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在我国广东地区,浓厚的亲族、宗族观念导致乡村振兴面临诸多困境,这成为制约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我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期,乡村的治理与发展已经面临要素重组与改造、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相融合的新阶段,为了适应当前新阶段的发展需要,乡村治理需要更加具有合理性的解释框架,以指导具有活力的制度创新与实践。这不禁引起了我的思考:国家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治理这样的亲族、宗族观念浓厚的乡村地区?在国家——社会这个大框架下,国家应该如何处理与此类乡村的关系,从而获得良好的治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最终还是要在具体的事件上体现出来。基于此,本文借助广东省陆丰市甲镇1965-1966年“四清运动”时期的档案资料,结合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采用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对案例进行了认真分析。根据国家在应对广东省陆丰市甲镇1965-1966年间的“四清运动”中的村庄亲族网络所遇到的困境和应对措施,通过描述分析国家和乡村社会的互动,来探索研究国家改造村庄亲族网络的逻辑机制。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解决以下问题:国家在改造亲族网络时遇到了怎样的网络困境,又是如何应对的,以及取得了怎样的基层实践结果?笔者在国家一社会的分析框架之下,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角度,追溯甲镇1965-1966年“四清运动”的具体过程,从国家（工作队）和村庄亲族网络的互动中,详细分析了甲镇“四清运动”中,国家改造村庄亲族网络的困境和应对措施,以及由此产生的经验和教训,展示了国家在权力控制过程中,各方利益与策略的交汇,理性透析了各方主体在基层治理中的优劣,探讨了国家与村庄亲族网络维持平衡关系的机制,由此更加深入理解“四清运动”中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最终得出结论,村庄亲族网络对国家政权建设具有双重性,国家对于村庄亲族网络的改造要与村庄亲族网络的演进相均衡,以提供有效服务为改造村庄亲族网络的突破口,并依靠村庄亲族网络的特性重构有利于国家政权建设的网络,两者相辅相成,这样才能实现国家与地方的共赢。国家对村庄亲族网络进行建构、尊重和保护,才有可能实现两者良性互动,同时也为正确对待亲族网络提供了理性认识,以化解社会矛盾,进一步推进广东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