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军／译
　　
　　雕塑家的创作兴趣非常广泛：既有抒情的肖像、架上雕塑、纪念雕像，也有宏伟的雕塑作品。他的作品基调也同样如此，可以说，它们既有咏叹调，也有渐强音。这种特色并不单独存在，而是经常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库巴索夫在做阿尼库申的助手时，特别是在创作纪念碑《列宁格勒的英勇保卫者》以及为伟大演员尼·康·切尔卡索夫创作墓碑时其作品便已经表现出风格的确立与完善……阿尼库申赋予了学生们创造自己作品的创作冲动，特别是库巴索夫与戈列沃伊两人。师从大师并跟随其工作非但没有压制年轻人，反而促进了学生们独特风格的形成。
　　库巴索夫与戈列沃伊两人合作完成了一系列雕塑作品与设计。在卢日斯卡娅大道上空翱翔的《游击队的荣耀纪念碑》就是他们一起创作的。这座雕像耸立在一个不高的山冈上，参观者在几十公里之外都可以看到。年轻女游击队员手中的冲锋枪配有圆形子弹盘，远远看去变成了一个宗教的象征——十字架，纪念碑本身也具有神圣的意义，它被雕刻成一个手持十字架与战旗的祖国母亲形象。不仅这个形象的象征意义决定了这个把表现与隐喻结合在一起的纪念碑的基调，而且那条通往山冈、穿过纪念碑的水泥建筑物的攀升之路也具有象征意义，游击队当年曾短暂停留在这些水泥建筑物的支撑点的位置，这同样引起人们的联想。沿着大道堆放着一些有独特标记的大石块，它们代表着在这些地方作战过的游击队。它在此的喻意为痛苦的记忆体验，是对沉重的战争里程碑的认识……它使人想起为取得胜利而满布艰难与牺牲的道路。庄严而又富有浪漫气质的雕塑被理解为人类情感的体现。
　　此后的纪念碑同样具有英雄气概与独特性。首先，索契的《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碑》（1978）可以归为此类。身患绝症的作家在这座城市一直生活到1936年10月，从那以后他便被送往莫斯科。两个月后作家与世长辞。作家在新圣女公墓下葬的当天，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版发行。他上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发行量为一千万册）——曾同它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同建设者们、大学生们一起，和战时背包里的指导员的作战图，被翻译成世界上的大部分文字，并在许多国家坚定了无以计数的人的信念。
　　人各种状态的临界点在作家身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纪念碑令人信服地体现了这一点。一个行走的身影，动作艰难而含蓄，他不自然地转过身子（脊柱受损伤的人大都这样走路），高傲地昂着头。甚至那些易折、带刺的骑兵军大衣的皱褶（它们看上去也透着疼痛）也在强调重要的一点——果断与含蓄。身影富有表现力，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节以及被压缩的形象张力，所有这一切都预示此种造型风格的确立。在纪念碑里，他似乎穿越了岁月的光阴，向我们走来，他不是像盲人那样行走，而是一个明眸之人，并对其个人历史面对的时间黑暗毫不妥协。他提醒人们要诚实，有尊严与记忆，他提醒人们他在接受英国自由报纸《News Cronical》采访时所说的话：“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你身上还有最后一点生命之光。”（图2）
　　
　　按照库巴索夫的同事、知名学者、俄罗斯功勋艺术家В·А·列尼亚申院士的话说：“这种魅力如同在真正强有力的人身上一样，是含蓄的、单纯的。使库巴索夫的艺术主旨独树一帜的严肃性与哲理性，不允许他‘把激情撕成碎片’。他好像怕惊走最初的感受一样，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近其创作成果，它包含着对每一个细节珍惜的态度以及整个形象‘紧张而集中的强烈表现’。总结他的作品不能归结为逻辑公式——这种创作状态产生于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产生于把雕塑当作一种严谨而负责的艺术形式的理解之中，它被个性化阐释但依然同俄罗斯雕塑艺术的优良传统有血缘关系。”
　　艺术家的妻子维拉·亚历山大洛芙娜曾这样写道：“水瓶座的他（库巴索夫）生活在未来，他只是在现实中做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应该说，他在现实中做了很多。还能要求他再做些什么呢？但他一直准备飞向未来。他身材魁伟，体态匀称，作风严谨，甚至有点孤僻，可在他身上却没有一点儿高傲，而在同亲朋好友亲热而乐观的交往中保持的伟大人格，并不取决于“地位”与年龄。他从不向任何“大人物”与任何环境趋炎附势。维拉·亚历山大洛芙娜又想起了什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友谊。他是一个具有团队意识的人，对他来说，每一个人都拥有特定的价值，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
　　作为一个艺术家，即使在重病期间，库巴索夫也还在思考，他更敏锐地感受到时间的有限并深知它的价值。2004年2月26日，他猝然辞世。当无力使时间停顿时，他终于用思想的敏锐超越了它，那些激情展现的构思，在起飞前被感知……
　　（因篇幅所限，译文有删节——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