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重点强调提质增效、稳中求进,对各行各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变革。我国企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要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在自身经营发展中求“稳”,高质量的投资决策必不可少。但实际上,我国企业投资往往缺乏合理性,投资非效率情况普遍存在,以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主要表现形式。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产生的原因、治理方式等一直以来都是实务界以及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投融资往往密切相关,企业要合理安排投资需要资金的筹集,根据融资优序理论,负债是首要外部融资选择,国内学者往往对银行信贷更感兴趣。而商业信用融资也是企业重要的负债来源,它在商品交易过程中自发形成,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早的外部融资方式。因此,本文将商业信用融资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对这两者的关系以及其在不同市场地位和产权性质情况下的表现进行研究。本文采用规范性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假设,选取2014-2018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运用Richardson（2006）投资效率残差模型计算出样本公司的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情况,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商业信用融资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市场地位及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这种关系的作用差异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商业信用融资能够缓解企业投资不足,但会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2）在市场地位高的企业中,商业信用融资对过度投资的加剧作用和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都更加明显;（3）在国有企业中,商业信用融资对过度投资的加剧作用更明显;（4）在非国有企业中,商业信用融资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更强烈。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两种形式分别的作用机理,以及在市场地位和产权性质不同企业中差异表现的原因,丰富了企业投融资相关理论;从实践上,研究成果为我国企业优化融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宏观调控与规范企业商业信用行为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合理建议。