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讲，2010年将是最为复杂的一年。这种复杂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仍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们仍需依赖经济刺激政策的支撑，但这种刺激又必须保持适度，且要准备随时减弱以至退出。再如，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各国向经济中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这些被注入的流动性终归要释放出来，不能确定的，只是释放的时间和能量等。因而，我们还要密切关注并防范通货膨胀预期转化为现实。又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本身就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民生困难、经济发展方式落后、贪污腐败等难题。这些难题如与经济的波动相遇并交织在一起，将会带来更大的危害。所有这些都注定了，在2010年，我们将面临宏观政策抉择中的极大困难。
　　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原理就是“逆风行事”。如果说在2009年的主要任务是“保增长”，那么，2010年随着国际经济的复苏进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性效应的减弱以至退出，便是必需的。货币政策的抉择当然也是这样。只不过，鉴于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这种收缩还必须斟酌行事，而取一种“渐退”之势。
　　不仅在经济学基本原理，而且在各国的反危机操作实践中，都可看到，财政政策本来就是反经济衰退的“主攻手”。就中国这次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格局而言，取的就是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政策操作格局。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时期如此，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也是这样。这是因为，与货币政策的实施要受制于一系列非政府掌控因素相比，财政政策是政府手中的一种可直接操作、覆盖所有政府活动且具有定点调控之效的政策手段。所以，在2010年，财政政策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
　　部門利益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及其转向调整的制约效应，固然始终存在且不可回避，但将“积极”、“稳健”财政政策的提法确定归之于所谓部门利益，可能并不符合实情。取什么的名称来标识宏观政策的走向，在现实中所考虑的，一方面是宏观政策的具体内容和目标取向，另—方面，也有一国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等涉及国情背景的因素。重要的是要看宏观政策的实际效应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在此调整中的利益纠葛。当面临既得利益因素缠绕的时候，我们所需聚焦并要全力应对的，是在防范其影响的同时，致力于完善制度约束。(2010年第7期《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平衡术》)
　　
　　为中国政改寻求可持续的动力
　　唐皇凤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党国体制的转型为起点的，集中体现为执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革，这种以个体解放为导向的改革释放了社会活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改革代价，集中体现为社会过度的两极分化，并培育了一个阻挠改革可持续推进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很是符合改革“兴一利必生一弊”的历史逻辑。因此，评判改革成败的关键是权衡利弊之后的改革净收益，以改革本身出现的问题来全盘否定改革本身，就如“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齐倒掉”，可能得不偿失。另—方面，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功可能延缓党体制的转型进程，体制的修修补补仅仅成为党国体制再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集中体现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改重心从体制变革明显转向能力建设，“秩序和稳定”明显优先于“增长和发展”。因此，改革动力的衰竭成为掣肘中国政改事业可持续推进的首要困境，重新开启下一轮政改的头号问题，就是如何构建中国政改可持续发展的稳固的动力系统，培育支持政改事业的社会组织化力量。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一切要害问题都已经水落石出，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关键是尚未积累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培育现代政治力量，进而为中国的体制变革和制度转型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稳固的动力系统。在当下的中国，现代政治力量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1)具有开阔视野、公共精神和责任担当的政治精英集团；(2)能够有效运作现代制度体系、权利与责任有机平衡的现代公民；(3)具有高超管理技艺的现代技术官僚；(4)服膺于现代民主政治运作规则的现代军队；(5)能够通过组织化力量制衡国家与市场专断权力的现代社团组织。其中，高度制度化与组织化之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则使得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以及对专断的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抗争与制衡有了坚实的组织保障，是稳步推进中国政改事业的支柱性力量。(2010年第7期《主动破解改革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