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戊戌变法史》是“经典著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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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新近推出社会科学文库史学丛书,其中汤志钧先生的修订本《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被人称为是部“经典学术专著”。挡不住七彩广告的诱惑,赶紧去书店买来一部价格不菲(人民币48元)的汤著修订新书,逐字逐句读了一遍,感到有点失望,对这位“中国研究戊戌变法史的权威人士”的“经典学术专著”产生了疑问,谨以一个读者心目中“经典著作”的标准,姑妄言之,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什么是权威性的“经典著作”?历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各个国家、各种民族、各种学派、各类宗教,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经典著作。这种经典著作,必须是公认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带有普遍真理性的著作。辞书上说,“经典’’泛指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儒家认为,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述谓之传,弟子后学展转所口传谓之说,故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孔子所作,才能称得上是“经典”。时下,“经典”一词有点贬值泛化,但“经典学术专著”应当是严谨的、创新的、求真务实的、自成体系的、经得起读者推敲的传世之作。用这个“经典学术著作”的起码标准,衡量汤先生修订本《戊戌变法史》,恐怕还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
  从体系上说,汤志钧先生修订本《戊戌变法史》是一种叙述史学,还没有进入分析史学的境界,中国是史学大国,所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也主要是用来形容史籍的众多,可迄今还没有哪一部中国史书被称为“经典著作”。鲁迅赞美《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总体上却把二十四史评为“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无论是太史公首创的纪传体史书,还是后人发展起来的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用现代史学观念审视,无一不是叙述型的史学模式。这种史书实际上是由人物加事件的史料堆砌,缺乏揭示历史本质规律的分析,没有历史研究的理论深度。这本新版的《戊戌变法史》仍然重复旧说,认定1888年康有为就“准备把改良主义思想同儒家今文学说结合起来,用改良主义的观点对儒家学说作重新解释。”(《戊戌变法史》(修订本)第114页)众所周知,“改良主义”思想是十九世纪中叶,国际工人运动兴起后欧美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这种改良主义思潮尚未形成,更谈不上传人中国,汤先生却硬说康有为已经学得了改良主义思想,并“准备把改良主义思想同儒家今文学说结合起来”,而且立竿见影,“用改良主义的观点对儒家学说作重新解释。”这不是无中生有编造历史吗?
  通读汤志钧新修《戊戌变法史》全书,很难看清中国人通过戊戌变法到底学到了哪些西方先进理论,戊戌年间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想内涵有什么变化提升?显然,作者对西学对于戊戌维新思想的影响重视不够,对维新派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艰辛过程反应冷淡,而这正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因此,汤志钧先生新修《戊戌变法史》丧失了应有的历史深度和理论深度。同时,新修《戊戌变法史》仍然沿袭对个别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框架,忽视了对整体社会思潮的研究。把康、梁、严、谭等人的思想作个案研究是必要的,但就戊戌思潮研究而论,还必须研究当时一般的社会思潮,研究思想家和一般人的思想差距和互动。在这一方面,吴廷嘉教授的《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作了极有创意的探索。她从不同的角度、运用系统网络分析、层次和中介研究、结构分析等历史研究方法,纵横论述了戊戌思潮兴起的原因、过程、高潮、性质、特点和作用,并把它同西方启蒙思潮和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比较,走出了叙述史学的死胡同,展现了分析史学的新面貌。虽然不能称为戊戌变法史研究的“经典学术专著”,但却提供了一种研究新范式,生面别开,令人神旺。
  从史料上说,汤志钧先生新修《戊戌变法史》以史料详实见长,但最大的问题是,作者对许多资料不加甄别、剪裁,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是照单全收。例如,大段大段地引用《康有为自编年谱》,陈千秋、梁启超、梁启勋、龚寿昌等人的回忆录,清廷谕旨,朋僚函札,报刊文章,他人著作目录,以及国内多家报刊早已发表过的毕永年《诡谋直记》全文长达4页2900字,把这本研究性的著作像“拉橡皮筋”一样拉长,从而模糊了史学研究和史料汇编的界线。
  而且汤志钧先生选用资料时,还常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这要看史料对他主观立论有利与否。例如,他一口咬定:“康有为有没有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影响,有。但不是戊戌变法前,而是政变后写的《大同书》。”他举出史料说:“康有为在1902年写的《〈大同书〉成题辞》说:‘千界皆烦恼,吾来偶现身。狱囚哀浊世,饥溺为斯人。诸圣皆良药,苍天太不神。万世无进化,大地合沉沦。’特别提到‘进化’。”(见修订本《戊戌变法史》第304页)看来还得向汤先生提供点基本资料,以正视听:早在1873年(同治十二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已经出版了中文本的《地学浅释》,系统地介绍了自然进化观点,在谈到人类社会进化时,已指出了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的不同发展阶段。1874年4月5日《万国公报》第301卷开始连载《格物探源》,介绍了生物进化学说。1877年秋季《格致汇编》发表《混沌说》一文,介绍了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还谈到了“猿化为人”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当时介绍西学的书籍报刊中,“进化”一词已不是陌生的词汇了。所以康有为在1882年(光绪八年)春写下的《苏村卧病写怀》诗中有一首吟道:“纵横宙合一微尘,偶到人间阅廿春;世界开新逢进化,贤师受道愧传薪。”汤先生只承认1902年康诗中的“进化”是进化,而不承认1882年康诗中的“进化”是进化,显然是一种双重标准和学术偏见。这使我们对他一贯标榜自己写史是“从考核资料出发”的信任度大打折扣,而明白他指责不同见解是“凭臆推造”的毫无道理。建议汤先生查阅一下1883年出版的《西学考略》一书,该书在介绍达尔文时,介绍了《物种起源》一书中的一些进化论基本观点。也不妨再重温一下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撰写的《日本书目志》按语,在这部《日本书目志》中既有自然科学著作《进化原论》《进化新论》《进化要论》《通俗进化论》《动物进化论》《万物退化新说》等,又有社会科学著作《社会进化论》《族制进化论》《宗教进化论》《社会平权论》等。康有为不仅阅读了这些书报,而且据以著书立说,汤志钧先生凭什么说1902年以前康有为根本没有接触过进化论思想呢?
  时下有些修订本著作,借修订之名,行加长之实。就汤先生新修订的《戊戌变法史》而论,它只是把近二十年新发现的史料叠床架屋地增加进去,内里仍然是那本没有理论骨架的旧作,而且许多常识性的错误一错再错。例如,关于康有为蕴思《大同书》的时代背景,康氏在《{大同书)成题辞》题记手迹中明明写的是:“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稍有些历史常识即明白这是1884年(甲申)中法战争中,因法兵进攻镇南关,广州戒严,康有为回家乡避难。可汤先生从他的论文集(《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第108页),到学术专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杜1984年第1版第94页),再到人物传记(《康有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初版第368页),直到这部修订本(《戊戌变法史》,第706页),一律写成“清兵震羊城”。更有离奇者,汤志钧自称是经学家,大概读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其中有《公黜陟议》,讲的是官吏升降赏罚问题,汤先生从其学术专著(《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到人物传记(《康有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初版第68页),再到权威“经典著作”的修订本(《戊戌变法史》,第121页),一律杜撰成“黜涉”,把官吏升降写成了涉水过河。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一错二十年浑然不觉。
  现在书籍越出越多,部头越写越大,价格越来越高。实际上真正有理论深度令人耳目一新的佳构杰作很少。就汤先生新修《戊戌变法史》而言,虽然传递了不少史料包涵的历史信息,但缺乏今人真知灼见的历史判断,只能算是瑕瑜互见的泛泛之作,怎可吹捧为“经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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