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暴露出一系列发展问题，以生态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弊端显著，积极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三生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流。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有助于协调区域社会发展与生态安全的重要工具，是维护陆地生态安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学术界已形成了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范式，但缺乏对其构成要素与整体格局间的相互联系等微观层面的思考，较少考虑格局构成要素的系统性与结构性。
　　本文立足于当前学术界对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拓扑结构要素与整体关系讨论的不足，基于景观生态学与复杂网络相关的理论与分析方法，以我国西南部典型的生态脆弱区——贵州省为研究区域，借助“负荷-容量”级联失效模型探索不同生态源地对于整体格局的重要性，寻找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中的脆弱节点。本文根据已有研究范式，以2015年贵州省土地利用现状为基础，从生境质量、水质净化功能、碳固定功能和土壤保持功能四方面进行生态重要性分析，并以单块面积≥10km2为筛选依据，识别出280块生态源地；借助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出750条生态廊道；基于主要交通线路对生态廊道的阻断识别出782个关键节点，构建出贵州省生态安全格局。基于复杂网络相关理论将其抽象为无权无向的生态网络，借助级联失效模型分析该生态网络的节点脆弱性，分析近期退耕还林与未来不同发展模式两种土地利用情景对生态网络的影响。结果表明：
　　(1)贵州省生态安全现状较好，重要生态区与核心生态区总面积占全省行政区总面积的38.98%，其中核心生态区面积占到全省行政区总面积的11.66%。各行政区生态资源禀赋具有明显差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拥有最多的生态源地，六盘水市境内生态源地数量最少。
　　(2)贵州省整体格局脆弱性值域为0.0251~0.2151，对应级联失效规模范围为7~60个生态源地；格局脆弱性平均水平为0.0719，对应级联失效规模为20个生态源地；格局脆弱性众数水平为0.0538，对应级联失效规模为15个生态源地，整体格局脆弱性表现出右偏的数据分布形式。因此，格局整体稳定性受到结构脆弱点的影响较为显著，对网络中的脆弱节点应当予以重点关注。
　　所有生态源地中，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167号源地级联失效规模最大，其次为位于毕节市的61号源地和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200号源地，此三处源地在所有源地中应当处于核心地位，为整体格局中的典型脆弱点。而位于毕节市的60号源地、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79源地号和位于安顺市的204号源地级联失效规模一致，源地级联失效规模最低，在整体生态安全格局中重要性最低。
　　(3)不同行政区在生态源地级联失效总规模和生态源地损失平均代价两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区域级联失效总规模最大的区域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最小的为六盘水市；而生态源地损失平均代价最高的为贵阳市，最低的为六盘水市。当出现大范围生态危机事件时(比如山火、大面积山洪爆发、地震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应位于优先保护序列，六盘水市可处于保护序列的末尾。而日常生态建设、修复等过程应当注重对贵阳市内的生态源地进行保护，六盘水市可处于靠后的考虑序列。
　　(4)“退耕还林”不会对生态源地造成显著影响，但会使得生态廊道的数量和空间位置发生改变。实施退耕还林后会造成75个生态源地级联失效效应减弱，137个生态源地级联失效效应增强，整体上并未表现出对生态安全格局的负面影响。贵州省2030年四种发展模式下，城市扩张的刚性增长边界与生态源地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重叠，但不会对生态安全格局造成显著的冲击，也不会引发显著的级联失效效应。
　　本文基于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对贵州省生态安全维护提出以下建议：
　　(1)构建差异化的生态安全建设、维护、恢复体系，以生态安全格局为基础，对各行政区的生态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确保有限的资金和物资用于区域生态安全维护的关键之处，精细化管理生态安全格局各构成要素；
　　(2)多方权衡生态退耕、耕地保护、城市发展等不同土地利用活动对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影响，以协调生态安全、粮食安全与经济增长，服务于贵州省可持续发展战略；
　　(3)严控城市增长边界，探索精明城市增长途径，提升内部挖潜力度，防止未来发展过程中弹性城市增长边界对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产生不可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