诗显得浑灏，质地坚硬。《古诗十九首》是汉代诗歌的一座高峰，古人誉为“一字千金”，我们来看其中的第十四首：“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这种诗自然是极好的，里面涉及到的人生大问题（或者说是大难题），到现在还可以让人兴慨。
　　有人说，汉魏古诗气象恢弘，相比之下，唐宋诗就显得弱了。这种意见比较普遍，与一些学者论文极推秦汉、卑视唐宋的观点，是同一调子。这符合中国人贵远贱近的心理，然而说到底多是刻板的耳食之论。
　　唐宋诗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它不仅继承发展了汉魏古诗，更是多出了一种近体诗。
　　杜甫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继往开来。在他那个时代，社会的风气是：诗家重视古体、轻视近体；重视五言，轻视七言。然而杜甫并不如此，他不仅把五言古诗写得登峰造极，又以同样的才力去写近体诗，七律就是在他的手中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在杜甫之后，尤其是到了宋代，诗人们发现，无论是写古体还是近体，都能从杜诗那里找到作法上的借鉴。于是，杜甫的集大成者面目，逐渐明晰了起来。
　　近体诗是中国人一个极其伟大的创造，其严密的格律要求，目的是最大限度展现汉语之美。也即是说，格律是用来帮助人的，而不是束缚。今人不察，误以为格律有碍表达，遂鼓吹声韵改革，这恰好说明了诗学的式微。
　　唐人孟浩然有《与诸子登岘山》一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这是一首五律，内容跟上引“去者日以疏”一诗有某种相近之处。从气象上说，孟诗何尝逊色于这首汉代诗歌？
　　所以说，认为近体诗格律导致气息卑弱的说法，难以成立。一个人写的诗弱，是因为其功力不到家，不关格律的事。
　　事实上，无论汉魏，还是齐梁、唐宋，抑或是清代，都是留有文学令名的时代，其间英才无数，未可遽尔轻易之。用宏大叙事的眼光去进退历代诗歌，没有什么价值。
　　如果真正写起诗来，我们更会发现，那些古代的二三流诗人，实际上都相当了不起——不信，你在历史上留个诗名看看？
　　人生如寄，时光宝贵。如果只是就阅读偏好而言，汉魏古诗也好，唐宋诗也罢，人各依其性去涵泳，都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如果是入手学写古典诗歌，就要另当别论了。
　　一些朋友学诗，步法汉魏，不练近体。这种门径，往好听说是走高古之路，而实际上是剑走偏锋。
　　汉魏古诗的浑灏之气，乃从质直中来，所失也在质直，其开示的法度，不免少了一些。在数量庞大的唐宋诗中，尽管不乏纤弱之作，但它也产生了沉郁的杜诗、深婉的李商隐诗、峭拔的江西诗派，可谓方面广大，法度自然也多元了起来。
　　在《宋元学案》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宋儒邵雍临终的时候，程颐来探访，问邵雍：“从此永诀，更有见告乎？ ”邵雍闻言，举起了两只手。程颐追问：“何谓也？”邵雍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
　　邵雍此语，极耐寻味。譬诸学诗，从唐宋诗入手，是在走一条宽广的路。路径广了，就能给人更多的变化空间。宋代以后的成名诗家，多是宗法唐宋、兼采汉魏。以前曾谈过，章太炎论诗鄙弃近体，然而章门弟子黄侃、鲁迅却以近体诗鸣，这个现象可以成为邵雍之言的一个注脚。
　　从宽大处走入。或许，不只是学诗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