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内相比，德国的生活显得十分平静。我住在汉堡的郊区，房子自带一个小庭院。每当下雨时，万籁俱寂，只闻雨声。推开庭院的门，常有一种“推开柴扉”的时空穿越感。因为有了“静”字，我在德国反而常能感到中国唐诗和山水画里的意境。
　　一天清晨，我坐火车从奥地利返回德国。火车穿越一座座山脉，大片的松林和山谷里的城镇飞驰在窗外。雾从松林间升起，像一条白色的腰带，松垮垮地挂在山间，就像中国画里，眼前的雾气游走在山峦叠嶂间，给了画面饱满的视觉，又有余地供想象驰骋。
　　一度，我试图通过眼前的景色分辨此地是德国还是奥地利，但无法做到。德奥之间已经没有疆界，也无需任何证件检查。只有手机信号的转换，宣示领属的变迁。
　　在国内，我曾阅读过不少关于民族国家的论述。但直到此时，我才深深感到一种真正伟大的、野心勃勃的东西已经并正在欧洲发生。当语言、文化和各种层面的文化、物质可以自由流动之时，疆界就消失了。正是这样的自由流动，让国与国之间的疆界变得不再重要。
　　我的目的地是Bad Sooden-Allendorf，一个典型的德国村庄，坐落在哥廷根平原上，临近格林兄弟的故乡。我至今仍觉得，这里是德国景色最美的地方。绿色的田野，茂密的森林，起伏的群山，还有散落的村落和点缀其间的古堡和教堂。河水缓缓流淌，有德国特有的近乎忧郁的宁静。看上去，这里的生活似乎从未改变，然而我却正坐在村与村之间的高速列车上，它甚至比柏林和汉堡的列车还要干净。车厢里的乘客，也绝然不能用中文意义上的“农民”两字来形容。他们穿着得体，热爱阅读，看上去颇有涵养。
　　我一直以为，文明的最佳观测点就是乡村。它拭去了城市的浮华和虚荣，留下的是文明的底色。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城市，但是如果没有同样伟大的乡村，那文明就只能算是沙漠，而城市是沙漠中的一棵仙人掌。
　　Bad Sooden-Allendorf很小，一条小溪穿村而过，绿草茵茵的两岸是18世纪样式的建筑。村子以市政厅广场和教堂为中心，由此辐射出去的街巷里藏着餐馆、意大利冰激凌店、泰式按摩、超市、酒吧，甚至还有一片小型红灯区。每到整点，教堂的钟声会在整个村庄回荡。
　　我们去安北家做客。安北是柏林一家事务所的律师。他的父亲就是村里人，年轻时到玻利维亚行医，遇到了安北的母亲。他们相爱，然后一起回到Bad Sooden-Allendorf定居。
　　那晚，我踩着木质的楼梯拾级而上，进入主人的客厅。高大的书架上插满了各种语言的书籍，从卡夫卡的《变形记》到塞林格的《九故事》再到艾柯的《玫瑰之名》，还摆着切?格瓦拉的著作。
　　当我提到切?格瓦拉时，安北的母亲突然滔滔讲起了西班牙语。她打开抽屉，拿出一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和一身军装的切?格瓦拉。安北的母亲说，这是她父亲——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和切?格瓦拉的合影。
　　看着这张照片，我想象着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样一位共产党领袖的女儿追随一个德国青年，远赴他乡。在德国，一个小村庄里，他们一住几十年。我突然明白，真正的文明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纵使沧海桑田，也可以静如一朵浪花。
　　第二天，我爬上村旁的一座中世纪城堡。城堡由当年的骑士所建，为的是与不远处另一座城堡对抗。如今，城堡早已荒废，仿佛一部发黄、破碎的旧书，只能读出当年的只言片语。
　　站在城堡的瞭望塔上，哥廷根平原在眼前徐徐铺展。低矮的山丘像羊群环绕着我，一只叠过另一只，直到目力所及之处。另外一座山顶上的城堡，则以一种直刺苍穹的姿态，炫耀着自己曾经的张扬。山丘间是一条带状的空地，当地人说那里曾经是东西德的分界线，布满铁丝网和哨所。
　　如今，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对峙的城堡一起被文明的进步消解。所谓“文明”，在这里的定义显得如此简单。它让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让年轻人可以娶回远方的姑娘，让炫耀武力的城堡倾圮坍塌，而一切标识疆界的铁丝网终将被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