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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全球化进程日益明显，东亚古典学研究也需要超越传统的国境限制，而从东亚全局的视野出发来加以观照。有鉴于此，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张伯伟教授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的学术理念，即在进行东亚古典学研究时，将研究的问题置于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中加以把握，研究中国与东亚诸国之间的文化互动、文明交涉与知识环流，从而提炼出东亚知识生产与人文传播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职是之故，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于2016年7月2日举办了东亚汉籍研究国际工作坊，以“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为主题，邀请美国莱斯大学、波士顿大学、布兰代斯大学、韩国首尔大学、成均馆大学、汉阳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外16名学者与会，就“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展开讨论。
从新材料、新问题到新方法：东亚汉籍研究的演进
本次工作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作为引言人，对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进行了深入阐发与深刻反思。他认为，综观30余年来的东亚汉籍研究，经历了从新材料、新问题，到新方法的三个阶段。
张教授首先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新材料在中国学术界学术转型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东亚汉籍是21世纪东亚古典学的新材料，其价值和意义完全可以和上世纪的新学问——敦煌学相媲美，甚至有以过之。张教授进一步指出，研究东亚汉籍，其基本观念就是把所有的汉籍文献当作一个整体，也因此要把所有的研究文献当作自身工作的前提。既然是新材料，就必然涉及对文献的收集和考辨。他说，在东亚汉籍的收集整理中，我们往往会以域外文献中载录的中国人不见于其本集的作品当作其佚文佚诗，同样，也往往容易将中国文献中载录的域外人不见于其本集的作品当作其佚作，其实是需要非常慎重的。
东亚汉籍中所保存的新文献、新材料，固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但毕竟这些新材料是有限的，而如何利用这些新材料提炼出新的问题才是东亚汉籍研究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张伯伟教授提炼出了书籍的“环流”、东亚的女性写作、文人的交往、文化意象的形神之变（地域上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媒介上包括文学和图像）、文学典范的转移和重铸、各种文体的变异和再生等等东亚汉籍研究中的新问题。张教授认为，东亚汉籍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总结出具有示范意义的方法论，为未来的东亚古典学研究提供借鉴意义。经过多年的研究，张教授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这一核心概念，其要点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其一，把汉字文献当作一个整体。即便需要做分类，也不以国家、民族、地域划分，而是以性质划分。其二，在汉文化圈的内部，无论是文化转移，还是观念旅行，主要依赖书籍的“环流”。人们是通过对于书籍的直接或间接的阅读或误读，促成东亚内部的文化形成了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其三，以人的内心体验和精神世界为探寻目标，打通中心与边缘，将各地区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求其间的内在联系。其四，注重文化意义的阐释，注重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注重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时段上人们思想方式在变化中的一致。
张教授在引言的最后指出，在进行自身理论和方法建设与探索时，应该坚持以文本阅读为基础，通过个案研究探索具体可行的方法，走出模仿或对抗的误区，形成与西洋学术的对话。在今天的人文学理论和方法的探求中，套用西方固不可为，无视西方更不可为。我们的观念和方法应该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学术研究。
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吴正岚教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如何成为可能——以张伯伟教授的东亚汉籍研究为中心》具体探討了张伯伟教授提出的“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在学术上的创获。她认为，本世纪以来，张伯伟教授在东亚汉籍研究方法论上的探索，从重视新材料和比较研究开始，经由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法的阶段，于2009年实现了以“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为核心的理论突破。通过一系列的个案研究和方法论探索，以汉文化圈为方法的宗旨逐步明确，即追求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东方知识生产方式。其核心是强调环流的视角，兼重时间和空间、统一性和多样性。其实质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超越和吸收，来实现方法论的创新。
波士顿大学东亚系魏朴和（Wiebke Denecke）教授在题为《未来学术的全球性遗产：新编英文学术期刊〈东亚汉籍与文化〉的目标与期许》（A Global Legacy for the Future： Some Goals and Hopes for the New Journal Sinographic Texts and Cultures）的报告中从比较文化的角度，阐述了东亚汉籍比较研究的意义。魏教授认为，东亚汉籍比较研究在未来的学术界会是有前途和“力量”（power）的。首先，可以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东亚学”的基本导向，摒弃最近百年以国家、国学和国文学为主的研究方向。其次，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比较研究能够鼓励欧洲研究的重新审视拉丁语源头，以及后古典时代拉丁语的重要性。最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东亚文化圈的特质和特色。魏教授在发言的最后再次强调东亚汉籍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应该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东亚文化圈的特质，发掘东亚共同的文化遗产，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主义和竞争环境的各范畴中，重新演绎汉字文化圈的定义和定位。这对东亚各国人民重新找寻共同愿景和文化根源尤其重要。这个过程会矫正过往民族主义视域下所理解的历史，重新定位长期被扭曲的中、韩、日、越文化与历史。学者亦可以研究成果协助政府和东亚各国的民众提供正面交流，以致形成和解的平台，从而共同保护这块重要的文化遗产。她认为，汉文化圈是世界上最后的古代 “象形文字圈”（logographic script sphere）。她呼吁，在现在全球化的历史时刻，我们应极力守护人类文明史上这最后一片象形文字圈。
意义之探寻：东亚汉籍与东亚文学文化的交流
从新材料、新问题到新方法：东亚汉籍研究的演进
本次工作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作为引言人，对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进行了深入阐发与深刻反思。他认为，综观30余年来的东亚汉籍研究，经历了从新材料、新问题，到新方法的三个阶段。
张教授首先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新材料在中国学术界学术转型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东亚汉籍是21世纪东亚古典学的新材料，其价值和意义完全可以和上世纪的新学问——敦煌学相媲美，甚至有以过之。张教授进一步指出，研究东亚汉籍，其基本观念就是把所有的汉籍文献当作一个整体，也因此要把所有的研究文献当作自身工作的前提。既然是新材料，就必然涉及对文献的收集和考辨。他说，在东亚汉籍的收集整理中，我们往往会以域外文献中载录的中国人不见于其本集的作品当作其佚文佚诗，同样，也往往容易将中国文献中载录的域外人不见于其本集的作品当作其佚作，其实是需要非常慎重的。
东亚汉籍中所保存的新文献、新材料，固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但毕竟这些新材料是有限的，而如何利用这些新材料提炼出新的问题才是东亚汉籍研究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张伯伟教授提炼出了书籍的“环流”、东亚的女性写作、文人的交往、文化意象的形神之变（地域上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媒介上包括文学和图像）、文学典范的转移和重铸、各种文体的变异和再生等等东亚汉籍研究中的新问题。张教授认为，东亚汉籍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总结出具有示范意义的方法论，为未来的东亚古典学研究提供借鉴意义。经过多年的研究，张教授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这一核心概念，其要点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其一，把汉字文献当作一个整体。即便需要做分类，也不以国家、民族、地域划分，而是以性质划分。其二，在汉文化圈的内部，无论是文化转移，还是观念旅行，主要依赖书籍的“环流”。人们是通过对于书籍的直接或间接的阅读或误读，促成东亚内部的文化形成了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其三，以人的内心体验和精神世界为探寻目标，打通中心与边缘，将各地区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求其间的内在联系。其四，注重文化意义的阐释，注重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注重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时段上人们思想方式在变化中的一致。
张教授在引言的最后指出，在进行自身理论和方法建设与探索时，应该坚持以文本阅读为基础，通过个案研究探索具体可行的方法，走出模仿或对抗的误区，形成与西洋学术的对话。在今天的人文学理论和方法的探求中，套用西方固不可为，无视西方更不可为。我们的观念和方法应该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学术研究。
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吴正岚教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如何成为可能——以张伯伟教授的东亚汉籍研究为中心》具体探討了张伯伟教授提出的“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在学术上的创获。她认为，本世纪以来，张伯伟教授在东亚汉籍研究方法论上的探索，从重视新材料和比较研究开始，经由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法的阶段，于2009年实现了以“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为核心的理论突破。通过一系列的个案研究和方法论探索，以汉文化圈为方法的宗旨逐步明确，即追求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东方知识生产方式。其核心是强调环流的视角，兼重时间和空间、统一性和多样性。其实质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超越和吸收，来实现方法论的创新。
波士顿大学东亚系魏朴和（Wiebke Denecke）教授在题为《未来学术的全球性遗产：新编英文学术期刊〈东亚汉籍与文化〉的目标与期许》（A Global Legacy for the Future： Some Goals and Hopes for the New Journal Sinographic Texts and Cultures）的报告中从比较文化的角度，阐述了东亚汉籍比较研究的意义。魏教授认为，东亚汉籍比较研究在未来的学术界会是有前途和“力量”（power）的。首先，可以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东亚学”的基本导向，摒弃最近百年以国家、国学和国文学为主的研究方向。其次，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比较研究能够鼓励欧洲研究的重新审视拉丁语源头，以及后古典时代拉丁语的重要性。最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东亚文化圈的特质和特色。魏教授在发言的最后再次强调东亚汉籍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应该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东亚文化圈的特质，发掘东亚共同的文化遗产，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主义和竞争环境的各范畴中，重新演绎汉字文化圈的定义和定位。这对东亚各国人民重新找寻共同愿景和文化根源尤其重要。这个过程会矫正过往民族主义视域下所理解的历史，重新定位长期被扭曲的中、韩、日、越文化与历史。学者亦可以研究成果协助政府和东亚各国的民众提供正面交流，以致形成和解的平台，从而共同保护这块重要的文化遗产。她认为，汉文化圈是世界上最后的古代 “象形文字圈”（logographic script sphere）。她呼吁，在现在全球化的历史时刻，我们应极力守护人类文明史上这最后一片象形文字圈。
意义之探寻：东亚汉籍与东亚文学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