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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形势与政策”课由于其内容的重大性、时效性等特点，课程设置和内容安排具有其特殊性，这也使授课教师对其教学内容难度的理解存在分歧。把握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既要充分注重当今大数据时代大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水平，又要兼顾授课教师研究领域的差异性。只有将教师的专业基础作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理论基础，增强其厚重性和学术性，培养学生的专业意识，才能激活“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生命力，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专业基础；“形势与政策”课程；高校思政课
[中图分类号] G642.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7）10-0120-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7.10.022
2017年4月27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年度工作会议决定将2017年定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将组织教指委所有专家分赴全国2 596所普通高校听3 000堂思政课，打一场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其目标是要提升思政课教学亲和力和针对性，切实增强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对于高校大学生而言，思政课的获得感可以有很多方面、很多层次，也可能是很长的周期。但思政课与学生沟通和交流的基本途径仍然是课堂教学。因此，除去教学情境等主观因素，教学内容才是课堂教学的主要载体和灵魂。
一、“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具有特殊性
“形势与政策”课是在2006年开设的，属于高校思政课的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十余年来都是通过每年常规性的寒、暑假两次假期针对性地辅导来进行的，以弥补不断变化的教学内容，以保证教学质量。由于课时短，内容更新快，特别是没有直接对应的学科专业设置，通常都是由其他相关学科专业的教师担任授课任务，对于教学内容的容量和难度，一线授课教师具有不同的理解。
（一）“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内容具有重大性和实效性
这从专题的题目就可以直接感受到。例如，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互联网+”》《“一带一路”》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解读——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如何客观认识和应对TPP》《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经济》《G20的发展改革及2016年杭州峰会》等等。每次集中培训都会将本年度重大的国际事件和国家策略以专题的形式列出。在此基础上，各高校再根据自己的教学、师资情况进行重点讲解，其他专题作为课下自学作业。对于当下重大问题的理解只有选择一个适当的切入点，并立足一个基本的原则立场和出发点，才能对问题有客观准确的理解和把握，能够将有效信息进行传递，进而回应质疑和反对的意见。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可以依据学生的兴奋点来选择，可以根据教师的专业基础来挖掘，而且要明确贯穿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过程的中心线索。这就需要高校思政课教师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定位，也是本门课程教学任务的基本要求。另外，用特定的专题已勾勒出当年世界的局势以及我国相应的经济政策导向，从而为我们做出任何判断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依据和背景。
有了政治意识，才会形成大局意识。所以说，意识形态工作是没有时间、没有界限的。与西方大学的理念和定位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内涵，即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道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首要任务，也是对当代大学生的基本要求。“形势与政策”课程恰恰是一种能够将社会现实进行对比和阐释的平台。我们要通过这个课堂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面临的困难等积极的政治信息进行有效释放和传递。
（二）“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内容具有时间延续性和相互关联性
这是由国内外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特质所决定的。一方面，我们要把事情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过程”必然有其发端、过程及影响；“过程”意味着没有结束，永远是进行时。为此，任何终结性的结论或判断都是不客观的。我们要用简短的时间将事件的背景、线索、过程等基本情况介绍清楚，还需要对特定条件的特定事件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为事件的后续发展提供一种设想的空间和发展趋势。例如，TPP问题是奥巴马政府建议和主导倡议的，以此达到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策略之时，TPP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而且当时中国的舆论焦点是讨论加入TPP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更为有利的问题。随后，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TPP。基于此，我们在课堂上如何将这种变化有效传递给学生？一方面，要看清实质，美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没变；另一方面，美国大选、美国民主具有的真实虚伪性，国家命运和发展不在于长远规划和人民的利益诉求，取决于总统个人利益集团的相关性和随意性。如果不是专任教师授课，或者授课教师没有接续授课，就不会将两个线索进行对接，致使每次授课成为完全独立的分割体，既不利于学生对重大事件的理解，也不利于把这一事件的“过程性”体现出来。
例如，香港回归问题，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2017年香港回归20周年，我们不能将教学内容仅限于事件的罗列，特别是期间还出现过负面的“占中事件”。事实上，2007年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讲解要对应1997年，要分析和解密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党和政府所做出的努力和全国人民为此做出的重要贡献。又过10年的2017年，我们不仅看到香港的成长，也看到了困难和问题。因此，要回应香港的真正繁荣不是得益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是直接受益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一国两制”也面临事实上的考验。我们不仅要以宽容的心态接纳和原谅有关香港的错误，也应该看到国际势力分裂中国的意图從未放弃的事实。中国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的问题，我们必然要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由此，“形势与政策”课程的讲授必须要有过程感，结论要有针对性、条件性，但不能绝对化；至于细节问题的展开可以通过“百度百科”来完成，不需要浪费课堂时间，从而有意识地将课堂教学拓展到学生的课外。 （三）“形势与政策”授课时间短、周期短、学分少
由于各个院校最初对于这门课程的理解不同，导致省内乃至全国对这门课程的讲授和安排存在一定的差异性①。一般以几个独立专题的形式授课，使学生对某些重大事件在最短时间内有个整体性的了解。对于这样的课程，如果学生感兴趣，可能对于某些事件相关知识的了解比授课教师更全面和具体，反之，可能完全是盲区。这就要求授课教师根据学生的认知程度把握课程内容和讲授进度。同时，在最短时间内与学生建立通畅的交流和互动渠道，以便高效传递专题教学的信息，从而保证课程教学效果最大化，促使其对重大问题的持续关注。
（四）“形势与政策”课内容专业、量大、跨学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香港五次人大释法”“梦醒美国民主”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等等，从讲课题目可见，内容覆盖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具有通识课的特点，力图使学生具有宏观的大思维、大视野，也符合今年力推“大思政”的授课方向。对于授课教师来说，备课的跨越性和时间性是最大的考验。讲授这门课程要做到常态化，就需要任课教师有一种责任意识，自觉关注国家发展和国际形势，以便在日常生活中将备课内容不断累积和储存。同时，还需要有一种跨越意识，不仅要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还要关注相关领域的信息，并进行整合，锤炼政治意识、政治思维。同时，不能放弃自己的专业基础。
二、“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难度的悖论
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是由教学对象和授课教师决定的，而且每个课堂因其特殊性可能具有原则性的差别。这里所说的“难度”是特指作为公共课与专业课难度的对比，即是否需要将“形势与政策”课的讲授等同于专业课的讲授。尽管我们会受到时间、专业等各方面的条件限制，以至于将“形势与政策”课等同于信息的罗列和整理。而且，当今力推大众化、普及化的思政课是否等同于课堂版的“百度百科”？
是否因为教学时间少就要降低教学内容难度？时间是教学内容难易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时间多少不能决定难易程度，而难易程度确实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所以，教学课时可以通过课堂理论有重点地讲解和课后自学、完成作业等方式补充的办法，使教学内容更丰富、更完整。同时，也需要教师将课堂讲授的时间处理得当，以将理论难度深入到问题的本质方面，不能浮于问题表面，限于信息的收集和整理；也不能将备课时间都用于问题的全面性和宏观性解释，而是要抓住问题的根本；有效整合时间资源，就是要立足自己的专业基础和背景有效切入问题本身。无论是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都有自己的专业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进而为专题教学内容奠定厚重的专业基础，从而达到教学相长。
是否因为教学对象专业差别大、理论关注点差距大就要降低教学内容的难度？过度强调专业的差距无异于违背通识教育、复合型人才的教育理念，过度的工具理性只能带来“单向度的人”，使我们失去了精神的维度、批判的维度。按照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培养“某种人”，某种专业技能、专业专长的人，还要使我们的学生成为“人”。如何学做人，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按照孙利天的理解，如果西方传统哲学是“理性世界观”，中国传统哲学就是注重实用的“德性世界观”[2]。西方哲学注重的是使人潜能得以实现，中国哲学更注重的是修养。一方面，生命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自觉修养的成长过程，而高校的思政课就应担负这一培养社会公民道德意识、行为修养的使命。
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可能没有“五四青年”同仇敌忾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可能没有“红卫兵小将”意气风发的政治意识，可能有的就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意识。这不仅是时代的差异，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当代大学生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知道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也恰恰是很多人忽略人文学科的原因之一。但是，通过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深入解读和分析，澄清其片面的、简单的或是局限的认识，也是锻炼青年人思想成长成熟、学习分析和处理问题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忽略或无视当代大学生的自學能力和求知意识。信息化时代，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带来的科技革命，已经将量化知识简单化，如果我们还力图用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将大学生仅仅理解为学生，可能就要落后于时代了。因此，也有学者提出，由于“慕课”等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教师已经远离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教师职能，我们也需要重新反思当下教师的职业特征。
是否因为教师的专业所限就要降低教学内容的难度？如果课堂上所传递的信息等同于手机上罗列整理的信息，那么课堂教学的意义何在？“形势与政策”课程覆盖的问题广泛而前沿，特别注重重大热点问题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以保持评价标准的相对客观性。如果忽略其成为热点问题的内在逻辑，降低难度就是降低了学生的专业性和教师的专业性，无异于将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高中化。按照卢卡奇的理解，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而言，理论灌输已经失去效用，只有用先进的文化才能达到说理和说服的效果。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手机、互联网成为广大青年学生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惊人的自学能力，互联网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功能。如果不用教师的专业视角去解读重大热点问题，就很难达到理论说服的效果，也无异于给学生一个看轻你、无视你的机会。思政课教师如果总是力图降低自己的教学难度，力图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兴趣教学，如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专业教育就应该具有专业性，而专业性最基本的表现就是使用专业术语、专业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事实上，如果面对的都是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不同群体，我们确实可以用同一模式重复教学。但是，在重复教学中，如何坦言我们的专业素养是否已经被观照？是否已经在成长？这也是康德所提到的每个人内心崇高的“道德自律”问题。
教师以自己的成长作为纯粹的目的，不是把教学作为谋生手段，只为了发展个人的教学技能、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只为了自己专业的理论修为和理论素养。如果教师缺乏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感，我们怎么去传承自由和纯粹的大学精神？当我们在谈论每个学生成为了“精致的利益主义者”时，我们难道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传播者吗？我们不介意、不在乎自己的学术造诣，那应该谁来在乎？作为教师，失去内在的自我约束力也就失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维度，也就失去了自我成长的可能，从此，固步自封。按照马克思所理解的辩证的否定不仅在于我们对已有知识、信息的自我否定、补充和更新，更在于在这种否定中创造一种新的可能，产生新的想法和建议，进而实现理论的创新，从而实现教学相长。 三、“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的专业性基础
如何保持课堂教学的活力，如何保持一门课程的生命力，根源还在于教学内容本身。我们不能因为取悦于教学对象而降低教学内容的理论难度，不能因为课堂的愉悦性而失去其思想性，也不能为了追求外在形式的科技化而失去教学内容的学术性。
就教师而言，立足专业基础，使其专业基础和研究方向成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术支撑。一门课程的生命力还是要从基础做起，它的基础就是它的根。这门课程正是靠各个方向、各个专业的相互支撑和论证才具有学术性和说服力的，才能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这样，既能在教学讲授中淬炼教师的专业基本功和逻辑论证能力，为其具体的科研方向服务，也能够让大学生在高校看到思想的力量、学科的力量、专业的修养，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论证能力。这也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专业素养与业余水平的差异。尽管兴趣是我们最好的教师，还需要更多的二级学科专业理论的系统学习，才能为一级学科提供支撑和服务。这也是每个学科人才培养方案的目的所在。如果教师永远停留在业余爱好的水平，如何培养出专业水平的一流学生？因此，专业的理论分析就是在培养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只要世界观对了，必然有正确的方法论。
就学生而言，培养专业意识。我国很多院校尽管实行了学分制，但是大部分院校课程的设置具有不可选择性和不可替代性。在没有选择的前提下，我们要培养学生一种让任何课程为专业服务的意识。首先，要有一种普遍联系的观点。让规划意识存在大学生的心理而不是课堂，行动在大一而不是理论上的大四。每个大学生都应该全面了解“人才培养方案”对于他们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学科意识建立的步骤和阶段，也是逐渐走向专业化人才的学科基础。大学生活是从自我走向社会人最直接的演练和预演。因此，大学阶段的学习就不可能是单一的、片面的、短暂的。其次，要有一种学科专业意识。通常大学生是通过学习各自的专业课程来区分专业性。事实上，恰恰是通过对共同学习科目的不同理解，才能凸显出不同专业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差异性，进而形成对同一问题更合理、更有效的处理方式。这也是霍克海默成立法兰克福学派的目的。要为资本主义治病，依托的是不同的学科，无论是文化的、心理学的，还是政治的、经济的等等，尽管都是在批判，但是却在不同的维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寻求更好的治病良方。最后，要尊重自己的专业。不能从单纯的就业或工资等量化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专业的需求度和认可度，因为社会发展需要各个专业的合力，而且各行各业，都需要专业的工匠精神。我们只能在专业的自我培养中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专业人，就是对自己专业的最基本的尊重。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某些人确实在跨专业发展、或是转专业发展获得更大的成就，却不能因此而忽略专业的基础训练对于每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奠基作用。
就课堂而言，搭建专业对话平台。“形势与政策”如何与各专业有效衔接和沟通？这就是各自的专业、学科基础。“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各自学校的处理也有不同，但大一、大二学年都必须开设，而且对大一、大二课程的处理会有不同的倾向。若新生的专业性还停留在高中阶段，对于高校思政课的理解就会低端化，事实上，目前高校思政课的教师队伍基本都有研究生学历背景，已经逐步走向高端化、专业化，对于重大的国际国内事件都具有学术化的理论视野，能够进行相对的客观分析，能够营造公开民主的大学学术氛围，已经打破传统高中课堂的标准答案式的思维方式。
“形势与政策”课因为年轻，是最有活力、最有自由度的课程；因为重要，必将成为每个大学生的生活必需，而不是作为课程的一种必修形式；因為关系每个人，必然需要每个人的自觉，而不是外在强制。我们也要培养一种自觉意识，自觉将我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密切相关的意识，这也是一种最低标准的政治意识。作为高校思政课的教师，不仅将讲好每一堂课作为自己的职业意识，也作为履行党员义务、践行党员使命的政治任务，从而将“形势与政策”课的政治使命延续下去。
注释：
①有的院校是采取专家讲座的形式授课，有的院校是由辅导员教师讲授此门课程，有的院校是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独立的教研室，面对全校授课。我校属于后者。每个学期三个到四个专题，七周到八周的授课时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0.
[2] 孙利天.传统文化与精神家园[N].吉林日报，2013-11-19-008.
（责任编辑：赵淑梅）
[关键词]专业基础；“形势与政策”课程；高校思政课
[中图分类号] G642.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7）10-0120-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7.10.022
2017年4月27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年度工作会议决定将2017年定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将组织教指委所有专家分赴全国2 596所普通高校听3 000堂思政课，打一场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其目标是要提升思政课教学亲和力和针对性，切实增强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对于高校大学生而言，思政课的获得感可以有很多方面、很多层次，也可能是很长的周期。但思政课与学生沟通和交流的基本途径仍然是课堂教学。因此，除去教学情境等主观因素，教学内容才是课堂教学的主要载体和灵魂。
一、“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具有特殊性
“形势与政策”课是在2006年开设的，属于高校思政课的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十余年来都是通过每年常规性的寒、暑假两次假期针对性地辅导来进行的，以弥补不断变化的教学内容，以保证教学质量。由于课时短，内容更新快，特别是没有直接对应的学科专业设置，通常都是由其他相关学科专业的教师担任授课任务，对于教学内容的容量和难度，一线授课教师具有不同的理解。
（一）“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内容具有重大性和实效性
这从专题的题目就可以直接感受到。例如，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互联网+”》《“一带一路”》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解读——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如何客观认识和应对TPP》《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经济》《G20的发展改革及2016年杭州峰会》等等。每次集中培训都会将本年度重大的国际事件和国家策略以专题的形式列出。在此基础上，各高校再根据自己的教学、师资情况进行重点讲解，其他专题作为课下自学作业。对于当下重大问题的理解只有选择一个适当的切入点，并立足一个基本的原则立场和出发点，才能对问题有客观准确的理解和把握，能够将有效信息进行传递，进而回应质疑和反对的意见。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可以依据学生的兴奋点来选择，可以根据教师的专业基础来挖掘，而且要明确贯穿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过程的中心线索。这就需要高校思政课教师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定位，也是本门课程教学任务的基本要求。另外，用特定的专题已勾勒出当年世界的局势以及我国相应的经济政策导向，从而为我们做出任何判断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依据和背景。
有了政治意识，才会形成大局意识。所以说，意识形态工作是没有时间、没有界限的。与西方大学的理念和定位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内涵，即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道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首要任务，也是对当代大学生的基本要求。“形势与政策”课程恰恰是一种能够将社会现实进行对比和阐释的平台。我们要通过这个课堂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面临的困难等积极的政治信息进行有效释放和传递。
（二）“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内容具有时间延续性和相互关联性
这是由国内外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特质所决定的。一方面，我们要把事情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过程”必然有其发端、过程及影响；“过程”意味着没有结束，永远是进行时。为此，任何终结性的结论或判断都是不客观的。我们要用简短的时间将事件的背景、线索、过程等基本情况介绍清楚，还需要对特定条件的特定事件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为事件的后续发展提供一种设想的空间和发展趋势。例如，TPP问题是奥巴马政府建议和主导倡议的，以此达到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策略之时，TPP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而且当时中国的舆论焦点是讨论加入TPP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更为有利的问题。随后，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TPP。基于此，我们在课堂上如何将这种变化有效传递给学生？一方面，要看清实质，美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没变；另一方面，美国大选、美国民主具有的真实虚伪性，国家命运和发展不在于长远规划和人民的利益诉求，取决于总统个人利益集团的相关性和随意性。如果不是专任教师授课，或者授课教师没有接续授课，就不会将两个线索进行对接，致使每次授课成为完全独立的分割体，既不利于学生对重大事件的理解，也不利于把这一事件的“过程性”体现出来。
例如，香港回归问题，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2017年香港回归20周年，我们不能将教学内容仅限于事件的罗列，特别是期间还出现过负面的“占中事件”。事实上，2007年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讲解要对应1997年，要分析和解密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党和政府所做出的努力和全国人民为此做出的重要贡献。又过10年的2017年，我们不仅看到香港的成长，也看到了困难和问题。因此，要回应香港的真正繁荣不是得益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是直接受益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一国两制”也面临事实上的考验。我们不仅要以宽容的心态接纳和原谅有关香港的错误，也应该看到国际势力分裂中国的意图從未放弃的事实。中国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的问题，我们必然要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由此，“形势与政策”课程的讲授必须要有过程感，结论要有针对性、条件性，但不能绝对化；至于细节问题的展开可以通过“百度百科”来完成，不需要浪费课堂时间，从而有意识地将课堂教学拓展到学生的课外。 （三）“形势与政策”授课时间短、周期短、学分少
由于各个院校最初对于这门课程的理解不同，导致省内乃至全国对这门课程的讲授和安排存在一定的差异性①。一般以几个独立专题的形式授课，使学生对某些重大事件在最短时间内有个整体性的了解。对于这样的课程，如果学生感兴趣，可能对于某些事件相关知识的了解比授课教师更全面和具体，反之，可能完全是盲区。这就要求授课教师根据学生的认知程度把握课程内容和讲授进度。同时，在最短时间内与学生建立通畅的交流和互动渠道，以便高效传递专题教学的信息，从而保证课程教学效果最大化，促使其对重大问题的持续关注。
（四）“形势与政策”课内容专业、量大、跨学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香港五次人大释法”“梦醒美国民主”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等等，从讲课题目可见，内容覆盖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具有通识课的特点，力图使学生具有宏观的大思维、大视野，也符合今年力推“大思政”的授课方向。对于授课教师来说，备课的跨越性和时间性是最大的考验。讲授这门课程要做到常态化，就需要任课教师有一种责任意识，自觉关注国家发展和国际形势，以便在日常生活中将备课内容不断累积和储存。同时，还需要有一种跨越意识，不仅要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还要关注相关领域的信息，并进行整合，锤炼政治意识、政治思维。同时，不能放弃自己的专业基础。
二、“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难度的悖论
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是由教学对象和授课教师决定的，而且每个课堂因其特殊性可能具有原则性的差别。这里所说的“难度”是特指作为公共课与专业课难度的对比，即是否需要将“形势与政策”课的讲授等同于专业课的讲授。尽管我们会受到时间、专业等各方面的条件限制，以至于将“形势与政策”课等同于信息的罗列和整理。而且，当今力推大众化、普及化的思政课是否等同于课堂版的“百度百科”？
是否因为教学时间少就要降低教学内容难度？时间是教学内容难易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时间多少不能决定难易程度，而难易程度确实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所以，教学课时可以通过课堂理论有重点地讲解和课后自学、完成作业等方式补充的办法，使教学内容更丰富、更完整。同时，也需要教师将课堂讲授的时间处理得当，以将理论难度深入到问题的本质方面，不能浮于问题表面，限于信息的收集和整理；也不能将备课时间都用于问题的全面性和宏观性解释，而是要抓住问题的根本；有效整合时间资源，就是要立足自己的专业基础和背景有效切入问题本身。无论是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都有自己的专业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进而为专题教学内容奠定厚重的专业基础，从而达到教学相长。
是否因为教学对象专业差别大、理论关注点差距大就要降低教学内容的难度？过度强调专业的差距无异于违背通识教育、复合型人才的教育理念，过度的工具理性只能带来“单向度的人”，使我们失去了精神的维度、批判的维度。按照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培养“某种人”，某种专业技能、专业专长的人，还要使我们的学生成为“人”。如何学做人，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按照孙利天的理解，如果西方传统哲学是“理性世界观”，中国传统哲学就是注重实用的“德性世界观”[2]。西方哲学注重的是使人潜能得以实现，中国哲学更注重的是修养。一方面，生命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自觉修养的成长过程，而高校的思政课就应担负这一培养社会公民道德意识、行为修养的使命。
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可能没有“五四青年”同仇敌忾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可能没有“红卫兵小将”意气风发的政治意识，可能有的就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意识。这不仅是时代的差异，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当代大学生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知道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也恰恰是很多人忽略人文学科的原因之一。但是，通过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深入解读和分析，澄清其片面的、简单的或是局限的认识，也是锻炼青年人思想成长成熟、学习分析和处理问题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忽略或无视当代大学生的自學能力和求知意识。信息化时代，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带来的科技革命，已经将量化知识简单化，如果我们还力图用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将大学生仅仅理解为学生，可能就要落后于时代了。因此，也有学者提出，由于“慕课”等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教师已经远离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教师职能，我们也需要重新反思当下教师的职业特征。
是否因为教师的专业所限就要降低教学内容的难度？如果课堂上所传递的信息等同于手机上罗列整理的信息，那么课堂教学的意义何在？“形势与政策”课程覆盖的问题广泛而前沿，特别注重重大热点问题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以保持评价标准的相对客观性。如果忽略其成为热点问题的内在逻辑，降低难度就是降低了学生的专业性和教师的专业性，无异于将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高中化。按照卢卡奇的理解，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而言，理论灌输已经失去效用，只有用先进的文化才能达到说理和说服的效果。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手机、互联网成为广大青年学生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惊人的自学能力，互联网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功能。如果不用教师的专业视角去解读重大热点问题，就很难达到理论说服的效果，也无异于给学生一个看轻你、无视你的机会。思政课教师如果总是力图降低自己的教学难度，力图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兴趣教学，如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专业教育就应该具有专业性，而专业性最基本的表现就是使用专业术语、专业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事实上，如果面对的都是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不同群体，我们确实可以用同一模式重复教学。但是，在重复教学中，如何坦言我们的专业素养是否已经被观照？是否已经在成长？这也是康德所提到的每个人内心崇高的“道德自律”问题。
教师以自己的成长作为纯粹的目的，不是把教学作为谋生手段，只为了发展个人的教学技能、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只为了自己专业的理论修为和理论素养。如果教师缺乏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感，我们怎么去传承自由和纯粹的大学精神？当我们在谈论每个学生成为了“精致的利益主义者”时，我们难道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传播者吗？我们不介意、不在乎自己的学术造诣，那应该谁来在乎？作为教师，失去内在的自我约束力也就失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维度，也就失去了自我成长的可能，从此，固步自封。按照马克思所理解的辩证的否定不仅在于我们对已有知识、信息的自我否定、补充和更新，更在于在这种否定中创造一种新的可能，产生新的想法和建议，进而实现理论的创新，从而实现教学相长。 三、“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的专业性基础
如何保持课堂教学的活力，如何保持一门课程的生命力，根源还在于教学内容本身。我们不能因为取悦于教学对象而降低教学内容的理论难度，不能因为课堂的愉悦性而失去其思想性，也不能为了追求外在形式的科技化而失去教学内容的学术性。
就教师而言，立足专业基础，使其专业基础和研究方向成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术支撑。一门课程的生命力还是要从基础做起，它的基础就是它的根。这门课程正是靠各个方向、各个专业的相互支撑和论证才具有学术性和说服力的，才能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这样，既能在教学讲授中淬炼教师的专业基本功和逻辑论证能力，为其具体的科研方向服务，也能够让大学生在高校看到思想的力量、学科的力量、专业的修养，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论证能力。这也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专业素养与业余水平的差异。尽管兴趣是我们最好的教师，还需要更多的二级学科专业理论的系统学习，才能为一级学科提供支撑和服务。这也是每个学科人才培养方案的目的所在。如果教师永远停留在业余爱好的水平，如何培养出专业水平的一流学生？因此，专业的理论分析就是在培养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只要世界观对了，必然有正确的方法论。
就学生而言，培养专业意识。我国很多院校尽管实行了学分制，但是大部分院校课程的设置具有不可选择性和不可替代性。在没有选择的前提下，我们要培养学生一种让任何课程为专业服务的意识。首先，要有一种普遍联系的观点。让规划意识存在大学生的心理而不是课堂，行动在大一而不是理论上的大四。每个大学生都应该全面了解“人才培养方案”对于他们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学科意识建立的步骤和阶段，也是逐渐走向专业化人才的学科基础。大学生活是从自我走向社会人最直接的演练和预演。因此，大学阶段的学习就不可能是单一的、片面的、短暂的。其次，要有一种学科专业意识。通常大学生是通过学习各自的专业课程来区分专业性。事实上，恰恰是通过对共同学习科目的不同理解，才能凸显出不同专业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差异性，进而形成对同一问题更合理、更有效的处理方式。这也是霍克海默成立法兰克福学派的目的。要为资本主义治病，依托的是不同的学科，无论是文化的、心理学的，还是政治的、经济的等等，尽管都是在批判，但是却在不同的维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寻求更好的治病良方。最后，要尊重自己的专业。不能从单纯的就业或工资等量化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专业的需求度和认可度，因为社会发展需要各个专业的合力，而且各行各业，都需要专业的工匠精神。我们只能在专业的自我培养中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专业人，就是对自己专业的最基本的尊重。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某些人确实在跨专业发展、或是转专业发展获得更大的成就，却不能因此而忽略专业的基础训练对于每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奠基作用。
就课堂而言，搭建专业对话平台。“形势与政策”如何与各专业有效衔接和沟通？这就是各自的专业、学科基础。“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各自学校的处理也有不同，但大一、大二学年都必须开设，而且对大一、大二课程的处理会有不同的倾向。若新生的专业性还停留在高中阶段，对于高校思政课的理解就会低端化，事实上，目前高校思政课的教师队伍基本都有研究生学历背景，已经逐步走向高端化、专业化，对于重大的国际国内事件都具有学术化的理论视野，能够进行相对的客观分析，能够营造公开民主的大学学术氛围，已经打破传统高中课堂的标准答案式的思维方式。
“形势与政策”课因为年轻，是最有活力、最有自由度的课程；因为重要，必将成为每个大学生的生活必需，而不是作为课程的一种必修形式；因為关系每个人，必然需要每个人的自觉，而不是外在强制。我们也要培养一种自觉意识，自觉将我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密切相关的意识，这也是一种最低标准的政治意识。作为高校思政课的教师，不仅将讲好每一堂课作为自己的职业意识，也作为履行党员义务、践行党员使命的政治任务，从而将“形势与政策”课的政治使命延续下去。
注释：
①有的院校是采取专家讲座的形式授课，有的院校是由辅导员教师讲授此门课程，有的院校是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独立的教研室，面对全校授课。我校属于后者。每个学期三个到四个专题，七周到八周的授课时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0.
[2] 孙利天.传统文化与精神家园[N].吉林日报，2013-11-19-008.
（责任编辑：赵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