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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自己做得還不错的一些事，梅先生多少年前就全都做过了
他永远给人干干净净的印象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拍《梅兰芳》的念头？
陈凯歌：大概3年前吧。在《无极》前就说过这个事情，但还没落实。做《霸王别姬》的时候采访过很多的老艺人，也都跟我提到过梅先生。我知道其他一些导演都有过拍这部片子的想法，我是见到（梅）葆玖先生以后才慢慢确定下来的。虽然父亲以前和梅家有来往，但我和葆玖先生并不熟悉，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说我也需要一些时间考虑考虑，主要是接触一些材料，看看我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对他的深入了解是做这部戏以后开始的。
人物周刊：深入了解之后，你脑海中出现的是什么形象？
陈凯歌：温文尔雅，对于着装、化妆总是很讲究，喜欢穿白西装，永远给人一种干干净净的印象。我觉得他是小事上糊涂、不在意的一个人，可在大事上会了了分明地做出决断。
人物周刊 ：拍摄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凯歌：最大的困难在于他是在历史上真实生活过的一个人物。拍这样一个题材肯定会有很多限制，不像拍虚构的故事自由度那么大。譬如有人说“梅孟”之间的恋情再长点就好了，可我也得顾及梅家对这事的看法。这一段，梅葆玖先生看了没有说任何话，他希望观众能了解一个真实的梅兰芳，而不是狭隘地“为尊者讳”。在这种情况下，我更觉得，我得谨慎地处理，从创作角度讲这也算是一种局限吧。
拍的时候也面对着好多的取舍。因为梅先生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是从高层到民间都给予最大关注的社会性偶像。到底表达他的什么？这是我们创作中反复摸索的事情。
黎明怎么在有限的手段和空间关系中把他的沉稳、大气、刚健、从容表达出来，也是一个难题。
黎明非常安静，和梅兰芳一样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选黎明来演梅兰芳？
陈凯歌：梅兰芳遇到很多质疑，“五四”新文化健将除胡适外没有一个不骂他的，他怎么去面对？梅先生的力量全是从他的安静里来的，他不是个大吵大闹的人，不是遇到事情就时时发作的人。
我觉得黎明身上有这样的东西。他是一个低调做事的演员，沉默地做，没有争辩，没有反驳。这是我对黎明非常尊重的地方。黎明很安静，安静地坐在那儿试装，安静地倾听，安静地表达自己对人物的感觉。他很谦虚地去跟他的京剧老师学习，听葆玖先生讲梅兰芳。按理说他已经有自己的地位，如果他精于计算，可能不会演这个角色，因为有风险。我觉得他没想这个事情。他未必不知道外界这些舆论，但他从没有提起来过。他真的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角色里面去了，把自己放进去了。
人物周刊：黎明说，拍梅兰芳，他很深的感触就是你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让演员慢慢把人物诠释到位。
陈凯歌：不是有大把大把时间，而是我得对得起这些演员，特别是黎明和孙红雷这样的演员，他们的角色都特别难拿捏，我希望他们能够精准地抓住人物。他们两个人的这条关系线，是影片当中最有价值的。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勇敢，用一种他们过去不熟悉的工作方式投入创作。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要通过他们的表演来完成，他们觉得很刺激。孙红雷跟了我差不多一年，放弃了很多物质利益、很多其他的角色。我觉得他们演得特别精确。
人物周刊：假设张国荣还在，会选择他来演梅兰芳吗？
陈凯歌：大家对张国荣和黎明的这种比较，我觉得挺自然的，其实是出于对张国荣的爱。我后来看我们拍摄的纪录片，黎明第一天拍戏，他上了妆，穿着长衫，脸色非常凝重，不断撩起自己衣服的下摆，在摄影棚的走廊里缓缓地走来走去。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愣住了，我不知情，我不知道他这么煎熬地在磨戏。那一瞬间我挺感动,也挺感激他。他面对着压力，面对着很多的怀疑，面对着内心的紧迫感，接受了这样一个角色，演了，而且演得不后悔，这证明了他是个真正的演员。
人物周刊：用明星演员是考虑到他们的市场号召力吗？
陈凯歌：我觉得他们演得挺好，我都已经忘了他们是不是明星，也很高兴有幸和他们在一块工作。
我觉得孙红雷很好，他善于作深入的内心刻画。演员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对自己有要求、不放弃，敢于去演没演过的角色，而不是在意一时一地的得失。孙红雷是个戏疯子，他为了演邱如白，放弃了很多现实利益，广告啊、高片酬啊等等，他都不接了，专心致志地去做邱如白，做这样一个戏。
京剧在中国一度是太重要了，
现在又太不重要了
人物周刊 ：《梅兰芳》很容易就让人想起《霸王别姬》，两部片子都和京剧有关，你对京剧特别有兴趣？
陈凯歌：我对（京剧）掌故比较熟，谁是什么风格、梨园界的曲文，我知道得多，就觉得这个行当里面的人，特别的生动，特别的丰富，待人处世的方式也跟一般社会上不一样，他们的世界挺封闭的。知道得越多，越觉得京剧之所以成为京剧，是有好多原因在里边的。可我不能算是一个戏迷，不熟一二百出戏是不能叫做戏迷的。京剧在中国一度是太重要了，现在又太不重要了，这就是时代的力量。
人物周刊 ：你说京剧“现在又太不重要了”，我想知道，和京剧息息相关的梅兰芳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了解他？
陈凯歌：我觉得，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很多的资源，文化的、精神的、传统的资源。一般来说，作古的人物会在两个时间段被提出来：一是国家兴盛的时候，大家会想起为此做过铺垫和贡献的人；另外就是国家遇到难处的时候。我觉得2008年是中国同时遇到这两个情况的年份。
改革开放30年结出成果，到了第一个时间点。第二个，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今年会出现这么多灾难。但这么大一个国家有些事情总归是会发生的。遇到这么大的状况的时候，中国人精神上的后备资源是什么？我们之前的人遇到了许多困难，我觉得梅兰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即使在患难中他身上也有一种力量，他的沉稳刚健和从容不迫，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国家。
人物周刊：京剧的现状是不是有点尴尬？
陈凯歌：我不觉得尴尬。我一直认为京剧是个很时尚的艺术。经过“文革”，大家都忙忙碌碌顾着别的事了，时间一长离它远了，就把这事儿给放下了，但它是很时尚的艺术，在它兴盛的时代，有一点身份的人要是不懂京剧，那是没有谈资的。今天我们叫走穴，那时候叫堂会，梅兰芳先生在堂会上的收入跟今天的著名艺人相比，是只高不低的。我们知道的很多著名演员都是梅兰芳的徒弟，你不能想象，像胡蝶这些演员都受到过梅先生的影响。
人物周刊：你有看京剧的嗜好？
陈凯歌：小时候看的频率反而比较高，因为我家离专门看京剧的一个场所很近。我小时候比较多地去看，也觉得好看。我对京剧的判断：它不是古老的艺术形式，它是很时尚的东西。它太高级了，在艺术上把虚实结合得那么好，那么写意——一根马鞭就是一匹好马，三五个人就是万马千军。一直到革命样板戏，杨子荣一上来还是一根马鞭，这东西它改不了。
京剧是从民间来的，大锣大鼓，但京剧的精髓是文人的，是高端的，这锣鼓背后它有一个很精雅的存在。过去京剧为什么那么有影响力？就因为京剧是时尚的，你在一个现代场所里感受到了最古朴最优雅的气息。那会儿我去北京的南新仓，那里的昆曲很火爆，大家都要看一看《牡丹亭》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演《牡丹亭》的不是什么大角儿，你说如果梅兰芳演《牡丹亭》，那得什么样？
人物周刊：你和梅兰芳有相同的地方吗？
陈凯歌：作为一个创作者，跟作品里面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老打这个比方：我说我是一个陶土做成的器皿，这个器皿是用来装水的，是用来装梅兰芳先生的，不是装我自己的，但没有这个器皿水也盛不起来。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关系。我是不能跟梅先生这样的人去比的，我也没有比较之心。我知道，其实我们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的一些事，梅先生多少年前就全都做过了。我认为他真是一个大人物。
這部电影说的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怕
人物周刊：你预期观众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们叫好或批评会不会影响你的判断？
陈凯歌：我希望听到自然的反应——观众看了电影自己做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最珍贵的东西。但我想很多事情自己要做出判断，不要把这个决定权最后交给别人。为什么说梅兰芳厉害？人家送他一块写有“伶界大王”的匾他坚决不接，觉得接了就会被人架起来了，就没有办法去做他想做的事了。
人物周刊：这部戏自始至终贯穿着一封信，如果可以给梅兰芳写一封信，你最想对梅先生说什么？
陈凯歌：我想跟梅先生说，我斗胆拍了一个电影是关于您的。在这部电影中间，有些是真在历史中发生过的片断，但您的情感、您的思想、您的傲骨，是加入了我自己的钦佩进去的，我不知道做得够不够好，可能不够好，那我就请梅先生多包涵我。
人物周刊：《无极》和《梅兰芳》之间的这3年，没拍片子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
陈凯歌：基本上都是在做关于《梅兰芳》的事。我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我也没有什么应酬，可以说有点深居简出。我不太上网，也不用手机，这都是比较自觉的，我不愿意跟大家说着说着话手机响了，把此刻的谈兴打断，我觉得就没意思了。
人物周刊：这种生活状态，现在来说够奢侈的。
陈凯歌：那你说像我们小时候，一个院子才有一部电话，我看也没耽误什么事啊，我觉得你可以自己选择的。今天手机24小时开机状态，明天就可能有更多加码；现在是音频的，以后变成视频的了；将来干脆在你们家安一个监视器，说我不光要知道你是否在写稿，还得知道你写的状态是否认真？（笑）
人物周刊：在这个时代，你有没有什么适应不了的事？
陈凯歌：好多事都挺不适应的。走在北京，我问这路怎么走啊，结果回答我的是一外地口音的人。北京面目全非，我挺不适应的，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些高楼大厦。我觉得该问京剧，“京剧你有什么不适应的？”京剧回答，“我身边我熟悉的这些人和事都不在了，我还孤单单地活着。”
但我想我们在《梅兰芳》这部电影里面说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怕。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让人担心的事太多了。梅兰芳对中国人说的就是，不用担心，也甭害怕，我们还行，我们能坚持。梅先生的话梅先生的状态对我是有影响的。比如我担心我孩子的学习，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我做得不够好。但是转念一想，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们的成长终归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人物周刊：今天的采访和3年前的感觉不太一样，今天你在面对我的提问时似乎有些顾虑，有些谨慎。
陈凯歌：我没什么顾虑。还是举梅兰芳的例子。梅兰芳和邱如白区别在于，邱如白认为，对付这个世界是需要技巧的，所以梅兰芳在纽约演出，谢幕八九次之后邱不让他再上去了，但梅兰芳还是走到了台上，他认为你应该用真心对大家，甚至不要在乎别人是否用真心对你。我觉得今天跟你的采访、交谈，都是真心地去回答你提出的问题，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交待。
他永远给人干干净净的印象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拍《梅兰芳》的念头？
陈凯歌：大概3年前吧。在《无极》前就说过这个事情，但还没落实。做《霸王别姬》的时候采访过很多的老艺人，也都跟我提到过梅先生。我知道其他一些导演都有过拍这部片子的想法，我是见到（梅）葆玖先生以后才慢慢确定下来的。虽然父亲以前和梅家有来往，但我和葆玖先生并不熟悉，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说我也需要一些时间考虑考虑，主要是接触一些材料，看看我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对他的深入了解是做这部戏以后开始的。
人物周刊：深入了解之后，你脑海中出现的是什么形象？
陈凯歌：温文尔雅，对于着装、化妆总是很讲究，喜欢穿白西装，永远给人一种干干净净的印象。我觉得他是小事上糊涂、不在意的一个人，可在大事上会了了分明地做出决断。
人物周刊 ：拍摄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凯歌：最大的困难在于他是在历史上真实生活过的一个人物。拍这样一个题材肯定会有很多限制，不像拍虚构的故事自由度那么大。譬如有人说“梅孟”之间的恋情再长点就好了，可我也得顾及梅家对这事的看法。这一段，梅葆玖先生看了没有说任何话，他希望观众能了解一个真实的梅兰芳，而不是狭隘地“为尊者讳”。在这种情况下，我更觉得，我得谨慎地处理，从创作角度讲这也算是一种局限吧。
拍的时候也面对着好多的取舍。因为梅先生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是从高层到民间都给予最大关注的社会性偶像。到底表达他的什么？这是我们创作中反复摸索的事情。
黎明怎么在有限的手段和空间关系中把他的沉稳、大气、刚健、从容表达出来，也是一个难题。
黎明非常安静，和梅兰芳一样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选黎明来演梅兰芳？
陈凯歌：梅兰芳遇到很多质疑，“五四”新文化健将除胡适外没有一个不骂他的，他怎么去面对？梅先生的力量全是从他的安静里来的，他不是个大吵大闹的人，不是遇到事情就时时发作的人。
我觉得黎明身上有这样的东西。他是一个低调做事的演员，沉默地做，没有争辩，没有反驳。这是我对黎明非常尊重的地方。黎明很安静，安静地坐在那儿试装，安静地倾听，安静地表达自己对人物的感觉。他很谦虚地去跟他的京剧老师学习，听葆玖先生讲梅兰芳。按理说他已经有自己的地位，如果他精于计算，可能不会演这个角色，因为有风险。我觉得他没想这个事情。他未必不知道外界这些舆论，但他从没有提起来过。他真的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角色里面去了，把自己放进去了。
人物周刊：黎明说，拍梅兰芳，他很深的感触就是你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让演员慢慢把人物诠释到位。
陈凯歌：不是有大把大把时间，而是我得对得起这些演员，特别是黎明和孙红雷这样的演员，他们的角色都特别难拿捏，我希望他们能够精准地抓住人物。他们两个人的这条关系线，是影片当中最有价值的。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勇敢，用一种他们过去不熟悉的工作方式投入创作。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要通过他们的表演来完成，他们觉得很刺激。孙红雷跟了我差不多一年，放弃了很多物质利益、很多其他的角色。我觉得他们演得特别精确。
人物周刊：假设张国荣还在，会选择他来演梅兰芳吗？
陈凯歌：大家对张国荣和黎明的这种比较，我觉得挺自然的，其实是出于对张国荣的爱。我后来看我们拍摄的纪录片，黎明第一天拍戏，他上了妆，穿着长衫，脸色非常凝重，不断撩起自己衣服的下摆，在摄影棚的走廊里缓缓地走来走去。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愣住了，我不知情，我不知道他这么煎熬地在磨戏。那一瞬间我挺感动,也挺感激他。他面对着压力，面对着很多的怀疑，面对着内心的紧迫感，接受了这样一个角色，演了，而且演得不后悔，这证明了他是个真正的演员。
人物周刊：用明星演员是考虑到他们的市场号召力吗？
陈凯歌：我觉得他们演得挺好，我都已经忘了他们是不是明星，也很高兴有幸和他们在一块工作。
我觉得孙红雷很好，他善于作深入的内心刻画。演员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对自己有要求、不放弃，敢于去演没演过的角色，而不是在意一时一地的得失。孙红雷是个戏疯子，他为了演邱如白，放弃了很多现实利益，广告啊、高片酬啊等等，他都不接了，专心致志地去做邱如白，做这样一个戏。
京剧在中国一度是太重要了，
现在又太不重要了
人物周刊 ：《梅兰芳》很容易就让人想起《霸王别姬》，两部片子都和京剧有关，你对京剧特别有兴趣？
陈凯歌：我对（京剧）掌故比较熟，谁是什么风格、梨园界的曲文，我知道得多，就觉得这个行当里面的人，特别的生动，特别的丰富，待人处世的方式也跟一般社会上不一样，他们的世界挺封闭的。知道得越多，越觉得京剧之所以成为京剧，是有好多原因在里边的。可我不能算是一个戏迷，不熟一二百出戏是不能叫做戏迷的。京剧在中国一度是太重要了，现在又太不重要了，这就是时代的力量。
人物周刊 ：你说京剧“现在又太不重要了”，我想知道，和京剧息息相关的梅兰芳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了解他？
陈凯歌：我觉得，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很多的资源，文化的、精神的、传统的资源。一般来说，作古的人物会在两个时间段被提出来：一是国家兴盛的时候，大家会想起为此做过铺垫和贡献的人；另外就是国家遇到难处的时候。我觉得2008年是中国同时遇到这两个情况的年份。
改革开放30年结出成果，到了第一个时间点。第二个，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今年会出现这么多灾难。但这么大一个国家有些事情总归是会发生的。遇到这么大的状况的时候，中国人精神上的后备资源是什么？我们之前的人遇到了许多困难，我觉得梅兰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即使在患难中他身上也有一种力量，他的沉稳刚健和从容不迫，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国家。
人物周刊：京剧的现状是不是有点尴尬？
陈凯歌：我不觉得尴尬。我一直认为京剧是个很时尚的艺术。经过“文革”，大家都忙忙碌碌顾着别的事了，时间一长离它远了，就把这事儿给放下了，但它是很时尚的艺术，在它兴盛的时代，有一点身份的人要是不懂京剧，那是没有谈资的。今天我们叫走穴，那时候叫堂会，梅兰芳先生在堂会上的收入跟今天的著名艺人相比，是只高不低的。我们知道的很多著名演员都是梅兰芳的徒弟，你不能想象，像胡蝶这些演员都受到过梅先生的影响。
人物周刊：你有看京剧的嗜好？
陈凯歌：小时候看的频率反而比较高，因为我家离专门看京剧的一个场所很近。我小时候比较多地去看，也觉得好看。我对京剧的判断：它不是古老的艺术形式，它是很时尚的东西。它太高级了，在艺术上把虚实结合得那么好，那么写意——一根马鞭就是一匹好马，三五个人就是万马千军。一直到革命样板戏，杨子荣一上来还是一根马鞭，这东西它改不了。
京剧是从民间来的，大锣大鼓，但京剧的精髓是文人的，是高端的，这锣鼓背后它有一个很精雅的存在。过去京剧为什么那么有影响力？就因为京剧是时尚的，你在一个现代场所里感受到了最古朴最优雅的气息。那会儿我去北京的南新仓，那里的昆曲很火爆，大家都要看一看《牡丹亭》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演《牡丹亭》的不是什么大角儿，你说如果梅兰芳演《牡丹亭》，那得什么样？
人物周刊：你和梅兰芳有相同的地方吗？
陈凯歌：作为一个创作者，跟作品里面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老打这个比方：我说我是一个陶土做成的器皿，这个器皿是用来装水的，是用来装梅兰芳先生的，不是装我自己的，但没有这个器皿水也盛不起来。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关系。我是不能跟梅先生这样的人去比的，我也没有比较之心。我知道，其实我们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的一些事，梅先生多少年前就全都做过了。我认为他真是一个大人物。
這部电影说的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怕
人物周刊：你预期观众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们叫好或批评会不会影响你的判断？
陈凯歌：我希望听到自然的反应——观众看了电影自己做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最珍贵的东西。但我想很多事情自己要做出判断，不要把这个决定权最后交给别人。为什么说梅兰芳厉害？人家送他一块写有“伶界大王”的匾他坚决不接，觉得接了就会被人架起来了，就没有办法去做他想做的事了。
人物周刊：这部戏自始至终贯穿着一封信，如果可以给梅兰芳写一封信，你最想对梅先生说什么？
陈凯歌：我想跟梅先生说，我斗胆拍了一个电影是关于您的。在这部电影中间，有些是真在历史中发生过的片断，但您的情感、您的思想、您的傲骨，是加入了我自己的钦佩进去的，我不知道做得够不够好，可能不够好，那我就请梅先生多包涵我。
人物周刊：《无极》和《梅兰芳》之间的这3年，没拍片子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
陈凯歌：基本上都是在做关于《梅兰芳》的事。我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我也没有什么应酬，可以说有点深居简出。我不太上网，也不用手机，这都是比较自觉的，我不愿意跟大家说着说着话手机响了，把此刻的谈兴打断，我觉得就没意思了。
人物周刊：这种生活状态，现在来说够奢侈的。
陈凯歌：那你说像我们小时候，一个院子才有一部电话，我看也没耽误什么事啊，我觉得你可以自己选择的。今天手机24小时开机状态，明天就可能有更多加码；现在是音频的，以后变成视频的了；将来干脆在你们家安一个监视器，说我不光要知道你是否在写稿，还得知道你写的状态是否认真？（笑）
人物周刊：在这个时代，你有没有什么适应不了的事？
陈凯歌：好多事都挺不适应的。走在北京，我问这路怎么走啊，结果回答我的是一外地口音的人。北京面目全非，我挺不适应的，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些高楼大厦。我觉得该问京剧，“京剧你有什么不适应的？”京剧回答，“我身边我熟悉的这些人和事都不在了，我还孤单单地活着。”
但我想我们在《梅兰芳》这部电影里面说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怕。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让人担心的事太多了。梅兰芳对中国人说的就是，不用担心，也甭害怕，我们还行，我们能坚持。梅先生的话梅先生的状态对我是有影响的。比如我担心我孩子的学习，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我做得不够好。但是转念一想，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们的成长终归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人物周刊：今天的采访和3年前的感觉不太一样，今天你在面对我的提问时似乎有些顾虑，有些谨慎。
陈凯歌：我没什么顾虑。还是举梅兰芳的例子。梅兰芳和邱如白区别在于，邱如白认为，对付这个世界是需要技巧的，所以梅兰芳在纽约演出，谢幕八九次之后邱不让他再上去了，但梅兰芳还是走到了台上，他认为你应该用真心对大家，甚至不要在乎别人是否用真心对你。我觉得今天跟你的采访、交谈，都是真心地去回答你提出的问题，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