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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昌之出生于20世纪初期，山西运城人，曾就读于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后进入辅仁大学学习。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当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并称“北平四大名校”。景昌之在辅仁大学接受良好教育后到邵飘萍主办的《京报》担任编辑。《京报》主张言论自由，屡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景昌之在《京报》工作期间，其编辑能力得到锻炼，新闻素养得以提升，特别是邵飘萍的革命思想和《京报》的办报宗旨对他人生及其报界生涯影响很大。
创办《奋斗日报》，宣传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不愿做亡国奴的景昌之回到家乡，后供职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该校是在中国共产党、牺盟会以及一些进步人士的建议和帮助下，由阎锡山于1938年1月成立的，教师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教务处主任杜任之就是1927年入党的共产党员。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次年，国民党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在临汾与杜任之见面，意欲杜任之为他介绍政工人员。杜任之精心挑选，先后介绍景昌之和10多名“抗大”学生、“民大”干部及青年学生到傅作义部从事政工工作和文教工作。
傅作义非常重视新闻宣传。他早在1931年任绥远省主席时就创办《绥远日报》。眼下，他了解到景昌之曾在《京报》工作过，就想把随军简报办成一份真正的军报，以此提高军队文化水平和将士们的抗战认识，《奋斗日报》由此应运而生。傅作义任命景昌之为报社社长并亲笔题写报名。
傅作义率部驻防在晋西北河曲县，物资极度缺乏。为了支持报社，他将一部美国产的干电池收音机和一台从日军缴获的简陋油印机送给景昌之。景昌之带领高也彭、郭映宸、杜思诚、郭少甫等几个毫无办报经验的青年人，利用收音机听取并记录各地消息，深入军中采访新闻，反复练习刻蜡版和油印，仅用20多天就完成了办报筹备工作。1938年7月1日就编印出第一期《奋斗日报》。
最初的《奋斗日报》只是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第一版为国内外新闻，第二版为军政公报、地方新闻和副刊《草原》，有时也刊载少量广告。虽然纸张粗糙、形式简陋，却是二战区北路军总部和流亡的绥远省政府的机关报，除供给傅部第三十五军所属各连队和阎锡山“晋绥军”在晋西北的各师各团外，还供给活动于岢岚山区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并寄发绥远沦陷区两个专员公署、13个游击县政府和大青山、蛮汗山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傅作义更是每天必看《奋斗日报》，并和平津等地的报纸作比较，常对报纸内容甚至版面、标题提意见，作指示。
景昌之虽为社长，却从组稿、画版样到编辑校对都亲力亲为，非常辛苦。部队转移期间，为保证正常出版，他用一头毛驴驮上报社设备，带领同事们边走边采访，抽空刻蜡版印刷，从未耽误出版。
1939年春，傅作义脱离第二战区，率领第三十五军由晋西北开拔绥西，在河套就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奋斗日报社也随之搬到绥远省五原县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发行量达1200余份。后因该县城常遭敌机轰炸，报社又先后搬到绥西百川堡、陕坝元昌义圪且等地。7月，从西安购买的8页脚踏铅印机运了回来，报纸才从油印改为铅印。
报社工作生活条件恶劣，政治环境同样恶劣。《奋斗日报》实际上是傅作义直接抓的，但绥远地方势力及蒋介石在绥远的嫡系都想控制它。他们不敢得罪傅作义，就给景昌之施压，给报社制造负面舆论。特务组织四处散布谣言说报社是“共产党在绥西的地下据点”“有共产党活动”，不时派特务到报社窥探，甚至把景昌之和报社人员及常出入人员列入要逮捕的黑名单。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及傅部个别高级将领多次在傅作义面前挑拨，说《奋斗日报》“尾大不掉”。景昌之顶住压力，凡事向傅作义直接报告，坚守住了舆论阵地。
景昌之主办《奋斗日报》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它办成了傅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阵地。为向读者介绍全国抗战的真实形势，他采用延安新华社电讯稿。为打击地方官员中的汉奸言论和行径，他利用傅作义打击贪腐的政策，数次揭露汉奸的丑恶行径。报社在河曲县时，羁押在县政府的汉奸嫌疑人多次逃跑。景昌之就在《奋斗日报》上以《河曲县长宋万华不勤政务每日喷云吐雾，汉奸犯三次越狱而逃》为题报道，指出这是“抗战期间的怪现象”。消息登出后，宋万华迫于舆论压力自动辞职，群众拍手称快，却给报社带来麻烦。傅部右派势力为包庇宋万华，坚持要报纸发表更正声明，多次找景昌之的麻烦。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报社倾向革命的同志为他抱不平，劝他干脆离开，不必受这些窝囊气！他却说：“咱们能多坚持一天，就坚持一天。这个阵地不能轻易放弃。这是斗争！”
景昌之创办《奋斗日报》时尚未入党，但他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据在该报社工作达10年之久的刘映元回忆，景昌之生活朴素，白天在用土坯架上木板的“办公桌”上编报纸、写文章，夜晚和编辑、记者、营业员、传令兵、伙夫挤在一盘大火炕上休息。他把报社办成了“俱乐部”。该报早期记者高剑夫回忆说，当时没有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如王一然、李萍、杨子明、阎又文等常到报社聚会。记者蒋曙晨也回忆，他参加了张正之主持的进步青年读書写作会，原计划每周聚会一次，但因国民党特务追查得严，活动一直办不起来，后来还是在景昌之支持下，将聚会地点放在报社内，才正常开展起来。
景昌之待人诚恳，对年轻人更是关爱有加，对他们政治上引导，业务上教育，生活上关心。在河曲县时，报社的年轻人以晋南人居多，他就想方设法请人做晋南人喜欢吃的无碱馒头、辣椒炒菜，每顿饭都要等大家到齐才开饭。对勤杂人员也是一样。到了绥西河套，气候寒冷，大家收入又少，他又设法为每人缝制了一件皮大衣。当他离开报社时，大家眼含热泪，不忍分别。
傅作义脱离第二战区后，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仍有好感，想在绥西继续维持统战局面，但蒋介石逐步向他施压，不断从重庆派来“中央委员”、特务人员，开展“反共”清洗行动。1940年，中统头子张庆恩调到绥远省党部任职，“反共”气焰更加嚣张。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动势力越来越大，张庆恩负责的“肃反”领导核心小组四处活动，把手伸向《奋斗日报》。景昌之被迫辞职。4月1日，傅作义将景昌之调到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联合办公厅，“中央社”特派员王华灼接任社长。从此，奋斗日报社几乎成为“中央社”的分社，刊登了许多反共文章，直到张庆恩调回重庆，崔载之任社长后该报内容才有所转变。 景昌之在联合办公厅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因为中统已经开始到各机关抓人，于是傅作义发给景昌之、高杰（高剑夫）等人各500元路费，设法将他们送入甘肃接新兵的队伍中，冲出特务的包围圈。
傅作义对景昌之非常认可。在景昌之离开6年后的1947年7月，奋斗日报社在张家口长清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的创刊9周年纪念晚会上，傅作义专门感谢景昌之、高杰等人为《奋斗日报》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动情地说：“这些为《奋斗日报》艰苦创业的同人，现在都劳燕分飞，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作为这个报社的创办人，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劳的！”
投身《边区群众报》，办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
1942年春，景昌之终于来到梦想之地延安。他被分配到边区群众报社，协助总编辑胡绩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工作。《边区群众报》1940年3月创刊，是陕甘宁边区党委（后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毛泽东亲自命名并题写报名，指示“报纸要办得让识字的农民能看懂，不识字的农民能听懂，要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景昌之到任时，该报社还不到10个人（后来发展到40多人），记者编辑绝大多数是中学文化程度，大家边学边干，搜集和学习群众语言。报纸刚开始10天一期，四开两版;后来改为每周一期，四开四版。与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不同的是，《边区群众报》主要面向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因此中央和边区党委很多重要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都要用通俗的语言加以改写和缩编。胡绩伟回忆，当时每期稿子编好后，常召集全报社同志来集体审查修改，特邀文化水平不高的大师傅（厨师）、小鬼（年纪不大的同志）参加，逐字逐句听取大家意见。一般要读两遍，第一遍征求对稿子内容、观点的意见，第二遍征求对每个段落在结构、句法和用字方面的意见，确保正确和通俗，让文化水平低的同志一念就懂、一听就懂。
景昌之从绥远到延安后，迅速适应环境融入工作，很快成为行家里手。他虽然是副总编辑，但大部分时间在社外活动，每期编好出版后，就立即与大家商量下一期的宣传计划，分头下乡，深入自己的联系点采访了解情况，写好稿子念给群众听，再经过修改后带回报社，然后赶着编辑通讯员的来稿来信，编排版面。当时条件艰苦，他和同志们常常一根木棍挑一件棉袄去下乡。棉袄白天披身上，晚上当被子盖。为了节约物资，一支毛笔写秃了修修笔头继续使用，实在不能用了就把笔杆削削当蘸笔用。一个信封用过正面用背面，背面用过就翻过来用里面，到最后若信封没烂就在上面糊一块白纸再用，直到不能用为止。
在胡绩伟、景昌之、金照、柯蓝、蓝钰、林彬等同志的努力下，到1945年《边区群众报》除刊登新闻、通讯、评论、读者来信外，还有经验介绍、批评报道和散文、诗歌、故事、顺口溜、木刻、谜语等。边区人民爱读《边区群众报》，称其是“咱们的报”，还给报纸编了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
支援《陇东报》，传承弘扬延安革命精神
抗战后期，景昌之被任命为陇东报社副社长兼副主编，赶赴中共中央西北局陇东地委所在地（今甘肃省庆阳市）支援当地新闻工作。该报前身是创办于1937年的《救亡日报》，1938年改为《救亡报》，1942年7月7日改为《陇东报》。1943年1月，中共陇东特委更名为陇东地委，该报遂成为陇东地委机关报。它是陕甘宁边区创办最早、影响较大的地方党委机关报之一，不仅为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革命斗争作出积极贡献，而且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抗战时期陇东报社人员长期为5至6人，1946年前后增至15人，解放战争爆发后曾一度精简为3至5人，后又恢复到10余人，而景昌之一直是报社的中坚力量，长期坚持在陇东新闻第一线。该报开始是油印，1945年后改成石印，四开两版，5日刊，发行量约千份左右。发行范围主要是陇东分区所属地区，另外还给西北局和党中央有关单位送阅，同时也与关中、三边、绥德分区以及晋绥根据地的报纸进行交换。
景昌之刚到陇东时报社人手十分短缺，组织分配的多是新闻经验比较缺乏的进步青年。他既当编辑又当老师，在工作上要求严格、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新同志。他常说“每个字、每句话都要向人民负责”。他对报纸的通俗化很有经验，非常讲究文字口语化。为使农村干部和群众能看懂并且喜欢看报，他在运用群众语言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许多见报的稿件都经过他一手修改润色。
1947年2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陇东解放区，报社随陇东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到华池山区。在频繁转移的艰苦岁月里，王作易、景昌之（1948年任社长兼主编）、叶滨等报社领导带领全社人员靠人背、驴驮，带着纸张、油墨、印刷机、收报机等边转移边印刷，石印、油印交替，出版从未间断，每期发行量仍保持700余份。充分发挥了《陇东报》宣传、组织、鼓舞人民的战斗作用。期间，景昌之带领记者编辑在陇东地委领导下，以消息、通讯、特写、社论、短评等各种形式及时报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陇东军民的抗敌斗争，以歌谣、快板、故事等形式积极动員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解放运动，把《陇东报》办成了党和人民的忠实喉舌。
该报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毛泽东亲笔为它题写报名。王震1946年率领中原突围部队路经庆阳休整期间，赠送了报社一台收报机。景昌之等每天利用这台收报机收听抄录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新闻，及时印发各地，宣传解放战争不断取胜的消息。1947年4月，正在陇东分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的胡乔木，为已经转移到华池县悦乐镇的《陇东报》撰写题为《论战局》的文章，作为专论发表。
1948年夏秋之交，景昌之调回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编辑《党内通讯》，因常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曾受到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的表扬。1954年4月被分配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任副秘书长。因多年劳累，身患严重肺病，病重期间担心医药费开支过多，给国家增加负担，他始终不肯接受治疗，不到60岁就病逝于乌鲁木齐。
景昌之是万千革命者中的普通一员，他以笔为枪，把革命足迹留在战争年代新闻战线上，走出一条红色报人之路。站在新时代，纪念景昌之，就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品质、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
（责编 申世杰）
创办《奋斗日报》，宣传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不愿做亡国奴的景昌之回到家乡，后供职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该校是在中国共产党、牺盟会以及一些进步人士的建议和帮助下，由阎锡山于1938年1月成立的，教师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教务处主任杜任之就是1927年入党的共产党员。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次年，国民党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在临汾与杜任之见面，意欲杜任之为他介绍政工人员。杜任之精心挑选，先后介绍景昌之和10多名“抗大”学生、“民大”干部及青年学生到傅作义部从事政工工作和文教工作。
傅作义非常重视新闻宣传。他早在1931年任绥远省主席时就创办《绥远日报》。眼下，他了解到景昌之曾在《京报》工作过，就想把随军简报办成一份真正的军报，以此提高军队文化水平和将士们的抗战认识，《奋斗日报》由此应运而生。傅作义任命景昌之为报社社长并亲笔题写报名。
傅作义率部驻防在晋西北河曲县，物资极度缺乏。为了支持报社，他将一部美国产的干电池收音机和一台从日军缴获的简陋油印机送给景昌之。景昌之带领高也彭、郭映宸、杜思诚、郭少甫等几个毫无办报经验的青年人，利用收音机听取并记录各地消息，深入军中采访新闻，反复练习刻蜡版和油印，仅用20多天就完成了办报筹备工作。1938年7月1日就编印出第一期《奋斗日报》。
最初的《奋斗日报》只是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第一版为国内外新闻，第二版为军政公报、地方新闻和副刊《草原》，有时也刊载少量广告。虽然纸张粗糙、形式简陋，却是二战区北路军总部和流亡的绥远省政府的机关报，除供给傅部第三十五军所属各连队和阎锡山“晋绥军”在晋西北的各师各团外，还供给活动于岢岚山区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并寄发绥远沦陷区两个专员公署、13个游击县政府和大青山、蛮汗山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傅作义更是每天必看《奋斗日报》，并和平津等地的报纸作比较，常对报纸内容甚至版面、标题提意见，作指示。
景昌之虽为社长，却从组稿、画版样到编辑校对都亲力亲为，非常辛苦。部队转移期间，为保证正常出版，他用一头毛驴驮上报社设备，带领同事们边走边采访，抽空刻蜡版印刷，从未耽误出版。
1939年春，傅作义脱离第二战区，率领第三十五军由晋西北开拔绥西，在河套就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奋斗日报社也随之搬到绥远省五原县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发行量达1200余份。后因该县城常遭敌机轰炸，报社又先后搬到绥西百川堡、陕坝元昌义圪且等地。7月，从西安购买的8页脚踏铅印机运了回来，报纸才从油印改为铅印。
报社工作生活条件恶劣，政治环境同样恶劣。《奋斗日报》实际上是傅作义直接抓的，但绥远地方势力及蒋介石在绥远的嫡系都想控制它。他们不敢得罪傅作义，就给景昌之施压，给报社制造负面舆论。特务组织四处散布谣言说报社是“共产党在绥西的地下据点”“有共产党活动”，不时派特务到报社窥探，甚至把景昌之和报社人员及常出入人员列入要逮捕的黑名单。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及傅部个别高级将领多次在傅作义面前挑拨，说《奋斗日报》“尾大不掉”。景昌之顶住压力，凡事向傅作义直接报告，坚守住了舆论阵地。
景昌之主办《奋斗日报》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它办成了傅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阵地。为向读者介绍全国抗战的真实形势，他采用延安新华社电讯稿。为打击地方官员中的汉奸言论和行径，他利用傅作义打击贪腐的政策，数次揭露汉奸的丑恶行径。报社在河曲县时，羁押在县政府的汉奸嫌疑人多次逃跑。景昌之就在《奋斗日报》上以《河曲县长宋万华不勤政务每日喷云吐雾，汉奸犯三次越狱而逃》为题报道，指出这是“抗战期间的怪现象”。消息登出后，宋万华迫于舆论压力自动辞职，群众拍手称快，却给报社带来麻烦。傅部右派势力为包庇宋万华，坚持要报纸发表更正声明，多次找景昌之的麻烦。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报社倾向革命的同志为他抱不平，劝他干脆离开，不必受这些窝囊气！他却说：“咱们能多坚持一天，就坚持一天。这个阵地不能轻易放弃。这是斗争！”
景昌之创办《奋斗日报》时尚未入党，但他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据在该报社工作达10年之久的刘映元回忆，景昌之生活朴素，白天在用土坯架上木板的“办公桌”上编报纸、写文章，夜晚和编辑、记者、营业员、传令兵、伙夫挤在一盘大火炕上休息。他把报社办成了“俱乐部”。该报早期记者高剑夫回忆说，当时没有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如王一然、李萍、杨子明、阎又文等常到报社聚会。记者蒋曙晨也回忆，他参加了张正之主持的进步青年读書写作会，原计划每周聚会一次，但因国民党特务追查得严，活动一直办不起来，后来还是在景昌之支持下，将聚会地点放在报社内，才正常开展起来。
景昌之待人诚恳，对年轻人更是关爱有加，对他们政治上引导，业务上教育，生活上关心。在河曲县时，报社的年轻人以晋南人居多，他就想方设法请人做晋南人喜欢吃的无碱馒头、辣椒炒菜，每顿饭都要等大家到齐才开饭。对勤杂人员也是一样。到了绥西河套，气候寒冷，大家收入又少，他又设法为每人缝制了一件皮大衣。当他离开报社时，大家眼含热泪，不忍分别。
傅作义脱离第二战区后，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仍有好感，想在绥西继续维持统战局面，但蒋介石逐步向他施压，不断从重庆派来“中央委员”、特务人员，开展“反共”清洗行动。1940年，中统头子张庆恩调到绥远省党部任职，“反共”气焰更加嚣张。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动势力越来越大，张庆恩负责的“肃反”领导核心小组四处活动，把手伸向《奋斗日报》。景昌之被迫辞职。4月1日，傅作义将景昌之调到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联合办公厅，“中央社”特派员王华灼接任社长。从此，奋斗日报社几乎成为“中央社”的分社，刊登了许多反共文章，直到张庆恩调回重庆，崔载之任社长后该报内容才有所转变。 景昌之在联合办公厅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因为中统已经开始到各机关抓人，于是傅作义发给景昌之、高杰（高剑夫）等人各500元路费，设法将他们送入甘肃接新兵的队伍中，冲出特务的包围圈。
傅作义对景昌之非常认可。在景昌之离开6年后的1947年7月，奋斗日报社在张家口长清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的创刊9周年纪念晚会上，傅作义专门感谢景昌之、高杰等人为《奋斗日报》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动情地说：“这些为《奋斗日报》艰苦创业的同人，现在都劳燕分飞，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作为这个报社的创办人，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劳的！”
投身《边区群众报》，办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
1942年春，景昌之终于来到梦想之地延安。他被分配到边区群众报社，协助总编辑胡绩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工作。《边区群众报》1940年3月创刊，是陕甘宁边区党委（后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毛泽东亲自命名并题写报名，指示“报纸要办得让识字的农民能看懂，不识字的农民能听懂，要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景昌之到任时，该报社还不到10个人（后来发展到40多人），记者编辑绝大多数是中学文化程度，大家边学边干，搜集和学习群众语言。报纸刚开始10天一期，四开两版;后来改为每周一期，四开四版。与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不同的是，《边区群众报》主要面向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因此中央和边区党委很多重要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都要用通俗的语言加以改写和缩编。胡绩伟回忆，当时每期稿子编好后，常召集全报社同志来集体审查修改，特邀文化水平不高的大师傅（厨师）、小鬼（年纪不大的同志）参加，逐字逐句听取大家意见。一般要读两遍，第一遍征求对稿子内容、观点的意见，第二遍征求对每个段落在结构、句法和用字方面的意见，确保正确和通俗，让文化水平低的同志一念就懂、一听就懂。
景昌之从绥远到延安后，迅速适应环境融入工作，很快成为行家里手。他虽然是副总编辑，但大部分时间在社外活动，每期编好出版后，就立即与大家商量下一期的宣传计划，分头下乡，深入自己的联系点采访了解情况，写好稿子念给群众听，再经过修改后带回报社，然后赶着编辑通讯员的来稿来信，编排版面。当时条件艰苦，他和同志们常常一根木棍挑一件棉袄去下乡。棉袄白天披身上，晚上当被子盖。为了节约物资，一支毛笔写秃了修修笔头继续使用，实在不能用了就把笔杆削削当蘸笔用。一个信封用过正面用背面，背面用过就翻过来用里面，到最后若信封没烂就在上面糊一块白纸再用，直到不能用为止。
在胡绩伟、景昌之、金照、柯蓝、蓝钰、林彬等同志的努力下，到1945年《边区群众报》除刊登新闻、通讯、评论、读者来信外，还有经验介绍、批评报道和散文、诗歌、故事、顺口溜、木刻、谜语等。边区人民爱读《边区群众报》，称其是“咱们的报”，还给报纸编了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
支援《陇东报》，传承弘扬延安革命精神
抗战后期，景昌之被任命为陇东报社副社长兼副主编，赶赴中共中央西北局陇东地委所在地（今甘肃省庆阳市）支援当地新闻工作。该报前身是创办于1937年的《救亡日报》，1938年改为《救亡报》，1942年7月7日改为《陇东报》。1943年1月，中共陇东特委更名为陇东地委，该报遂成为陇东地委机关报。它是陕甘宁边区创办最早、影响较大的地方党委机关报之一，不仅为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革命斗争作出积极贡献，而且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抗战时期陇东报社人员长期为5至6人，1946年前后增至15人，解放战争爆发后曾一度精简为3至5人，后又恢复到10余人，而景昌之一直是报社的中坚力量，长期坚持在陇东新闻第一线。该报开始是油印，1945年后改成石印，四开两版，5日刊，发行量约千份左右。发行范围主要是陇东分区所属地区，另外还给西北局和党中央有关单位送阅，同时也与关中、三边、绥德分区以及晋绥根据地的报纸进行交换。
景昌之刚到陇东时报社人手十分短缺，组织分配的多是新闻经验比较缺乏的进步青年。他既当编辑又当老师，在工作上要求严格、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新同志。他常说“每个字、每句话都要向人民负责”。他对报纸的通俗化很有经验，非常讲究文字口语化。为使农村干部和群众能看懂并且喜欢看报，他在运用群众语言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许多见报的稿件都经过他一手修改润色。
1947年2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陇东解放区，报社随陇东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到华池山区。在频繁转移的艰苦岁月里，王作易、景昌之（1948年任社长兼主编）、叶滨等报社领导带领全社人员靠人背、驴驮，带着纸张、油墨、印刷机、收报机等边转移边印刷，石印、油印交替，出版从未间断，每期发行量仍保持700余份。充分发挥了《陇东报》宣传、组织、鼓舞人民的战斗作用。期间，景昌之带领记者编辑在陇东地委领导下，以消息、通讯、特写、社论、短评等各种形式及时报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陇东军民的抗敌斗争，以歌谣、快板、故事等形式积极动員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解放运动，把《陇东报》办成了党和人民的忠实喉舌。
该报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毛泽东亲笔为它题写报名。王震1946年率领中原突围部队路经庆阳休整期间，赠送了报社一台收报机。景昌之等每天利用这台收报机收听抄录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新闻，及时印发各地，宣传解放战争不断取胜的消息。1947年4月，正在陇东分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的胡乔木，为已经转移到华池县悦乐镇的《陇东报》撰写题为《论战局》的文章，作为专论发表。
1948年夏秋之交，景昌之调回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编辑《党内通讯》，因常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曾受到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的表扬。1954年4月被分配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任副秘书长。因多年劳累，身患严重肺病，病重期间担心医药费开支过多，给国家增加负担，他始终不肯接受治疗，不到60岁就病逝于乌鲁木齐。
景昌之是万千革命者中的普通一员，他以笔为枪，把革命足迹留在战争年代新闻战线上，走出一条红色报人之路。站在新时代，纪念景昌之，就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品质、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
（责编 申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