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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全民一心，动员起来”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这种非理性决策带来的人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真的还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不同立场之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内蒙古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个新闻，再次说明了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只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投了100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什么在100多亿砸进去之前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零异议”和谐听证会，而是要通过辩论去粗存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听证会程序，来看看美国地方政府是如何“吸收”民意的。
根据蒙特哥莫利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参与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为了保证听证会上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工作人员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每人讲话3分钟。发言者可以带自己的支持者来做听众，还可以要求他们在自己发言结束时站起来以显示他们的“声势”。
众人发言完毕，立法委员开始提问，确保他们理解了民意。会后，所有听证会资料都要备案保留，并且允许公众查询。
这些听证会上都有些什么议题呢？我随手查询了一下该县本周的听证会记录，一共6项：两项关于土地规划，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租房的规范，一项关于供水和排水系统。下周一共5项：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一项关于交通安全，一项关于某项政府收费条款。
除了去听证会，不愿口头发言的人也可以提交书面声明，立法委员对这些书面材料需要一视同仁地重视。为了检验议会是否“听进去了”民意，议会的决策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公开。每天的工作日程都须提前公示；电视转播会议现场；公民可以电话收听会议；如果错过现场，可以去网上查询录像资料。此外，政府有每周的工作报告供公众免费电邮订阅。总而言之，这些措施力图确保公民对决策全过程的知情权。
如果你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级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保证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程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我相信这些程序会使“人群密集区X公里处建化工厂”、“先砸100亿再考虑项目可行不可行”之类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叽叽喳喳的辩论和团体之间的牵制”或许不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它也许是在用“短痛”去避免“长痛”。如果我们也可以拿起电话说一句“喂，我想参加下周二的X项目听证会——”，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更和谐。
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中国的主要政府决策由行政部门承担，所以听证会也主要应由行政部门召开。可喜的是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共决策中加入听证程序，但还是不够普及，而且许多听证会形式重于实质。某些地方听证会拒绝记者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联系方式也不公开。显然，这种神秘主义的作风与听证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就像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
（作者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然而，长远来看，“全民一心，动员起来”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这种非理性决策带来的人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真的还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不同立场之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内蒙古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个新闻，再次说明了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只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投了100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什么在100多亿砸进去之前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零异议”和谐听证会，而是要通过辩论去粗存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听证会程序，来看看美国地方政府是如何“吸收”民意的。
根据蒙特哥莫利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参与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为了保证听证会上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工作人员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每人讲话3分钟。发言者可以带自己的支持者来做听众，还可以要求他们在自己发言结束时站起来以显示他们的“声势”。
众人发言完毕，立法委员开始提问，确保他们理解了民意。会后，所有听证会资料都要备案保留，并且允许公众查询。
这些听证会上都有些什么议题呢？我随手查询了一下该县本周的听证会记录，一共6项：两项关于土地规划，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租房的规范，一项关于供水和排水系统。下周一共5项：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一项关于交通安全，一项关于某项政府收费条款。
除了去听证会，不愿口头发言的人也可以提交书面声明，立法委员对这些书面材料需要一视同仁地重视。为了检验议会是否“听进去了”民意，议会的决策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公开。每天的工作日程都须提前公示；电视转播会议现场；公民可以电话收听会议；如果错过现场，可以去网上查询录像资料。此外，政府有每周的工作报告供公众免费电邮订阅。总而言之，这些措施力图确保公民对决策全过程的知情权。
如果你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级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保证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程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我相信这些程序会使“人群密集区X公里处建化工厂”、“先砸100亿再考虑项目可行不可行”之类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叽叽喳喳的辩论和团体之间的牵制”或许不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它也许是在用“短痛”去避免“长痛”。如果我们也可以拿起电话说一句“喂，我想参加下周二的X项目听证会——”，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更和谐。
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中国的主要政府决策由行政部门承担，所以听证会也主要应由行政部门召开。可喜的是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共决策中加入听证程序，但还是不够普及，而且许多听证会形式重于实质。某些地方听证会拒绝记者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联系方式也不公开。显然，这种神秘主义的作风与听证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就像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
（作者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