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

来源 :清明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itlic2009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认识老蔺是在我家的一个租客搬走之后。
  老蔺带着一条狗搬进来。他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光杆司令一个。当时我念小学四年级,记不住这个姓,总把他的蔺姓说成“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个子很高,比正常成年男人要高出一头多,长得细纤纤的。
  那时正是夏天,我每天上午都要上学,下午写完作业就往外跑,或是跟一些邻居家的小孩子玩儿,或是自己玩儿。可自从有了这个姓蔺的新邻居,就总往他家跑,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开始我不知怎么叫他,他的个子虽很高,年龄却并不是很大,看样子比我母亲还要小一些。叫哥明显不对,可叫叔又张不开嘴。有一天听母亲在背地里叫他老蔺,我也就跟着叫老蔺。母亲说,你叫叔才对。我没叫叔,就叫他老蔺。
  老蔺租的房子和我家住的房子一样大小,所不同的是他家的摆设,除了两个摞在地上的小木箱和一个很旧的拉杆旅行箱,再没别的家具了,炕上墙上摆挂的都是乐器。因为房间有些潮湿,门窗都是敞着的。我第一次到老蔺家来,不禁有些目瞪口呆,从没见过这么多乐器,简直就是个乐器店。这些乐器我大多叫不出名字,所认识的只有两样——笛子和二胡。我看得眼花缭乱,兴致勃勃,摸摸这个,又碰碰那个。老蔺就一一给我介绍,足有十几种乐器:手风琴、笛子、二胡、唢呐、葫芦丝、小提琴等等,还有一个叫黑管儿的东西。我问他,这些你都会摆弄吗?他说,当然会呀。我看了他一眼,有些怀疑他在吹牛。老蔺看出来了,随便拿起一样吹了吹。我问,你吹的这个叫啥?他说是唢呐。他又拉了二胡,还吹了笛子,最后是手风琴,拉的曲子我很熟,是经常在电匣子里能听到的刘秉义唱的那首《我为祖国献石油》。
  老蔺搬进来时间不长,我们就放暑假了,老师给我们留了一大堆作业,每天都要写,和上学没啥两样,甚至比上学还累。可这一年的暑假对我来讲是快乐的,每天写完作业,就可以跑到老蔺家去玩儿。只是母亲不大高兴。有一天母亲突然说,以后不要再到他家去了。我问,为啥?母亲说,那是个不务正业的人,挺大个老爷们儿,不上班,不工作,在家摆弄那些吱吱呀呀的东西,连老婆孩子都没有,跟这种人混不出什么好来。我不知母亲说的对不对,可还是偷偷摸摸往他家里跑。
  老蔺成为我家邻居之后,真就没见他干过别的什么活儿,只要在家,就是摆弄他的那些乐器,吹吹这个,弹弹那个,很少有消停的时候。母亲听了就很烦,有些后悔,说,怎么找了这么个邻居!我和母亲的想法不一样,我特爱听他摆弄那些东西,无论哪一样,我都听得津津有味。
  这天下午,趁母亲上班还没有回来,我又来到老蔺家。老远就听见老蔺在屋里拉小提琴。老蔺家的门是敞着的,我走进去,发现一个女人在他的屋子里,坐在炕沿上,抱着老蔺的那只狗,用手摸着狗头,聚精会神地听着老蔺拉琴。老蔺见我进去,没有停。那女人瞅了我一眼,不认识,继续听老蔺拉琴。我站在门旁听着,不知他拉的是啥。拉完一曲,老蔺收了琴。坐在一旁的女人拍手说,我就是喜欢听《梁祝》这首曲子。老蔺说,还是你那个当团长的父亲教给我的呢。女人指着我问老蔺,这小孩儿是谁呀?老蔺说,邻居,房东的儿子。女人不再看我,又瞅向老蔺,说,我要走了,去北京。老蔺很吃惊,问,去北京干啥?女人说,听说那边的文艺团体又恢复了,我去看看缺不缺人,碰碰运气。北京是大城市,发展空间应该大一些。老蔺问,咱们的歌舞团不能恢复吗?能恢复的话咱们还在一起。唉,一晃都解散好几年了。女人说,没动静,父亲也走了,没人张罗。再说咱们原来这些人,都各奔东西,干什么的都有,没几个像你这么执着的。老蔺说,那你先去北京,如果可以,将来我也去。女人说,干我们这行的总跑单帮怎么行?得有一个团队,还得依靠政府的支持。你是个指挥,没有人你指挥谁?你这些乐器摆在这里,跟死了没什么两样。女人又说,这把小提琴就不用还我了,送给你做个纪念吧。老蔺抚摸着小提琴,说,这是你父亲给你留下的,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女人说,不用了,我还有一把。你再给我拉一遍《梁祝》吧。老蔺没有马上拉,他看了我一眼,说,小波,你去外面玩儿吧,我拉的曲子你听不懂。我没走,说,你拉,我爱听。老蔺说,你去玩儿吧,愿意听以后再给你拉。我走了,刚走出院子,就听见他闩院门的声音。接下来他们干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我没有走远,就在老蔺家的院门外玩儿。老蔺果然又给那个女人拉了《梁祝》……
  女人走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老蔺送她出来,那只狗也送她出来。老蔺打开院门,那女的看了我一眼,有些羞澀地用手撩了撩自己额前的头发,瞅了一眼老蔺,说,别送了。又对那只狗说,大个儿,再见。老蔺看了我一眼,停下脚步,看着女人离去。我也站在一旁看着远去的女人。她穿着白衬衫,黑裙子,布鞋,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她的腰很细,臀很阔,还有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拖到了屁股以下的位置。随着她的走动,那辫子在她的臀下摇尾乞怜般地摆动着。我说,她的辫子真长。老蔺没说话,往回走。我跟在一旁问,刚才有一种声音传出来,像是哭,也像是叫,那是什么乐器?老蔺看了我一眼,像是想起了什么,用他那大而瘦长的手摸着我的头,说,你听见了?我点了点头。老蔺说,那不是什么乐器,那叫天籁之音。我仰脸看他,没明白。
  虽然母亲说不让我去老蔺家,但其实管得也不是很严,偶尔想起来了,嘟囔那么一句。有一天,我家蒸馒头,母亲突然让我给老蔺送两个去。我看着母亲觉得奇怪,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她说,看啥,让你送你就送。我高兴地端着两个馒头和一碗白菜汤给送去了。
  我给老蔺送馒头的时候,老蔺还没有做饭,在拉二胡,拉的什么曲子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江河水》。我走进去,说,妈让我给你送两个馒头,还有一碗菜,你晚上就不用做饭了。老蔺看着我送来的东西,停下二胡,接过去,对我说,告诉你妈,明天我就把房租钱给她。我不明白,送馒头和房租钱有什么关系。我说,我今天下午来了,你不在家。老蔺说,我去天桥了。


  米镇原来是县,后来变成县级市。米镇市有个过街天桥,横跨202国道,地处米镇腰街繁华地段,每天都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老蔺有时在这个过街天桥上卖艺。我第一次和老蔺来这里,是在给他送馒头的第二天。   这是个上午,母亲上班了,我刚刚写完作业,想到老蔺家玩儿。正赶上老蔺出门儿,我问他干啥去?他说去天桥。我说,我也去。就跟他去了。
  这天老蔺手里拿了两件乐器,小提琴和唢呐。后来才发现他大多时候都拿这两样乐器,说不清为什么。老蔺的个子高,我的个子矮,我走三步,才能赶上他一步,撵他很费劲儿,就像一条尾巴在他的身后尾随着。当然,还有那只狗。
  天桥附近的商铺都开始营业了,进出商场的人络绎不绝。我跟老蔺没有进商场,直接上了天桥。上下天桥的人也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走上来,看到了天桥两侧修鞋的、擦鞋的,还有卖茶蛋和冰棍儿的,以及一些乞讨的人。老蔺个子高,站在天桥上很显眼。这时有人见了老蔺,喊,指挥家又来了,今天给咱演奏啥?只听老蔺回答说,你想听啥,我就演奏啥,但得给钱。那人就不言语了。我看了眼那个说话的人,是个修鞋的老头儿。
  我跟着老蔺在天桥中间靠北侧的位置停下来,他告诉我,这是他的地儿,基本上他每天都来这个地方。我看了眼这个地方,整个天桥除了中间行人来回走的一部分,两侧大多被侵占了:修鞋的、擦鞋的,手里举着木匠、瓦匠、电工、刮大白牌子的,当然还有那些讨钱的……老蔺所在的位置,是用一些废砖头围起的一小块不足三平米的空地儿。老蔺走过来,把小提琴和唢呐立在一侧,然后靠在天桥的护栏旁抽烟。由于老蔺的个子高,天桥的护栏比较矮,护栏的横杆才刚刚到他臀部以下膝盖以上的位置。他是曲着腿坐在护栏上的,抽着烟,望着天。我没事儿可干,来回乱窜。天桥足有二十几米长,五六米宽,护栏是铁的。在护栏的铁栅栏上,挂着花花绿绿的广告。老蔺的身后贴着一幅只戴乳罩的美人儿广告,横躺在老蔺的屁股下面,照片上的女人还在那儿美美地笑着。
  我转了一圈儿又回来。老蔺抽完了烟,开始活动他那长而细的手指。老蔺天生长了一双拉琴的手,瘦瘦的长长的软软的,一看就不是能干重活儿的人。我在一旁仰脸看着他,他突然问我,你喜欢什么乐器?我想了想说,手风琴。他说这些乐器就手风琴不好拉,再是小提琴。我说,我还爱听唢呐。老蔺说,那我以后教你吹唢呐吧。我高兴地说,好啊。
  老蔺开始演奏了,先是吹的唢呐做开场。唢呐声响亮,可以说是震耳欲聋,引得路人频频回头观望。我听不懂他吹的是啥,只觉得嘹亮、悦耳。那是让人荡气回肠的乐声,把人们急匆匆的脚步拉慢了,把人们忙碌的心情吹得伤感起来。还没等老蔺吹完,就有人往他的脚下扔钱了,一毛的,五毛的,当然也有一块的。后来我才知道老蔺吹的这首曲子叫《哭六州》。
  从上午到下午,我整整陪了老蔺一天。中午的时候,老蔺请我吃馄饨。那是我第一次在饭店吃馄饨,很香。老蔺告诉我,这叫鸡丝馄饨。我问他,鸡丝馄饨是什么意思?老蔺说,这里有鸡丝呀。我搅了搅碗,说,这也没有鸡丝呀。老蔺说,汤是鸡丝汤。我疑惑地点了点头,其实,我也没喝出鸡汤的味道。
  晚上回家,母亲问我干啥去了。我看着妈,不敢说实话。妈说,看什么看,我中午回来就没见到你,饭也没吃。我大着胆子跟妈说,跟老蔺去天桥了,中午他带我吃的鸡丝馄饨。妈不解地问,他去那儿干什么?我说,他吹唢呐、拉小提琴赚钱。母亲恍然大悟,卖艺?我点了点头,说,可赚钱了,一上午就挣七八块……正说着,有人敲门,我去开门,是老蔺。妈见老蔺问,他叔,有事儿呀?老蔺说,给你房租钱。房租费本应该是二十块,老蔺给了二十五。母亲不好意思地推让着,说好的,就二十块钱,不要那么多。老蔺说,就算是给你的水电费吧,一个月用水用电也不少消费,你还总给我送吃的,怪不好意思的。听老蔺这么一说,母亲没再谦让,也就收下了。从此以后,母亲对老蔺的态度有了巨大的转变。母亲再也没有阻拦我去老蔺家玩儿,每天上班前只叮嘱一句话,别忘了在家好好写作业。
  母亲一开始对老蔺没好感,是因为觉得他一个大男人不干正事儿,整天在家吹吹拉拉,不像过日子的人。自从我对母亲说老蔺在天桥卖艺赚钱以后,母亲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那种嗤之以鼻的表情没有了,嘟嘟囔囔的话也少了,偶尔做什么好吃的,还要我给老蔺送去一些。其实那个年月也没什么好吃的,做面条送去一碗,蒸馒头送去两个,烀地瓜送去三块,没什么特别。尤其是夏天,韭菜很便宜,又不能总炒着吃,母亲就给我和妹妹烙韭菜盒子。韭菜盒子的馅儿是没有肉的,母亲不会随便给我们买肉吃,高兴了放两个鸡蛋搅一搅就不错了。烙出的韭菜盒子,除了绿绿的韭菜,还能看到星星点点的黄色鸡蛋,对于我们来讲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每次我给老蔺送韭菜盒子,老蔺都很感动,总是对我说,谢谢你妈。
  老蔺一个人很少做饭,在我家租房期间,我没见他吃过早餐,有东西将就吃一口,没有也就不吃了。后来我才知道,老蔺不仅白天出去卖艺赚钱,晚上也出去。老蔺白天出去赚钱不一定是在天桥,往往走东家,串西家,特別是那种个体小饭店,是必须光顾的。走到谁家门口,也不管你愿不愿听,就给你吹一通,或拉一段,什么时候弄得你心烦了,为了赶他走,不得不给弄口吃的,或是给上几个小钱儿。什么小区门前、商场台阶、火车站广场,也时常能见到老蔺那瘦高的身影。间或遇见哪家结婚、乔迁、升学、送子当兵的宴会,他也要不请自来凑凑热闹,给人拉上一曲或吹上一通,以求喜庆。东家怎么也要赏个三块五块。如果老蔺晚上不去天桥,或许会去那种个体小舞厅。米镇有那么几家舞厅,并不很大,装修得也不是很讲究,水泥地面,窗子是遮挡着的,室内有灯光在旋转,有一种假惺惺的纸醉金迷感。舞场内有个小乐台,伴奏的有三个人,一个打架子鼓的,一个吹黑管的,再一个是拉小提琴的。老蔺除了不敲架子鼓,黑管和小提琴都可以摆弄。来舞厅伴奏的时间是三个小时,晚七点到十点,能赚十五块钱。当然,这样的活儿也不是常有,哪家舞厅缺人伴奏了,找他来,他才可以过去;不缺人,他就得去天桥。
  老蔺晚上来天桥不是为了赚钱。晚上天桥的行人很少,是不会有人给钱的,可老蔺能吃到东西,或是包子,或是一盒饭。送他吃的不是别人,是那些白天乞讨,晚上无处可去住在天桥上的人。这是个特殊群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将白日里讨要来的饭菜拿出来,大伙儿一起吃,像是在吃丰盛的晚宴。讨要来的东西什么都有,半条鱼,一个被啃剩下的狗头,两个鸡爪子,三块猪排骨,还有一些零零碎碎杂七杂八的青菜……大家就坐在天桥的铁皮地板上吃,嘻嘻哈哈,吆五喝六。他们吃得有滋有味,快活得不得了。在这种快活当中,他们最喜欢的是听听老蔺的音乐,或是小提琴,或是唢呐,或是别的什么。他们通过美妙的乐声驱赶一天的烦恼和疲劳。只要老蔺来,他们就兴奋,就快活。他们先给老蔺一些吃的东西,然后听他为他们拉小曲儿,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我想学吹唢呐,老蔺也想教,可开始他不让我碰唢呐。他先是让我学简谱。我天生对音乐敏感,再加上老蔺的指导和点拨,进步很快。老蔺很高兴,对我母亲说我有音乐天赋。母亲却说,没用,养活不了自己。老蔺不太喜欢我母亲这么说话,尴尬地走了。
  我学会了识谱,老蔺还是不让我碰唢呐。他给我弄了一根手指粗细,足有一米长的空心竹竿子,让我天天含在嘴里学吸气,将盆里的水吸到嘴里。开始我怎么也吸不上来,憋得脸通红,嘴唇都嘬破了。我问他,你能吸上来吗?他没说话,从墙角拿过一根大约两米长的竹竿子,一头含在嘴里,一头放在装有水的盆里,轻松一吸,盆里的水就进了他的嘴。他把嘴里含着的水“噗”一声喷到我脸上,笑着跟我说,回家练去吧。
  我很用功,不仅在他家练,回自己家也练。母亲见了,不明白我干啥,就问,你这是干啥?想杀猪,吹猪腿呀?我不说话,还是一个劲儿地在那儿练。没到半月,我终于可以用长长的竹竿子将盆里的水吸到嘴里了。我兴奋极了,忙端着半盆水,拿着竹竿子来到老蔺家。老蔺在拉二胡,见我进来,收了弓,问,能吸水了?我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说,能。老蔺看了我一眼,那你吸吧。我就把盆放到地上,拿过竹竿子,给他表演吸水。第一次没吸上来,我缓了口气,再吸,第二次吸上来了。老蔺没表扬我,只是从墙角拿过那根两米长的竹竿子,交给我,说,回家练去吧。
  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快活,除了写作业,就是跟老蔺混在一起,学识谱,练吸水,上天桥,弄得挺忙活。可我还是忘不掉那个大辫子女人。她后来又来过几次,每次老蔺都不让我进屋,把门关得死死的,也不知道他们都干些什么。开学之后,我有一阵子没见过大辫子。有一天我问老蔺,那个大辫子怎么没来?老蔺说,去北京了。老蔺还说,将来他也要去北京。我问,她是你亲戚吗?老蔺说,不是,是歌舞团的同事,她爸是团长,我是她爸的徒弟。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如果在乡下,秋天应该是个收获的季节,漫山遍野结着厚厚的果实。可在米镇,除了天儿一天比一天凉,衣服穿得一天比一天厚,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不过就在这个变化不大的秋天,我们家有了变化。
  这一天放学回来,还没等到家,大老远我就发现母亲从老蔺的院子里走出来。这是老蔺租我家的房子以来,我第一次见母亲去老蔺家。母亲神色有些慌张,等我到了家,她已经开始做饭了。我没有问母亲去老蔺家干啥,母亲也没说。
  转眼到了中秋节,八月十五。这一天,母亲炒了四个菜,还蒸了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饭做好了,母亲对我说,让你蔺叔过来吃饭吧,今天是八月十五,团圆的日子,在一起吃一口算了,省得他一个人孤独。我看了眼母亲,这是她第一次请老蔺吃饭,我自然高兴,可又觉得怪怪的。
  秋高气爽,天儿不冷不热,饭是在外面的院子里吃的。我来老蔺家叫老蔺的时候,老蔺并没有感觉出惊喜,倒像是有所准备。他不慌不忙的,从一个纸包里拿出几块月饼,放在一个盘子里,又从一个小筐里拿出一大嘟噜葡萄,放在另一个盘子里,让我端着。然后他拿起那把小提琴,来到了我家。
  真正的中秋赏月,在我的一生中那是唯一的一次。我想这肯定不是母亲的主意,母亲没那么浪漫。我们先是吃饭,然后是赏月,吃月饼,吃葡萄。我们四个人在院子里,围坐在一张桌旁,吃着东西,赏着明月。我有些说不出的感觉,心里既有些空空的,也有些怪怪的。那时我还小,对什么寓言、传说知之甚少,看着悬在静谧的夜空中的月亮,没有大人的那种想象和情怀。心说,月亮就是月亮,星星就是星星,到晚上它们就出来了,天一亮它们就没了,看不出什么稀奇的地方。哪个月的月亮都要圆一次,圓完了就亏,亏完了再圆,干吗非要说八月十五的月亮最圆?
  母亲和老蔺坐在那里望着月亮,像是若有所思,情有所系。他们对月亮有什么想法,当时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不仅不知道,心里还嘀咕,一个月亮有什么好看的。
  我没有看月亮,一个劲儿地在那儿吃,吃月饼,吃葡萄。我边吃边看着老蔺,觉得我们一家三口当中突然多了个大男人有些离谱,风马牛不相及,不自在。虽说我和老蔺的关系不错,可还是不舒坦。我想要是父亲活着坐在这里,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特别是老蔺那高高的个子,坐在我们三个当中,在黑夜里的月光下,像一个大怪物和三个小怪物。还有母亲,我总觉得她有些不自然。母亲是个缺少表情的人,很难在她的脸上寻找出喜怒哀乐。可我今天看出来了,她的肢体动作有些多,坐立不安,一会儿进屋干点儿什么,一会儿又走出来坐坐,一会儿又进屋,一会儿又出来坐坐,从她的行为举止,我发现了反常。我想,母亲应该是在想父亲吧。父亲故去后,母亲在我们面前从来没提起过他,哪怕只言片语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我又瞅了眼老蔺,其实老蔺也不是很自然。月光下老蔺那张瘦削的脸显得格外苍白,一种没有血色的白。桌子上的东西,母亲和老蔺基本没动。一共是五块月饼,我和妹妹每人吃了两块,盘子里还剩一块,我们没好意思再吃。说实话,那时的月饼和现在的月饼没法比,虽说很甜,但也很硬,和软软的葡萄在一起吃很别扭。一个甜甜的硬硬的,一个水水的酸酸的,两种东西在口腔里滚动,不仅口感不好,味道也不和谐。可我和妹妹还是吃得很多。
  只要母亲坐下来,她和老蔺的注意力始终是在月亮上,像是在交流着什么。他们像在跟月亮说,也像是通过月亮在传话,至于传的什么话,只有月亮和他们两个人知道。此时的月亮悬在夜幕中,亮晶晶的圆,看上去极其耀眼。妹妹说,哥,月亮里有嫦娥,还有玉兔。我看了眼月亮,说,瞎掰,我怎么没看见。妹妹说,你看那月亮上有一棵树,树下蹲着一只小白兔。我这才聚精会神地去看月亮,还是什么都没看见,说,没有啊。妹妹说,我看见了,就是有,一棵大树,底下蹲着个小白兔。我问老蔺,有吗?老蔺摸着我的头,告诉我,那只是个传说……
  可能是实在寂寞的缘故吧,老蔺突然说,我给你们拉首曲子吧,别辜负了这么好的月色。母亲没说话,仰着脸,顺着月光去看老蔺的脸。我也看老蔺的脸,他的个子高,我也是仰着脸看的,他的脸像被月光洗了一般清癯癯的白。老蔺拉的是《梁祝》,好多年以后,我才感觉出来这首曲子与当时的情景很配,月色、人影、乐声,还有葡萄和月饼。我想,那时在整个米镇,应该只有我们一家是在真正地赏月。听到《梁祝》,我不由得想起了大辫子女人,我还想,嫦娥也应该梳她那样的长辫子。母亲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老蔺拉琴,那琴声把母亲的思念带得很远很远……就是这一天,老蔺告诉我,从明天开始正式教我吹唢呐。   从此以后,除了上学,我跟老蔺基本上形影不离。母亲说,你学唢呐我不反对,只是不能耽误学习。母亲的话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我可以大大方方、坦坦荡荡、磊磊落落地去老蔺那里学吹唢呐了。
  我跟老蔺学唢呐大多是在他家的院子里。开始把我累够呛也吹不出调调来,母亲听了就说,难听死了,我都跟你上不来气儿。我不服气,母亲越说难听我越吹,嘴唇都磨破了,舌尖都红肿了,两腮都没了力气。老蔺鼓励我,练练就好了,开始学谁都这样儿。
  我学吹唢呐,老蔺就在一旁拉琴,或是二胡,或是小提琴,或是别的什么。我们的琴声和唢呐声塞满了整个街筒子。
  为了教我学唢呐,老蔺去天桥的次数就少了,天桥上的那些特殊观众很是想念老蔺。
  正是十月份的日子,天越来越凉爽了。我每天晚饭后都要到老蔺的院子里来练唢呐。母亲干完家务活也喜欢到院子里来听,只是手不闲着,不是缝缝补补,就是洗洗涮涮,边干活边听我们这边的动静。母亲喜欢听音乐的情绪和我不一样,不激动,不亢奋,也不忧愁。只是听,既不心事重重,也不快快乐乐。手里的活干完了,就望着院门外东侧的那棵高大的杨树发呆。那杨树已经很多年了,长了一顶丰满的树冠。每到傍晚,那树冠在夕阳的照耀下有一半是辉煌的。那辉煌的一半,在微风的吹拂下抖动着,金光闪闪;另一半没有被夕阳照耀的,经过微风的吹拂,树叶的背面像一把让风鼓开而翻卷过来的伞,呈现出了银色,打远处看,便是金银一树。树叶婆婆娑娑地抖动着,相互碰撞摩擦,沙沙作响,像是一树的金银拥挤着要掉下来。我想这时的母亲一定是忘了我的唢呐声,她就那么望着、看着,似是而非地听着。房子是老宅,屋檐下有三个燕子窝,一大两小。奇怪的是这三个窝都在我家的屋檐下,老蔺的屋檐下一个都没有。这时的燕子已经归巢了,它们呢喃着,为夕阳做着烘托,也为我和老蔺做着合弦。
  自从跟老蔺学唢呐,我就住到了老蔺那里,老蔺除了教我一些乐理方面的知识,还给我讲了好多关于外国音乐方面的东西。我的到来,剥夺了那只狗跟他一铺炕上睡觉的特权。有一天,我听老蔺管那只狗叫辫子。我问老蔺,这狗不是叫大个儿吗?老蔺笑道,那女的管它叫大个儿,我管它叫辫子。我没明白。
  一晃,我在老蔺家住了一段日子。有一天母亲对我说,如果在老蔺那里睡觉不习惯,就回家吧。我说习惯,没什么不习惯。母亲便问我,你俩每天都聊些啥?我说,没聊啥,都是些音乐方面的东西。老蔺曾经打听过我父亲的事儿,也打听过我母亲为什么不嫁人,这些我都说不清楚。
  我唢呐学得很快,老蔺自然喜欢我。有一天,我给他吹了一段曲子,老蔺高兴道,你做我干儿子吧。我说,要回家问问妈。我母亲是一家私企的保管员,原本是白天上班,晚上休息,可就在那一年的中秋节后,母亲突然说晚上要值班,时间是上半夜的八点到下半夜的两点。这样一来,我就不可能天天在老蔺家住了,母亲值夜班,我是要在家陪妹妹的。奇怪的是母亲的夜班不固定,或者是隔两天上一次夜班,或者是连续三五天上夜班,像是要看母亲的情绪,只要高兴,只要晚上母亲给我和妹妹做一些好吃的,她就要上夜班了。母亲上夜班,我和妹妹是出不了门的,母亲用一把大锁把院门锁得死死的,我和妹妹谁都出不去。当然,我也到不了老蔺那里。
  这一天晚上,母亲在上夜班之前,把我和妹妹安顿到炕上躺好,自己也在炕上躺了一会儿。母亲上夜班是从来也不着急的,大多是我们睡下了之后她才走。母亲陪我们躺在炕上,我却怎么也睡不着,瞪着双眼看窗子。窗子是四四方方的那种乡下老式窗,上下扇儿,下扇儿是固定的,上面的那一扇儿可以掀开通风。窗帘是花格布做成的,很薄,挡在窗子上透着依稀的月色,房间里也就不是很黑。我躺在那里,看着朦朦胧胧四四方方的窗子,跟妈说,老蔺让我给他做干儿子。母亲也在看窗子,想着什么,听了我的话,目光游离了一下,问,想你爸了吧?我说,人家都有爸,就我没有。妈没有再说话,我也就渐渐睡去了。


  一晃幾个月过去了,眼看到了春节。这一天老蔺来到我家,给母亲送房租钱。母亲问老蔺,过年回家不?老蔺看了我一眼,苦笑道,我哪有家?要回就得回乡下的农村,在河北呢。母亲仰着脸,看着他那高大的个子,说,那就和我们在一起过吧,只要你不嫌弃。老蔺听了高兴道,好呀,我拿钱。母亲说,不用,交房租就等于拿钱了。老蔺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这一年春节我们家前所未有地热闹。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家每一年的春节过得都不是很好。母亲领着我和妹妹,哪有心过年。除了每年春节母亲给我们添一件新衣服外,再就是除夕这一晚能吃顿饺子,其他便没什么可求了。这一年却不同,因为有老蔺在我家过年,母亲格外上心,忙碌,无论吃的、穿的,还是用的,都非同往常。母亲不仅给我和妹妹做了新衣服,自己也做了新衣服,粉色的,穿在身上很喜庆。母亲的发式也变了,原本是“大跃进”发式,被她盘了起来,扣到脑后,显得既年轻又端庄。妹妹看了说,妈,好看。母亲拍了妹妹一巴掌,说,小孩子懂什么。
  大年三十的上午,老蔺亲手写了春联,贴到我们两家院门的门框上,每一扇门上还都贴了“福”字,院墙上贴着红纸黑字的竖条“出门见喜”。老蔺还在咱们两家的院门外各挂了一个大红灯笼,门前的一条街,就属我们两家的门庭亮堂。母亲看了,脸上露出笑容,对我说,你蔺叔心真俊。当然,这里也有我的功劳,一大早我就跟老蔺屋里屋外跑前跑后。母亲和妹妹在厨房里忙着做年饭。年三十这一天,家家吃饭都很早,我们是下午三点吃的饭。吃饭前还放了一挂鞭炮,是老蔺买的。母亲说,费那钱干啥,就听个响动。老蔺笑道,过年了,乐呵乐呵。
  六个菜,加上饺子,那是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最好的一顿年夜饭了。就是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没这样铺张过。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人,今年也不知怎么了。
  饭是在我家炕上吃的,一铺不足两米宽、三米长的土炕,烧得热热的。饭桌旁围坐着老蔺、我和妹妹。在老蔺的上首,给母亲空着个位置,我和妹妹坐在老蔺的对面。这一天的菜很丰盛,有鱼有肉还有大虾,摆了满满一桌。我们三个人坐在炕上,既兴奋,又有些不自然,都瞅着桌上的饭菜,等着母亲,像是等待着一个什么仪式。确实有个仪式,是由母亲一个人去做的。此时的母亲正在我家的房后上供呢。房后有个很小的自制小庙,父亲活着的时候说,打我祖太爷开始,就供着“保家仙”,有狐仙太爷太奶和黄仙太爷太奶,每逢过年都是要上上供,拜一拜的。上供的东西很讲究,一块公猪的五花肉,要带肉皮的,一块水豆腐,还要放些粉条儿。此外还要有十五个馒头。馒头不需要很大,但一定要十五个。当然这是穷人家的供法,有钱人家是要供整头猪的。母亲没钱,只能是一切从简,意思意思就行了。母亲跪在冰天雪地里,摆好供品,又燃了三炷香,上下拜了拜,再把香插到香炉上,双手合十,双眼微闭,嘟囔了一些什么,然后很是虔诚地磕了三个头。上完供,母亲回了厨房,将手和脸都洗了洗,才进屋。见我们大眼瞪小眼地坐在那里,母亲说,吃吧,还等啥?吃饭的时候老蔺给母亲夹了一块鱼肉。母亲有些难为情,看了眼我们,又看了眼老蔺。我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也夹了一块鱼肉塞进嘴里。   这一年我和妹妹破天荒得了压岁钱。记得父亲活着的时候给过我们压岁钱,也不是很多,一块钱。父亲走后我们再没得过。今年有了,是老蔺给的,我和妹妹每人两块钱。我们有些喜出望外,可又不敢接受,就去瞅母亲。母亲看了眼老蔺,对我们说,你蔺叔给的,就拿着吧,别乱花,买书本吧。
  年夜饭吃完了,母亲收拾碗筷,擦干饭桌,又在桌上摆了糖果、花生、瓜子之类,让我们吃。我们坐在炕上,围着桌子,吃东西守岁。那时守岁是很寂寞的,没有电视,更没有其他活动,我们坐在屋子里,偶尔能听到外面传来一两声鞭炮的炸响。我家有台收音机,太老旧,不怎么好用,里面播出的东西断断续续的,还有嘶嘶的噪音。母亲对我说,把收音机关了吧,闹腾,还是让你蔺叔给咱拉个曲儿听听。母亲在我们面前,从不管老蔺叫老蔺,而是借我们的口称他蔺叔。这种叫法带着一种亲切感,也带着一种辈分感,老蔺自然是接受的。母亲这么一说,我立马从炕上蹦到地下,说,我过去拿乐器。
  外面很冷,从腊月二十七到腊月二十九连续下了三天雪,把整个米镇下得皑皑一片,洁白耀眼。我没戴帽子,光着脑袋,趿拉着鞋,来到老蔺家,把他家所有的乐器一件件地搬到我家,想让老蔺在这个不平常的夜晚把这些乐器都演奏一遍。
  老蔺今天也是格外的高兴,好像比平时干净利落了不少。他穿了件不算很新的灰色人民服,里面衬着一件黑毛衣,也是旧的,领口处的线绽开了。裤子是那种黑色条绒裤,洗得有些褪色,由于瘦弱,下身显得松松垮垮的。他的脚下穿了双军用大头鞋,也不是新的,穿在脚上怎么看怎么晃荡。他站在那里,先是给我们吹了一首《喜洋洋》。
  开始母亲有些紧张,怕老蔺把声音弄得过大,讓邻居们听见,有什么想法。可听着听着,母亲的那种担心就被老蔺那美妙的旋律战胜了。母亲听得很投入,特别是在老蔺拉小提琴《梁祝》的时候,母亲流下了泪,当然是偷偷流下的。
  这一夜,我们都很兴奋。老蔺将所有的乐器演奏了一遍之后,时间已经不早了。在老蔺要回自己的屋里睡觉的时候,我对母亲说,我要跟老蔺一起睡。母亲看了老蔺一眼,老蔺也看了眼母亲,说,你不值班的话就让他去吧。
  转眼就是正月十五,我还在休寒假。这一天的上午,我在老蔺家学吹唢呐,正吹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进来一个女人。我一下子认出来,是那个大辫子。大辫子的到来让老蔺为之一振,喜出望外。这一次大辫子穿得明显和上次不同,虽说是冬天,她却穿着裙子,一袭酒红色呢子长裙,拖到黑皮靴脚踝的位置。她的皮靴擦得很亮,鞋跟也很高,更加显出了她的挺拔和窈窕。她上身穿的是大衣,那种带毛的驼色大衣,也很长,过了膝盖。脖子上围了条围巾,和裙子是一个颜色,一看就不是我们本地人的打扮。大辫子的到来,影响了我吹唢呐的情绪。我停下唢呐,努了努吹累了的嘴,看着大辫子,觉得老蔺这暗暗的房间一下子亮了起来。这时老蔺对我说,你回家歇歇吧,咱明天再练。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家。自然,老蔺又将房门闩上了。
  母亲过了初六就上班了,那个大辫子女人来找老蔺,母亲是不知道的,可妹妹知道。那一天大辫子来的时候,妹妹正在院门前跳皮筋儿。
  那是在大辫子来找老蔺的第二天晚上,原本我还想在老蔺家住,可母亲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去你蔺叔家了,我晚上值夜班,你得在家陪妹妹。母亲经常值夜班,我在家陪妹妹也是理所应当。可母亲刚说完这句话,妹妹突然接上一句,我看见一个女人去了蔺叔家。妹妹是说者无心,可母亲却听者有意了。母亲看了眼妹妹,又看看我,问,谁呀?什么时候?我摇头装作不知道。妹妹说,昨天上午,还是那个大辫子女人,穿着红裙子,毛大衣,黑皮鞋。接着妹妹又把我也出卖了,说我也看见了。母亲转头瞅我,意思是你看见了?我只好点头,说见过几次。母亲奇怪地问,谁呀?怎么还是个大辫子?我说,是老蔺他们原来歌舞团的。歌舞团黄了,都出来单干了。她是弹月琴的,有时找老蔺一起出去干活赚钱,说是去北京发展了,老蔺说,如果发展好了他也去。母亲脸色一下子变了,那柔和的腔调没了,突然大喝一声,小孩子瞎说什么,睡觉!
  这一晚我没去老蔺那里睡觉,母亲也没去值夜班。从那以后,母亲再没阻止我在老蔺那里睡觉,她的夜班也没有了。
  年过了,天也就渐渐暖了。我又上学了,老蔺也又领着那只狗开始去街上卖艺。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再也没有念叨过老蔺,也没给他送过什么好吃的东西。老蔺也没再到我家来过,每次的房租都是通过我的手交给母亲的,只多不少。可母亲只收二十块钱,让我把多余的钱退给老蔺。
  我开学之后,上午不可能陪老蔺出去,只有下午放学后写完作业,才能去天桥找老蔺。当然有时找得到,有时找不到。那段日子,我唢呐学得很有起色,可以自己吹那么一两首曲子。我给母亲吹过《向阳花》和《粮满仓》,母亲心里是喜欢的,嘴上却说,把书念好比什么都强,少扯那些没用的。
  记得那是三月份最后一天的晚上,老蔺突然来到我家,手里拿着钱,对母亲说,这是这个月的房租。老蔺已经很长时间没来我家了,老蔺的到来让母亲感到很意外。母亲接过钱,说,不急。老蔺说,还是给了好,给了我就踏实了。老蔺又说,我明天就搬走了,这房我不租了,谢谢你这段日子的照顾。母亲好像没听明白,问,你说啥,你不在这儿住了?是我的房租费高吗?你可以少给一些,手头紧不给也行。老蔺说,不是,有个病号需要我照顾,我要搬到她那里去。我忙问,那病号是谁呀?老蔺说,就是那天来的那个大辫子姑姑。我的心一紧,又问,她咋了?老蔺说,在去北京的路上让车给撞了,小腿骨折。母亲想了想,问,她家在哪儿?老蔺说,离这也不远,就是西郊那片老区。母亲说,那地儿都动迁两年了,到现在也没拆建,没水没电,怎么生活?老蔺说,没办法,她就一个人。她的父亲是我的师傅,前几年故去了,只有我能照顾她。母亲没说话,接过钱,老蔺就走了。
  这天晚上我没在老蔺家住。本应该再陪他一夜的,我有点舍不得老蔺,可母亲就是没让我去。
  我躺在炕上,心情特别不好,晚上不仅没吹唢呐,连作业也没写。我总在想老蔺,为啥老蔺不在这住呢?可就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第二天早上,我和妹妹吃完饭去上学,然后母亲也上了班。我和妹妹在一个学校,我把她领到学校后,就偷着跑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逃学。返回家,我急急忙忙跑进老蔺的屋子,唯恐见不到老蔺最后一面。当我气喘吁吁来到他家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我看到了母亲。母亲在老蔺家的炕沿上坐着,老蔺站在母亲的面前。母亲哭了,见了我有些不知所措,忙站起身,含糊地说,还是让她搬这儿来住吧。


  这一天我旷了课,和老蔺一起帮大辫子搬家。
  女人和男人就是不一样,盘盘碗碗,坛坛罐罐,花花草草,什么都有,什么都是好的,舍不得扔。我和老蔺帮她搬了整整一天。老蔺的房间里、院子里一下子滿满当当,看上去也像有了过日子的样子。东西都搬完了,大辫子才来,是老蔺背过来的。
  母亲晚上下班回来,先到了老蔺这里。进屋就看见大辫子女人,母亲很是热情地打了招呼,然后对老蔺说,大妹子头一天到这住,腿脚又不方便,晚饭我就给你们一起做了吧,做完让孩子送过来。大辫子双腿直挺挺地伸在炕上,说,真是不好意思,给大姐添麻烦了。老蔺说,那就听大姐的,让大姐做吧。母亲说,就是,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自从大辫子住到老蔺这里,老蔺家也就有了生活气象。一个家多一个人和少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何况老蔺家多的还是个女人。不仅老蔺生活上有了起色,每天喜笑颜开的,我们家似乎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我自然是更喜欢到老蔺那里去,以学唢呐为名,去看那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妹妹也喜欢来了。老蔺家没有大辫子的时候,妹妹基本上不来他家玩儿,有了大辫子,妹妹像多了个亲戚或是朋友,也喜欢来了。大辫子对妹妹自然也特别好,今天给妹妹梳个马尾辫,明天又给弄个维吾尔小姑娘的发式,女孩子是很喜欢的。母亲虽说不常来,也时常给大辫子送些吃的东西,或是用猪骨头给熬些汤端过来,或是买些倭瓜籽送来,说是对长骨头有好处。可母亲却很少跟老蔺说话,送东西的时候,只跟大辫子聊,瞅都不瞅老蔺一眼。也是从这个月开始,老蔺给母亲的房租费又多加了十块钱。这一次,母亲没有客气。
  自从大辫子搬来,老蔺似乎一下子对生活充满了激情。每天除了侍候大辫子起居,该卖艺还卖艺,该赚钱还赚钱,两个人过着像夫妻一样的日子。我每天晚上过来,两个人基本上都在弹琴或是拉琴,有时候还要唱那么几嗓子,什么《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当然也有中国歌曲。我喜欢看大辫子坐在炕上,怀里抱着月琴的样子,她整个表情是专注的,看不出腿受伤的痛苦。她弹着琴,老蔺也跟着拉京胡。他们演奏的是什么,我至今也说不出名字,只知道是京剧。她的琴弹得很动听,使起“窜儿”来,“大珠小珠落玉盘”,尺寸稳当,板槽瓷实,和老蔺一配合,严丝合缝,“一眼”不差。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
  演奏完了,收了琴,老蔺问我,这几天唢呐练得怎么样了?其实我没怎么练,却点头说还行。老蔺就让我吹给他听。我拿起唢呐好不容易吹了一首《向阳花》,有些上气不接下气。老蔺说,这叫练得还行?我没话可说。老蔺说,再不好好练你就不要来了。老蔺生气了,我不敢看他,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摆弄着衣角。大辫子看了,埋怨老蔺,蔺哥,小孩子有几个那么用功呀!我看他吹得还是很不错的。你不也是师傅打出来的?老蔺不再说话。大辫子女人拉我到炕边上坐,我感到既温暖,又委屈。
  大辫子到来后,母亲表面上很热情,其实心情极为不好,每天晚上都失眠,还动不动向我们发脾气。有时候,我和老蔺出去,母亲就到老蔺这里来,表面上是看大辫子,其实是想探听老蔺和大辫子的关系。一男一女住在同一个房间,躺在同一铺炕上,母亲不可能没有想法。可当母亲看到大辫子那双受伤的腿时,仿佛把心落了下来。大辫子的一双腿打着石膏,用厚厚的绷带缠着,像两根大白萝卜横放在炕上,母亲就想他们是做不出什么来的。要说母亲最难过的不是白天,是晚上。母亲白天上班忙忙碌碌的,也没心思想那些乱糟糟的事情。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听到屋子里有老蔺和大辫子的欢声笑语,或是吹拉弹唱的乐曲声,母亲就心烦,神不守舍。在这种心烦中她不停地干活,或不停地走动,里出外进。直到人家静下来了,她才能跟着静下来,可心里却依然烦躁。
  母亲和大辫子的关系使老蔺很尴尬,老蔺也后悔让大辫子搬到他这里来。母亲不理老蔺,却和大辫子越来越亲热,老蔺从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自然。大辫子腿伤了,又不能总在屋里憋着,偶尔老蔺要背着她出来透透气,散散心。母亲自然是会看到的,看到了心里就不舒服。特别是老蔺背着大辫子的样子,母亲是不敢想象的。她的胸紧紧地贴着他的背,两条受伤的腿夹在他的腰间,他用双手兜着,她的双臂也搭在他的肩上,搂着他的脖子。两个人时而脸贴着脸说些什么,耳鬓厮磨的样子让母亲心烦意乱。母亲有些恨自己,怎么就让她搬到这里来了呢?眼不见为净多好。
  这天晚上,母亲又来到老蔺这里,进院儿就喊老蔺。老蔺在屋里正和大辫子吃饭,听到外面的叫声,就走了出来。老蔺看到母亲推着一辆木制的推小孩儿用的四轮手推车,就问,大姐,啥意思?母亲浅浅地笑道,我见你天天背着大妹子出去遛弯,怪累的。我家有这么一辆小车给你拿来了,让大妹子坐在车上,你推她就可以了,省劲儿。老蔺很感动,说,真是谢谢大姐了。母亲没有客气,转身走了。
  有车和没车是不一样的,尽管车不是很好,还小。对于大辫子来讲,趴在背上和坐小木车上的感觉不一样。坐在小木车上是挺轻松,可没了和老蔺的那种肌肤之亲和绵绵细语。虽说也是被老蔺推着,还是缺少一种亲切。我母亲的感觉就更不同了,她看着老蔺推着大辫子,有一种火箭与卫星脱离的快感,虽然心中还是有着隐隐的不快。
  自从有了小木车,大辫子便刻意收拾自己,不像先前趴在老蔺的背上穿戴那么随便。她套上红裙子,穿上毛大衣,双脚用军绿色毛毯包着。老蔺推着她在米镇的大街小巷转着,像是一道风景,很是瞩目。
  母亲自然也是推过大辫子出来散心的,大多是在晚上,干完家务活,老蔺和我出去了,母亲才推着大辫子出来走走。两个人边走边聊,一团和气的样子。其实,母亲心里是很喜欢大辫子的,不仅喜欢她的漂亮、温和,还喜欢她会弹琴的才艺。母亲每次推大辫子出来,自己也总要打扮一下,可无论怎么打扮,都像个陪衬的。


  又是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候,老蔺来到过街天桥。这时的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路灯却已经亮了,亮得萎靡,无精打采。
  随着夕阳的下落,老蔺高大的身影投射在过街天桥的台阶上。这是一个被夕阳放大了的身影,他的个子太高了,看他的人不得不把目光仰成一个角度。这样的个子在米镇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老蔺依旧梳的是背头,头发很长,远远超过了本就很长的颈部。自从大辫子到他家来,老蔺干净了不少,头发也亮了,衣服也比先前干净了。只是一切都是旧的。他穿的是一双旅游鞋,本是白的,却变成了黄色,鞋帮鞋面都有很清晰的皴裂。鞋带也不是原配的,用两根废弃了的二胡弦代替,系得很死。由于弦过长,在末端鞋眼处打了个蝴蝶结儿,每走一步,一双脚上的两只蝴蝶颤颤悠悠的像是在飞。在鞋子的上面,两条细长的腿穿着牛仔裤,裤脚已被粗糙的鞋面磨破了边儿。那破损的地方不知羞耻地随着双腿的移动摩擦着他的脚踝,隐隐约约能看到脚踝处有些脏脏的皮肤。裤子的臀部早已经磨得很薄了,如果他的屁股能肥胖一些,就可能挣露出臀肉来。好在他并不胖,松松垮垮的裆部让你感到其内空无一物,仿佛一截寒酸的空布袋子。他的上身就更寒酸了,一件露着肚脐眼儿的黑色圆领背心,紧绷绷地箍在瘦薄的身上,看上去让人透不过气来。背心的外面套着一件风衣,米色的,本应该是五粒扣子,少了两粒。风衣没有腰带,敞着怀,有风吹来,整个衣服便会随风舞动,人也跟着蹁跹起舞。由于老蔺的清瘦,显得他的肩出奇的宽扁。在那宽扁的肩上背着一个琴盒,盒面已经没了皮色,斑斑驳驳的,让人联想到琴的久远和日子的沧桑。他的两只手上拎着些乐器:二胡、板胡、唢呐、葫芦丝、笛子……还有一个圆溜溜的埙。我看到了老蔺,还有跟在他身后的那条叫辫子的狗。那狗脏兮兮的,长长的绒毛没有一丝亮色,和老蔺一样瘦,在老蔺的脚下快速地倒腾着四条小腿,一蹿一蹿地往天桥上上。
  这天老蔺让我提前到天桥上来,是个周六的晚上。那时还没有大礼拜,每周只休息一天。我上午上完学,下午急忙在家写了作业,晚饭都没吃,就往天桥跑。母亲在我身后喊,干啥去?我说有事儿,晚点儿回来。
  老蔺让我到天桥把他的“舞台”布置好,他要在过街天桥上搞一次个人演奏会。其实也没什么可布置的,说白了,就是让我给他占地儿。在天桥上过夜的流浪汉太多了,如果不提前来,有可能地儿就没了。还是在他原来的位置,我用一些砖头石块给围了个小场子,空地上有块被拆开了的装冰箱用的纸盒壳子,扁扁平平地铺在那里,舞台就算弄成了。
  老蔺上了天桥,一些熟悉他的人跟他打招呼,指挥家来了。那一声招呼是兴奋的,也代表着一种情感,更是一种期待,期待着老蔺给他们带来美妙的音乐。老蔺就像一个真正的指挥家那样,微笑着,高傲地走上天桥。我跑过去,接过他手里的二胡和唢呐。
  这时的天已经暗了,夕阳完全沉到天际以下。天桥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已经不多了,可聚在这里等着欣赏老蔺演出的人却有不少。老的,少的,仨一群俩一伙地或蹲或坐或站,围在过街天桥的铁板地上,吃着白天讨来的饭菜。他们吃得很香,边吃边不停地唠叨着,谈论白天见到的事情,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没个正形。特别是今天晚上,老蔺来了,他们不可能不兴奋。他们吃着,谈着,乐着,想着今天晚上每个人心里最想听的曲子。
  有人说,我爱听《追梦》,主要是爱听埙的声音。
  有人说,我爱听唢呐《一枝花》。
  有人说,我喜欢听笛子独奏。
  ……
  我和老蔺来到了他的“舞台”,那只狗也跟了上来。
  平时,老蔺偶尔晚上来这里,只拿一两件乐器来演奏,或是吹或是拉,或是笛子或是二胡或是其他别的什么。今天不同,今天老蔺要给这些人开演奏会,连吹带拉什么都有,就像昨天晚上在歌剧院看的那样,给他们表演,展示一下他所有的器乐技艺与才能。这时有人很巴结地给老蔺送上一盒饭和一瓶水。只有老蔺吃饱了,他们才能享受到音乐。
  老蔺没有客气,接过盒饭,掀开盖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蹲在他对面的那只狗,可怜巴巴地看着它的主人,垂涎三尺地伸着舌头。平日里,老蔺是很讲究仪表和风度的,如果不是饿急了,他绝不会吃得这么难看。
  猛然一阵风刮来,整个过街天桥刹那间尘土飞扬。老蔺并没因这飞扬的尘土而停止他的咀嚼和吞咽,像什么都没发生,依旧吃得很香。他咀嚼后往下咽的时候,喉结向下滑得很用力,像是要把整个身心都吞进去。
  老蔺一天没怎么吃东西了。这一天他和他的大辫子狗除了遇见一场婚礼,用唢呐给吹了一通喜庆的曲子,赚了十块钱外,整个下午都在一个叫“亿家园”的小区门前演奏,得到的报酬却只有可怜巴巴的六块钱。六块钱能干什么?两碗刀削面都买不来。可他还是狠了狠心,在一个小摊儿上花一块钱买了四个包子,自己吃两个,给狗吃两个,算把胃暂时对付过去了。他要把剩下的钱节省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可两个包子怎么安慰得了他高大的身躯里那个总是在消化的胃?实在忍无可忍,就到小区旁边的一家小饭馆喝了一通水,算是解渴,也算是充饥。只是他的唢呐不能吹了,他没气力,吹出的调调不是味儿。他只能放下唢呐,虚着身子操起二胡,拉《二泉映月》。好在老蔺今天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昨天晚上的音乐会让他始终兴奋不已。


  昨天晚上,米镇市来了个交响乐团。这在米镇尚属史无前例。前一天,老蔺看到海报的时候兴奋极了。他看着海报,用双手狠狠地撸了撸富有风度而蓬乱的大背头,每一根头发都兴奋得直立起来。他的眼睛也亮了,心脏也加速了跳动,两条因一天没吃饱东西而无力颤抖的腿,也猛然有了支撑身子的力量。老蔺想,他一定要观看这场音乐会,这是他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他想起了曾经在歌舞团的日子,每天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从精神上到身体上都是愉悦的。那时他是真正的指挥家,歌舞团里的二三十号演奏人员都要听他的指挥,他永远也忘不了在舞台上那激情的精神风貌和亢奋的指挥风采……歌剧院门前贴的海报做得很漂亮,都是一些大艺术家的人头像,个个趾高气扬,风流倜傥。老蔺仔细地端详着一张张他仰慕的面孔,越看越激动,恍惚間,仿佛看到了小泽征尔,看到了赫伯特·冯·卡拉扬等一些指挥名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小泽征尔那丰富多情的形体“大动作”,明亮纤巧的指挥棒在空中有节奏地划来划去,那么富有生命意义,简直是生命的印迹……老蔺在无限地遐想着,可当他的目光看到票价的时候,不禁目瞪口呆,美好的热情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五十,八十,一百,那不同的票价仿佛一个个不和谐的音符在他的眼前跳动着,鸣响着。音乐厅里不同的座位,票价也是不同的。指挥家的脑子一下子乱了,瞬间,小泽征尔的脸和卡拉扬的脸变得模糊而扭曲了。他不甘心地把自己的票价定位在五十元那个最低档的位置上。应该说,在音乐大厅里这是个很不起眼的位置,只是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眼下对他来讲,坐在什么位置不重要,只要能让他进去,听这场音乐会,即使站在走廊里,趴在门缝间,他也心满意足。可他捏了捏衣袋里那薄薄的几张钞票,猛然想起自己仅有三十五块钱,这是他的全部积蓄。他还缺整整十五块钱,才能走进这个令他日思夜想的音乐殿堂。老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站在歌剧院的大门前,望着那扇关得死死的青铜色大门,希望和热情渐渐地破灭了。往回走的时候,我们谁都没说话。已经是快四月份的天儿了,风很大,既有暖意,又带着一种寒冷。   晚上,我在家吃完饭,又来到老蔺家。老蔺和大辫子也吃完了,老蔺正在收拾饭桌。房间里有些冷,大辫子披着大衣坐在炕上,见我来了,让我上炕坐。我坐在炕沿上,看着老蔺收拾东西。老蔺收拾完饭桌,又扫完了屋地,跟大辫子说,我出去走走。大辫子说,你去吧,我练练琴。我就跟老蔺走出了屋子。
  我和老蔺来到房后较远的一片废墟。这里已经拆迁近两年了,也没有建设起来,既无烟火,也不见人影,可以说是米镇最安静的地方了。我和老蔺闲暇时,每每都要到这里走走。其实就是一片残垣断壁,没什么好看。工夫不大,那只狗也跟了上来。
  夕阳已经沉下去,沉到了残垣断壁的后面。夕阳的最后一点点辉煌把废墟给扩大了,废墟暗了,整个天地也跟着暗了。
  我和老蔺落寞地坐在一块水泥横梁上,眼前的一片极其宁静,没有灯光,没有声响,连草虫的鸣叫都难以听见,一切仿佛死去了。老蔺抽着烟,心事重重。那只狗在我们的身前身后打转,搜寻着根本无法觅到的食物。
  老蔺抽着烟,我问他,是不是想听那场音乐会?老蔺点头。我说,那就听呗。老蔺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说,太贵了,五十块钱一张票,我还缺十五块,去哪儿弄那么多的钱?我看着老蔺,问,你就这几个钱?老蔺说,原本还有几个,梅子受伤了,给梅子看病花掉不少,剩下的这几个钱一旦花了,明天都不知道吃啥。我说,先借一借呗,才十五块钱,有了再还。老蔺说,跟谁借?我不是本地人,连个同学都没有,我最熟悉的就是你,还有那些在天桥上擦鞋的和修鞋的,他们怎么可能借我钱?再说,也张不开嘴呀。这时,大辫子狗偎了上来。老蔺搂着这只跟他一样瘦弱的狗,抚摸着它的头,望着漆黑的远处,说,宝贝儿,我们去哪儿能弄到十五块钱呢?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听一场音乐会了。狗好像是明白了他的话,很是无奈地用嘴拱了拱主人那长长的脖颈,然后又伸着舌头舔了舔他的脸。它舔到了一股咸咸的味道。我说,我回去管我妈借,以后还她就是了。老蔺立刻阻止道,不行,绝对不行!你妈哪有那么多钱?十五块钱可是半个月的房租啊。你要是跟你妈说这事儿,以后就别到我这里来。我看着老蔺,不敢再说什么。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老蔺向天空看去,星斗围着一弯残月,残月的附近呈现出大半个风圈,看样子明天又要刮大风了。寒气袭来,有些冷了。老蔺也觉得冷了,摸摸狗头,说,宝贝儿,咱们回家吧。
  回到老蔺家,房间里黑黢黢的,没有点灯,那个叫梅子的大辫子女人来了之后能吃能睡,恢复得不错,这会儿估计睡下了。我和老蔺进了屋,老蔺拉了下灯,没亮,又拉了下灯,还没亮,想必是停电了。也不知怎么,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老蔺点上蜡烛,屋内北墙上和西墙上立刻呈现出两个庞大的人影,还有那只狗的影子。狗见了亮光,立马跳上炕,盯着窗台上的蜡烛。突然,烛心微微地炸响了一下,狗吓了一跳,哼叫了两声。我和老蔺都没理它,狗也就不叫了。狗叫了两声之后,又跳下炕,不小心碰倒了立在炕沿下的小提琴。老蔺去捡,在捡琴的瞬间,他的眼前豁然一亮,兴奋地小声对我说,有了。我不明白老蔺是什么意思,小声问,咋了,什么有了?老蔺说,我可以听音乐会了。我问,有钱了?老蔺没说话,兴奋地忙了起来。
  老蔺先是摘下了挂在墙上的风衣。风衣已经很皱巴了,老蔺将衣服抖了抖,有灰尘在烛光中飘浮起来。老蔺转身弄了一碗水,含在口中,用嘴当喷壶,往风衣上喷了喷,又用手抻了抻,拽了拽,然后将风衣挂回墙上。老蔺又打开旅行箱,把一条围巾扯了出来,是条黑色的丝绸围巾。老蔺把围巾也抖了抖,用同样的方法喷了些水,又用双手平了平,搭到旅行箱的拉杆上晾着。随后他又来到外面,在洗脸盆里倒了些温水,洗头,擦身子。看得出,老蔺是兴奋的,夜虽是黑的,可老蔺的心情却是那么明亮。一切都忙完了,再去看老蔺,已经是面目一新。那背头经过水的滋润,在烛光下乌黑发亮。由于头发的乌亮,显得他的脸更白了,眉宇间似乎也舒展了好多。


  老蔺曾经给我讲过他对乐曲的痴迷与热爱,和他对各种乐器的触类旁通,可以说带眼儿的会吹,带弦的会拉,带键的会弹,无论怎么生疏的一首曲子,只要他看几眼,听几遍,摆弄幾个回合就熟了。他说他在一家歌舞团当过指挥,后来歌舞团不景气解散了。他很留恋以前在歌舞团的日子,多么希望到灯光辉煌的舞台上展示一下自己。他喜欢舞台上明亮多彩的帕灯、筒灯、成像灯和激光舞台灯,喜欢舞台上的追光、桥光、顶光、角光、逆光、柱光、流动光和天地排光,以及那些聚光、柔光和回光。他想把自己熔化在这些美丽的光焰里,哪怕是十分钟也好。他喜欢那种台上流光溢彩,台下高朋满座的生活,喜欢那些红男绿女的观众,绽开一张张笑脸,看他在舞台上指挥或演奏。他可以演奏小提琴《梁祝》或是《新疆之春》;可以吹唢呐《百鸟朝凤》和《山村来了售货员》;也可以吹埙,他会吹《苏武牧羊》《月下海棠》……最理想的是让他拉二胡,可以说这十八般武艺,他对二胡最是钟爱和娴熟,他喜欢拉《二泉映月》《空山鸟语》。可和这些比较,他最最喜欢的还是指挥,站在台上,像一个将军那样指挥着千军万马。他天生骨骼修长,长了一双既软且长的灵动之手。他的头脑对音乐艺术有着超凡的敏捷和灵气。为了不破坏这双手对乐器的触感,无论日子怎么艰难,他从不干任何有损于这双手的活儿……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跟老蔺说,我也要去听音乐会。老蔺说,没票,你进不去。我说,你也没票。老蔺说,我有办法。我说,我也有办法。老蔺问我,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歌剧院的后面有个厕所,厕所旁有个通风的小窗子坏了,我能从窗子里拱进去。老蔺说,那我也拱吧。我说,你个子太高,拱不进去。
  就这样,第二天我和老蔺早早地去了歌剧院。
  音乐会本应该是晚上七点半开始,我和老蔺上午十点就到了。我们在歌剧院的附近徘徊着。
  米镇的歌剧院一共有两个入口,一个是演职人员入口,一个是观众入口。演职人员入口在歌剧院的西侧,观众入口在歌剧院的南侧。我和老蔺先是围着歌剧院转了转,然后来到后院。我指着一个小窗子,对老蔺说,这个就是厕所的窗子,我从这里能爬进去。老蔺看了看窗子,说,太小,我还真拱不进去。我说,那我在厕所里等你。   正是暮春时节,米镇一早一晚天气还是很凉的,只有白日里阳光充足灿烂。
  我和老蔺来到歌剧院西门对面较远的一棵柳树下等待着。来得太早了,我们站着,坐着,蹲着或是靠在树旁。树旁立着那个装有小提琴的盒子。老蔺嫌琴盒太旧,今天早上还在上面打了些黑色鞋油,此时小提琴的盒子可以说是有模有样,琴盒上搭着他的风衣和那条丝巾。我问老蔺,你怎么进呀?老蔺淡淡一笑,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到了中午,我们也站累了,肚子也饿了,老蔺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让我去附近的小店买了两个面包。
  老蔺高大而瘦弱的身躯衬托着刚刚吐出绿叶的柳树,显出树的孤寂,也显出他的孤独。由于个子太高,加上树冠枝条低垂,他的整个头部基本上埋到了树冠里,仿佛成了一棵怪异的树。老蔺的脚下丢了很多烟蒂,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想着什么。由于长年吸烟,他的中指和食指被熏得像两根刚刚出锅的油条。发黄而纤细的手指在他吸烟的时候捂住了半张脸,他若有所思地目视着前方。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老蔺耐心地等待着。他今天不可能去某个小区或公共场所拉琴赚钱了,他要全身心地等待这场音乐会。他的目光始终盯着歌剧院的那扇西门,看都有些什么人出出进进。可盯着盯着他的眼睛就酸了,闭了眼,又立刻睁开,生怕有什么遗漏似的继续向那扇西门望去,唯恐错过他等待的那个时机。
  可算等到了下午两点,三辆白色大客车由远而近驶来,停在歌剧院的西门前。从车里下来一群手拿乐器的演职人员。老蔺看到了,立刻精神起来。他用力地向后撸了撸自己那富有风度的大背头,然后急匆匆地穿上风衣,将衣领竖起,又把那条丝巾搭在了脖子上,随后又夹上那个装有小提琴的盒子。老蔺准备完毕,不错眼珠地看着那些从大客车上下来的人。等那些人一个个走进西门,老蔺咬了咬牙,心一横,赶紧跟上去,随着最后一个演职人员进了剧场。我见老蔺进了剧场,放心了,便一个人来到剧场的后面,从厕所的窗子拱了进去。
  剧场很大,装饰堂皇。老蔺第一次到这里来,有些找不着北。他尾随着那些演职人员走了一段路,拐过几条长廊,向一个休息大厅走去。老蔺明白,这些演职人员在休息片刻之后,要进行简单的彩排,熟悉音效和这里的一些情况。老蔺想,他不能跟着往里进。老蔺在最后一个演职人员进入休息大厅的瞬间,机敏地拐进了我们事先约定好的卫生间。剧场的卫生间有男有女,男的在左侧,女的在右侧,老蔺拐进左侧。男厕一共有五个蹲位,我和老蔺会合后,躲在靠西边的一个蹲位里,将门从里面插上,等着晚上检票。卫生间里臭烘烘的,还有尿骚的味道。我和老蔺只能忍着,开始是捏着鼻子,捂着嘴,可过了一会儿那种味道就没了。
  终于熬到晚上七点钟,开始检票进场了,老蔺和我才敢从卫生间里出来。我们没有座位,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在一楼大厅里欣赏演出,只能躲起来。这里我很熟,我领着老蔺摸到了二楼。音乐大厅不单单是听音乐的,偶尔也放放电影,唱唱地方戏“二人转”什么的。我们悄悄地上了二楼,在二楼中间的位置有个小小的电影放映室。我对老蔺说,这里不演电影是不会有人来的。我和老蔺溜了进去。
  放映室在二楼,比一楼要高很多,离舞台也就很远,看不清演奏者的面目表情。我说,太远了,看不清脸儿。老蔺说,没啥,咱听的是音乐,看脸有什么用!
  我从小窗口看着一楼大厅里陆陆续续进来的人,问老蔺,咋这么多有钱人?那么贵的票也能买得起!老蔺淡淡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开演了,大幕徐徐拉开,那庞大的乐队阵容震撼了我和老蔺以及所有的观众。舞台上的演奏人员着装整齐,一律的白色西式装束,女士穿的是短衣长裙,男士则西装革履。由于距离太远,我和老蔺瞧着有些费劲。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坐到前排的某个位置,好好看看这些艺术家的尊容和他们的仪表。老蔺对我说,看见没,在前面几排坐着的都是领导。我说,当领导真好。
  这时乐队的指挥走上来,全场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指挥走到舞台中央,彬彬有礼地给全场人鞠了一躬。我问老蔺,你当指挥时也这样吗?老蔺说,当然,这是对人家的尊重,也是对艺术的尊重。我问,你也有像他那样的衣服?老蔺说,当然有,那叫燕尾服,真正的指挥家指挥时都要穿燕尾服。我看了眼老藺,觉得他很了不起。老蔺不再说话,但我已经感觉出他此刻的心情。指挥家的穿着打扮和那些演奏人员是不一样的,他那宽阔的额头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明亮而耀眼,长长的白发波浪般汹涌,向后披散着。他的右手拿着一根小巧而明亮的指挥棒儿,配着一身黑色燕尾服,气质高雅,器宇轩昂,风度翩翩。他给所有的观众鞠了一躬之后,观众落座。这时我见老蔺那透过小窗口的目光火辣辣的,仿佛要燃烧起来。指挥家转过身,站在乐队中间,挥手,以贝多芬的《欢乐颂》拉开了整场音乐会的序幕。那暴风骤雨般的急板变奏曲带领着人们朝他们向往的理想世界进军,那穿过黑暗到达光明的旋律和战胜痛苦取得欢乐的乐章,让躲在远处偷窥的老蔺亢奋不已。他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斗志昂扬。当然,我也被感动了。我们在激情满怀的情绪中欣赏了小提琴独奏、大提琴合奏,以及高亢的男女美声二重唱……每个节目都是完美的,震撼的,没有丝毫瑕疵。正在我和老蔺欣喜若狂地观看演出的时候,正在我们的魂魄被那美妙的旋律勾去的瞬间,身后的那扇门猛然开了。老蔺一惊,我也一惊,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们就被两个膀大腰圆的年轻人扯着膀子给拽到了门外。
  接下来的事就很尴尬了,我和老蔺被关进保安室,一帮肥头肥脑的保安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拷问。一番“提审”过后,我和老蔺都蔫头耷脑,人家要交罚款,不然不放人。我和老蔺都口袋干瘪,不然也不会干这档子事,这时候只能把我母亲叫来。
  母亲掏罚款的时候,手有些抖,也不知是生气还是心疼。我和老蔺都一声不吭,脑袋垂到了裤裆。把我们领出门,母亲开始数落我,她说一准是我出的馊主意。老蔺在一旁无地自容,结结巴巴地说,不,不,不怪他,怪我,我,我一定把这钱还上。


  昨天的事对老蔺的刺激蛮大的,一早他就把大辫子送走了。大辫子基本恢复得差不多了,老说要走,是老蔺一直挽留。此刻,老蔺边想着昨天的音乐会,边疯狂地吃着饭。正吃得忘我的时候,那只狗猛然叫了一声,老蔺立刻停止了咀嚼,看了眼蹲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他的那只狗,把剩下的半盒饭送到了狗的面前。   老蔺并没有吃饱,他狠狠地喝了一通水,算是把肚子撑了起来。那只狗也饿急了,它的嘴一口一口地吞着,脖子也一抻一抻地咽著。这时老蔺已经把带来的各种乐器呈扇面形摆在简易的舞台上。 老蔺先吹的是唢呐,以《抬花轿》作为开场。那流畅的曲调、轻快的情绪,使在场的人心情舒畅。紧接着是一曲欢快的二胡曲《喜洋洋》,悠扬的旋律瞬间笼罩了整个天桥……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过街天桥上没有灯,只有天桥下面星星点点的路灯和流淌在马路上的车灯,那依稀的微光很是吝啬地、毫不情愿地弥漫到过街天桥上来。这时的老蔺和那些围观的人只剩下一个个模糊的剪影,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天桥硬硬的铁皮地板上,众星捧月般地围在老蔺的周围,痴迷地听着、看着、玩味着这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给他们带来的美妙音乐。他们也不知道老蔺拉的是什么意思,可只有这种声音才能驱赶走他们的寂寞、空虚和无聊;只有在这个时刻,他们忘记了烦恼,忘记了饥饿。可以说这是他们最兴奋、最美好的时刻了。
  天桥上太暗,我和这些观众已经看不到老蔺的表情了,只能见到一个高挑的影子在微光的映衬下晃动着。这时的老蔺同样也是快乐而兴奋的,他站在夜幕中的天桥上,像一只夜莺在歌唱着……
  老蔺仿佛又想起了昨天的音乐会。这一天他无数次想起昨天音乐会的场面,那数十人的演奏队伍是如此震撼而有气势,那华丽的着装,大方的举止,整齐而和谐的动作……一想起这些简直感动得他浑身发抖。
  过街天桥依旧是那么黑,这会儿,老蔺已经把摆在地上的所有乐器都演奏完了,二胡、板胡、唢呐、葫芦丝、笛子、埙……正拉着最后一件乐器小提琴。他拉的还是那首他喜欢的《梁祝》,脑海里依旧是昨天晚上音乐会的场景。他越发陶醉起来,像昨天晚上在舞台上拉小提琴的那些演奏家一样,精神抖擞,神情专注,无我无人。他挺起了腰身,昂起了头,尽管那些或坐或站的观众不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可也能看出他的沉醉与亢奋。他在用琴声给他们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讲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讲化蝶双飞的美景……老蔺拉完最后一段旋律,天桥上所有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那掌声随着强劲的夜风传得很远很远……
  我以为老蔺演奏完了,放下小提琴,我们应该回家了。可是老蔺没有动,他站在原地,意犹未尽,神情庄重地望着静谧的夜空,脑海里浮现出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看着他,他对夜空是那么的深情。那满天的星斗亮晶晶地闪着,犹如一个个静待着他指挥的演奏者。只要他的双手一扬,那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就会跳动出无数个优美的音符来。那音符激情似火,那音符如泣如诉。他可以任意指向哪一颗星,让它独奏;也可以随意指向哪几颗星,进行协奏;更可以同时调动所有的星斗,来个大合奏。他身旁的那些观众,不知所以地望着这个指挥家。只见老蔺双手猛地一扬,来了个四分之二拍的热情快板,随着他双手的抖动,眼前的每一颗星都随之颤动,并发出让人振奋而激昂的旋律,仿佛一支乐队出现在眼前。他那强劲有力的指挥动作,富有爆发力的节奏,正是在指挥着昨天晚上舞台上的那支庞大的乐队。他的脑海里再次出现了小泽征尔,出现了卡拉扬,甚至出现了我母亲和大辫子的梅子,他们都那么欢喜地看着他……那癫狂的挥洒自如的海阔天空的落落大方的指挥动作让在场的人不知所措,他们在黑暗中望着老蔺,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暗夜中舞动,激昂,舒缓,亢奋,那么富有感染力和爆发力。此时,老蔺的脑海里出现了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出现了低音管双簧管低音号,出现了长笛短笛竖笛和打击乐……他时而面向浑厚、丰满、开朗、柔和的大提琴,时而指向粗犷、直接、温暖、雄厚的管乐,猛然又点燃了铿锵、震撼、洪亮、干脆的打击乐……他兴奋着、激动着、亢奋着、悲伤着、凄苦着,他的一双手在黑夜中和命运做着一种对抗般的舞动。坐在天桥上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不知道指挥家今天是怎么了。他们想,这个叫指挥家的人疯了。那只叫辫子的狗也跟着立了起来,它仰起头,看着自己的主人,黑黑的眼球映着月色,不禁有种恐惧。这时吹过天桥的风越发大了,老蔺的风衣被舞动起来,飞过了天桥的护栏,像一面旗帜在夜空中招展。天桥下两侧的路灯更加辉煌了,马路上的车辆更是川流不息。我冲着老蔺喊,你这是干啥?咱们回家吧。老蔺并没有听我的话,依旧在忘我地指挥着。他的手在颤抖,身子左右摇摆个不停,黑暗中面部表情非常丰富。他的风衣飘起来了,他的长发也飘起来了,他的整个人仿佛也跟着飘了起来。他看到了他喜欢的那些帕灯、筒灯、成像灯,看到了那些柔光、追光、流动光,看到了星光和月光以及马路上的车灯光一起向他聚来……
  责任编辑 刘鹏艳
其他文献
关于吃什么  回家后老媽问我:“今天想吃点儿什么?”  我兴冲冲地问道:“都有什么?”  妈妈微微一笑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想客气下,等你说‘随便’呢。”闲聊  两位同事在走廊闲聊,一位新来的年轻、漂亮的女打字员从旁边走过。其中一位男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情不自禁地说:“真是一位美人!”  “都有三个孩子了!”另一位以嘲讽的口吻说。  “她吗?这不可能!”  “我说你。”彩礼  给不起彩礼的兄弟们
乔医生是灯盏镇上的体面人物。  体面不只是他皮肤白皙,手指细长柔软,长相朗目疏眉,耳朵上挂着一副金边眼镜。  体面还不只是他言行举止温文尔雅,衣着整洁,一身白衣胜雪的大褂,胸前卧着一副黄锃锃威严的听诊器。  体面主要是他对待病人的态度。灯盏镇无论贵贱贫富,妇孺老弱,乔医生看病都一视同仁,尤其是从天目山脉深处东滩头、沙滩头、鱼亩墩、灵官庙、陆拾亩居、火埂头、沸水塘这些边远偏僻山村来看病的老百姓,他更
现代人最不擅长的一件事,就是“等待”。街上的人总是脚步匆忙,似乎有谁在后面追赶一样,从远处望去,甚至能感受到他们急切的心情。  恋人之间的约会也是如此。如果对方迟到一分钟,我们就会赶紧打电话给对方。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忍受等待。  但做任何事都需要时机。时机不成熟,即使着急,想要马上做,也不会有任何结果。日本有这样一句话:“只要等待,总有风平浪静之日。”  想必大家都聽过“啐啄
我在建设路口碰到刘立红。她应该是回娘家,和我同方向。当然,我也是回娘家。  我叫她,她有点惊讶,认出我后有种不太高兴的不自然。闲闲地还没拉扯两句,她就丢下我走了,说的是:“我去一趟家乐福,要买点东西。”我目瞪口呆地盯着她急匆匆的背影,去家乐福?最近的家乐福还得从建设路至少坐两站公交呢!她趿着一双塑料拖鞋,穿着一套洗得有点发灰的睡衣裤。这种打扮,去家乐福?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当时我们刚过三十三
三十多年前,朋友从省邮电学校毕业,被分到偏僻的徽州山区工作。  当时,朋友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龄。家在农村的他,每个月都要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抽取一部分贴补父母和弟妹。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好在爱人善解人意,结婚、生女,毫无怨言。朋友给自己定了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不管有錢无钱,只要上菜市场买菜,最起码要买三两肉,给妻女增加一点营养。  当年,小县城的菜市场就在青通河畔的西侧,不大,窄窄的就像杀猪佬随手砍
可以涨价  昨天,我又在一家店铺看中了一双鞋子,可一看,价格太高。于是轻点鼠标换了个店铺再看,连着看了好几家,终于在一家店铺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鞋子,而价格竟然要比前面几家便宜两百多。这反倒让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我问客服:“为什么你们店的鞋会便宜这么多?”  让我怎么也没想到,客服竟然回道:“亲,你说的是哪款?我们可以为你涨价的!”诚实  同事说他刚毕业那会儿找工作,在应聘现场面试官问:“你最大的缺点是
在东京奥运会上,杨倩为中国摘取了2枚金牌。除了顶级的气步枪水平,杨倩头顶被当作幸运物的小鸭子发卡也格外亮眼。  不止杨倩,从戴黄色泳帽出战的“甲鱼”徐嘉余到赛前必竖中指的加拿大小将桑托·孔多雷利,从甩臂三圈的菲尔普斯到对空出拳、被菲尔普斯“怒视”的查德·拉·克洛斯,奥运健儿的“幸运物品”和“幸运仪式”不一而足。放眼整个体育界,各式各样的用以招来“好运”的习惯更是数不胜数。  研究者发现,运动员的这
“买榴莲就像刮彩票,看命。”这句话实在让人感同身受。  每当炎夏一到,我的嗅觉像是上了发条般灵敏。到了水果摊万物俱暗,一颗颗金灿灿的榴莲就是那道鬼使神差的光,让人恨不得一头扎进榴莲海里,却又在标价前倒下。  疫情让泰国榴莲市场需求暴涨,比2020年第一季度上涨了90%,对于中国吃货来说,泰国榴莲毋庸置疑稳坐头把交椅。  然而,近年来马来西亚榴莲刷爆了存在感,猫山王、苏丹王等来势汹汹抢占市场。  讲
黄鳑鲏不是鱼,是人。真名不知道,我们只是跟着大人们叫他黄鲭皱。  是从何时开始见到黄鳑鲏,记忆中大概在我人小学前的那年初秋。一阵脚踏的梆子声从村西口传来,平时冷清的小村便开始闹腾,早已把一些土游戏玩腻的我们,一窝蜂似的看黄鳑鲏赶鱼,觉得新鲜,刺激,循声追到村西口,沿着沿河的小道,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悄悄话也不说,尾随鳑鲏船。黄鲭皱弯腰落网,黄鲭皱挺身起网。如果连续三网都空着,我们会轻轻地“唉”上一
夜里快十点,电话突然响了,以大彭惯来的经验来说,一般晚上过了九点后响的电话都不会是好事……  1  夜里快十点,电话突然响了,以大彭惯来的经验来说,一般晚上过了九点后响的电话都不会是好事,比如大彭母亲犯心脏病响过,领导临时让大彭去改会议材料响过,还有次是岳丈心梗,那次没抢救过来。最气人的是有个神经病晚上十点半来电逼大彭把他老婆交出来,不交就宰了他!总之,夜晚的电话铃像是黑夜自身转化而来,充满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