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地理，准确地说，是考察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历史，将使我们洞悉这里的发展趋势和逻辑，从而推测出下一步可能出现什么。
　　在美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再度兴起，与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中左支右绌、焦头烂额有关，正是这两场让美军吃尽苦头的战争，迫使他们的一些精英人物头脑冷静下来，开始放弃力不从心的所谓“理想主义”的主张。而理想主义的退潮，也就意味着现实主义重新占居上风，而地缘战略作为现实主义的一个支撑，顺理成章，又被一些学者所重视，罗伯特·D·卡普兰就是其中的一个。
　　地理的作用究竟何在？在卡普兰看来，首先，地理将决定“自然”边界，而自然边界的作用要比人为边界的作用更为持久。卡普兰是记者出身，为采访曾走遍世界各地，从中他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居住在一个共同地理单元的人民必然会形成共同的文化性格，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且，正是这一习焉不察的现象是塑造历史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他很善于用事例来说明问题。1986年，伊拉克正处于萨达姆统治的巅峰时期，卡普兰坐车在伊拉克境内穿行，司机是库尔德人，当汽车正要向前攀爬群峦迭嶂的高山时，他们回过头去看刚刚离开的平原，“阿拉伯斯坦”，司机不屑地说，而对前面，他则兴奋地说：“库尔德斯坦”，脸上竟泛出光来。从政治版图来说，它们都属于伊拉克，但是，这里的高山大岭阻断了萨达姆的统治，它是库尔德人的天下。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处则有相反的情况，它虽然名义上有国界，但实质“历史上根本没有界”。因为，印度波斯和印度伊斯兰板块的“心脏”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能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地理是智慧的开端，如果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问题，就能够从地图中看出发展的玄机。卡普兰认为，应对当前眼花缭乱的事件，要靠个人的判断和选择；“而当我们跨越百年历史审视问题时，地理则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考察地理，准确地说，是考察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历史，将使我们洞悉这里的发展趋势和逻辑，从而推测出下一步可能出现什么。
　　譬如，他认为，德国处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夹在北海、波罗地海与阿尔卑斯山之间，这样的地理位置容易滋生动荡不安的突围和扩张意识，因而在这块土地上，发生频繁的战争和争斗、分裂和重组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而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的统一，不过是早晚都要发生的历史必然而已。循着类似的逻辑，卡普兰断言，凡是人为形成的国家分裂，不管分裂多久，坚持统一的力量都终将会取得胜利，没有例外。鸿沟总会被添平，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一切人为的割裂都是不符合自然轨迹的，所以注定是暂时的脆弱的，只有文化和地理的力量，才可能在某个时刻战胜一切，而许多看似固若金汤的政权，实际上稍纵即逝，“唯一持久的，是人民在地图上的位置”。
　　地理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分布一样，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制约和推动因素。英国地理学家约翰·布赖恩·哈雷说：“地理是国家权力的金字塔赖以确立的相对稳定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政权总要建立在一块国土之上，总要从这块国土中索取各种物质资源，而这个国家的人民也要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衍在这块土地上，这块土地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性等产生影响。所有这些都将对这个国家的塑造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卡普兰看来，一个国家在地图上的立场，是立国的首要大事，这要比执政理念重要得多。因为地缘利益是国家最大的利益，地缘政治是国家分量最重的政治。也是在这一意义上，麦金德才认为，地图能令人“一眼知乾坤”，从一个国家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上，就可以推断这个国家的长远意图。德国是陆权国家，它的东西两边均无山脉保护，为了应对这一危险的地理位置，它选择的道路过去是军国主义，现在则是新型和平主义。
　　地理位置又是决定国家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卡普兰写道：“为什么中国无论如何都比巴西更重要？是由于地理位置。即使巴西与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同一水平，人口同等规模，它也没有像中国那样掌握着连接海洋和大陆的主要海上交通线……”卡普兰完全接受了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观点，认为世界各地的重要性是有等级和层次之分的，北美和欧亚大陆构成了“世界政治的基本线”，而南半球各大陆的重要性则相对要小得多。
　　尽管他多次申明不能陷入地理决定论，但卡普兰对地缘政治的作用还是有过分夸大之嫌。实际上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他对21世纪全球地缘战略格局的分析，限于篇幅，只能留待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