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新文化运动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学生希望了解新思潮，学习白话文。五四前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件：杭州某校学生要求国文教师改良教材，说《新青年》《解放与改造》都可以做他们的“先生”，那位教师没有办法，就辞职了。[1]何仲英在1923年也说：“五四运动以前，各中学里担任国文课的，还是老一辈子人的专利，把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国文评注读本等书，当作金科玉律，就是有些学校出身的，也是古今杂糅，胡乱选讲，换汤不换药。直到什么新文学大闹起来，迫于环境的需求，教者不得不稍变主张，学校办事人不得不酌聘时髦一点的人物点缀点缀。”[2]阮真回顾五四前后的中学教育状况时说，“学生会的势力，足以压倒校长，压倒全体的教员，反对校长反对教员的风潮，时有所闻。教员之中，被学生反对最烈，赶走最多的，便是国文教师。往往有一校之中，四五个国文教师全被学生赶走的。一班老先生慌忙失措，的了呀吗的白话文，固非素习；从洋文中来的新式标点，尤感不便；而新文学思潮的教材，又不易选取；便是学生不反对，也只好自动辞职了。于是许多校长不得不向大学或高师文科去找新国文教员。”[3]接受新式教育的国文教员，大多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民国初年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显得不合时宜了。这给出版社带来了新商机。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国语文类选》（共四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白话文范》（共四册），这是最早两套专门编选白话文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一
《国语文类选》共选95篇作品，其中来自《新青年》29篇，《解放与改造》13篇，《新潮》10篇，《新教育》8篇，《星期评论》7篇，《时事新报》6篇，《每周评论》5篇，《建设》和《中华教育界》各4篇，《教育潮》3篇，其他9篇分别选自《晨报》《国民公报》《少年中国》《新中国》《新社会》《闽星》《曙光》《民风》和《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案》。这些刊物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至于作者，中华书局的广告中说，“做的人有胡适、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张东荪、张一麐、胡汉民、罗家伦、朱希祖、周作人、刘叔雅、李大钊、戴季陶、沈兼士、高一涵、陶行知、任鸿隽、周建人等，都是新文学大家。”[4]按选文多少排序：胡适14篇（其中译作1篇），戴季陶6篇，高一涵6篇（包括译作1篇），张东荪、李大钊各5篇，周作人、陈独秀、胡汉民、蒋梦麟、罗家伦各3篇。
朱文叔在《例言》中说：“这些新文字，什么杂志，什么日报，东一篇，西一篇，要找他一个系统，好不容易，编者斗胆为之，将他来整理一下，‘分门别类’，使读者易于检阅名著，不至散失，希望是如此希望，不过深恐名不副实罢了。”至于怎样“分门别类”，正如中华书局的广告所称，“这部书是选集现在最流行国语文：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法政，经济，科学，十类”[5]。对于这样的编排方式，有论者感叹：“《国语文类选》的分类中单设了‘文学’一类，共十一篇文章，有三篇文学总论性质的文章（罗家伦《什么是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剩下是涉及小说、诗歌、戏剧的体裁分论。有意思的是，‘文学’这一类别中并没有一篇文学作品；整部《國语文类选》中也没有一篇文学作品！”[6]其实，这正是编者有意为之。“这‘国语文’底发达，和新思潮底澎涨，恰好做个正比例，真是国民自觉底表现，群治改造的先锋。”[7]在编者看来，国语文的价值，在于其承载了新思潮，因此在具体编选过程中，编者“重论理而略叙事，所以论文中有叙述事实底地方，大半从略，此实为谋读者底时间经济起见。”[8]
朱文叔的选材和分类标准，跟他在读的浙江一师不无关系。浙江一师国文教员沈仲九在1919年说：“国文研究的材料，以和人生最有关系的各种问题为纲，以新出版各种杂志中，关于各问题的文章写目。这种问题和文章，要适合学生的心理，现代的思潮，实际的生活，社会的需要，世界的大势，而且要有兴味。”[9]而当时浙江一师的国文课程，据曹聚仁回忆说：“顶热闹的却是开讨论会，国文课变成了社会问题研究会。后来，上海新文化书局出版的社会问题讨论集、妇女问题讨论集，那是我们的国文讲义。”[10]
中学国文课堂为什么会变成讨论各种社会人生问题的场所呢？以前的研究注意到这种现象，但从未深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落实《新青年》在1920年前有关国文教学到观念，二是这些观念在具体落实中遇到了困难。
以前我们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中小学国文教学的关系时，会特别关注胡适的观点对于国文教学的影响。胡适第一次关于中学国文的意见发表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上，这篇名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文章由胡适于1920年3月在北京高师附中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11]朱文叔编辑的《国语文类选》在1920年4月初就已定稿，这本书体现出的国文教学观念显然还没有受到胡适的影响。
其实，在胡适介入中学国文教学之前，《新青年》同仁已高度关注国文教学。这些关注凝聚在刘半农的《应用文的教授》[12]中。已有研究大都提到了这篇文章，但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它比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早发表两年，另一方面没有注意到两者观点的不同之处。刘半农《应用文的教授》的主要观点是将文章分为应用文和文学文，并认为国文教学应以应用文为主。那什么是应用文？什么是文学文呢？陈独秀认为：“文之大别有二，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刘君以诗歌戏曲小说列入文学范围，是即余所谓文学之文也，以评论文告日记书札等列入文字范围，是即余所谓应用之文也。”[13]刘半农和钱玄同等人认同这一划分。[14]
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刘半农在《应用文之教授》中抨击当时国文教学说：“说到前辈先生教授国文的方法，我却有些不敢恭维，他们在科举时代做‘猢狲王’的怪现状，现在不必重提，到改了学校制度以后，就教科书教授法两方面看起来，除初等小学一部分略事改良外，几乎完全在科举的旧轨道中进行；不过把‘老八股’改作了‘新八股’”。他认为应用文是家常饭，文学文是大鱼大肉，现在学生之所以“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是因为“天天不吃饭，专吃肥鱼大肉”害的。所以他提出国文应该教授“应用文”。 刘半农等将应用文和文学文区别开来，并以应用文作为中学国文教授的主要材料和目的，这实际是对民初中学国文教学的反叛。民初中学国文教学，大多注意探究选文的具体作法，骈文辞赋讲究音韵格调自不必说，就是桐城古文，也得讲求义法笔法、神理气味。刘半农认为如此教学导致学生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业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他用《新青年》式的激烈语调抨击：“此等‘谬种而非桐城，妖孽而非选学的’怪物，是谁造就出来的？是谁该入地狱？”[15]这就将文学革命与国文教学联系起来，为中学国文教学下达扫清“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革命”任务。要求学生通过国文学习能够写书信，草公事，订合同，需要以应用文的学习为主。那什么样的应用文适合于教学呢？刘半农在《应用文的教授》中举出范文选择标准12条，虽无文言白话的界限，但给刘半农此文以启发的钱玄同，则认定应用文“以国语为之”[16]。综合两人看法，作为中学国文教材的应是白话应用文。
刘半农这种观点很快在中学中得到实验。有学生反映：“我们同班的人，从前也曾讨论过，用分组的法子去选择材料，将文章体裁分作‘论理’‘言情’‘记事时间’‘记事空间’四组，每组预定选出百篇，合可共得四百篇，尽可供中学四个年级的教授有余”。[17]所谓“‘论理’‘言情’‘记事时间’‘记事空间’”，都属广义的应用文，确定标准后，他们“选了两个学期，通共计算，还不上八十篇；而且这八十篇中，不见得篇篇都可以用得着，这实在怪不得我们不努力，确是中国的文学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教人的”，“现在要想就中国的文字挑选出四百篇浅近白话，和思想新颖的，确是万难。即令勉强挑出，恐怕仍脱不掉什么‘文以载道’的老圈套，要拿来教现在的人，一定是方枘凿圆，仍旧的不行咧”。[18]
实验的失败说明，仅从《新青年》时代前的文章中选择白话应用文作为中学国文教材是行不通的。于是有了从当时出版的“什么杂志，什么日报，东一篇，西一篇”[19]地选择白话应用文的办法。这其实也未尝没有刘半农的启示：“就不佞之意，凡科學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即胡、陈、钱三君及不佞今兹所草论文之文，亦系文字而非文学。”[20]朱文叔在《国语文类选》第一编选10篇文学论文，大概即受此启发。由此看来，朱文叔有意“重论理而略叙事”，跟1920年前《新青年》国文教学的观念正好契合。
但是，如此选文和编排的结果，却改变了刘半农等人的国文教学宗旨。刘半农规定的国文教学目的是“只求在短时期内使学生人人能看普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而朱文叔分选文为十类，实际上却将国文教学变成了讨论问题和主义的场合。
刘半农等人的国文教学目的之所以在实践中被改变，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
首先，在陈独秀列举的“评论、文告、日记、信札”[21]等应用文中，仅评论是白话写作的。即使白话文的提倡者，用白话写作信札、日记、文告的也非常少。正如朱自清在40年代所说，应用文字的解放，“远在诗、小说戏剧、小品散文以及长篇议论文之后，直到近年才开始”。[22]除“长篇议论文”外，20年代白话的应用文还没有发展出来。要学生学习时人的白话应用文，只能以“长篇议论文”为材料。这正是《国语文类选》产生的客观条件。
其次，白话文遇到了如何教授的困难。新式中学教学文言文，一般延续私塾时代的教学方式。比如福建省立第十一中学的国文教授；“讲读次序，先讲题目之事实，次讲文中之难字句，写其音义于黑板，使学生抄录，次讲明文体，及全篇或每段之批评，其次美读，教员朗读全文二遍，再任指一优等生，分段朗读，某生读毕，令全班学生齐读，其次令学生自读并有未明了者，令其质问，如此一篇文章告终。”[23]但教学白话文时，这样的方式就不适用了。“教的是文言，这其间自然短不了一番翻译的工夫，国文教员讲坛上的生活有十分之八七便消磨在这种翻译的工夫上头，能叫腾出十分之二三的工夫去用在抑扬顿挫照应起伏上头已经是不可多得的了。但是这种教授法一到了白话文出场的时候便全然失其效用；因为白话是用不着翻译的；勉强译了去讲只有使学生瞌睡，决不会引起趣味。”[24]
如何解决白话文在教学方法上遇到的困难呢？沈仲九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自从白话提倡以后，有许多吃国文教员饭的，根本上虽然赞成他，但很觉得在教授上不能教。因为教白话却又用不着从前教古文的翻译法了；教古文可以叫学生抄典故，现在典故又用不着抄了。翻译不要翻译，典故不要查考，那末教员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这几年来，教授白话文很困难的声浪，常流动在教育界中，而白话文教授很不易普遍的原因，也大半为此。在真主张白话文的，不忍不教白话文，于是不得不以‘演讲’代替‘翻译’。文章的逐字逐句的意义，不容详加解释，只好专就其中的意义加以发挥。”[25]
可见，中学国文课堂如何教学白话文，多数人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仅像教学文言文那样，疏通语言文字，是行不通的。于是只得“就其中的意义加以发挥”。《国语文类选》将提倡新文化的文章按问题和主义性质的不同归纳在一起，实际上是将白话文的教学变成了问题和主义的教学，将国文课堂变成铸造新思想的场合，满足了学生对新思潮的兴趣和参与欲望，也解决了白话文如何教学的问题。这虽不失为一条路子，却以牺牲刘半农等人所拟定的国文教学目的为代价，并影响了此后的国文教学。
一月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白话文范》，打破了《国语文类选》仅选应用文的局面。
二
1920年2月，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教育杂志》12卷2期上，发表了洪北平《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新文谈》，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3篇有关国文教学的文章。两位南开学校的国文教员一致赞成中学国文采用白话文。洪北平说：“中等学校绝对的应当采用白话文”[26]，何仲英认为：“现在中等学校，有人完全赞成白话文，固属大谬；若是说一二年级不妨斟酌教授白话文，三四年级非讲文言文不可，或是白话文只可当课外教材，不能施于课内，亦属胆怯。我们要奋勇直前，建筑新文学的基础，千万不要因‘积重难返’，就怀疑不前。这是我们所最希望的。”[27] 除表明立场外，他们还就如何选择白话文教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何仲英将白话模范文分成六类。一是“散见于现在报章杂志里，篇幅不过长，寓意精确，并有很好的结构者”，“如钱玄同《尝试集序》，陈仲甫《人生真义》，孙少侯《忏悔文》，任叔永《读杜威讲演的感言》，《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以及种种有趣味有思想的时评、随感录、新文艺等。”二是《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老残游记》等小说中“有高尚的思想，优美的结构，能自成段落”的文字。三是唐宋人诗词中“语辞自然，或完全用白话者”。四是王阳明《传习录》等“格言式”的文章。五是《梁任公讲坛》，《蔡孓民演说集》等零零碎碎的小册子。第六类最有意思：“其实，《盘庚》《大诰》何尝不是当时的白话告示？《国风》《楚辞》何尝不是当时的方言土语？若从广义的白话文看，这些类文皆可选授。”[28]洪北平也拟出了一个编选范围，他认为语录、短评、长篇记事、小说、剧本等都可选择，并须“有体裁，有结构”“有思想，有情感”“切近人生”或“与学科或问题有关”。[29]
这些议论发表于1920年2月20日。3月，胡适在北京高师附中作了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演讲。他设定中学一、二年级应每周教学1小时国语文，其教材“应该带文学的性质”，包括三类：一是小说，主要是《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明清白话小说，二是白话的戏剧，三是长篇的议论文和学术文。[30]比较洪北平、何仲英和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学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点：一方面赞成选入白话议论文和学术文，另一方面主张多选白话文学作品。也许正因为洪北平、何仲英的上述论述跟胡适的观点相似，所以他们编选的《白话文范》得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0年5月，《白话文范》和《白话文范参考书》开始陆续出版，至当年12月，全书出齐。这套教材在当时影响很大。1923年，穆济波说：“我最近得到朋友自四川南充的信上说：‘语体文前用《白话文范》，嗣以内容糅杂，应用时感不便；学生又嫌其材料枯乏毫无兴趣，亦遂中止’”[31]南充处于偏远的川东北，人们思想向来比较保守，这套教材能传到南充，充分说明了它在20年代初流通区域之广大。
《白话文范》有意跟《国语文类选》不同。编者何仲英说：“现在我听说一个中等学校，全教授白话文，他选材的方法，是以和人生最有關系为纲，以新出版各杂志中关于某一问题的文章为目。他的现用分类法是：人生问题、妇女问题、文学问题、科学问题、道德问题……依着问题去寻材料。大约每问题选集了七八篇文章；教授的时候，不过讲解一二篇，其余的学生作参考。”[32]这个中学如果将他们的国文讲义编订成册，大概跟《国语文类选》差不多。何仲英对此表示不满，“这种教授方法，我很赞成；不过拘拘以问题为单位，似乎‘喧宾夺主’。况且问题别有专科；国文一科，何能‘包罗万象’？长此以往，大家皆欢喜讨论问题，发扬虚气；恐怕和国文教授宗旨，越走越远。我觉得现在选取教材，不必限于既往，也不必限于现在，总要以有文学的意味为前提。”[33]正是“文学的意味”，将《白话文范》跟《国语文类选》区别开来。
《白话文范》四册选文130篇，其中，同代人的作品83篇。虽仅《今》《人生真义》两篇与《国语文类选》重复，但有50篇都是议论文，性质跟《国语文类选》所选文章相似。其余33篇跟《国语文类选》性质不同，属多带“文学的意味”之文。按体裁的不同，这些作品可分为如下三类。
一、随感录10则。随感录是随现代报刊杂志产生的一种新文体，五四时期，有很多刊物都设置了“随感录”（或称“随便谈”“短评”）栏目。《白话文范》所选10篇随感录，来自《每周评论》《新青年》《新生活》三种刊物的“随感录”栏及《星期评论》的“随便谈”和“短评”栏。这些随感录篇幅短小，编者将它们放在二程和朱熹语录之后，大概觉得两者之间具有相似性。
二、小说、人物传记和新诗15篇。《白话文范》选了9篇小说。其中6篇译作，3篇创作。严格说来，创作中鸣剑《早晨的社会》与寒星《写给Mr·G·C·Willang的一封短信》都属于小品文，仅沈仲九《自决的儿子》才算得上小说。两篇传记分别为胡适《许怡孙传》和《李超传》。3首新诗也都来自《新青年》和《新潮》。此外，《白话文范》还从《新青年》上选了刘半农译、英人虎特著《缝衣曲》。
三、游记8篇。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在《时事新报》和《晨报副刊》上连载，《白话文范》从中选了4篇。《白话文范》中的游记还有周作人《游日本杂感》《游日本新村记》，任鸿隽《致每周评论记者》，李哲生《东行随感录》等4篇。
《白话文范》中有47篇古人白话文。其中包括语录17篇，除来自王阳明《传习录》外，还选有二程、朱熹语录及《呻吟语》《菜根谭》中的部分段落。书信13篇，包括郑燮5篇，曾国藩4篇，杨继盛2篇，朱熹、谢枋得各1篇。小说12篇，其中5篇选自《老残游记》，4篇选自《儒林外史》，《西游记》《镜花缘》《文明小史》各选1篇。诗歌4首：《为焦仲卿妻作》《木兰歌》《石壕吏》《兵车行》。此外还有郑燮道情1首。
这几类选文说明《白话文范》的编选深受《新青年》作者群特别是胡适的影响。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应该“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34]这在《白话文范》中得到体现。《白话文范》的篇目，多是《新青年》同人作为白话范文所列举的。其所选4首诗歌，就曾被胡适、钱玄同等人高度评价。《白话文范参考书》评价《为焦仲卿妻作》为：“这是一篇古代（当作于汉建安时）最著名的白话乐府；也是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说，记事言情，面面俱到。”这抄自胡适《论短篇小说》中的：“韵文中《孔雀东南飞》一篇是狠好的短篇小说，记事言情，面面俱到。”此外，《白话文范参考书》对《木兰歌》《石壕吏》的介绍也来自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在4首诗后，《白话文范参考书》有一附录，称“正篇所选的古诗，只有数首；此外古诗中明白如话，可作白话诗读的尚多，再除诗之外，尚有词、曲、小令、套数、杂剧等，亦多话体，明白可诵，兹就各体中，补选十数篇，附录在后面，供读者参考。”附录首选《上山采蘼芜》，在介绍中原文抄录胡适《论短篇小说》中对该诗的分析。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的演讲中，认为国语文的教材包括“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并将其篇名列举出来。《白话文范》所选的五部明清白话小说，都在胡适列举的范围之内。 可见，《白话文范》之所以跟《国语文类选》不同，多带“文学的意味”，是因为它受到胡适等人“白话文学史”观的影响。但对选文的具体处理上，它跟胡适的想法却不尽相同。
胡适强调分析写作技巧，而洪北平、何仲英不仅强调分析作品写作技术，更重视内容剖析。胡适认为，“小说和戏剧都由教员指定分量，由学生自修。课堂内只有讨论，不必讲解”。比如讨论《西游记》前八回为什么好看，严贡生临死伸出两个指头的“好处究竟在什么地方”，“此外如一切布局、描写、用意、人物，都可以作讨论的内容”。应通过教学戏剧练习“发音说话”，“并且讨论他的布局体裁等”。学习长篇议论文和学术文，应注重“本文的剖析”，分段分节，“注重材料的搜集”“注重论理的组织”。[35]可见，胡适将注意力集中在写作技术的分析上。洪北平不仅要求分析写作技术，更强调内容的分析。他认为，学生“懂的是白话，至于白话文，文的内容，文的做法，未必能够全懂。我每每讲一篇千字左右的白话文，如陈独秀《人生真义》、蔡元培《杜威博士生日讲演辞》等，要用四五小时，若照原文念一遍，大约五分钟便够了，然而学生如何得懂呢？”[36]在具体操作中，洪北平要求“对于文的内容——叙的事，说的理，状的物，写的情——加以研究”，“对于文的形式——体裁，结构，作法，修辞——加以研究。”[37]何仲英不赞成完全自修讨论，因为他也强调文章的内容：“有些考据说理的白话文，其中引证西洋哲学和中国古代书籍的甚多，试问学无根柢的人，如何懂得？虽说中学生的知识有限，不能教授这些材料，然而在这知识饥荒时期，学生求知心切，什么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文学问题……都喜欢研究，如若不酌量讨论，恐怕陷入歧途，反为不美，这是我们应当供给需求的唯一机会，非教授不可！”[38]《白话文范参考书》“酌量讨论”所选作品时，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解释文中出现的专业名词，如在戴传贤《战后太平洋问题序》后，解释“海上自由”“海军根据地”“门罗主义”“东方优越权”等词。二是列出与课文主题相同的作品。比如在郭虞裳《废兵运动》后，列出《时事新报》中张东荪的《废兵裁兵》（节录）和《新潮》中傅斯年有关去兵问题的几段文字，在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后，列出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与童一心的相关批评。而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指向对作品内容的理解。
可见，胡适通过国文教学分析写作技巧的设想，没有被洪北平、何仲英完全接纳。何仲英所谓“文学的意味”，主要表现在选了一些纯文学作品上。除部分抄自胡适等人的评论外，《白话文范参考书》对选文的分析，侧重其思想内容方面。当然，这也跟编者的文学鉴赏能力有关。《白话文范》编选时，《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已经发表于《新青年》，《明天》已经发表于《新潮》，《一件小事》已经发表于《晨报周年纪念刊》。《白话文范》从《新青年》选13篇，从《新潮》选4篇，从《晨报周年纪念刊》选3篇，但鲁迅小说却1篇都没有选。两位编者对新文学的鉴赏能力不高，导致他们在主观上虽力图将《白话文范》与《国语文类选》区别开来，但客观上两者的差别却不大，《白话文范》亦侧重各种问题的讨论。
参考文献：
[1]何仲英：《教师怎样才可以长进》，《教育杂志》第12卷第1期，1920年1月20日。这个故事是何仲英从蒋梦麟那里听来的。
[2]何仲英：《初中国文教学问题》，《时事新报》1923年5月5日。
[3]阮真：《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1期，1934年7月。
[4]任镕等编：《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封三广告，1921年7月，第5版。
[5]任镕等编：《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封三广告，1921年7月，第5版。
[6]蔡可：《现代中国语文课程与文学教育的演变》。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80页。
[7]《例言》，《国语文类选》（第一编），中华书局，1920年。
[8]《例言》，《国语文类选》（第一编），中华书局，1920年。
[9]仲九：《对于中等学校国文教授的意见》，《教育潮》第1卷第5期，1919年11月。
[10]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
[11]这次演讲的记录曾刊于1920年3月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2集。但影响不及《新青年》上的文本大。
[12]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1期，1918年1月15日出版。
[13]陈独秀：《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附识》，《新青年》》第3卷第3期，1917年5月1日。
[14]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7月1日。
[15]刘半农：《应用文的教授》，《新青年》第4卷第1期，1918年1月15日。
[16]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7月1日。
[17][18]孙光策：《章厥生先生国文教授杂记》，《教育丛刊》第1集，1919年8月。
[19]《例言》，《国语文类选》（第一编），中华书局，1920年。
[20]劉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21]陈独秀：《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附识》，《新青年》第3卷第3期，1917年5月1日。
[22]朱自清：《<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
[23]郑定谟：《福建泉州调查报告书》，《教育丛刊》第1集，1919年8月。
[24]常乃德：《中学校国文教授之我见》，《中等教育》第2卷第1期，1923年3月1日。
[25]沈仲九等：《国文科试行道尔顿的说明》，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5页。
[26]洪北平：《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20日。
[27][28]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20日。但何仲英后来改变立场，力主中学国文仅教学文言文。
[29]洪北平：《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20日。
[30]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教育丛刊》第2集，1920年3月。
[31]穆济波：《通讯》，1923年5月15日《时事新报·学灯》。
[32][33]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20日。但何仲英后来改变立场，力主中学国文仅教学文言文。
[34]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期，1918年4月15日。
[35]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教育丛刊》第2集，1920年3月。
[36][37]洪北平：《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20日。
[38]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20日。但何仲英后来改变立场，力主中学国文仅教学文言文。
新文化运动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学生希望了解新思潮，学习白话文。五四前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件：杭州某校学生要求国文教师改良教材，说《新青年》《解放与改造》都可以做他们的“先生”，那位教师没有办法，就辞职了。[1]何仲英在1923年也说：“五四运动以前，各中学里担任国文课的，还是老一辈子人的专利，把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国文评注读本等书，当作金科玉律，就是有些学校出身的，也是古今杂糅，胡乱选讲，换汤不换药。直到什么新文学大闹起来，迫于环境的需求，教者不得不稍变主张，学校办事人不得不酌聘时髦一点的人物点缀点缀。”[2]阮真回顾五四前后的中学教育状况时说，“学生会的势力，足以压倒校长，压倒全体的教员，反对校长反对教员的风潮，时有所闻。教员之中，被学生反对最烈，赶走最多的，便是国文教师。往往有一校之中，四五个国文教师全被学生赶走的。一班老先生慌忙失措，的了呀吗的白话文，固非素习；从洋文中来的新式标点，尤感不便；而新文学思潮的教材，又不易选取；便是学生不反对，也只好自动辞职了。于是许多校长不得不向大学或高师文科去找新国文教员。”[3]接受新式教育的国文教员，大多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民国初年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显得不合时宜了。这给出版社带来了新商机。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国语文类选》（共四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白话文范》（共四册），这是最早两套专门编选白话文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一
《国语文类选》共选95篇作品，其中来自《新青年》29篇，《解放与改造》13篇，《新潮》10篇，《新教育》8篇，《星期评论》7篇，《时事新报》6篇，《每周评论》5篇，《建设》和《中华教育界》各4篇，《教育潮》3篇，其他9篇分别选自《晨报》《国民公报》《少年中国》《新中国》《新社会》《闽星》《曙光》《民风》和《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案》。这些刊物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至于作者，中华书局的广告中说，“做的人有胡适、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张东荪、张一麐、胡汉民、罗家伦、朱希祖、周作人、刘叔雅、李大钊、戴季陶、沈兼士、高一涵、陶行知、任鸿隽、周建人等，都是新文学大家。”[4]按选文多少排序：胡适14篇（其中译作1篇），戴季陶6篇，高一涵6篇（包括译作1篇），张东荪、李大钊各5篇，周作人、陈独秀、胡汉民、蒋梦麟、罗家伦各3篇。
朱文叔在《例言》中说：“这些新文字，什么杂志，什么日报，东一篇，西一篇，要找他一个系统，好不容易，编者斗胆为之，将他来整理一下，‘分门别类’，使读者易于检阅名著，不至散失，希望是如此希望，不过深恐名不副实罢了。”至于怎样“分门别类”，正如中华书局的广告所称，“这部书是选集现在最流行国语文：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法政，经济，科学，十类”[5]。对于这样的编排方式，有论者感叹：“《国语文类选》的分类中单设了‘文学’一类，共十一篇文章，有三篇文学总论性质的文章（罗家伦《什么是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剩下是涉及小说、诗歌、戏剧的体裁分论。有意思的是，‘文学’这一类别中并没有一篇文学作品；整部《國语文类选》中也没有一篇文学作品！”[6]其实，这正是编者有意为之。“这‘国语文’底发达，和新思潮底澎涨，恰好做个正比例，真是国民自觉底表现，群治改造的先锋。”[7]在编者看来，国语文的价值，在于其承载了新思潮，因此在具体编选过程中，编者“重论理而略叙事，所以论文中有叙述事实底地方，大半从略，此实为谋读者底时间经济起见。”[8]
朱文叔的选材和分类标准，跟他在读的浙江一师不无关系。浙江一师国文教员沈仲九在1919年说：“国文研究的材料，以和人生最有关系的各种问题为纲，以新出版各种杂志中，关于各问题的文章写目。这种问题和文章，要适合学生的心理，现代的思潮，实际的生活，社会的需要，世界的大势，而且要有兴味。”[9]而当时浙江一师的国文课程，据曹聚仁回忆说：“顶热闹的却是开讨论会，国文课变成了社会问题研究会。后来，上海新文化书局出版的社会问题讨论集、妇女问题讨论集，那是我们的国文讲义。”[10]
中学国文课堂为什么会变成讨论各种社会人生问题的场所呢？以前的研究注意到这种现象，但从未深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落实《新青年》在1920年前有关国文教学到观念，二是这些观念在具体落实中遇到了困难。
以前我们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中小学国文教学的关系时，会特别关注胡适的观点对于国文教学的影响。胡适第一次关于中学国文的意见发表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上，这篇名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文章由胡适于1920年3月在北京高师附中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11]朱文叔编辑的《国语文类选》在1920年4月初就已定稿，这本书体现出的国文教学观念显然还没有受到胡适的影响。
其实，在胡适介入中学国文教学之前，《新青年》同仁已高度关注国文教学。这些关注凝聚在刘半农的《应用文的教授》[12]中。已有研究大都提到了这篇文章，但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它比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早发表两年，另一方面没有注意到两者观点的不同之处。刘半农《应用文的教授》的主要观点是将文章分为应用文和文学文，并认为国文教学应以应用文为主。那什么是应用文？什么是文学文呢？陈独秀认为：“文之大别有二，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刘君以诗歌戏曲小说列入文学范围，是即余所谓文学之文也，以评论文告日记书札等列入文字范围，是即余所谓应用之文也。”[13]刘半农和钱玄同等人认同这一划分。[14]
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刘半农在《应用文之教授》中抨击当时国文教学说：“说到前辈先生教授国文的方法，我却有些不敢恭维，他们在科举时代做‘猢狲王’的怪现状，现在不必重提，到改了学校制度以后，就教科书教授法两方面看起来，除初等小学一部分略事改良外，几乎完全在科举的旧轨道中进行；不过把‘老八股’改作了‘新八股’”。他认为应用文是家常饭，文学文是大鱼大肉，现在学生之所以“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是因为“天天不吃饭，专吃肥鱼大肉”害的。所以他提出国文应该教授“应用文”。 刘半农等将应用文和文学文区别开来，并以应用文作为中学国文教授的主要材料和目的，这实际是对民初中学国文教学的反叛。民初中学国文教学，大多注意探究选文的具体作法，骈文辞赋讲究音韵格调自不必说，就是桐城古文，也得讲求义法笔法、神理气味。刘半农认为如此教学导致学生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业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他用《新青年》式的激烈语调抨击：“此等‘谬种而非桐城，妖孽而非选学的’怪物，是谁造就出来的？是谁该入地狱？”[15]这就将文学革命与国文教学联系起来，为中学国文教学下达扫清“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革命”任务。要求学生通过国文学习能够写书信，草公事，订合同，需要以应用文的学习为主。那什么样的应用文适合于教学呢？刘半农在《应用文的教授》中举出范文选择标准12条，虽无文言白话的界限，但给刘半农此文以启发的钱玄同，则认定应用文“以国语为之”[16]。综合两人看法，作为中学国文教材的应是白话应用文。
刘半农这种观点很快在中学中得到实验。有学生反映：“我们同班的人，从前也曾讨论过，用分组的法子去选择材料，将文章体裁分作‘论理’‘言情’‘记事时间’‘记事空间’四组，每组预定选出百篇，合可共得四百篇，尽可供中学四个年级的教授有余”。[17]所谓“‘论理’‘言情’‘记事时间’‘记事空间’”，都属广义的应用文，确定标准后，他们“选了两个学期，通共计算，还不上八十篇；而且这八十篇中，不见得篇篇都可以用得着，这实在怪不得我们不努力，确是中国的文学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教人的”，“现在要想就中国的文字挑选出四百篇浅近白话，和思想新颖的，确是万难。即令勉强挑出，恐怕仍脱不掉什么‘文以载道’的老圈套，要拿来教现在的人，一定是方枘凿圆，仍旧的不行咧”。[18]
实验的失败说明，仅从《新青年》时代前的文章中选择白话应用文作为中学国文教材是行不通的。于是有了从当时出版的“什么杂志，什么日报，东一篇，西一篇”[19]地选择白话应用文的办法。这其实也未尝没有刘半农的启示：“就不佞之意，凡科學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即胡、陈、钱三君及不佞今兹所草论文之文，亦系文字而非文学。”[20]朱文叔在《国语文类选》第一编选10篇文学论文，大概即受此启发。由此看来，朱文叔有意“重论理而略叙事”，跟1920年前《新青年》国文教学的观念正好契合。
但是，如此选文和编排的结果，却改变了刘半农等人的国文教学宗旨。刘半农规定的国文教学目的是“只求在短时期内使学生人人能看普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而朱文叔分选文为十类，实际上却将国文教学变成了讨论问题和主义的场合。
刘半农等人的国文教学目的之所以在实践中被改变，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
首先，在陈独秀列举的“评论、文告、日记、信札”[21]等应用文中，仅评论是白话写作的。即使白话文的提倡者，用白话写作信札、日记、文告的也非常少。正如朱自清在40年代所说，应用文字的解放，“远在诗、小说戏剧、小品散文以及长篇议论文之后，直到近年才开始”。[22]除“长篇议论文”外，20年代白话的应用文还没有发展出来。要学生学习时人的白话应用文，只能以“长篇议论文”为材料。这正是《国语文类选》产生的客观条件。
其次，白话文遇到了如何教授的困难。新式中学教学文言文，一般延续私塾时代的教学方式。比如福建省立第十一中学的国文教授；“讲读次序，先讲题目之事实，次讲文中之难字句，写其音义于黑板，使学生抄录，次讲明文体，及全篇或每段之批评，其次美读，教员朗读全文二遍，再任指一优等生，分段朗读，某生读毕，令全班学生齐读，其次令学生自读并有未明了者，令其质问，如此一篇文章告终。”[23]但教学白话文时，这样的方式就不适用了。“教的是文言，这其间自然短不了一番翻译的工夫，国文教员讲坛上的生活有十分之八七便消磨在这种翻译的工夫上头，能叫腾出十分之二三的工夫去用在抑扬顿挫照应起伏上头已经是不可多得的了。但是这种教授法一到了白话文出场的时候便全然失其效用；因为白话是用不着翻译的；勉强译了去讲只有使学生瞌睡，决不会引起趣味。”[24]
如何解决白话文在教学方法上遇到的困难呢？沈仲九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自从白话提倡以后，有许多吃国文教员饭的，根本上虽然赞成他，但很觉得在教授上不能教。因为教白话却又用不着从前教古文的翻译法了；教古文可以叫学生抄典故，现在典故又用不着抄了。翻译不要翻译，典故不要查考，那末教员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这几年来，教授白话文很困难的声浪，常流动在教育界中，而白话文教授很不易普遍的原因，也大半为此。在真主张白话文的，不忍不教白话文，于是不得不以‘演讲’代替‘翻译’。文章的逐字逐句的意义，不容详加解释，只好专就其中的意义加以发挥。”[25]
可见，中学国文课堂如何教学白话文，多数人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仅像教学文言文那样，疏通语言文字，是行不通的。于是只得“就其中的意义加以发挥”。《国语文类选》将提倡新文化的文章按问题和主义性质的不同归纳在一起，实际上是将白话文的教学变成了问题和主义的教学，将国文课堂变成铸造新思想的场合，满足了学生对新思潮的兴趣和参与欲望，也解决了白话文如何教学的问题。这虽不失为一条路子，却以牺牲刘半农等人所拟定的国文教学目的为代价，并影响了此后的国文教学。
一月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白话文范》，打破了《国语文类选》仅选应用文的局面。
二
1920年2月，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教育杂志》12卷2期上，发表了洪北平《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新文谈》，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3篇有关国文教学的文章。两位南开学校的国文教员一致赞成中学国文采用白话文。洪北平说：“中等学校绝对的应当采用白话文”[26]，何仲英认为：“现在中等学校，有人完全赞成白话文，固属大谬；若是说一二年级不妨斟酌教授白话文，三四年级非讲文言文不可，或是白话文只可当课外教材，不能施于课内，亦属胆怯。我们要奋勇直前，建筑新文学的基础，千万不要因‘积重难返’，就怀疑不前。这是我们所最希望的。”[27] 除表明立场外，他们还就如何选择白话文教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何仲英将白话模范文分成六类。一是“散见于现在报章杂志里，篇幅不过长，寓意精确，并有很好的结构者”，“如钱玄同《尝试集序》，陈仲甫《人生真义》，孙少侯《忏悔文》，任叔永《读杜威讲演的感言》，《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以及种种有趣味有思想的时评、随感录、新文艺等。”二是《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老残游记》等小说中“有高尚的思想，优美的结构，能自成段落”的文字。三是唐宋人诗词中“语辞自然，或完全用白话者”。四是王阳明《传习录》等“格言式”的文章。五是《梁任公讲坛》，《蔡孓民演说集》等零零碎碎的小册子。第六类最有意思：“其实，《盘庚》《大诰》何尝不是当时的白话告示？《国风》《楚辞》何尝不是当时的方言土语？若从广义的白话文看，这些类文皆可选授。”[28]洪北平也拟出了一个编选范围，他认为语录、短评、长篇记事、小说、剧本等都可选择，并须“有体裁，有结构”“有思想，有情感”“切近人生”或“与学科或问题有关”。[29]
这些议论发表于1920年2月20日。3月，胡适在北京高师附中作了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演讲。他设定中学一、二年级应每周教学1小时国语文，其教材“应该带文学的性质”，包括三类：一是小说，主要是《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明清白话小说，二是白话的戏剧，三是长篇的议论文和学术文。[30]比较洪北平、何仲英和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学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点：一方面赞成选入白话议论文和学术文，另一方面主张多选白话文学作品。也许正因为洪北平、何仲英的上述论述跟胡适的观点相似，所以他们编选的《白话文范》得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0年5月，《白话文范》和《白话文范参考书》开始陆续出版，至当年12月，全书出齐。这套教材在当时影响很大。1923年，穆济波说：“我最近得到朋友自四川南充的信上说：‘语体文前用《白话文范》，嗣以内容糅杂，应用时感不便；学生又嫌其材料枯乏毫无兴趣，亦遂中止’”[31]南充处于偏远的川东北，人们思想向来比较保守，这套教材能传到南充，充分说明了它在20年代初流通区域之广大。
《白话文范》有意跟《国语文类选》不同。编者何仲英说：“现在我听说一个中等学校，全教授白话文，他选材的方法，是以和人生最有關系为纲，以新出版各杂志中关于某一问题的文章为目。他的现用分类法是：人生问题、妇女问题、文学问题、科学问题、道德问题……依着问题去寻材料。大约每问题选集了七八篇文章；教授的时候，不过讲解一二篇，其余的学生作参考。”[32]这个中学如果将他们的国文讲义编订成册，大概跟《国语文类选》差不多。何仲英对此表示不满，“这种教授方法，我很赞成；不过拘拘以问题为单位，似乎‘喧宾夺主’。况且问题别有专科；国文一科，何能‘包罗万象’？长此以往，大家皆欢喜讨论问题，发扬虚气；恐怕和国文教授宗旨，越走越远。我觉得现在选取教材，不必限于既往，也不必限于现在，总要以有文学的意味为前提。”[33]正是“文学的意味”，将《白话文范》跟《国语文类选》区别开来。
《白话文范》四册选文130篇，其中，同代人的作品83篇。虽仅《今》《人生真义》两篇与《国语文类选》重复，但有50篇都是议论文，性质跟《国语文类选》所选文章相似。其余33篇跟《国语文类选》性质不同，属多带“文学的意味”之文。按体裁的不同，这些作品可分为如下三类。
一、随感录10则。随感录是随现代报刊杂志产生的一种新文体，五四时期，有很多刊物都设置了“随感录”（或称“随便谈”“短评”）栏目。《白话文范》所选10篇随感录，来自《每周评论》《新青年》《新生活》三种刊物的“随感录”栏及《星期评论》的“随便谈”和“短评”栏。这些随感录篇幅短小，编者将它们放在二程和朱熹语录之后，大概觉得两者之间具有相似性。
二、小说、人物传记和新诗15篇。《白话文范》选了9篇小说。其中6篇译作，3篇创作。严格说来，创作中鸣剑《早晨的社会》与寒星《写给Mr·G·C·Willang的一封短信》都属于小品文，仅沈仲九《自决的儿子》才算得上小说。两篇传记分别为胡适《许怡孙传》和《李超传》。3首新诗也都来自《新青年》和《新潮》。此外，《白话文范》还从《新青年》上选了刘半农译、英人虎特著《缝衣曲》。
三、游记8篇。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在《时事新报》和《晨报副刊》上连载，《白话文范》从中选了4篇。《白话文范》中的游记还有周作人《游日本杂感》《游日本新村记》，任鸿隽《致每周评论记者》，李哲生《东行随感录》等4篇。
《白话文范》中有47篇古人白话文。其中包括语录17篇，除来自王阳明《传习录》外，还选有二程、朱熹语录及《呻吟语》《菜根谭》中的部分段落。书信13篇，包括郑燮5篇，曾国藩4篇，杨继盛2篇，朱熹、谢枋得各1篇。小说12篇，其中5篇选自《老残游记》，4篇选自《儒林外史》，《西游记》《镜花缘》《文明小史》各选1篇。诗歌4首：《为焦仲卿妻作》《木兰歌》《石壕吏》《兵车行》。此外还有郑燮道情1首。
这几类选文说明《白话文范》的编选深受《新青年》作者群特别是胡适的影响。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应该“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34]这在《白话文范》中得到体现。《白话文范》的篇目，多是《新青年》同人作为白话范文所列举的。其所选4首诗歌，就曾被胡适、钱玄同等人高度评价。《白话文范参考书》评价《为焦仲卿妻作》为：“这是一篇古代（当作于汉建安时）最著名的白话乐府；也是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说，记事言情，面面俱到。”这抄自胡适《论短篇小说》中的：“韵文中《孔雀东南飞》一篇是狠好的短篇小说，记事言情，面面俱到。”此外，《白话文范参考书》对《木兰歌》《石壕吏》的介绍也来自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在4首诗后，《白话文范参考书》有一附录，称“正篇所选的古诗，只有数首；此外古诗中明白如话，可作白话诗读的尚多，再除诗之外，尚有词、曲、小令、套数、杂剧等，亦多话体，明白可诵，兹就各体中，补选十数篇，附录在后面，供读者参考。”附录首选《上山采蘼芜》，在介绍中原文抄录胡适《论短篇小说》中对该诗的分析。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的演讲中，认为国语文的教材包括“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并将其篇名列举出来。《白话文范》所选的五部明清白话小说，都在胡适列举的范围之内。 可见，《白话文范》之所以跟《国语文类选》不同，多带“文学的意味”，是因为它受到胡适等人“白话文学史”观的影响。但对选文的具体处理上，它跟胡适的想法却不尽相同。
胡适强调分析写作技巧，而洪北平、何仲英不仅强调分析作品写作技术，更重视内容剖析。胡适认为，“小说和戏剧都由教员指定分量，由学生自修。课堂内只有讨论，不必讲解”。比如讨论《西游记》前八回为什么好看，严贡生临死伸出两个指头的“好处究竟在什么地方”，“此外如一切布局、描写、用意、人物，都可以作讨论的内容”。应通过教学戏剧练习“发音说话”，“并且讨论他的布局体裁等”。学习长篇议论文和学术文，应注重“本文的剖析”，分段分节，“注重材料的搜集”“注重论理的组织”。[35]可见，胡适将注意力集中在写作技术的分析上。洪北平不仅要求分析写作技术，更强调内容的分析。他认为，学生“懂的是白话，至于白话文，文的内容，文的做法，未必能够全懂。我每每讲一篇千字左右的白话文，如陈独秀《人生真义》、蔡元培《杜威博士生日讲演辞》等，要用四五小时，若照原文念一遍，大约五分钟便够了，然而学生如何得懂呢？”[36]在具体操作中，洪北平要求“对于文的内容——叙的事，说的理，状的物，写的情——加以研究”，“对于文的形式——体裁，结构，作法，修辞——加以研究。”[37]何仲英不赞成完全自修讨论，因为他也强调文章的内容：“有些考据说理的白话文，其中引证西洋哲学和中国古代书籍的甚多，试问学无根柢的人，如何懂得？虽说中学生的知识有限，不能教授这些材料，然而在这知识饥荒时期，学生求知心切，什么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文学问题……都喜欢研究，如若不酌量讨论，恐怕陷入歧途，反为不美，这是我们应当供给需求的唯一机会，非教授不可！”[38]《白话文范参考书》“酌量讨论”所选作品时，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解释文中出现的专业名词，如在戴传贤《战后太平洋问题序》后，解释“海上自由”“海军根据地”“门罗主义”“东方优越权”等词。二是列出与课文主题相同的作品。比如在郭虞裳《废兵运动》后，列出《时事新报》中张东荪的《废兵裁兵》（节录）和《新潮》中傅斯年有关去兵问题的几段文字，在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后，列出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与童一心的相关批评。而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指向对作品内容的理解。
可见，胡适通过国文教学分析写作技巧的设想，没有被洪北平、何仲英完全接纳。何仲英所谓“文学的意味”，主要表现在选了一些纯文学作品上。除部分抄自胡适等人的评论外，《白话文范参考书》对选文的分析，侧重其思想内容方面。当然，这也跟编者的文学鉴赏能力有关。《白话文范》编选时，《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已经发表于《新青年》，《明天》已经发表于《新潮》，《一件小事》已经发表于《晨报周年纪念刊》。《白话文范》从《新青年》选13篇，从《新潮》选4篇，从《晨报周年纪念刊》选3篇，但鲁迅小说却1篇都没有选。两位编者对新文学的鉴赏能力不高，导致他们在主观上虽力图将《白话文范》与《国语文类选》区别开来，但客观上两者的差别却不大，《白话文范》亦侧重各种问题的讨论。
参考文献：
[1]何仲英：《教师怎样才可以长进》，《教育杂志》第12卷第1期，1920年1月20日。这个故事是何仲英从蒋梦麟那里听来的。
[2]何仲英：《初中国文教学问题》，《时事新报》1923年5月5日。
[3]阮真：《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1期，1934年7月。
[4]任镕等编：《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封三广告，1921年7月，第5版。
[5]任镕等编：《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封三广告，1921年7月，第5版。
[6]蔡可：《现代中国语文课程与文学教育的演变》。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80页。
[7]《例言》，《国语文类选》（第一编），中华书局，1920年。
[8]《例言》，《国语文类选》（第一编），中华书局，1920年。
[9]仲九：《对于中等学校国文教授的意见》，《教育潮》第1卷第5期，1919年11月。
[10]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
[11]这次演讲的记录曾刊于1920年3月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2集。但影响不及《新青年》上的文本大。
[12]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1期，1918年1月15日出版。
[13]陈独秀：《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附识》，《新青年》》第3卷第3期，1917年5月1日。
[14]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7月1日。
[15]刘半农：《应用文的教授》，《新青年》第4卷第1期，1918年1月15日。
[16]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7月1日。
[17][18]孙光策：《章厥生先生国文教授杂记》，《教育丛刊》第1集，1919年8月。
[19]《例言》，《国语文类选》（第一编），中华书局，1920年。
[20]劉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21]陈独秀：《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附识》，《新青年》第3卷第3期，1917年5月1日。
[22]朱自清：《<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
[23]郑定谟：《福建泉州调查报告书》，《教育丛刊》第1集，1919年8月。
[24]常乃德：《中学校国文教授之我见》，《中等教育》第2卷第1期，1923年3月1日。
[25]沈仲九等：《国文科试行道尔顿的说明》，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5页。
[26]洪北平：《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20日。
[27][28]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20日。但何仲英后来改变立场，力主中学国文仅教学文言文。
[29]洪北平：《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20日。
[30]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教育丛刊》第2集，1920年3月。
[31]穆济波：《通讯》，1923年5月15日《时事新报·学灯》。
[32][33]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20日。但何仲英后来改变立场，力主中学国文仅教学文言文。
[34]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期，1918年4月15日。
[35]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教育丛刊》第2集，1920年3月。
[36][37]洪北平：《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20日。
[38]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教育杂志》第12卷第2期，1920年2月20日。但何仲英后来改变立场，力主中学国文仅教学文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