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才刚吃力地剐出一小片光亮，前方的夜又黑压压扑将过来，而后面的夜依然提刀提枪地紧紧追赶，长尾巴狼一样甩也甩不掉。
　　我们掉入夜色的包围圈了。
　　一车人是回乡下老家的。下了班已是五点半，折腾了一番，才到镇上就看不到天色了，我们还得摸黑走一段山路。好在车内挤，大家都顾不上夜的黑。最先开口的总是二姐，她叹息着，“唉，以前我们怎么就不懂回来帮阿爸呢？”
　　一车人沉默下来，夜色便沉重起来。二姐指的是父亲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到外地帮大哥带孩子去了，家里的农作物全归爸爸一个人打理。几年前我们沿着这条路用殡葬车把他送走了。“还不是这两年，我们也才懂得，摘茶果这么辛苦！”接过话头的往往是大姐。她的叹息夹杂在车里人各自的回忆中，水一样滴入窗外的夜色里去了。
　　到家的时候已经八点多，母亲早早就把廊前、过道和大厅的所有灯光都打开了。通常车声一到，她就从屋子、厨房或是茶果堆里迎出來，勾着脑袋佝着背，站到廊前灯下，满面红光地招呼着。一周不见，她的背更驼了，头发又白了一层。
　　“阿母！”“哎！”
　　“外婆！”“哎！”
　　“老阿太！”“哎！”
　　从来都这么简单，从来都这么隆重，就像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我们披星戴月地赶回家，就为的是叫出这一句呼唤，听到这一声回答。一呼一应间，我们的内心踏实了，仿佛每一个细胞都放松舒坦下来，温暖熨帖地住在了它一直想住的地方;古旧的老木屋也亮堂起来，在黑夜的村庄里发着光。
　　有时候母亲并不迎出来。那是她夜以继日地把头埋在茶果堆里，时间一久，腰部和脖子全都僵直，站不起来了——虽已七十多岁，但她其实不驼背的，她只是习惯性地在这个时节里勾着脑袋佝着背。在她眼前，廊子、过道和大厅的地板上，小山一样堆放着茶果。大厅和廊子上的山峰，是几个周末里我们一车一车从远山上载回来的;过道上的小丘陵，是母亲每天一袋一袋地从房前屋后驮回来。经过两三个星期的风吹日晒，茶果们一个个咧开了嘴，露出油光发亮的茶籽，眉开眼笑地向我们呼唤着。我们顾不上寒暄，一个个系起围裙、戴上袖套，取了竹箩装籽、布袋装壳，在母亲身边团团围坐下来;孩子们尖叫着，扑到茶果堆里玩闹去了。
　　现在的孩子，他们的童年是多么贫瘠呀，哪里比得上我们的从前？那时候整个村庄都是根据地，打野仗、掏鸟蛋、捕知了、挖蚯蚓、捉田鸡，剥下树皮卷军哨，装订木板做滑轮车……
　　现在想来，即便小小一株油茶树，也山溪般带给了我们源源不尽的快乐。春天布谷鸟一叫，叫醒满树的新叶芽。可有些叶芽儿不安分呀，它们在春风的吹拂下一点点鼓胀，变肥变厚，变成让我们垂涎欲滴的“茶耳”和“茶泡”。茶耳是叶状的，茶泡像皮球;随着气候变暖，清明前后，那层浅红淡绿的薄膜褪去，就可以食用了，鲜嫩嫩、脆生生、甜滋滋，还带着股笑眯眯的清香。初冬来临，大人赶早摘果，我们也绝不偷懒。为啥？有油茶花呀！那时节茶林里花果同枝，大人说它们“抱子怀胎”，但我们只盯着油茶花——那些茶花，花朵白雪雪的，花蕊金灿灿的，正笑得欢呢。折一枝芒萁秆，抽去里面的小白芯，就是一根空心管;握紧，抬头，插入花心一吸，花朵深处那沾着晨露的花粉和花蜜呀，一罐一罐地就把我们小小的心给装满了！
　　那时唯一不知道的，就是茶事的艰辛了。不用说孩童时期，早几年因为工作忙、孩子小，我都没有回家帮忙。唯有的一次，还坐在茶树下睡着了，儿子伸出小手摸摸我的脸，怯生生地叫“妈妈，妈妈”。那次糗人经历，成了哥哥姐姐嘲笑我的话柄，谈起一次笑话一次。
　　去年就不同了。从采果到剥壳，我一次也没落下。印象最深的是到“牛脊坑”采茶。山陡，树高，茶果少。偏偏遇上瓢泼大雨。大家冷得嘴唇发紫，却挨着淋，没一个人肯收工回家。也是，好不容易腾出一个周末，怎能放弃？那些茶果，早一天摘榨不出油，迟一天摘就会裂开，掉光了籽。再说谁会把一整山茶果扔给母亲？
　　那回抢收，就像抢险。外甥女是一家报社的美编，还兼职经营着一家年销售几十万的网店，也结了仇一般爬到树的最高处，用长钩子钩下每一颗茶果，扔入背着的竹箩，倒进树下的蛇皮口袋。因为林子才刚锄过草，土皮松软，在雨中特别滑，往往走一步就溜几步。我们把茶果一袋袋扎紧，挨着树根堆放，再由二哥和二姐夫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步一挪移地递送到大路边。大家无声而默契地进行着，谁也匀不出多余的力气说话，耳边只有大雨浇打树木和山地的声音，泼喇喇，泼喇喇。为了防滑，每试一步都要用脚趾头使劲钉，才能把自己钉牢在陡坡上。几天后我发现脚指甲瘀青了，像是一块块黑木炭，却不肯一次性脱落。一点一点地长、一点一点地修，待到新指甲长出来，今年茶事又到了。
　　今年还好，没碰上雨，却碰上了“蚁”。它们在树上筑了一个又一个足球大的巢，大山是它们的领地，茶林就是它们的家;我们反倒成了外来侵略者。它们匆匆忙忙，在茶叶、茶枝、茶果上成群结队地爬来爬去，带着螯针的尾巴高高翘起，一副跃跃欲试、随时进攻的样子。不一会儿，大家头上身上手臂上，到处是蚂蚁。本来我就是个过敏性肤质的人，一只蚂蚁都碰不得，何况像这样满山的蚂蚁？于是额头、耳背、手脚、肩膀……几乎全身红肿。
　　“回去回去！我们不要你帮忙！”哥哥姐姐看了心疼，大声呵斥道。
　　“没事啦没事，蚂蚁多了不怕痒，”我说。
　　——我怎么可能先回去呢，怎么可以？每个人都那么卖力，仿佛在跟谁偷偷较着劲，又仿佛在跟谁暗暗生着气。母亲一天天地见老了，我们都看在眼里，但是都不说。总有一天，她会跟父亲一样沿着那条路离开我们。没有了母亲，茶事便不再有意义了。没有了母亲，故乡还是故乡吗？
　　到底我们还是如母亲所愿，把属于我们家的每一颗茶果都搬回来了，堆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里。说实话，我恨这些山一样堆着的茶果，尽管一百斤茶果能榨出两三斤油。整整一个多月里，母亲都一个人默默低着头，用十指把茶壳一片一片剥开，把茶籽一粒一粒剔出来。每年这个时节，她看起来都要比实际年龄老上一二十岁。可是我的老母亲却喜欢极了它们，像喜欢自己的孩子一个样。她说，我恨不得每年多摘几个星期的果，多剥几个月的壳。所以每到周末，二哥都丢下城里的生意，大姐都带上折腾人的小孙儿，二姐夫都跟着我们周五回家、周六搭早车进城上班。“我们剥一个晚上，可以让阿母少剥一个星期呢。”大家一边剥茶壳一边盘算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