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28日，第19次药品降价令执行。南京市面上的一些药店和医院，再次上演了降价药品“人间蒸发”的一幕：降价的“红霉素肠溶片”，在几家医院和药店的货柜上都不见了；有的降价药如“头孢拉定”胶囊，虽然医院和药店仍在销售，但卖的已不是属于此次降价的规格。
　　药店不出售这类药品，是否医生也会拒开？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当前政府对医院的利润规定采用的是“顺加作价”办法，因此，医院只能在进价基础上顺加一定比例销售，这意味着药品进价越高，医院所得差价的绝对额就越大。在这种利益格局下，医院更愿意使用高价药以获得更多的批零差额。
　　这两年，对于药品虚高、开药回扣，国内讨论的特别多。开出的救治处方大体可归纳为两类：充分竞争说和加大犯罪成本说。
　　许多人认为，只要有足够多的药品、足够多的药厂，供大于求，自然就会把价格降下来。于是，我国每年生产的新药数量在全球排在前列，药厂的增加也是无法计数。但是，药品价格非但没有降下来，还喂饱了一部分药监部门的官员和医生。
　　与充分竞争说相比，加大犯罪成本的措施则更加传统。各类卫生监管部门发布公告，医院也在门口贴出禁止医生收红包的通知，但是医药代表照常活动，医生红包照收，只不过可能做得更加隐蔽些，而真正被“揪出”的医生和医药代表却少之又少。
　　其实，上述解决方案忽略了一个大前提，即并不是每个患者都是医生，或者说，大多数患者不是医生。在医药信息方面，医生占绝对优势地位，这就很难避免医生的道德风险。某种程度上说，医生开什么药，决定了药店主要卖什么药。因此，药店的问题应该与医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分析。
　　药品种类越来越多，医生的可选择余地就越大，哪一种药品价格下降了，他马上就可以换开另外一种药，替换成本几乎为零。这也是19次连续降价越来越没效力，百姓不抱希望的原因。而卫生部门查得紧还导致医生的收回扣之手拉得越来越长，因为一旦被抓，按商业受贿罪的规定也判不了几年，因此医生贮藏足够的“粮食”就可以“有恃无恐”。
　　当前的情势果然也是如此，百姓看病的负担不降反升，医药分家更是开场热闹收场悄然。
　　在这场博弈中，因为没有引入更强有力的博弈者，所以永远都是医生占优势，医生说了算。换一种思路也许就比较有效。美国做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引入了比医生更强的对手，他们占有的信息甚至超过了医生，因此，药品虚高、开药回扣也就少多了。
　　第一是引入保险公司来监督医生。除了老人和穷人外，大多数美国人的药费由私人保险公司来承担。而私人保险公司最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要千方百计地保证保费减去支出还会大于零，因此，他们密切关注各个医院、医生的开药情况，把每家医院的开药清单拿来细细琢磨。如果一旦确认哪家医院的医生一直開大处方，他们就会考虑取消这家医院的“定点”资格。而一旦失去“定点”的资格，医院的生存就会成问题，因此，医生和医院当然会考虑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平衡。从此经验来看，我国的医保中心也可以进行适度的市场化改造，让他们履行与保险公司类似的职能，但前提是要解决这些医保中心准官员的寻租喜好。
　　第二是引入搞创新的医药公司和医药新品。比如糖尿病人要定期注射胰岛素，而注射的量很重要，也难以控制，最初的器械让许多患者痛苦不堪，因为患者自己不可能都训练得跟护士一样专业。后来，一家公司的创新产品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使是盲人也能够准确地用这种器械给自己注射。结果许多患者主动向医生施压，要求开这种药，使用这种器械。这种情况下，医生一般会照办，因为他们没理由让患者用笨拙的注射器吧。因此，多一个医生们的对手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