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父亲这辈子到底写了多少封信，没有谁统计过。
　　多年之后，我们兄弟五个相聚时，我提出这个问题，兄弟们都感到为难，似乎不亚于面对一道世界性的数学难题。我也问过父亲，父亲苦笑，沙哑着嗓子说，哪里还记得哦。
　　按理说，父亲应该记得。他是个精明的统计员，生性谨慎，他应当对自己所发出的信件进行登记。那么，就免得我们今天费心猜测了，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疏忽。除此之外，在写信的问题上，我们找不到他的任何瑕疵 。
　　父亲并非喜欢写信，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兄弟先后离开了他的身边，这自然成了他的牵挂。有意思的是，我们五兄弟现在都生活在一个叫“州”的城市，大哥柳州，二哥郴州，我广州，大弟连州，小弟株洲。唯有株洲多出三点水。当然，我们并非开始就落在这些叫州的城市。比如说，我跟二哥还有大弟是在农村插队之后，才好不容易招工上来的。
　　我们兄弟像一只只风筝飞得很高很远，父亲却像个放风筝的老手，紧紧地抓着线轮子，小心地抖动着呈弧形的细麻线，提醒我们在天空中不要肆意飞舞，以免出现意外。当然，他不是用细麻线提醒我们，而是采用最古老的方式——写信。
　　在那些漫长的岁月中，写信是比较危险的方式。尤其家庭有问题的人，信件如果不慎落于他人之手，那肯定会成为一个把柄，或一条罪状。我所在的单位，有个长得像欧洲人的刘技术员，有次给婆娘写信，结果呢，竟然写到牢房去了，被判十年徒刑。他婆娘后悔死了，说不该把信拿给最要好的女同事看，谁料女同事转身就打了小报告。其实，刘技术员在信中只说调动太难，夫妻相隔天远地远的，每年只有十多天的探亲假。还说，当年如果跟着父亲出国，就不至于天各一方了。像这样的内容，显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甚至有叛国投敌的嫌疑，他不坐牢，谁坐牢？
　　跟我父亲相比，刘技术员显然还不够成熟，过于稚嫩了。
　　父亲这辈子写了许多信，出事没有？没有。坐牢没有？更没有。这足以说明，老人家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
　　关于写信，父亲也绝非具有天生的经验，经验来自哪里？来自生活的教训。想当年，大学毕业到窑山的第一天，年轻的父亲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欣然提笔给我爷爷写信。他首先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窑山的美好景色：高高的井架耸立云霄，电车的火花像绽开的绿色花朵，乌金堆积如山，像起伏的群山令人注目，夜晚矿灯闪烁，疑是银河落人间。然后，说要接老人家来窑山小住。当时，父亲是伏在办公桌上写信的，写罢，还没来得及塞进信封，就匆忙去了厕所。也不知是谁趁机偷看了，然后打了小报告。
　　这样， 父亲的厄运就到了。
　　他们对我父亲的质问相当严厉，似乎忘记了我父亲对于窑山的赞美。他们质问道，一个老地主，你竟敢接他来？是叫他来搞破坏的吗？当时，我父亲的紧张跟惶恐可想而知，浑身冷汗直冒，额头上的经脉突突弹跳。面对一张张愤怒的面孔，他无言以对，唯有痛骂自己。并且，当众撕毁了那封未发出的家书。这个年轻的大学生痛哭流涕，虔诚地做了三天三夜的检讨，还差点下放到工区挖煤。
　　那一回，父亲尝到了严酷现实的滋味。他十分痛悔，被迫具备了一种惊人的忍耐性和自控力，绝对不敢向老家的亲人写信了。甚至，连同学的来信也不敢回复。
　　一直到我大哥参加工作，父亲才重新提笔书写家书。
　　他认为，这是为父的无法推脱的责任。他担心大儿子在外面闯祸，唯有靠写信来叮嘱。父亲现在写信显然已有所防备，慎之又慎，他不愿意看到家书招致亲人的不幸。历史的经验足以让他明白，像他这种出身的人，即使是家书，也不能够直抒胸臆。他的原则是，有什么不便在信中说的话回家再说，千万不要写在信上，以防落到他人之手，招来不测。
　　大哥刚从窑山来到柳州（那年，柳州铁路局从窑山要了上百工人，大哥也跟着去了），像刘姥姥来到大观园，那种惊讶跟欣喜可想而知。大哥虽是高小毕业，字却写得相当不错，语言也好，所以，他要充分显示自己的书写水平。每封信起码在五页纸以上，把柳州描绘得像人间天堂。另外，他还把所听到的社会上的各种传闻，也毫无保留地写下来。大哥每次来信，母亲高兴得不得了，把信看来看去的，不断地称赞说，啧啧，老大的信写得蛮好嘞。
　　父亲却没有丝毫高兴，他认为，老大在犯他曾经犯过的错误。父亲皱着眉头，深深地叹着气。母亲说，你怎么不高兴呢？
　　父亲抽着烟，冷冷地哼一声。
　　母亲不理解，说，你哼什么呢？
　　父亲说，我担心老大嘞，他这样喜欢写信，总有一天会出事的。看到我母亲疑惑地望着他，又说，你不相信吧？那我就先放个屁在这里。
　　那天，父亲立即给大哥回信，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叫他以后写信绝对不得超过五十个字。大哥不听，似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仍然写来长长的书信。父亲气得跺脚大骂，抓着信一扬一扬的，说，这个鬼崽子，老子说的话，他以为是在放屁。
　　当大哥第一次从柳州回家探亲时，父亲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严厉教育，丝毫没有儿子初次从省外归来的喜悦。父亲清瘦的脸上，发出冷冷的光芒。他还有意让我们四个兄弟参与旁听，以便进行一次集体教育。
　　我們团团地围着灶火坐下，火焰照耀着张张清瘦的脸庞。
　　这时，父亲对大哥发起了暴风雨般的攻势，尖锐的目光逼视着大哥，愤愤地说，你呀你呀，你写那么长的信撞鬼？你以为你有水平是吧？你以为你的字写得不错是吧？你以为你有见识是吧？鬼崽崽，像你这样子下去，非出事不可。激动的口水，像瀑布溅在大哥脸上。
　　大哥边听边左右躲闪，不停地抹掉飞溅在脸上的口水。他被父亲猛烈的抨击搞得十分惊慌，没有了从城市归来的骄傲跟得意，低声说，那你说怎么写？
　　父亲见第一招达到了预期目的，态度缓和下来，说，老大，你千万要记住一句话，言多必失。蓝色的烟雾笼罩着父亲的脑壳，似真似幻。
　　又说，你问我怎么写信？难道我写的信你没有看吗？ 　　大哥说，看了。又说，你每封信都是一样的。
　　父亲说，那你背背看。
　　大哥背诵道，老大：你身体好吗？学习呢？工作呢？望你接信之后，速给家里回信，以免挂念。家中一切都好，祝你进步。父字。某月某日。
　　看着大哥流畅地背诵，父亲似乎感到有点宽慰，说，嗯，不晓得你发现没有，除了日期，我写的信都是四十一个字。你想想，为什么我只写这几句话呢？是我写不出长信吗？是我这个大学生写不过你这个高小生吗？那我再问你，你应该怎样回信呢？
　　大哥被父亲弄得很不好意思，半天才说，爷老倌，我晓得怎么回信了。
　　大哥站起来，像小学生背书样的，说，爸妈，来信收到，请放心，你们都好吗？我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不必挂念，祝好。致礼。大儿。某月某日。
　　我们被大哥的神态逗得大笑起来，父亲虽然没有笑，却满意地点点头，招手叫大哥坐下来，说，这就对了嘛，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这样写呢？
　　大哥说，我在那么远的地方，只想在信里多给家里人说说话。
　　父亲严肃地说，有什么话春节回来再说，听见没有？
　　大哥嗯嗯地点点头。
　　父亲对大哥的教育，给我们兄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我们后来写信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过几年，我们四兄弟也陆续离开了父母，下乡的下乡，招工的招工，像一只只风筝飞得远远的，父亲的担心也在不断地加剧，每天忐忑不安。他凭着自己的能力跟经验，稳重而小心地抖动手中的线轮子，提醒我们这些在空中飞舞的风筝。
　　除大哥之外，我们四兄弟很听父亲的话，从出外的（无论是插队，还是进工厂）第一封信起，都严格地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信写得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简洁而短小，绝对不敢多写一个字。我敢肯定，像我们父子间这种简短得不能再简短的家书，能持续如此之久，不能不说是人间的一个奇迹。

2

　　父亲的来信总是那么及时，字迹工整，或毛笔，或钢笔，或圆珠笔，像没有灵气的书法家写小楷，没有一处潦草。我以前见过父亲给大哥写信，写罢，还要一字一句地念几遍，生怕写错字，用错词。如果发现一个字稍微潦草，他不是改正了事，而是要重新写一遍。此时，父亲不仅像个认真的书法家，还像个高级的文字检查官，绝对不允许某个错误或潦草之处逃过他的法眼，这足以说明他的谨慎。
　　像这样的书信并不担心被人看见，即便放在显微镜下，也像无菌的纸。父亲的信从来没有给我们带来祸害——当然，我们兄弟的信也暂时没有出现重大错误——在这点上，父亲是可以吹牛皮的。父亲有个很好的习惯，从来不吹牛皮，总是把家书写得趋于完美。他对我们写信的要求也是一样，只准说身体工作学习怎样，其他一律免谈。他只需晓得儿子们平安无事足矣，并没有更多的奢望。
　　对于我们的回信，父亲先是草草地看一遍，然后，欣慰地放进口袋，到晚上把房门关上，坐在桌子面前，再把儿子们的信铺展开来，戴上眼镜，挑灯批阅。灯光照耀着他的白发，他像个负责的老师，把错别字勾出来，再在旁边写上正确的字。在某些关键性的笔画上，也就是我们容易写错的笔画，还要用红笔标出来，以期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然后，连同回信寄给我们。在这样的回信中，他显然要多写一句话，批评道，怎么这样马虎呢？望下次务必改正。
　　我们多次收到过父亲退回的信件，看着父亲在信上的批阅，我们不得不由衷地赞叹，姜毕竟还是老的辣。我们感动而有信心。惭愧的是，我们总是出现错别字，出现频率较多的一个字，就是致礼的礼字，我们喜欢（也不是喜欢，而是无意写错了）在“礻”旁多加一点。 父亲帮我们改正时，那多余的一点，会用红笔删除掉。
　　每次回家过年，父亲必定要给我们上文化知识课。兄弟们围着火炉，他拿出一个小本子，本子上记载着这一年内儿子们所写的错别字，并注明是某月某日的来信。他严肃地照着本子念，谁有多少个错别字，念出一个，父亲的目光从眼镜上方射向某人，弄得我们极其难堪。父亲绝不袒护任何人，然后，把小木板挂在墙壁上，拿粉笔把我们的错别字写上去。父亲的粉笔字也写得很乖态，像刻钢板。然后，他再三强调，哪个字要注意什么，哪个字又要注意什么。
　　父亲讲解时是那么的认真，瘦削的脸上，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老师的艰辛，白色的粉笔灰在他周围轻盈地飞舞。
　　讲解完毕，父亲顾不上喝茶，叫我们轮流在黑板上写字。他信口说出某个字，我们就写出来。这是很考验我们水平的，弄得我们都很紧张。因此，没有一个人让他满意，总是错误百出。每当他无奈地摇晃着脑壳，我们就明白，正在写字的某兄弟，肯定又出现了错别字。我们就大叫，写错了嘞，写错了嘞。站着写字的某兄弟抓抓脑壳，茫茫然，转身看着我们，希望兄弟们能够用一种隐秘的办法告诉他。
　　这时，父亲严厉地说，给我下去。然后，用红粉笔在错别字上打个大×，皱着眉头说，这个字怎么能这样子写呢？这里是一钩，一钩，你要记住，崽啊，你们也要记住。
　　上完课，我说，爷老倌，你应该去当老师。
　　父亲疑惑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比老师有耐心多了。
　　父亲谦逊地笑起来，一只手摆了摆，不行，不行，还差得远嘞。
　　我很调皮，突然高舉拳头喊口号，向爷老倌学习。
　　兄弟们怔了一下，也举起拳头大喊，向爷老倌学习。
　　父亲笑笑说，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看着风筝们在外地还算平安，父亲感到莫大的安慰。他觉得，自己这个放风筝的人，毕竟还是有点本事的。在那个时代，暗礁处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作为父亲，这份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有时，父亲看着我们叹气，我们问，爷老倌，叹什么气？
　　他说，你们五兄弟没有一个读了书的，不然，哪里需要我给你们上课？
　　父亲所说的读书，就是读大学。我们的确没有读大学，甚至，连个高中生也没有。大哥高小，我们四个是初中生。为此，父亲感到很悲哀。父亲又说，唉，你们没有读书也好，麻烦少点，还是当工人农民吃香。 　　父亲除了给我们上课，还说起发生在窑山或地方上的事情，那都是令人恐惧的消息。还说矿里王姨的大崽，前不久被派出所抓了，可能会被判刑，他把一个字写错了。我们问是个什么字，父亲不肯说。我们明白，他并不是故意卖关子，是不愿意说得太明白，好像害怕我们晓得之后，也会把那个字写错。
　　父亲有满肚子这样的例子，他总是把它们摊在我们面前，目的是让我们警醒，清楚地看到严酷的现实。

3

　　一九六七年春节回家时，父亲对于家书的书写，又作出新的安排。
　　他严肃地说，从现在起，每封信上都要写一段最高指示，为慎重起见，我们的信上都写一样的语录——实事求是。如果写长一点的语录，很容易出错，你们说好不好？我们当然同意，父亲的每个主意都是最绝的。
　　父亲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给我们回信时采用复写纸，一式五份，仅仅在称呼处空一个字。父亲称我们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在复写时，他只在称呼处写一个老字，然后，在空出的地方再填个数字。
　　这肯定是他老人家的一大发明，父亲高兴死了，告诉母亲说，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母亲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什么？
　　父亲一听，很不高兴，你懂什么？五封信只要一次就写成了，大大地减少了差错率。
　　父亲在不断追求写信的技巧时，也要求我们复写书信。并说，你们只需留下时间，回信时，直接填写某月某日即可。
　　那个年代，我们全家每年只有等到春节才能团聚。
　　每次回家，我们都要向父亲汇报，谈工作，谈学习，谈生活，谈身体。那年回家，我跟二哥对父亲说，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出现一点小小的变化（那时我们已经招工，我招进广州的一家机械厂当工人，二哥招进郴州的一家木材厂当工人）。我说，车间准备叫我当文书，负责出黑板报跟写材料，还负责发工资，基本上属于半脱产性质。二哥说，他厂里的子弟学校缺少体育老师，他的篮球打得不错，学校可能会叫他去教体育。
　　对于我跟二哥来说，这是个好差使。一，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二，不必苦力的干活。我是搬运工，二哥扛木头，其中的苦楚自不必说；三，我们能够得到妹子们的注意，我们的出身跟工种都不好，没有妹子愿意跟我们谈恋爱。如果凭着特长换了工种，我们就有可能得到妹子的青睐了。
　　父亲好像要让我们打光棍似的，丝毫不考虑我们艰难的处境。他的一番话，把我们的大好前程轻易地葬送了。他果断地说，老二绝对不能去当体育老师，你们难道没有看见老师们都在背时吗？批斗得蛮恼火嘞。前不久，矿子弟学校就斗死了一个姓李的老师。
　　然后，父亲又把严肃的脸孔转向我，说，老三，搞黑板报写材料，比老二教体育还要危险，搞不好会出大错的。窑山的张眼镜，一手字不是写得很好吗？楷体草书魏碑，隶呀篆呀，哪样不会？有天叫他写标语，结果把一个字写错了，你们说判了几年？父亲死死地盯着我们，叫我们猜。
　　兄弟们猜不出，还是我大胆些，怯怯地说，三年吧？
　　三年？哼！父亲双手做出凝重的十字架，又伸出一个大五，说，崽呀崽，判了十五年，他娘老子的眼睛都哭瞎了嘞。
　　父亲抽着烟，说，老二老三，你们千万要听我的话，不要图一时之轻松。依我看，还是老老实实当工人为好。
　　父亲要我们当工人并没有什么错，比起下乡插队不晓得强了多少倍。只是我们思想上的压力很大，被别人看不起，心情极其郁闷。
　　那次全家团圆之后，父亲也被揪了出来，他是一邊上班，一边接受批斗。父亲越是在困境中，越是担心五个儿子。他不可能把我们带在身边，像慈祥的老母鸡一般啄着我们的羽毛，小心呵护。他只能靠家书来维持这种担心跟挂牵。如果某天要给我们回信，哪怕挨批斗到深夜，回家也要把信写好。内容还是那样的单纯和透明，绝对不会写自己挨批斗。他不想给儿子们增添沉重的思想包袱，只愿我们在多事的年代里，能够平安地活下来。
　　第二年回家，我们才晓得父亲已经挨批斗了。看着他出门挂着牌子，我们心里很难受。父亲倒没有什么，像个老油条，十分坦然。再者，又不是他一个人挨批，窑山有几十块白牌子在路上闪动，像一只只巨大的白蝴蝶飞来飞去。
　　我们问他，像这种大事，为什么不写信告诉大家？父亲苦笑说，这有什么写的？又说，我如果是个工人，就不会是这种处境了。一工区的老黄出身也不好，是个井下工，屁事也没有。所以呀，你们还是当工人为好，我说的没有错吧？父亲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高兴。又说，你们千万要把这个饭碗端稳妥嘞。
　　父亲虽然挨批斗，却并没有放弃给我们上课，他耐心而认真。只是墙壁上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黑板，一块是白板。
　　现在，我要特别说说我大哥。
　　大哥在铁路局工作，经常在火车上跑来跑去。所以，见识无疑比我们多。他每次回家，不仅带回广西的特产黄片糖，还带回许多惊人的消息。比如说，某地搞了一场大武斗，连解放军也参加了，甚至还动用了枪炮。比如说，中央可能会揪出某某人。比如说，某省又揪出了某某人。比如说，某地造反派冲击军分区。他说得很详细，好像那些行动他都亲自参加了。
　　大哥不愧为大哥，总是安慰父亲不要背思想包袱。这么多的大人物都揪出来了，你一个小萝卜头算什么呢？大哥伸出小指头，把大拇指甲掐在小指头一厘米的地方——意思是指父亲是微不足道的。
　　在大哥的讲述中，父亲跟我们一样听得入迷，不时还插上几句话。父亲总是问，哎，中央最近是否有新文件？哎，对于像我这号人怎么落实政策呢？父亲在见识上跟大哥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父亲却总忘不了自己是个大巫。听罢，对大哥说，你要稳妥嘞，千万不要搞武斗嘞。再一个，你不要对人家说这些事嘞。我清楚，你这个人是喜欢吹点牛皮的。
　　大哥委屈地说，我跟谁说了？只在屋里说说嘛。
　　父亲说，今后你在信里不要写这些事，要说，回来再说。
　　父亲说，你们兄弟也给我听着，别人搞武斗千万不要去看热闹。一句话，装瞎子，装聋子，装哑子。听我的话，保证不会吃亏。 　　父亲的“三子”原则，的确让我们受益不少。在单位，除了不要我们参加造反派，除了遭受白眼，除了做脏累的工作，我们还是没有吃过大亏的。只是精神上不痛快而已，只是谈的对象又分手而已。
　　当然，我们兄弟中还是有个言行不一的家伙，嘴巴上说得很好，说要向父亲学习，实际上做的又是一套，以致招来了横祸。这个家伙就是我大哥，他到底只是一坨子姜，还没有修炼到家，没有父亲的高超忍功。所以，大哥把道听途说的一件敏感事件，写信告诉父亲并被查到后，一下子翻了船，甚至连累到父亲。
　　这样一来，父亲跟着大哥倒了血霉，罪加一等，被单独关到黑屋里。专案组还把这件事情反馈给铁路局的造反派，所以，大哥也被揪了出来，在铁路工地上巡回批斗。大哥万分后悔，对于父亲历年来的教诲，肯定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
　　所以，他不得不承认，父亲是一坨真正的老姜。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面对着漆黑的墙壁叹气不已，喃喃自语，崽啊崽，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甚至连晚上做梦也这样说。以至于多年之后，父亲还要痛斥大哥。
　　有了这回血的教训，大哥真是尝足了苦头，他足足被批斗了一百零八次。另外，他用高超的手段吊到的一个右派的女儿，在他挨批斗的第五天，也含泪跟他分了手。尤其是多年之后，有关部门给他平反，当着他的面，烧毁一大堆档案材料时，大哥含着泪水，感慨万千。

4

　　父亲这种特别的写信方式，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
　　可能很少有人相信，而事实上的确如此。父亲担心还有反复，他说，这几十年的反复，把人都搞蠢了，我们还是谨慎点为好。
　　我们兄弟却不再谨慎，写信时总想多写一些，以此弥补多年来的压抑，抒发心中的喜悦。我们把家书都写到三四页，五六页，七八页，甚至十几页。我们以为，自己的杰作能够得到父亲的高度表扬，却仍然遭到老人家严厉的批评。当然，我们对他的批评，似乎不怎么听了，不相信写封信还会招致不测。
　　父亲终于渐渐地失控了，遥控的风筝们自由地在天空中飞翔。或许，父亲感到不同以往年代了吧，所以，也不再说我们，让我们随意地在纸上潇洒挥洒。
　　其实，我们发现，父亲并没有放弃遥控的职责，他尖锐的眼睛，仍然在遥远的地方密切注视着我们。父亲的信虽然不长，却出现了从没有过的两行字。一行写在信的最前面：知识就是力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行写在信里面：希望你们争取读书，加入组织。每封信必定要写的。
　　这让我们感到奇怪。
　　是不是形势发生了变化，父亲的心境也变化了呢？后来，我们才明白，父亲曾经遭受过一次重大的打击。这次打击所带来的后果，简直让人难以相信，父亲的心理居然产生了严重失衡。当时，窑山也开始重视业务人才了，父亲觉得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终于能够释放出多年来的苦恼跟痛苦，决心甩开膀子大干几年。这时，统计科要提拔一个科长，父亲想，自己是窑山唯一的老牌大学生，业务上无人能够跟他抗衡。不说在这个小小的窑山，即使在整个矿务局，他的业务水平都是第一的。所以，父亲认为，科长这把交椅，他是坐稳了的。父亲耐心而欣喜地等着宣布他的大名。等到他出差回来，科长这把交椅，竟然让手下一个叫李小芬的女人搞走了。李小芬虽说是中专生，业务水平却很差，甚至经常把一般的表格填错，或者把数字搞错，然后，像个孤女一样可怜巴巴地望着我父亲。我父亲习惯了她的这种表情，明白她又出错了。然后，手把手地教她纠正。当然，李小芬还是有优点的，她的毛线打得不错，在窑山很有名气。当时，父亲搞不明白，甚至幼稚地去组织科询问。当然，人家首先还是肯定了父亲的业务水平，紧接着，话锋一转，说李小芬是党员。父亲一听，这才恍然大悟。为此，父亲请假在家里躺了好几天，愁容满面，痛苦而迷惘，茶飯不思，频频抽烟。甚至自言自语，娘卖肠子的，她就是给老子提鞋子，老子都不会要的。又说，提谁都比提她强嘛。母亲急死了，不是催他去看病，就是问他为了什么事情。父亲不耐烦地把手一挥，不屑地说，你不晓得。闷闷地躺了几天，父亲才摇晃着去上班，像虚脱般。尤其让父亲不愉快的是，李小芬当上科长之后，突然大变，竟然对父亲指手画脚，连称呼也变了。以前都是尊敬地叫我父亲为古老师，现在呢，却一口一个老古。而且，经常在业务上闹出可笑的错误来。父亲不由大叹，唉，以前她像我的女，现在她是我的娘。父亲经常望着这个浅薄而骄横的女人，心里很不服气，暗暗说，看来，我是搞不赢你了，而我有五个崽，五个崽都搞不赢你吗？如果搞不赢，我把古字倒挂起来。
　　所以，现在回家，父亲开始给我们上理想前途课，他把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他莫大的希望。他说，你们必须要读书，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形势吗？现在，提上去的人都是有文凭的。他说这句话时，没有看大哥。大哥的年纪大了，读不读书已经没有了意义，他对大哥已不抱任何希望。
　　父亲的口气俨然跟以前大不同了，像到哪座山唱哪首歌的歌手，说，你们要有点志向才行嘞，年纪轻轻的，不要打算当一辈子工人，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这个国家，还是要依靠文化知识的，你们千万要听我的话噢。
　　父亲又说，如果要说业务，窑山也好，矿务局也好，谁能够跟我比？我不是吹牛皮，我谁也不怕，我如果加入了组织，这个科长还会轮到别人脑壳上吗？我是吃了大亏的嘞。他叹口气，脸上浮出凄凉跟苦楚。又说，你们绝对不能走我的老路，不仅要读书，还要加入组织，这是一条阳光大道。
　　我说，爷老倌，那你加入嘛。
　　父亲盯着我，苦笑说，老三，世上的事情，哪是你想的那样简单？有人眼红我的业务，就千方百计地卡我，不准我进入那扇大门。他们明白，我如果走进了那扇大门，就会像猛虎下山一样。老三，你还蛮幼稚的嘞。人际关系是一门大学问，一辈子也学不完的。你们一定要谦虚，要注意上下左右的关系，做什么事情也不要充狠，不要以为自己有本事。打个比方，在工作中如果遇到了一个问题，大家都解决不了，而你明明有把握解决，也不要说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好像世界上只有你的本事大。如果你这样说，人家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你应该怎么说呢？哎呀，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遇到过，你们让我试试好吧，万一解决不了，请大家不要怪我。人家就会说，那你试试吧。我告诉你们，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半个小时解决，你一定要装作为难的样子，搞它个半天，或一天，甚至三天四天。搞好了，人家会说你蛮不错的，那你一定要说这是大家的智慧，我个人又算什么呢？这样，人家就会想，嗯，这个人还是蛮谦虚的。 　　父亲说，你们记住了没有？
　　我们连连点头，记住了，爷老倌的话永记心头。
　　在兄弟中，我，二哥以及小弟对读书还有点兴趣，听罢父亲的话，我们便准备读电大。
　　大弟舍得做事，每天最早进车间，最后一个下班，像劳模。人也很谦虚，无论男女老少，他都喊师傅，喊得人家心里乐滋滋的，还经常递烟给对方。所以，别人都说他很大方。大弟上班时穿着油腻腻的工作服，下班是干净的工作服，朴素纯洁，口碑不错。
　　后来，大弟居然加入了组织。
　　那天，父亲收到大弟的来信，高兴得很，激动地对母亲说，老四不错，为我们家争了气，争了光。父亲马上写信告诉我们，要我们向老四学习，争取早日加入组织。
　　然后，父亲又给大弟回信，叫他切忌骄傲，抓紧时间读书，一定要拿个文凭。我大弟却有个缺点，对读书没有任何兴趣。他在县城的电机厂，对小电机倒是十分入迷，一天到晚把那些棕黑色的漆包线，绕来绕去的，既轻松，又不必动脑筋。所以，他给父亲回信，调侃说，让喜欢读书的去读书，让不喜欢读书的去杀猪，我不想读书。
　　看到大弟的信，父亲又高兴不起来了，气愤地把信哗哗地撕得粉碎，丢进灶火。他认为，我大弟太不珍惜已经取得的成绩，不懂得人往高处走的道理，所以，对大弟特别恼火。
　　我们再次回家过年，父亲说，你们一定要看清形势，光读书，没有加入组织，是不行的。光加入组织，没有读书也是不行的。窑山的老中专生，只要是加入组织的，哪个没有被重用？
　　父亲对大弟说，你下了班不能学习吗？
　　大弟说，下了班我就不想动了，蛮疲劳的。
　　大哥附和父亲说，这么多年来，我看还是爷老倌的目光长远，我做大哥的，反正是这个卵样子了，没有什么出息，老弟们还是要冲一下。大哥扬起一只手，做出短枪状。
　　大弟却听不进油盐，为难说，爷老倌，我硬是不想读书，看见书就脑壳痛。
　　父亲听罢，气得把手指头差点戳到他脸上，说，你会有亏吃的老四，为什么老二老三老五读得进呢？你又没有脑膜炎，你如果得了脑膜炎，我保证放你一马。
　　父亲的话把我们逗得大笑，父亲也禁不住笑起来。笑一会儿，又板起脸孔说，老四，你要听我的话，现在，你们几兄弟只有你的条件好些，你为什么不去努把力呢？
　　大弟没有吱声。
　　父亲又对我们三兄弟说，你们要发狠搞张文凭，同时也要加入组织，听见没有？
　　我们三人嗯嗯地点頭。
　　父亲没有放弃对大弟的劝导，他从大弟身上，看到了家族中一线希望的曙光，大弟很可能会成为我们家第一个有出息的人。大弟当了两年班长，听说还会提车间主任。此时，父亲已经没有耐心写信了，直接打电话到厂传达室，催促他去读书。父亲说，你如果读了书，当厂长当县长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不读书，你只会原地踏步。
　　按父亲的话说，大弟是糊不上墙的稀牛屎。后来，大弟有一次深造的机会，厂里推荐他去读书，仅一个名额，他竟然放弃了。
　　那年回家时，大弟居然还蠢里蠢气地说了出来。
　　父亲一听，气得浑身发抖，眼睛血红，痛斥大弟，你真是个蠢猪脑壳，这么好的机会都不抓住？你以为当电工有出息吗？到头来，还不是在车间转来转去，转到头发胡子雪白？
　　父亲像暴躁的狮子，随时要逮住某个人，一口把他吞下去，弄得我们紧张兮兮的。父亲已经失去了理智，骂着骂着，竟然把大哥也骂了。他忽然指着大哥说，看看你们大哥吧，现在还不是一个泥水工？做了这么多年，有什么出息呢？说起来蛮好听，在铁路局工作。哼，其实呢，草包一个。他自己不是也说过，说单位分来的大学生，一去不就是技术员吗？哪里像你们大哥天天日晒雨淋呢？晒得像个老农民。
　　大哥被父亲骂得一声不响，羞愧地低下脑壳，双手捂住脸，似乎害怕我们看见他那张黑面孔。
　　我觉得大哥很可怜。

5

　　那时候，读电大很不容易，大专文凭居然要考二十多门功课，又不能脱产学习。除了上班，我把业余时间全部投进去了，熬夜熬得双眼通红。瞌睡来了，把脑壳浸到冷水里泡。渐渐地，人瘦得像根丝瓜。每当我歪歪斜斜地走出来，厂里的那些妹子吓得赶紧躲开，好像我是饿了五百年的红眼鬼，会把她们一口吞掉。有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很想放弃。我觉得，大弟不愿意读书，自有他的道理，读书太难。况且，我们的底子很差。书本上的东西，头天拼命地往脑子里钻，第二天，又逃匿得了无踪影。当然，想是这么想，却不敢放弃。父亲把电话打到车间，三五两天催促，像催命。我即使想打瞌睡也不敢，父亲好像就站在桌子对面的墙壁上，充满期望地盯着我。
　　现在，我们兄弟也很少写信了，我跟二哥和小弟打电话，流露过放弃读书的想法。他们也跟我的感受一样，说，真是太难了，太难了，人瘦得像只毛猴子。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放弃，他们说，父亲好像坐在他们面前，用鼓鼓的眼睛盯着他们，哪里敢放弃呢？
　　感觉居然跟我一样。
　　每回考试，考场上吓死人，竟然还站着警察，用审视罪犯的眼神盯着我们，我总有一种走进监狱的感觉。有些考生太紧张，脸色苍白，血压升高，心脏跳动过速。每次考试，居然都有人昏倒在地。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二哥跟小弟，他们说，他们那里也一样，考试时救护车呜呜叫，发疯样的。
　　我们难免把这种情绪带到家里，一旦说起考试，三兄弟拍桌子骂娘，说不读了，这比上刀山下火海还要难。我们好像是对着父亲发泄，是他把我们逼上这条路的。
　　大哥跟大弟不说话，同情地看着可怜的我们——我们瘦得像三只毛猴子，脸只有巴掌大了。他们担心说出同情的话，会遭到父亲的驳斥。
　　父亲听到我们发牢骚，坚决制止我们这种畏难情绪。父亲说，所谓十年寒窗，不就是这样的嘛。读书如果不难不苦，全国人民不都去读书了吗？人人不都是大学生了吗？你们呀，这种想法最要不得，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信心，将一事无成。你们给我听着，我现在说句丑话，哪个要是不给我读下去，今后不要进这扇门。 　　父亲是个软硬兼施的高手，然后，又举出亲身的例子，来教育我们。他说，我读大学时，哪有你们这个条件？我每回到长沙读书都是走路，你们爷爷虽说是个小地主，却从来不准我坐车。每次临走前，只给我两块光洋，让我背一袋米，一罐子辣椒豆豉，带上七双草鞋，从老家走到长沙。
　　父亲接着说，要连续走七天哪同志们，吃饭就在农民屋里搭伙，睡觉就在农民屋里借铺，惹了一身虱婆。路上还有土匪出没，田里还有被打死的人，白骨森森的，真是太可怕了，你们说苦不苦？如果那时不苦一点，我会有今天吗？会在外面参加工作吗？会当干部吗？我三兄弟只有我读了书，所以，才走出了乡村。你们两个叔叔，至今还不是死农民？
　　父亲好像在发表演说，控诉那个小气的爷爷，诉说他读书的种种苦楚。他激动地歇口气，又说，现在冷静一想，我还是感谢你们爷爷的。当初如果不是他逼着我读书，杀出一条血路，我，包括你们，还得在乡下跟着牛屁股后面转。父亲说话时，只看着我们三兄弟，不看大哥跟大弟。即使飞快地看他们一眼，目光里流露出的也是一种鄙视。
　　父亲担心我们三个人不努力读书，除了不断地打电话催促，还经常剪下报刊上自学成才的文章寄给我们。他在信中说，你看看这篇东西吧，人家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难道不叫我们脸红吗？
　　父亲在那些感人细节的文字下面，用红笔波浪形地勾画出来，以期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父亲还要在旁边批阅，他们大多是残疾人，却能够自强不息。你们呢？他要求我们每次必须把考试成绩打电话告诉他，他说他在办公室等着。如果某门课考得好，他也不表扬，却毫不留情地批评考得不理想的科目。他在电话中说，你们这哪里叫读书呢？只考了六十几分，真是给我丢脸。我那个时候，考试连四分都很少，你们要发狠嘞。
　　我们三兄弟还有什么理由不读下去呢？我们甚至猜测，如果我们不读了，痛苦的父亲可能会自杀。说得俗气点，为了父亲，我们也要读下去。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父亲严厉的督促，没有父亲像老农般挥动鞭子抽打我们，我们是很难把读电大进行到底的。
　　我们三兄弟经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每次从考场疲惫地走出来，又紧张地进入下一个考场。像躲避瘟疫般地甩掉考完的书本，又心事重重地拿起砖头般厚的书本。我们终于读完了电大，拿到那张付出巨大心血的文凭时，我们都禁不住流下泪来。
　　其实，我们兄弟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二哥以前身体很好，现在居然有脑壳痛的毛病，所以，他总是不断地用手敲打著脑壳，说，痛死了，痛死了。父亲却好像不晓得，他夸奖二哥说，只有老二的成绩好些。当然，你们两个也不错。小弟呢，也付出了代价，他拼命地复习功课，脑壳昏昏沉沉的，有天去上班，头脑里还在回忆课本上的内容，走着走着，却不料一脚踏空，从坎上摔了下去，右腿骨折，住了三个月的医院，中途又碰到考试，小弟还是让人抬进考场的。小弟说，现在一变天，腿还隐隐作痛。
　　相比之下，我付出的代价更大。为了读书，我失去了心爱的恋人。她长得很乖巧，属于厂花之列。在那几年，我没有抽出时间陪她玩耍，除了上班，我就把自己关在宿舍，简直像个罪犯。我清楚自己是不会读书的，所以，我只能下苦功，我信奉的是笨鸟先飞勤能补拙之类的格言。为此，我们争吵过，我甚至还打过她。我说你没看到老子要读书吗？时间对于我来说，实在太宝贵了。我说等到我读完书，老子请半年假，陪你周游列国好吗？她愤怒地说，我哪里像个恋爱的女人呢？你晓得人家怎么说的吗？说我在跟个疯子谈恋爱，只有疯子才不跟恋人玩耍。说罢，泪水汹涌地流了下来。我承认她不像恋爱中的女人，像什么呢？像凄凉的孤雁，然后，痛苦地离我飞走了。
　　那年春节回家，父亲叫我们把文凭带回来。其实，我们不想带回家，担心刺激大哥跟大弟。
　　父命却不敢违。
　　见我们回来了，父亲并不看我们带回来的礼物，而是伸手要红色的文凭。然后，喜滋滋地看起来，好像是他同时获得了三张文凭。他点点头说，好嘞，好嘞。父亲举起文凭，对大弟说，老四，你也要去搞一个，还来得及。父亲没有对大哥说，晓得说了也是白说。
　　大哥的心态还不错，为弟弟们的努力感到高兴。他对大弟说，老弟，你要听爷老倌的话嘞。大弟没有表态，粗糙的手绞来绞去，好像在绕着棕黑色的漆包线。
　　吃团圆饭时，父亲特意叫我们三兄弟坐在身边，像葵花围着太阳。父亲举起酒杯，向我们三人频频敬酒，高兴地说，祝贺你们。当然，你们也不能骄傲，还要继续努力。母亲不会喝酒，父亲却催着她向我们敬酒，笑着说，你也要向他们三个敬一杯吧。
　　母亲举起了酒杯。
　　毕竟还是母亲心细，生怕冷落大哥跟大弟，然后，也跟他们碰了一杯。父亲却全然不顾他们的情绪，硬是没有向他们碰杯，好像桌子边没有他们两人。父亲一脸春风地说，现在好了，我们家有四个大学生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的好运就要来了，一定会来的。
　　他像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在春节的日子里，父亲几乎抛开了大哥跟大弟，全部时间都在跟我们三兄弟谈心，谈读书的不易，谈今后的打算。父亲像个出色的思想工作者，其用意深焉。他是在抓典型，想用榜样的力量刺激大弟。他始终认为，大弟是块好料子，只要解决读书的畏难情绪，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那些天，来我家拜年的人很多，父亲屡屡对客人们提起我们三兄弟，高兴地说，他们三个都拿到文凭了，蛮不错的。父亲甚至叫我们把文凭拿给客人们欣赏。我们说，没这个必要吧？又不是考的正规大学，难为情嘞。父亲说，给人家看看有什么关系？又不会抢走你们的。再说，电大怎么啦？听说人家外国也承认这个文凭。说罢，哈哈大笑。
　　客人们也大笑。
　　那几天，父亲迎来送往，一点倦意也没有，满脸笑容。
　　我跟二哥还有小弟却笑不出来。
　　我沉默。
　　我的眼前，总是出现那只飞走的孤雁，以及两行长长的清亮的泪水。

6

　　在小弟家的那些日子，父亲每天既兴奋又焦急，他不停地抽烟，在客厅走来走去，脸上泛出难言的紧张，好像是决定他命运的时刻来到了。小弟每天上班出门，他就不时地站在窗口往外看，等待小弟归来。小弟一回家，他就迫切地问，今天有什么新的消息，他们的眼神跟语气如何？他要小弟把点点滴滴的迹象说出来，以便供他分析参考。然后，再把自己的判断说给小弟听。父亲像个运筹帷幄的将军，小心而谨慎，却又信心百倍地把握着战争的进程。除了晚上小弟外出活动外，他每天都要跟小弟谈到深夜。那个小火炉，就是最好的见证者。当然，还有那个搪瓷烟灰缸，也是最好的见证者。每每有了好的迹象，父亲就高兴得砰砰击掌，说，有路了，有路了。如果小弟说的某种迹象不尽如人意，父亲就安慰说，你也不必紧张，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要有心理承受力。甚至连小弟送人的礼物，父亲也要提出建议。比方说，给某人该送什么，不该送什么。真可谓事必躬亲。
　　父亲硬是等到小弟的副局长宣布之后，才忍受着结石的疼痛，高兴地回家。临走时，小弟似乎才想起父亲的结石病，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执意要陪着他看看病再回家。父亲拍拍腰，笑着说，看什么病，我不是蛮好的嘛。
　　那年春节，兄弟们第一次把各自的家室带回来了，加上父母，共计十八人，那是我们家历史上一次盛大的聚会。有些妯娌之间，叔侄之间，堂兄妹之间，还是第一次见面。
　　父亲非常欢喜，给孙辈们发红包。还说，哎呀，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是我家老五有出息。他指着小弟带来的五粮液、茅台以及大中华，兴奋地说，这些东西当然不算什么，我也并不看重。问题是，如果老五没有当这个副局长，能有这些东西吗？肯定没有的。能有小车送他全家回来吗？也肯定是没有的。有人给他提包吗？当然也是肯定没有的。
　　说得我们四兄弟极其尴尬。
　　那个春节，父亲把兴奋点转移到小弟身上，总把老五挂在嘴巴边说。喝酒时，频频跟小弟碰杯，这多少让我们有点失落感。我们明白，父亲历来爱憎分明，望子成龙的心情十分迫切，那就原谅他吧。如果客人们来了，父亲更是要把小弟夸奖一番，并概括性地说，老五是我家第一个当官的，这在我们古家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当然，父亲还是注意内外有别，从不当着儿媳妇们的面数落我们，还是给风筝们留了一点面子。不然，风筝们在婆娘面前还怎么做人？父亲如果要说什么话，总是神秘地把我们叫到他的睡房，关上门，然后，说上一大通。父亲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大弟，说，你看看老五，你比他的条件还早些具备，现在呢？你晓得吃亏了吧？
　　大弟似听非听，眼睛望着空荡荡的墙壁，不晓得在想些什么。
　　然后，父亲又说我跟二哥，我不是说你俩难听的话，你俩跟老五同时读的书，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老五却跑到你俩前面去了，为什么呢？就是比你们崭劲。
　　那几天，小弟被父亲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便劝父亲，爷老倌，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跟志向。再说，我们都不小了，你老人家就少说两句吧。
　　父亲却说，那不行，崽女再大，在爷娘面前还是小，这多年来，我哪些话没有说对呢？
　　小弟还算不错，白净的脸上，虽然泛出胖胖的油亮跟官气，毕竟还是低调的，说，我这算什么呢？他显得有点拘谨，恭敬地给大家发烟。
　　父亲习惯性地把烟放在大拇指甲上顿一顿，顿出许多得意。他说，老五，你说得不错，这的确不算什么。但这却是一个可贵的起点，你千万不要放松，要向正科级跟副处级进军，只有到了副处级，才能说是真正的官，七品官嘛。
　　父亲清楚我跟二哥有点清高，并不把仕途放在心上。又说，老二老三，我要奉劝你们，清高当不得饭吃，老子我当年还不清高？那时我刚到窑山，是唯一的大学生，我一般都不齿别人的。你们看，这辈子还不是吃亏了吗？矿务局的那个李副局长，大饭桶一个，只晓得吹牛拍马，人家却是副厅级了。出国考察，穿的是高级衣服，坐的是高级车子，住的是高级房子，你们说，哪个如她？
　　我们明白，父亲说的是那个李小芬。好些年过去了，父亲还对她耿耿于怀，就足以可见她对父亲的刺激。据父亲说，李小芬现在看到他招呼都不打了，眼珠子朝天，这让父亲既气愤又无奈。
　　对于父亲这番俗气的演讲，我们没有反驳，不想惹他生气，更不想让春节充满火药味。
　　所以，我们纷纷附和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父亲却不放过我们，说，既然如此，你们怎么不听我的？焦虑的目光在我们脸上扫来扫去。
　　这次春节，除了小弟全家，我们回单位都像往常一样坐火车。那天，我们到车站买票，人太多了，简直拥挤不堪。我们挤出一身臭汗，才好不容易把车票买回来，都愤愤地发牢骚，哎呀，中国人太多了，真是花钱买辛苦。
　　父亲听罢，淡淡地嘲笑说，你們晓得坐火车挤吧？如果早点听我的话，哪里还要挤火车？老五就不挤这个鬼火车了。崽啊崽，这都是很现实的嘞。
　　小弟比我们早走一天，单位派车子来接他全家，父亲率领我们去送他。车子停在坪里，我们兄弟站在门口，父亲笑笑地站在车子旁边，拍拍车子，说，这个车子蛮乖态的嘛。这时，他忽然想起什么，急忙走到家里拿来一挂鞭炮，点上火，噼里叭啦地放起来。车子启动了，父亲站在硝烟中，扬起手招了招，大声说，一路平安。
　　有许多邻居站在屋檐下观看，有人羡慕地对父亲说，你老人家好福气嘞。
　　父亲一听，眼睛都笑眯了，说，什么福气？还不是靠他们自己。

7

　　我二哥虽然没有跟父亲斗过嘴，却也没有按照老人家所说的去做。
　　二哥除了教书，最大的兴趣就是搞根雕艺术。他家的土坪里，摆满了从山上找来的各式各样的树根。他的根雕艺术，在当地已小有名气，登过报，上过电视。而且，经常有人来他家欣赏，还有人买走他的作品。这些年来，他像个老农一样雕刻着那些原始的树根，把他的悟性跟智慧，血汗跟精力，一刀一刀地融化在作品中。用不了多少日子，一件精美的作品，就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他觉得生活很有味道，很充实，也很满足。一旦有了空闲，就掮起小锄头，带着干粮跟水，到郊外满山遍野地寻找树根，简直像疯了一样。 　　我呢，除了编编稿子，就是收藏文物古董。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跟不多的钞票，都投入到文物古董上。欣赏着收集的古董，我仿佛走进了遥远的历史，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窃窃地跟某位古人对话。我在偏僻的乡村转来转去，鼓大警觉而敏感的眼睛，在光线黯淡的农舍，像雷达般扫来扫去。当收到一件不可多得的古董时——或是一块金水脱落的匾，或是一只雕花的漆已剥落的窗格，或是一个古色古香的花瓶……然后，走在青山绿水之间，我认为老子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也很有味道，充实而悠然。我跟二哥对仕途都没有什么兴趣，我们认为，无官一身轻，不必倾轧在复杂微妙的漩涡中，不必提防谁，也不必贬低谁，更不必暗地里捅谁的刀子。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跟二哥没有掌握权力的机会，也并不是说，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其实，命运之神曾经向我们伸过橄榄枝。
　　就说上次吧，报社想提我当副总编，我因不是组织里的人，还不够条件，所以，此事不了了之。当时，许多人为我感到遗憾，而人家总不能催促你加入组织吧？你总得要积极主动吧？我并不在乎，让这个在别人看来是绝好的机会从自己眼前溜走。报社还有两个人想当副总编，他们开始只是明争暗斗，你说我的坏话，我说你的不是。发展到最后，居然大打出手。双方以墨水瓶订书机椅子为武器，像梁山泊好汉，显示了高超的武艺，打得头破血流。一个住了八天半医院，另一个缝了十五六针。这个君子动口又动手的闹剧，轰动了全厂。
　　我没敢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免得他又发脾气，为我感到遗憾，或是急忙赶到我家，重新为我描绘一幅灿烂的蓝图，就像对待小弟那样。我只是告诉了二哥，他很理解我，说不当也罢，省得操那个心。再说，报纸很容易出错，或是把厂里头头的名字搞错，或是把三把手摆到二把手前面，诸如此类，到那时，又如何交代？
　　二哥也说过，老师们后来推举他当校长，认为他有能力有水平，也因为他的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引来一片遗憾之声。许多老师甚至跑到他家里去劝说，他却一边雕着树根，一边说，我不行嘞。二哥还说，即使他具备那个条件，也不会当校长。他说当校长的思想包袱太重，老师之间有矛盾要调解，学生出事要摆平，每天还要开这个会那个会，忙得屙尿都没有工夫。他还说，现在那个张校长，这次被家长打断了一根肋骨，你说，何苦来哉？最后他说，他很喜欢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除了教书，基本上与世无争。
　　二哥跟我一样，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亲。
　　由此可见，我跟二哥的性格属于温和型的，软弱型的，都是害怕矛盾的人，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是明哲保身的人，是不愿意挑重担的人，是不敢跟人争斗的人，更是阿弥陀佛的人。
　　在父亲看来，我们是不求上进的人。他却没有放弃努力，仍然在电话中要求我们崭劲。他所谓的崭劲，就是走仕途。看来，李小芬对他的影响太大了，这辈子已难以忘记。当然，还包括他周围其他人溜须拍马往上爬的例子，对他的刺激也相当大。举个例子吧，他单位一个司机，除了给李小芬开车，还给她提包拿水杯，李小芬家里有什么事，一喊便到，简直像个男保姆，听说两人还有一腿。后来，李小芬竟然给他转了干，坐办公室去了，再后来，还当了福利科科长。而父亲努力一辈子，连个副科长都没有当上。所以，在父亲的眼里，似乎只有走仕途才是人间正道，其他的都无足轻重。他在自己身上没有尝到甜头，而在小弟身上却尝到了甜头，所以，也想在其他几个儿子身上品尝到甜头，以弥补自己终生的遗憾，也是想给李小芬之流一个无声的回击。
　　父亲还经常在我们面前炫耀，说如果不是老五，他敢抽大中华吗？敢喝五粮液茅台吗？他指着柜子上的烟酒，以及其他礼品，不无得意地说。
　　父亲说的都是事实，一点也没有夸张。
　　我们这几个兄弟工资不高，也不敢买高级烟酒孝敬老人家。这绝对不是小气，我们只能看米下锅，不能硬撑着脸皮去跟小弟攀比。小弟的烟酒不用花钱，如果由他自己买，也是不可能的。当然喽，我们四兄弟每次回家，在烟酒方面也沾了小弟的光。不抽白不抽，不喝白不喝，对吧？
　　父亲指着那些烟酒，说，这都是沾老五的光。那意思是，什么时候我也能享受到你们不用花钱的烟酒呢？
　　我们没有回答父亲，也无力回答，只是觉得父亲变得越来越古怪，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8

　　后来，大弟做出了一桩举动，叫父亲大为光火，也叫我们大吃一惊。
　　这个在仕途上或许还有希望的人（只要他愿意弄文凭，然后转干），事先没有跟谁商量，突然停薪留职，下海做起了药材生意。他说，在车间累死累活，每月只有那么可怜的一点银子，没有味道，还不如自己搞，他原先那种劳模的境界消失了。我们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也许是他所说的银子太少了吧？也许是受到了重大刺激，也许是观念更新了。
　　父亲闻讯后，亲自跑到大弟那里，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说，老四，你这么好的条件，还不好好搞，真是太不珍惜了，如果生意亏了呢？再说，做生意能有什么社会地位？你要是当了官，那是旱涝保收嘞。
　　大弟始终不做声，低着脑壳。他明白，绝对不要跟父亲斗嘴，万一父亲的牛脾气上来了，说不定，还要挨一个响亮的耳光。
　　父亲又愤愤地说大弟的婆娘，你怎么也不劝劝他？
　　大弟的婆娘很委屈，说，我劝过他，他不听，我有什么办法？
　　那天，父亲是清早到达大弟家里的。他看看钟，还只有七点半，竟然命令大弟去上班。他把油腻腻的工作服从门后面取下来，逼大弟穿上。
　　大弟不愿意穿，说，我已经跟厂里签了合同，反悔不得。
　　父亲问，签几年？
　　大弟说，四年。
　　父亲一听，工作服往地上一丢，颓坐在沙发上，骨头像散了架，眼睛空茫地望着大弟，半天没有说话，他已经气晕了。最后，父亲叹口气，说，老四，你哪里要签四年呢？你硬是要签，一年就行了。如果生意做得不好，还能够回来。像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你也太不慎重了，崽啊崽，你会后悔的。 　　父亲大老远跑到大弟家里，竟然连饭也不愿吃，立即要回家。
　　大弟夫妇说，爷老倌，你多住几天吧。又是第一次来，我们带你到处看看，好吗？
　　父亲凶凶地说，看什么看？我住在这里，还有什么面子？
　　大弟的婆娘端来面条，父亲也不愿意吃，恶声恶气地说，我吃不下，我已经被你们气饱了。说罢，起身走人。大弟夫妇见父亲这么固执，明白也留不住，就想送送他。父亲坚决不让他们送，好像让人家看见，会丢掉他的面子。
　　父亲提着袋子，站在大弟家门口，剜了大弟一眼，咬牙切齿地说，鬼崽崽，你说我住在你这里还有什么意思？说罢，怒气冲冲地走掉了。
　　大弟紧跟上去，站在马路边，望着父亲的背影，流下泪来。
　　后来，大弟愧疚地对我们说，他对不起爷老倌，也没让他吃餐饭，心里很难过。至于下海的事情，大弟说我后什么悔？我不会后悔的。他说，我生意做得不错，票子哗啦啦地流进了口袋。如果在车间，还不晓得要做多少年。况且，又自由，谁管我？
　　大弟的运气很好，所在地有个很大的药材市场，况且，又认识人。再者，他下海早，就渐渐发了起来。原本很瘦的大弟胖了，满面红光。那双绕过无数漆包线的粗糙大手，已经变成肉乎乎的了，皮肤既白又细。穿着高档皮衣，头发喷着摩丝，手里拿着砖头般的大哥大，走路一摆一晃，像黑社会老大。
　　我们笑他，你扮演黑道人物，很上角色。
　　大弟说，哼，什么黑道不黑道，有了钱，就是天王老子。
　　凭良心说，大弟也不小气，每次回家，都是好烟好酒孝敬父亲，甚至比小弟还要大方。父亲却偏偏不领他的情，一点都不高兴，总是拿鄙夷的目光看着他。本来很有底气的大弟到父亲面前，就像泄气的皮球，一丝得意也没有了，闭着嘴巴，很少说话。
　　父亲做得太过分了，虽然没有拒收大弟的礼物，却把大弟跟小弟送来的高级烟酒分开摆放。似乎大弟的礼物没有档次，或是假货，小弟的则无可挑剔。而且，他對大弟孝敬的烟酒不屑一顾，都拿来打发了我们。
　　我们当然很高兴，希望父亲继续坚持这种分配原则。大弟却不痛快，一脸阴沉。他倒不是担心我们瓜分他的烟酒，而是觉得父亲太看不起他了，这令大弟十分痛苦。
　　大弟背着父亲向我们诉苦（当然，也背着小弟），难道我的烟酒没有小弟的高级吗？我的礼物来得清清白白，都是靠自己血汗挣来的。小弟的呢？大弟没有往下说。他委屈，愤怒，无奈。
　　我们劝他，爷老倌就是这么个人，他怀才不遇，一世不得志，总想让我们给他撑个门面，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也不要太责怪他。
　　大弟说，我不是过分要求爷老倌，他至少要手板手心来对待我们。
　　二哥毕竟是教书的，水平高，说，爷老倌就是这么个老观念，你还想怎样要求他，难道强迫他改过来吗？他不单单说你，不是也说我们吗？说得不客气一点，爷老倌的心理已经有点扭曲了，当然，这个话千万不要告诉他听。
　　大弟不做声了，像爷娘不承认的弃儿，显得很可怜。
　　我那个憨厚的大哥，仍然坚持数年从广西带黄片糖回家。过去，它还是给父亲带来过欣喜的，父亲都要拿来泡水喝。现在呢？父亲竟然看也不看它一眼，好像大哥是空手而归。那个装着黄片糖的灰色皮革袋子，从大哥回来起到他离开家，一直可怜巴巴地放在门后面，连翻都没翻动过。
　　至于我跟二哥，也没有什么孝敬父亲，送档次差的烟酒吧，又送不出手，大弟跟小弟的礼物醒目地摆在那里。送档次高的吧，我们那点可怜的工资，几乎都投入到根雕艺术跟收藏文物古董上了，哪里还送得起呢？当然，我跟二哥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二哥送给父亲一只雕刻精致的小鸟，或是一条威猛的老虎，或是一个赤膊挥锄的黑皮肤老农。我呢，送给父亲一个清朝的小烟壶，或是一盏宋末的油灯。这些东西如果以经济价值而论，哪里比买烟酒的钱少呢？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给家里提高一点文化品位。
　　父亲每次接过我们的这些礼物，从来没有欣喜过。当然，也没有拒绝，淡淡地看了看它们，表情平淡地说，好，放在这里吧。随手往柜子上一摆。
　　我明白，如果我跟二哥当了官，这些根雕跟古董是别人送的，我们再拿来送给父亲（像小弟的烟酒），父亲肯定高兴不已，会认真地欣赏，像经验丰富的艺术鉴赏家跟文物鉴赏家。
　　可惜的是，父亲像文盲一样，对我跟二哥送的礼物，很是麻木漠视。我跟二哥发现，柜子上的那个老虎根雕，居然摆反了方向，脑壳朝里，屁股朝外，时间长达一年之久。而那只宋末的油灯，竟然倒放在柜子上，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我们清楚，父亲根本没有心思欣赏或关注它们。他老是说，你两兄弟，不要老把心思放在这上头嘞，还是要崭劲嘞。
　　大弟像在赌气，拼命地在生意上发展。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手下竟有了二十来人。再后来，大弟辞了职（他没敢对父亲说，只在兄弟内部通报）。他每次回家，父亲都要骂他，后来，他干脆很少回来了。
　　发生在大弟身上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
　　没过多久，大弟又向我们通报，他已经离婚，跟一个小他十来岁的女人建立了家庭。离婚时，他给了前妻三十万元，细把戏由前妻带养。我们没有说什么，我们却能够想象，当父亲晓得之后那种大怒的样子。
　　大弟的这些重大变故，父亲后来当然晓得了。他气得大发脾气，甚至摔东打西，家里经常发出砰砰的响声，吓得母亲惊恐不已。母亲劝他不要发脾气，也不要乱摔东西，父亲说，你管我做什么？母亲说，崽大了，就让他们去吧，你哪里管得这么多？父亲说，哼，我不管？我不管他们，如果以后坐了牢，或变成稀烂的人，你难道就心安了吗？母亲也来了脾气，丢下父亲，跑到小弟家住了一个月。母亲说，不然的话，我也会跟你们爷老倌一样，变成癫子的。
　　可能是所谓的家丑不便在邮电所说吧，父亲又给我们写信。从字迹上看，已经没有一点写楷体的感觉了，全是愤怒的狂草。信上说，他就当没有老四这个崽，要我们不要学他的坏样子，说老四出了古家的丑，是个化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