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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我知道《文选》一书很重要，曾经从网上买过一套唐人李善注的本子（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只读了很少一部分。许多原文和若干注释中的引文都不大读得懂，怎么办呢？
主：那就继续读下去吧。实在读不懂的地方，包括原文和注释，也可以跳过去。将来再读的时候也许就懂了。读这些重要的书，都不能很着急，也不必着急。
客：要读的书太多，哪能不急啊。大部分李善注不去解释原文的意思，只是搞了许多引文，而这些引文也并不比原文好懂。我又听说单是读李善注还不够，还得读五臣注，六臣注，还有什么手写本，版本好像很多很复杂，头绪乱糟糟的，我一直弄不清楚，不知如何是好！
主：可以先把这里面的头绪弄清楚一个大概，然后再拿出李善注《文选》或另选一两种别的注本来读。慢慢来吧。
客：您能给我讲讲《文选》版本的大概吗？
主：好的。你肯定知道这部《文选》是南朝萧梁的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他手下的文人大约也帮了些忙。凡大人物写书，总会有些帮他做事的小人物。萧统死得很早，也就三十出头，放到现在，大约博士学位还没有读完。他死了以后继续当太子的是他的弟弟萧纲。萧纲的派头同萧统很不同，萧统重视做学问，所以费很大的工夫来编选大型文学选本《文选》;而萧纲主要是搞创作的，他大力提倡创新，不赞成在传统的经典里讨生活，他领导了一场宫体诗的运动，一时风生水起，《文选》这时并不时髦……
客：宫体诗好像是专写女人的，是不是很腐败？
主：这宫体诗运动说起来也很啰唆，以后再谈。我们还是先来谈这部《文选》。研究《文选》开始于隋。萧梁后期到陈，是宫体的天下;隋王朝建立后，风气变化了，高层提倡传统文化，考试也从《文选》里出题目。这里又有一个特别的情况，隋炀帝杨广的皇后是昭明太子的后代，排下来应是萧统的曾孙女（萧统—萧詧—萧岿—隋炀帝杨广的皇后萧氏），这位第一夫人水平很高，能写很出色的辞赋。
《文选》选了七百多篇优秀作品，萧梁中期以前的重要文本大抵在此，很值得学习和研究。何况中国历来重视伦理关系，家族里出过文化方面的大人物，总是会受到亲属后代的高度重视。萧统的曾孙女婿是当今的皇帝，《文选》的研究自然格外得到重视，于是这时《文选》研究出现了两大成果，一是萧统之堂侄萧该的《文选音义》，一是扬州大教育家、大学者曹宪的《文选音义》，二者书名相同，工作重点都在为《文选》中诸文中的难字注音，并就其文义做出若干解釋。做注释从此成为“《文选》学”的主要形式。
曹宪培养的弟子中有几位《文选》学家，许淹著《文选音》十卷，公孙罗有《文选注》六十卷（或称《文选钞》），李善更是其中最为杰出的大师。他费多年工夫著成的《文选注》六十卷，乃是关于《文选》较早而最为重要的注本，历代流传，至今仍受到高度重视。扬州至今有文选楼，就是为纪念曹宪、李善而建的。
客：李善注水平很高吗？他为什么要引那么多的书？
主：李善的学问极其渊博。他为《文选》作注除了为难字注音（多用反切，有时也用直音法）之外，重点在于为选文中的典故、成语寻出最早或最重要的出处，并注意介绍作者的生平和作品的背景，对作者的写作意图、言外之意以及写作手法等等也做出了若干说明，给予读者重大的启发。对于《文选》中的选文，李善有时取各家的别集或其他文本来对勘文字，著其异同，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古人写文章强调尊重传统，行文有出处;你不明白种种出处，就读不懂原文，或懂得不够深入。引文多，正表明学问大。
在李善以前，早有些学者为后来选入《文选》的某些作品做过注释，但比较分散零碎，不容易找;凡是其中做得比较好的，李善就把它引来，先全录其注，然后再加以补充修订，这种补订仍以征引典故、成语的出处为主。如张衡《二京赋》原有薛综注，班固《典引》有蔡邕注，陆机《演连珠》有刘峻注，如此等等。对这些比较好的旧注李善十分尊重，一一指名引用，然后加以增补。如某文虽有旧注而李善认为不佳，则弃置不录，另行创为之注。
李善的创注与补注都采用征引有关原文的方式进行。逐一征引书证，原原本本，信而有据，使读者一下子就能明白作者遣词造句“祖述”了前代何人何书的什么词句，在前后文本的对照中了解词义和句意，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其间的异同变化，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和欣赏眼前的文本。李善不仅注那些比较难懂的字句，而且只要有出处可寻的词句一概加注，这种路子很适合为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古时代的文学作品加注，因为读者在这里不仅需要弄懂文本的字面意义，而且要追寻其深层涵义和文化底蕴。现代文学研究重视所谓“互文性”，李善实已开其先河。
客：照这么说，西方现代文论大谈特谈的“互文性”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东西了？
主：也可以这么说。不过西方学者善于抓住一个想法把它大加系统化，建构出体系来，讲得比较深入细致，给予读者若干启发，还是值得我们关注、学习的。中国古人不免大而化之，或者强调神而明之，把希望寄托在悟性上，这样弄不好就不能“化”、无从“明”，不如像他们似的磨碎了讲，并且把许多小部件做成一个什么体系，像玩“乐高”那样。他们的办法比较容易掌握。
客：既然李善注水平很高，为什么又会出现五臣注和其他种种不同的注呢？
主：世界上的事情哪里有一个人就能做完做彻底的呢？由于李善采用以文献征引为主的方式来做他的注释，这就要求读者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难以用于普及。于是在李善注之后出现了普及型的五臣注，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合作而成的这个新注本由工部侍郎吕延祚进呈给唐玄宗，在奏进的表文中他们五人名字前皆加一个“臣”字，所以习惯上称为“五臣注”。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五臣注流行的程度超过了李善注。《文选》的早期传本就是五臣注本。普及型的书总是流行较广。
但是五臣注也有局限，不够深入、学术性不足，所以后来官方又至少有两批人重注《文选》，可惜都没有完成。在此前后，又有私家注释《文选》的，各做各的，影响不算很大。在传世的某些《文选》古钞本（如俄藏敦煌《文选》二四二残卷、日本永清文库所藏《文选》古钞本等等）中，有些注不是出于李善、五臣之手，这些佚名的古注，也反映了早期《文选》学的繁荣。 鉴于《文选》的注释本主要是李善和五臣这两种，且各有千秋，于是后来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起来编印面世，单独的李善注与五臣注本虽然仍然存在，但合编本兼取二者之长，有一种后发的综合的优势，所以更加流行。其中正文依五臣本，注释五臣在前李善在后的称为六家注本;正文依李善本，注释李善在前五臣在后称为六臣注本。一前一后好像也无所谓，但还是很有关系的，安排在前面的总是内容比较充实，在后面的容易遭到删节，因为这两种注总会有些一致或差不多的地方。
李善注、五臣注、六家注、六臣注，头绪纷繁，而在各种分分合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分割不清、彼此混杂、删节不当以及有所遗漏之类的问题，不容易分疏清楚。各种类型的注释本在传抄、翻刻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问题，讹、夺、衍、误时有所见，要一一校勘订正干净亦殊非易事。
客：这么说确实问题很多。那么应当读哪一种本子呢？
主：诸本各有所长，选定其中一种认真读下去就好。
客：请就李善注本、五臣注本、六家注本、六臣注本各举一种最好的本子。
主：单独的李善注本中最早的是北宋国子监本。天圣七年（1029）雕造，后有递修本。这个本子现在残缺不全，也不容易看到。其残本今存于国家图书馆（存后四十五卷中的二十一卷）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存前十六卷中的十一卷）。此外尚有少量残卷，可惜下落不明。
现在读李善注《文选》可以用尤刻本。这个本子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在池阳郡斋刻成的，六十卷全，现有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本;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中华再造善本》中也有这一套书。
更容易入手的是所谓胡刻本，这是清朝人胡克家根据尤刻本的某一后印本翻刻的，附有《文选考异》十卷，成书于嘉庆十四年（1809），现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排印本——就是你买过的本子。这个胡刻本《文选》虽然问题比较多一点，但一度最为流行。一般来说，读这个本子也就可以了。
单独的五臣注本，著名的有两种，一种是陈八郎本，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刻，三十卷全（内有抄配约三十页），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该馆影印行世。另一种是所谓朝鲜正德本。正德四年（1509）刊刻，三十卷全，现藏韩国成均馆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影印本。这两种都不容易看到，所以不如读六家注本，这里也有五臣注，而且放在前面，比较醒目。
六家本现有两种很好的本子。一是所谓明州本，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刻于明州（递修本），国家图书馆与台湾“故宫博物院”均藏有残本，其全本六十卷现藏日本足利遗迹图书馆，故亦称足利本。1974—1975年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称《日本足利学校藏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一大本，印刷质量极佳，颇便阅读。此书如果称为“六家注”也许更合于习惯，且可避免可能会发生的误会。
另有奎章阁本《六家文选》。韩国李氏王朝世宗十年（1428）用木活字印行，六十卷全，韩国正文社1983年影印出版。其底本为北宋秀州州学本（1094），故亦称秀州本。近年来问世的俞绍初先生挂帅的《新校订六家注文选》（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2015年版），即以此本为工作底本，做了很充分很认真的校勘工作，是非常优秀的重大成果。
一本头的足利本之影印本与分装为六册的俞氏校订本，都是我们研读六家本《文选》的上等材料。
六臣本也有两种：赣州本和建州本。赣州本指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赣州州学的刻本，六十卷全。曾经印得很多，后有宋元递修本，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日本静嘉堂文库亦有藏本，为毛氏汲古阁、朱卧庵、陆氏皕宋楼旧藏。赣州本一度影响很大，茶陵陈仁子《文选补遗》所附《六臣注文选》即出于此本。赣州本之后又有建州传刻本，一九一九年商务印书馆印入《四部丛刊》，1987年中华书局又据之影印出版。此本在近现代流行甚广。读六臣注《文选》可优先考虑《四部丛刊》本，比较容易入手。
除了各种刻本以外，又有多种写抄本：这里很重要的有敦煌吐鲁番写本，因为写得早，比较接近于原貌。现存的敦煌写本分藏于法、俄、英等国，大抵已收入饶宗颐先生编纂的《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版）一书。又有《文选集注》，日本藏古写本《文选集注》现残存二十余卷，散藏于日本各处，今有周勋初先生搜集编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2000年）及其增订本（2011年），非常齐备适用。此本汇抄了多种古注，包括公孙罗的《文选钞》《文选音决》和陆善经注，都是罕见的重要资料。
此外还有日本九条家藏古抄三十卷白文《文选》残卷。这份残卷以无注《文选》三十卷本为底本钞录，1884年杨守敬从日本购回残卷二十一卷，根据杨氏《日本访书志》判定当在元、明间抄出，抄手非一。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本正文旁有小字抄写的李善注、五臣注等方面的注文，又有识语，信息丰富。此外又有三条家本五臣注《文选》，原日本三条公爵家藏，仅残存一卷（第二十卷），1937年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其他公私各处所藏《文选》抄本尚有若干，虽然比较零碎，但也各有其价值。
抄写得比较早的一般称为写本，比较晚的则称为抄本。这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写抄本《文选》固然有白文本，而仍多有带注释者，其中情形也颇为复杂，如唐永隆二年（681）写本（敦煌写本法藏P.2528）是单独的李善注，而日本三条家藏写本属于单独的五臣注本。
客：这么多本子怎么找啊，恐怕也买不起，读不完。
主：《文选》的各种本子之间的来龙去脉不容易弄清楚，优秀的本子又散見于国内外各处，搜寻不易，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文选》，可以从前面说过的多种影印本、整理本里选出一两种来读。
现在更有凭借一部书读遍诸本的捷径，这就是借重于《文选旧注辑存》一书（刘跃进著，徐华校，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刘跃进先生是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大家，对《文选》下过极深的功夫。他曾经指出，解读《文选》唯一的途径是研读原文，而想要更好地理解原文，各家的注释又是不二的选择。但《文选》的旧注头绪复杂，他自己在研读《文选》原文及其各家注文的过程中，遇到某一问题，常常要前后披寻，比勘众本，非常费力，而且总是会感到挂一漏万，缺少一种具体而微的整体观照。所以他很希望“能有这样一个辑录旧注排比得宜的读本，一编在手，重要的版本异同可以一目了然，重要的学术见解亦尽收眼底”（《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于是他自己动手，为达成“一目了然”与“尽收眼底”的目的，花八年工夫做成了《文选旧注辑存》这样一部大书。
此书取尤袤刻本李善注《文选》为底本，五臣注则以陈八郎本为主要依据，将现存所有的《文选》旧注按时间先后分别过录于各篇作品的有关原文之下。各路游兵散勇被他整顿训练成了便于检阅的方阵。跃进先生不仅逐一辑录了《文选》的全部旧注，而且写下了大量的按语，内容涉及甚广，精彩纷呈。此书大开了方便之门，读者可以节省许多披寻翻检的时间，从而集中精力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有效率地来学习和思考有关的问题。
这部《文选旧注辑存》共二十本，博大精深，印刷装订也非常讲究，值得认真细读。
客：看来我得弄一套来好好读！
主：你可是要坚持住啊。光买不读，意思不大。千万不要以为，把一套书买来排在自己的书架上，就等于掌握了其中的知识！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主：那就继续读下去吧。实在读不懂的地方，包括原文和注释，也可以跳过去。将来再读的时候也许就懂了。读这些重要的书，都不能很着急，也不必着急。
客：要读的书太多，哪能不急啊。大部分李善注不去解释原文的意思，只是搞了许多引文，而这些引文也并不比原文好懂。我又听说单是读李善注还不够，还得读五臣注，六臣注，还有什么手写本，版本好像很多很复杂，头绪乱糟糟的，我一直弄不清楚，不知如何是好！
主：可以先把这里面的头绪弄清楚一个大概，然后再拿出李善注《文选》或另选一两种别的注本来读。慢慢来吧。
客：您能给我讲讲《文选》版本的大概吗？
主：好的。你肯定知道这部《文选》是南朝萧梁的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他手下的文人大约也帮了些忙。凡大人物写书，总会有些帮他做事的小人物。萧统死得很早，也就三十出头，放到现在，大约博士学位还没有读完。他死了以后继续当太子的是他的弟弟萧纲。萧纲的派头同萧统很不同，萧统重视做学问，所以费很大的工夫来编选大型文学选本《文选》;而萧纲主要是搞创作的，他大力提倡创新，不赞成在传统的经典里讨生活，他领导了一场宫体诗的运动，一时风生水起，《文选》这时并不时髦……
客：宫体诗好像是专写女人的，是不是很腐败？
主：这宫体诗运动说起来也很啰唆，以后再谈。我们还是先来谈这部《文选》。研究《文选》开始于隋。萧梁后期到陈，是宫体的天下;隋王朝建立后，风气变化了，高层提倡传统文化，考试也从《文选》里出题目。这里又有一个特别的情况，隋炀帝杨广的皇后是昭明太子的后代，排下来应是萧统的曾孙女（萧统—萧詧—萧岿—隋炀帝杨广的皇后萧氏），这位第一夫人水平很高，能写很出色的辞赋。
《文选》选了七百多篇优秀作品，萧梁中期以前的重要文本大抵在此，很值得学习和研究。何况中国历来重视伦理关系，家族里出过文化方面的大人物，总是会受到亲属后代的高度重视。萧统的曾孙女婿是当今的皇帝，《文选》的研究自然格外得到重视，于是这时《文选》研究出现了两大成果，一是萧统之堂侄萧该的《文选音义》，一是扬州大教育家、大学者曹宪的《文选音义》，二者书名相同，工作重点都在为《文选》中诸文中的难字注音，并就其文义做出若干解釋。做注释从此成为“《文选》学”的主要形式。
曹宪培养的弟子中有几位《文选》学家，许淹著《文选音》十卷，公孙罗有《文选注》六十卷（或称《文选钞》），李善更是其中最为杰出的大师。他费多年工夫著成的《文选注》六十卷，乃是关于《文选》较早而最为重要的注本，历代流传，至今仍受到高度重视。扬州至今有文选楼，就是为纪念曹宪、李善而建的。
客：李善注水平很高吗？他为什么要引那么多的书？
主：李善的学问极其渊博。他为《文选》作注除了为难字注音（多用反切，有时也用直音法）之外，重点在于为选文中的典故、成语寻出最早或最重要的出处，并注意介绍作者的生平和作品的背景，对作者的写作意图、言外之意以及写作手法等等也做出了若干说明，给予读者重大的启发。对于《文选》中的选文，李善有时取各家的别集或其他文本来对勘文字，著其异同，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古人写文章强调尊重传统，行文有出处;你不明白种种出处，就读不懂原文，或懂得不够深入。引文多，正表明学问大。
在李善以前，早有些学者为后来选入《文选》的某些作品做过注释，但比较分散零碎，不容易找;凡是其中做得比较好的，李善就把它引来，先全录其注，然后再加以补充修订，这种补订仍以征引典故、成语的出处为主。如张衡《二京赋》原有薛综注，班固《典引》有蔡邕注，陆机《演连珠》有刘峻注，如此等等。对这些比较好的旧注李善十分尊重，一一指名引用，然后加以增补。如某文虽有旧注而李善认为不佳，则弃置不录，另行创为之注。
李善的创注与补注都采用征引有关原文的方式进行。逐一征引书证，原原本本，信而有据，使读者一下子就能明白作者遣词造句“祖述”了前代何人何书的什么词句，在前后文本的对照中了解词义和句意，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其间的异同变化，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和欣赏眼前的文本。李善不仅注那些比较难懂的字句，而且只要有出处可寻的词句一概加注，这种路子很适合为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古时代的文学作品加注，因为读者在这里不仅需要弄懂文本的字面意义，而且要追寻其深层涵义和文化底蕴。现代文学研究重视所谓“互文性”，李善实已开其先河。
客：照这么说，西方现代文论大谈特谈的“互文性”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东西了？
主：也可以这么说。不过西方学者善于抓住一个想法把它大加系统化，建构出体系来，讲得比较深入细致，给予读者若干启发，还是值得我们关注、学习的。中国古人不免大而化之，或者强调神而明之，把希望寄托在悟性上，这样弄不好就不能“化”、无从“明”，不如像他们似的磨碎了讲，并且把许多小部件做成一个什么体系，像玩“乐高”那样。他们的办法比较容易掌握。
客：既然李善注水平很高，为什么又会出现五臣注和其他种种不同的注呢？
主：世界上的事情哪里有一个人就能做完做彻底的呢？由于李善采用以文献征引为主的方式来做他的注释，这就要求读者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难以用于普及。于是在李善注之后出现了普及型的五臣注，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合作而成的这个新注本由工部侍郎吕延祚进呈给唐玄宗，在奏进的表文中他们五人名字前皆加一个“臣”字，所以习惯上称为“五臣注”。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五臣注流行的程度超过了李善注。《文选》的早期传本就是五臣注本。普及型的书总是流行较广。
但是五臣注也有局限，不够深入、学术性不足，所以后来官方又至少有两批人重注《文选》，可惜都没有完成。在此前后，又有私家注释《文选》的，各做各的，影响不算很大。在传世的某些《文选》古钞本（如俄藏敦煌《文选》二四二残卷、日本永清文库所藏《文选》古钞本等等）中，有些注不是出于李善、五臣之手，这些佚名的古注，也反映了早期《文选》学的繁荣。 鉴于《文选》的注释本主要是李善和五臣这两种，且各有千秋，于是后来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起来编印面世，单独的李善注与五臣注本虽然仍然存在，但合编本兼取二者之长，有一种后发的综合的优势，所以更加流行。其中正文依五臣本，注释五臣在前李善在后的称为六家注本;正文依李善本，注释李善在前五臣在后称为六臣注本。一前一后好像也无所谓，但还是很有关系的，安排在前面的总是内容比较充实，在后面的容易遭到删节，因为这两种注总会有些一致或差不多的地方。
李善注、五臣注、六家注、六臣注，头绪纷繁，而在各种分分合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分割不清、彼此混杂、删节不当以及有所遗漏之类的问题，不容易分疏清楚。各种类型的注释本在传抄、翻刻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问题，讹、夺、衍、误时有所见，要一一校勘订正干净亦殊非易事。
客：这么说确实问题很多。那么应当读哪一种本子呢？
主：诸本各有所长，选定其中一种认真读下去就好。
客：请就李善注本、五臣注本、六家注本、六臣注本各举一种最好的本子。
主：单独的李善注本中最早的是北宋国子监本。天圣七年（1029）雕造，后有递修本。这个本子现在残缺不全，也不容易看到。其残本今存于国家图书馆（存后四十五卷中的二十一卷）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存前十六卷中的十一卷）。此外尚有少量残卷，可惜下落不明。
现在读李善注《文选》可以用尤刻本。这个本子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在池阳郡斋刻成的，六十卷全，现有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本;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中华再造善本》中也有这一套书。
更容易入手的是所谓胡刻本，这是清朝人胡克家根据尤刻本的某一后印本翻刻的，附有《文选考异》十卷，成书于嘉庆十四年（1809），现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排印本——就是你买过的本子。这个胡刻本《文选》虽然问题比较多一点，但一度最为流行。一般来说，读这个本子也就可以了。
单独的五臣注本，著名的有两种，一种是陈八郎本，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刻，三十卷全（内有抄配约三十页），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该馆影印行世。另一种是所谓朝鲜正德本。正德四年（1509）刊刻，三十卷全，现藏韩国成均馆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影印本。这两种都不容易看到，所以不如读六家注本，这里也有五臣注，而且放在前面，比较醒目。
六家本现有两种很好的本子。一是所谓明州本，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刻于明州（递修本），国家图书馆与台湾“故宫博物院”均藏有残本，其全本六十卷现藏日本足利遗迹图书馆，故亦称足利本。1974—1975年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称《日本足利学校藏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一大本，印刷质量极佳，颇便阅读。此书如果称为“六家注”也许更合于习惯，且可避免可能会发生的误会。
另有奎章阁本《六家文选》。韩国李氏王朝世宗十年（1428）用木活字印行，六十卷全，韩国正文社1983年影印出版。其底本为北宋秀州州学本（1094），故亦称秀州本。近年来问世的俞绍初先生挂帅的《新校订六家注文选》（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2015年版），即以此本为工作底本，做了很充分很认真的校勘工作，是非常优秀的重大成果。
一本头的足利本之影印本与分装为六册的俞氏校订本，都是我们研读六家本《文选》的上等材料。
六臣本也有两种：赣州本和建州本。赣州本指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赣州州学的刻本，六十卷全。曾经印得很多，后有宋元递修本，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日本静嘉堂文库亦有藏本，为毛氏汲古阁、朱卧庵、陆氏皕宋楼旧藏。赣州本一度影响很大，茶陵陈仁子《文选补遗》所附《六臣注文选》即出于此本。赣州本之后又有建州传刻本，一九一九年商务印书馆印入《四部丛刊》，1987年中华书局又据之影印出版。此本在近现代流行甚广。读六臣注《文选》可优先考虑《四部丛刊》本，比较容易入手。
除了各种刻本以外，又有多种写抄本：这里很重要的有敦煌吐鲁番写本，因为写得早，比较接近于原貌。现存的敦煌写本分藏于法、俄、英等国，大抵已收入饶宗颐先生编纂的《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版）一书。又有《文选集注》，日本藏古写本《文选集注》现残存二十余卷，散藏于日本各处，今有周勋初先生搜集编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2000年）及其增订本（2011年），非常齐备适用。此本汇抄了多种古注，包括公孙罗的《文选钞》《文选音决》和陆善经注，都是罕见的重要资料。
此外还有日本九条家藏古抄三十卷白文《文选》残卷。这份残卷以无注《文选》三十卷本为底本钞录，1884年杨守敬从日本购回残卷二十一卷，根据杨氏《日本访书志》判定当在元、明间抄出，抄手非一。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本正文旁有小字抄写的李善注、五臣注等方面的注文，又有识语，信息丰富。此外又有三条家本五臣注《文选》，原日本三条公爵家藏，仅残存一卷（第二十卷），1937年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其他公私各处所藏《文选》抄本尚有若干，虽然比较零碎，但也各有其价值。
抄写得比较早的一般称为写本，比较晚的则称为抄本。这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写抄本《文选》固然有白文本，而仍多有带注释者，其中情形也颇为复杂，如唐永隆二年（681）写本（敦煌写本法藏P.2528）是单独的李善注，而日本三条家藏写本属于单独的五臣注本。
客：这么多本子怎么找啊，恐怕也买不起，读不完。
主：《文选》的各种本子之间的来龙去脉不容易弄清楚，优秀的本子又散見于国内外各处，搜寻不易，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文选》，可以从前面说过的多种影印本、整理本里选出一两种来读。
现在更有凭借一部书读遍诸本的捷径，这就是借重于《文选旧注辑存》一书（刘跃进著，徐华校，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刘跃进先生是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大家，对《文选》下过极深的功夫。他曾经指出，解读《文选》唯一的途径是研读原文，而想要更好地理解原文，各家的注释又是不二的选择。但《文选》的旧注头绪复杂，他自己在研读《文选》原文及其各家注文的过程中，遇到某一问题，常常要前后披寻，比勘众本，非常费力，而且总是会感到挂一漏万，缺少一种具体而微的整体观照。所以他很希望“能有这样一个辑录旧注排比得宜的读本，一编在手，重要的版本异同可以一目了然，重要的学术见解亦尽收眼底”（《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于是他自己动手，为达成“一目了然”与“尽收眼底”的目的，花八年工夫做成了《文选旧注辑存》这样一部大书。
此书取尤袤刻本李善注《文选》为底本，五臣注则以陈八郎本为主要依据，将现存所有的《文选》旧注按时间先后分别过录于各篇作品的有关原文之下。各路游兵散勇被他整顿训练成了便于检阅的方阵。跃进先生不仅逐一辑录了《文选》的全部旧注，而且写下了大量的按语，内容涉及甚广，精彩纷呈。此书大开了方便之门，读者可以节省许多披寻翻检的时间，从而集中精力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有效率地来学习和思考有关的问题。
这部《文选旧注辑存》共二十本，博大精深，印刷装订也非常讲究，值得认真细读。
客：看来我得弄一套来好好读！
主：你可是要坚持住啊。光买不读，意思不大。千万不要以为，把一套书买来排在自己的书架上，就等于掌握了其中的知识！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