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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末期所形成的对货币（金银）的追求，是西欧当时很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在历史上也出现过重商主义的萌芽，但总是发展不起来。以中国的历史背景原因为着眼点，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贸易往来等四个方面的原因进行论述，加之和西欧国家发展重商主义的背景原因略作比较，旨在阐述为什么重商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
关键词：重商主义；人文经济；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8-0010-03
重商主义，即重视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对货币（金银）的追求，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它是18世纪在欧洲颇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一国的国力取决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而中国重商主义在明清时期一度兴起而后一蹶不振。那么为什么在西欧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就发展不起来呢？
一、政治因素（Political Factors）
中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停滞不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一直推行遵从“重农主义”。《管子》里揭示了所谓“士农工商”的阶级特点，即读书为先，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人最后。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就是最没有地位的。到秦统一后，秦国从商鞅变法后的传统就是鼓励农耕，抑制商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重农轻商的政策来维护统治和社会安定。在中国古代，纵使商业有发展，那也是在官府的层层控制剥削之下，因此就算有商业繁荣也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所以中国的重农思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商业的发展采取打击压制之能事。
而西欧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则是为了重商主义的产生奠定政治基础。西欧强调国家干预重商主义，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干预的具体措施。封建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保护本国的工商业，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早期重商主义主张国家用管制金银的办法来限制货币外流，增加本国财富。而晚期重商主义则主张用加强对外贸易管理的办法来使国家致富。总之，在当时的重商主义者看来，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是保障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致富的可靠保证。要想外国货币大量流入国内，就必须发展对外贸易，必须由国家来控制国民经济的活动。以英国政府为例，英国资产阶级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就需要民族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只有实施特别的保护性措施，才有可能进行贸易。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商业利益，甚至不时需要兵戎相见，直到18世纪中叶，自由贸易在当时并不是现实的和理想的选择。英国也只是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之后，特别是通过工业革命形成了绝对优势，才开始实施自由贸易的。因此，重商主义者提出巩固和增强中央集权国家的实力，并极力主张国家采取各种立法手段和行政措施，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符合扩大出口和货币输入的要求。他们强调国家一切经济活动，都应服从于促进国家富强及战胜外国劲敌这一目标。凡有利于这个目标的就加以鼓励，否则就严加干涉。因此，国家干涉构成了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
二、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s）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小农经济，尤其是铁犁牛耕的出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更是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提供了技术保证，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小农经济下，农民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经营规模很小，农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与剥削下，农民承担了沉重的徭役，小农经济十分脆弱，每遇灾荒瘟疫，多数农民家庭就会陷于贫困，失去土地或破产流亡，这样的农民极端贫困，无力购买手工业品，影响了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拓展，妨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中国的小农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同时对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丁兴旺，使粮仓充盈。国家认为商人剥削人民，巨大的利润会吸引农民忽略农业生产。而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农业发展，也就是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反之就是因为百姓承担不起苛捐杂税导致农民破产、人口锐减、经济衰退。中国百姓大多数依靠农业生存，农业稳定即社会稳定。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人地位低，乐于经商的人少，愿作地主的人多。再加上中国农业发达，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绝大部分地主和农民安于现状。而且明清时期强化了自然经济，阻碍工商业的发展。最后即使在清末手工业、商业等出现，也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而昙花一现，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而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工商业逐渐发展，商业资本加强的同时，也为重商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并推动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随着手工工场的出现，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资产阶级形成，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西欧封建社会渐趋瓦解，商品经济最终取代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因素的基础上，人们更加追求现实生活，崇尚理性与科学，科技的发展以及知识的不断积累，为欧洲重商主义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对外政策（External Policy）
中国认为泱泱大国物产丰富，长时间实行闭关锁国、海禁的政策。
中世纪（约公元476年至公元1453年）的亚洲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达到大规模开展对外贸易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印度。同时在15 世纪时历史的车轮开始转动时，地图开始流通。自从郑和远航之后，世界的未来便取决于海洋。谁夺取了海洋，便打开了财富的宝库，找到了致富的捷径。当时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导致历来中国统治者都自认为完全可以进行国内交易流通，而不必依靠国外的贸易往来，对外贸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一般都采取朝贡和互市的方式，是对臣民小国的恩赐，而不是平等的交易。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而重商的精髓是向外发展，这就需要强大海上远航和运输能力，在出现了伟大的郑和之后，古代中国并未像西欧那样迎来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反而就此打住，后继无人。这样中国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抑制了对外贸易；隔绝了中国也外界的联系，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可以说中国一直坚持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基本断绝对外贸易，商业资本只有在国内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重商主义”思想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商业资本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促进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时，14至16世纪是各欧洲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这一阶段欧洲各国的特点就是通过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为发展资本主义积累原始资本。相比中国的雇员辽阔，欧洲由于长期处于分裂，国家多且小，地理和气候原因导致农业不发达，商品生产分布不均匀，各国人民需要商品交换来满足生活需要，商业税收是统治者重要收入，各国都鼓励商业，商业发展前景一片大好。在注重国内商业发展的同时，欧洲国家也急切要求对外贸易。而西方重商主义正是强调靠贸易拉动工业农业（集中化）的发展。
四、文化因素（Cultural Factor）
政府推行儒家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
对于思想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先举例如下：当西方正准备冲向全球的时候，中国却自我退缩，明仁宗“内敛、仁政、实用”的儒家治国思想严重阻碍了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国在清朝时期为了维护稳定，实行比前朝更严厉的政策。打压愚化汉族，实行文字狱、海禁束缚人民思想和经济发展，阻遏重商主义的发展；中国在春秋战国时间经历了思想上百家争鸣，但那个时期割据势力太多，各地货币不统一，加上关税重重，根本就没有商业发展土壤。到汉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商业更是贱业，商人地位低下，商人不能做官。所以中国就没有良好的商业氛围，也就不会出现重商主义。
中国的儒家思想最主要的意义是，它对社会的稳定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也是它过去在统一时期君王喜爱的另一原因。而且，当儒家思想不再作为统治者的驭下工具之后，它反而能更大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日本、韩国、台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对儒家来说，禁锢已成为历史，不必再去否认，怎样对未来中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才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而西方的神权可以说是凌驾一切，教会高高在上，有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可以和国王“抢人”——争权，这就是所谓的“政教不合一”。可以这么说，西方的国民有两个靠山：国家与教堂。国家税收重了，百姓则可以找宗教一起反抗政府。所以西方国家只能对外夺权；而且西方是选举制国家，必然会对百姓好，政府也不敢从国人身上搜刮财富，所以只有从国家外贸易财富，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
五、总结（Summarize）
综上所述，中国的重商主义没有发展起来是多方面原因综合形成的：政治上政府的不支持、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外没有贸易往来、文化上思想的束缚。也就是说中国在西欧“疯狂”地对外贸易、掠夺财富时，紧闭国门，不对外发展。这些原因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慢了世界一大拍。不过反观西欧，在西欧中世纪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商人及其从事的商业活动是低贱，甚至是罪恶的。然而随着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价值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得西欧人从鄙视金钱变成了拜金主义。因此，为了金钱，欧洲人开始贩卖非洲黑人奴隶，在大西洋上当海盗，在非洲屠杀印第安人。正是“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才推动了西欧社会由农耕社会迅速迈进了商品经济社会的大门。商品经济发展又推动了重商主义的思想，而且这一思想很快被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者所接受，变成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加以推行，并为全社会所接受，由此促进了西欧社会的巨变。由此又想到中国，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绝不逊色于欧洲，特别是当西欧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的商品经济远远超过了欧洲。同时，从西汉司马迁、北宋的苏辙都阐述了类似于重商主义的“富民”思想。但遗憾的是，中国强大的专制王权从来没有放弃过国家严格控制工商业——“工商食官”的“官本位”思想。“重农抑商”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一条永不更改的定律，也是历代封建王朝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
当前，面对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好时机，我们要紧抓机遇，要有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观念，上下一心，齐心合力，一定会再现中华民族的辉煌。
参考文献：
[1] 冯筱才.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3，（2）：123-130.
[2] 黄光耀.从推动国家统一到谋求对外扩张——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嬗变述论[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41-44.
[3] 曲延庆.中国对外贸易与重商主义[J].科学时代·综合版，2008，（1）：16-19.
[4] 林松.反思中国对外贸易重商主义倾向[J].商业时代，2006，（24）：43-44.
[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重商主义；人文经济；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8-0010-03
重商主义，即重视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对货币（金银）的追求，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它是18世纪在欧洲颇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一国的国力取决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而中国重商主义在明清时期一度兴起而后一蹶不振。那么为什么在西欧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就发展不起来呢？
一、政治因素（Political Factors）
中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停滞不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一直推行遵从“重农主义”。《管子》里揭示了所谓“士农工商”的阶级特点，即读书为先，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人最后。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就是最没有地位的。到秦统一后，秦国从商鞅变法后的传统就是鼓励农耕，抑制商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重农轻商的政策来维护统治和社会安定。在中国古代，纵使商业有发展，那也是在官府的层层控制剥削之下，因此就算有商业繁荣也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所以中国的重农思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商业的发展采取打击压制之能事。
而西欧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则是为了重商主义的产生奠定政治基础。西欧强调国家干预重商主义，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干预的具体措施。封建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保护本国的工商业，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早期重商主义主张国家用管制金银的办法来限制货币外流，增加本国财富。而晚期重商主义则主张用加强对外贸易管理的办法来使国家致富。总之，在当时的重商主义者看来，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是保障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致富的可靠保证。要想外国货币大量流入国内，就必须发展对外贸易，必须由国家来控制国民经济的活动。以英国政府为例，英国资产阶级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就需要民族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只有实施特别的保护性措施，才有可能进行贸易。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商业利益，甚至不时需要兵戎相见，直到18世纪中叶，自由贸易在当时并不是现实的和理想的选择。英国也只是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之后，特别是通过工业革命形成了绝对优势，才开始实施自由贸易的。因此，重商主义者提出巩固和增强中央集权国家的实力，并极力主张国家采取各种立法手段和行政措施，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符合扩大出口和货币输入的要求。他们强调国家一切经济活动，都应服从于促进国家富强及战胜外国劲敌这一目标。凡有利于这个目标的就加以鼓励，否则就严加干涉。因此，国家干涉构成了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
二、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s）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小农经济，尤其是铁犁牛耕的出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更是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提供了技术保证，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小农经济下，农民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经营规模很小，农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与剥削下，农民承担了沉重的徭役，小农经济十分脆弱，每遇灾荒瘟疫，多数农民家庭就会陷于贫困，失去土地或破产流亡，这样的农民极端贫困，无力购买手工业品，影响了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拓展，妨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中国的小农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同时对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丁兴旺，使粮仓充盈。国家认为商人剥削人民，巨大的利润会吸引农民忽略农业生产。而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农业发展，也就是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反之就是因为百姓承担不起苛捐杂税导致农民破产、人口锐减、经济衰退。中国百姓大多数依靠农业生存，农业稳定即社会稳定。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人地位低，乐于经商的人少，愿作地主的人多。再加上中国农业发达，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绝大部分地主和农民安于现状。而且明清时期强化了自然经济，阻碍工商业的发展。最后即使在清末手工业、商业等出现，也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而昙花一现，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而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工商业逐渐发展，商业资本加强的同时，也为重商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并推动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随着手工工场的出现，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资产阶级形成，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西欧封建社会渐趋瓦解，商品经济最终取代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因素的基础上，人们更加追求现实生活，崇尚理性与科学，科技的发展以及知识的不断积累，为欧洲重商主义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对外政策（External Policy）
中国认为泱泱大国物产丰富，长时间实行闭关锁国、海禁的政策。
中世纪（约公元476年至公元1453年）的亚洲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达到大规模开展对外贸易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印度。同时在15 世纪时历史的车轮开始转动时，地图开始流通。自从郑和远航之后，世界的未来便取决于海洋。谁夺取了海洋，便打开了财富的宝库，找到了致富的捷径。当时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导致历来中国统治者都自认为完全可以进行国内交易流通，而不必依靠国外的贸易往来，对外贸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一般都采取朝贡和互市的方式，是对臣民小国的恩赐，而不是平等的交易。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而重商的精髓是向外发展，这就需要强大海上远航和运输能力，在出现了伟大的郑和之后，古代中国并未像西欧那样迎来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反而就此打住，后继无人。这样中国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抑制了对外贸易；隔绝了中国也外界的联系，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可以说中国一直坚持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基本断绝对外贸易，商业资本只有在国内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重商主义”思想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商业资本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促进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时，14至16世纪是各欧洲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这一阶段欧洲各国的特点就是通过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为发展资本主义积累原始资本。相比中国的雇员辽阔，欧洲由于长期处于分裂，国家多且小，地理和气候原因导致农业不发达，商品生产分布不均匀，各国人民需要商品交换来满足生活需要，商业税收是统治者重要收入，各国都鼓励商业，商业发展前景一片大好。在注重国内商业发展的同时，欧洲国家也急切要求对外贸易。而西方重商主义正是强调靠贸易拉动工业农业（集中化）的发展。
四、文化因素（Cultural Factor）
政府推行儒家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
对于思想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先举例如下：当西方正准备冲向全球的时候，中国却自我退缩，明仁宗“内敛、仁政、实用”的儒家治国思想严重阻碍了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国在清朝时期为了维护稳定，实行比前朝更严厉的政策。打压愚化汉族，实行文字狱、海禁束缚人民思想和经济发展，阻遏重商主义的发展；中国在春秋战国时间经历了思想上百家争鸣，但那个时期割据势力太多，各地货币不统一，加上关税重重，根本就没有商业发展土壤。到汉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商业更是贱业，商人地位低下，商人不能做官。所以中国就没有良好的商业氛围，也就不会出现重商主义。
中国的儒家思想最主要的意义是，它对社会的稳定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也是它过去在统一时期君王喜爱的另一原因。而且，当儒家思想不再作为统治者的驭下工具之后，它反而能更大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日本、韩国、台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对儒家来说，禁锢已成为历史，不必再去否认，怎样对未来中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才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而西方的神权可以说是凌驾一切，教会高高在上，有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可以和国王“抢人”——争权，这就是所谓的“政教不合一”。可以这么说，西方的国民有两个靠山：国家与教堂。国家税收重了，百姓则可以找宗教一起反抗政府。所以西方国家只能对外夺权；而且西方是选举制国家，必然会对百姓好，政府也不敢从国人身上搜刮财富，所以只有从国家外贸易财富，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
五、总结（Summarize）
综上所述，中国的重商主义没有发展起来是多方面原因综合形成的：政治上政府的不支持、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外没有贸易往来、文化上思想的束缚。也就是说中国在西欧“疯狂”地对外贸易、掠夺财富时，紧闭国门，不对外发展。这些原因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慢了世界一大拍。不过反观西欧，在西欧中世纪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商人及其从事的商业活动是低贱，甚至是罪恶的。然而随着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价值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得西欧人从鄙视金钱变成了拜金主义。因此，为了金钱，欧洲人开始贩卖非洲黑人奴隶，在大西洋上当海盗，在非洲屠杀印第安人。正是“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才推动了西欧社会由农耕社会迅速迈进了商品经济社会的大门。商品经济发展又推动了重商主义的思想，而且这一思想很快被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者所接受，变成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加以推行，并为全社会所接受，由此促进了西欧社会的巨变。由此又想到中国，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绝不逊色于欧洲，特别是当西欧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的商品经济远远超过了欧洲。同时，从西汉司马迁、北宋的苏辙都阐述了类似于重商主义的“富民”思想。但遗憾的是，中国强大的专制王权从来没有放弃过国家严格控制工商业——“工商食官”的“官本位”思想。“重农抑商”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一条永不更改的定律，也是历代封建王朝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
当前，面对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好时机，我们要紧抓机遇，要有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观念，上下一心，齐心合力，一定会再现中华民族的辉煌。
参考文献：
[1] 冯筱才.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3，（2）：123-130.
[2] 黄光耀.从推动国家统一到谋求对外扩张——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嬗变述论[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41-44.
[3] 曲延庆.中国对外贸易与重商主义[J].科学时代·综合版，2008，（1）：16-19.
[4] 林松.反思中国对外贸易重商主义倾向[J].商业时代，2006，（24）：43-44.
[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