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事情
　　我还记得，大学一年级，某次课后，我跟随夏倩芳老师，从教学楼走到新闻院办公楼。一路上她叮嘱我：大学里最要紧的是读书，以后工作，就很少有时间拿起书了。大学作为读书时光，是为将来的一生打底。
　　我当时懵懂无知，还不知道“工作”为何物。我并不清楚，它和它所象征的东西，很快就要来临，并作用于我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对于那时的我而言，“工作”这个词，还遥远得像世界地图上的土耳其，笼罩着白色和蓝色的雾霭。我试图看，但看不分明。对于类似的变化，我总是后知后觉的。这使我这些年来吃了不少苦头。
　　面对夏老师的劝导，我只是下意识地唯唯诺诺。这样的劝导，是老生常谈了。她一定对上千个学生都说过，耳提面命的，至少也有百来个。所以，一定没错。
　　我听在耳中，记在心上。大学时，我从图书馆里借了三百本书，有一半是认真读过的。不过，要是夏老师看过我的书单，恐怕要失望。我所读的，大约都只能算作“闲书”，不是知识分子所应当读的那类严肃书籍。
　　这两日，我忽然想起上面那番对话时，才真切地意识到，大学时光于我，是真的过去了。算算日子，其实也不过两年多的时间，却大有《半生缘》里曼桢对世钧所说的“回不去了”之感。
　　很想再回去一次，再感受一次，但明知不可能。那时果真好么？也不是的。当旁人兴高采烈谈起母校，我总是厌倦于回想大学时光。那是我个人的“文革史”，困窘、局促、慌张。
　　可是，的确是有些“好的事情”，留了下来，让我受益到如今，并还将持续影响我的生活。这我不能否认，也不该抹煞。而这正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无用之用
　　我最怀念那时的“无用”。“无用”的意思是，没有实际用处。一丁点儿用处也没有，它不能满足你任何一种欲望和需求。如果你的欲壑是杯子，“无用”便是杯子的空，它不是水，止不住你的渴。
　　当我置身其中时，我并不知道，这“无用”的时光多么难得。除了在大学，一生中，再难有如此多的时间，如此集中地学习如此多“无用”的学问——木铎的含义是什么？谁开了近代报业风气之先？编码解码的理论是谁提出来的？试分析和评价邵飘萍的新闻成就？——妈的，学这些东西到底干什么？我们开玩笑说：“新闻无学”。所学的，各种理论，各种历史，尽是“无用”的学问。
　　开学第一课，有老师跟我们谈起新闻理想，讲到院里有位学生曾卧底富士康28天，用手机键盘写下报道，最终发布在南方周末的头版头条上。这个掺杂了浪漫、务实、艰苦、乐观、家国天下、个人进取等色彩的故事，让我们为之倾倒，心中也燃起一腔热血与赤诚。
　　谁曾料想到，我们听到这个故事时的2012年，其实已是纸媒黄金年代的尾巴，移动互联网的巨浪已初露骇人的端倪——时代的转向，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个人总是要到事后，看到了众多的结果才察觉;这个故事，现在看起来，多么像一种隐喻式的回光返照。
　　我在移动互联网公司实习时，见到了这位学长，他就在距我不远的工位上工作。我该如何向他解释，他的到来给我内心带来了极大的触动？他是最初唤醒了我心中那份新闻理想的那个人。而今，他也离开了报业，转而登上移动互联网的大船。我既感慨（现实的更迭和理想的消逝），又庆幸（我佩服的人跟我做了同样的选择）。这是一种复杂微妙的感受。他不知道，我也从未说起。
　　这种荒唐和惊诧，仿佛烂柯人的典故：砍柴人到山中，看见有童子下棋，被棋局迷住了，等到起身时，才发觉，木头的斧柄已完全腐烂，他回到山下，发现同时代的人俱已不在。
　　时代变了。但在“变”的过程中，我们并未内在地感知到。尽管窗外世界每天降临的、奇异的事实，和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说辞，截然不同。理论和实践脱轨，学术与生活无关，但我们就这么低头学着，声势浩大地做一件完全“无用”的事，不问东西（也不知东西为何物）。
　　后来想想，平心而论，这种“无用”，其实也并非真的無用。一如无印良品的设计师原研哉提出的“虚无”（Emptiness）：空无一物的容器，本身是一种信息。又如老子所说，有空才能有容。杯子真正关键的部分，在于空的部分;有空，才能容纳水。大学的“无用”，正是为了日后的生活积蓄“空”，“空”越多，生活的杯子里，才能容纳进越多的“有用”。
　　耐心与焦急
　　在“无用”的时间里，我训练着自己的耐心。
　　大学每年暑假，我基本都是系里最后一批回家的人。我花了很多时间，许多个清晨、黄昏和周末，在写一部无望的中篇小说——当时还是满怀希望的，不然也不会写下去——想赶在毕业前出版。理想中，我是一个用文字造海的人，我所建造出来的形象，应当是一片蔚蓝的、可观的大海，蓝得令人晕眩。但是，最终成形后，才发现，纸上的几万字，搭建出来的，不过是一个清浅的池塘，伸手进去就能触摸到底。我不得不承认，两三年来，我所苦心营造出来的事物，只是一片浮浅的、脆弱的、没有个性的风景。
　　不久后，我读到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说他年轻时想当画家，焦急地强迫自己要有个性。为此看了许多画展，想到日本任何一个画家都画出了有个性的画，都有自己的眼光，唯独自己没有，因而更加焦虑。老了之后，他才感慨，“现在回头看一看，其实真正独具慧眼、画出自己的画的人为数甚少。除此之外，多是卖弄技巧，以此炫耀而已。”他在哀悼当年因为刻意追求个性而折损的画家梦。
　　我忽然发现，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就是说，把一切完成的作品清零，当作是未来作品的练习。一如画家，把完成度不高的画作摒弃，当作是正式作品的素描训练。在弃置和完成之间，耐心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前者并不是废品，而是成品的上一步。花过的心血不会白费，它只是需要积攒得更厚，才能薄发，形成真正独具风格的作品。这样一想，我开始有了对欲念的耐心。欲速则不达，应当持续地、渐进地投入，而非急躁的行进，为自己设限，纠结于短期的回报。
　　去年，我去看画家彼得·多伊格的展览，其中有一段来自画家曾梵志的评述，印证了我的这一想法：多伊格早期的作品是各种现成艺术的混合体，直到后期的作品，才呈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可以想见，他一定忍耐了大量枯燥乏味的练习，且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练习仍保持鉴别力，最终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是沉静和坚韧品质对艺术家的帮助。 　　求知与反智
　　比起那些在大学里花费了许多时间兼职、恋爱、玩乐的人，我多少活得像个禁欲主义者，有些过于严肃了。我向往修士式的生活，清心寡欲，仿佛《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这种内心的意识训练，让我变得离群索居。但在大多数时候，我并不感到孤独。这是因为我始终怀有一份求知欲。
　　大学的不易在于，它始终把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它信奉知识，尊崇知识，热爱知识。尽管多少年来，金钱和权力，从没停止过对它的侵蚀，就像浪子从没停止对少女的骚扰。即使它们侵入它的肢体——行政系统、教学楼和宿舍，也侵入不了它的灵魂——图书馆。走近书架，你尽可以遨游在先人的思想和经典的宇宙中，无人阻挡。你拥有一个自足的世界，只要你愿意。
　　当然也有人说：读书是无用的，除非转化成实利;文章是无用的，除非变成十万加;好不好不重要，好不好卖才重要;对不对不重要，支不支持才重要;一个人的伟大，取决于福布斯排行榜的位置;一个人的作品，取决于获得过多少点击量。
　　然而，天真
　　大学最美之处，亦在我眼中最大的美德，是它的天真。像希腊神话似的天真。
　　木心对希腊神话的评价：天真健康的孩童;美的糊涂账。这评价也可应用于大学身上。但大学已不是孩童了。是少年，少女。是最好年纪的少年，少女。仿佛樱桃初熟，还未熟透，那最微妙的阶段。你不会因为他们身上的瑕疵，而憎恶他们。如果他们因此犯了错，你也不会去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保有那份尚未遭到破坏的天真，如琥珀一般。为了这份天真的延续，你也愿意小心翼翼地去呵护。
　　天真而美，美而不自知。每当我看见那些面容姣好的少女，我就好奇，她们果真不知道自己的美么？也许懂得的，只是一点点。她们的美，部分源于天真的不自知。要是自知，可能就没那么美了。至少，会失一分自然，多一份造作。
　　尽管也有世俗、肮脏的尘土，大学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总体干净，整洁。我没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但我认为，大学是比故宫、颐和園更美丽的地方。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坐拥珞珈山、东湖水的武汉大学，本身是中国最美的校园之一。
　　我想，把大学叫做“象牙塔”，不是没有道理的。不仅因它的封闭，还因它的洁白，象牙似的白色。这种白色，跟希腊雕塑一样圆润、浑然天成。你想抚摸，但你不会，你只是静静地站着，站在它和它的光影之间，为这份纯真而失神。
　　如今，我已离开了大学两年多。但大学时的美德，我依旧随身携带着，尽力使它们不从我身上掉落。这四种美德，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无用、耐心、求知和天真。其实总结起来，都可以说是一种“孩子气”，纯真的、珍贵的傻气。
　　如果再次遇到夏老师，我终于可以坦然地同她讲，毕业以来，我每年读的书，比在大学时候多，而且多是经典，做了不少笔记。我想说的是，大学教育已经结束了，但我已开始了自我教育。教育的意义，大学时的美德，我身在大学时，还不能完全懂得，还不能十分珍惜，现在懂得了——早过去了，也不要紧——大学教育是四年，自我教育是一生。
　　我会告诉她，我为自己营造了一间小小的书房，这里上千本书，是我一生的、可移动的、随身携带的大学。
　　责任编辑：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